郭陽：“欲亡其國，必先滅其史”，西方如何文化圍剿俄羅斯？——俄烏衝突中的認知戰（二）

編者按：俄烏衝突三年來，在戰場硝煙的背後，一場無形的認知戰也在悄然展開。美西方與烏克蘭聯手，通過信息操控、輿論引導和心理戰術，試圖在全球範圍內塑造對俄羅斯的負面印象，削弱其國際地位與影響力。

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不僅關乎戰場上的勝負，更是一場關於真相、信任與意識形態的較量。也讓我們看到：認知戰——已成為現代衝突中不可忽視的新維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觀察者網特別推出“俄烏衝突中的認知戰”系列文章，多角度解讀這一新型作戰方式，提供借鑑。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郭陽】

2025年2月24日，俄烏軍事衝突三週年。三週年之際，硝煙未散的戰場正上演着一場更隱蔽的戰爭——認知-敍事空間的“暗戰”。這場由北約東擴引發的對抗，早已突破傳統軍事邊界，化作改變世界格局的催化劑。

西方還把這場認知戰爭打出了組合拳：歷史學家被動員起來改寫斯拉夫文明史，沙皇雙頭鷹符號和“侵略基因”強行綁定；社交媒體上偽造的陣亡士兵遺書像病毒一樣傳播，在俄羅斯母親們心中種下懷疑的種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里，東正教堂申遺變成地緣博弈籌碼。更致命的是西方發明的“認知雙標”——當歐洲開着俄羅斯天然氣供暖時，卻要求非洲國家與俄文化“割袍斷義”。

在波羅的海連接俄羅斯和德國的“北溪1號”天然氣管道 路透社

可以説，這場由美西方發動的“認知閃電戰”，真正改變了戰爭的形態，也正在重塑世界認知版圖。

一、西方認知作戰與敍事爭奪的核心邏輯：以價值觀為武器

1.核心敍事框架：“民主自由“與“專制獨裁“的二元對立

俄烏衝突爆發後，美西方勢力將其包裝成一場“民主”“自由”“人權”與“專制”“獨裁”對抗的價值觀之戰，試圖簡化這一複雜的地緣政治衝突，以“正義”的外衣誤導國際輿論，為自身政治操弄和利益算計尋找藉口。他們通過意識形態敍事，合理化對烏克蘭的支持，掩蓋其背後的深層動機。

（1）“民主對抗獨裁”的定性：美國官方的意識形態敍事

美西方將烏克蘭塑造成“為自由與民主抗爭的小國”，而俄羅斯則被描繪為“踐踏國際秩序的獨裁國家”。拜登政府多次公開使用強烈的意識形態語言強化這種對立。2022年3月，拜登在國情諮文中稱普京為“獨裁者”和“戰犯”，並將俄烏衝突定性為“民主國家抵抗獨裁者的鬥爭”。同月，他在波蘭的演講中更是將衝突上升為“全球民主與獨裁”之間的較量，呼籲民主國家團結一致對抗“獨裁野心”。

“布恰事件”發生後，拜登進一步升級言辭，指責普京是“暴虐專制的代名詞”，將事件定性為“獨裁統治對自由的直接攻擊”。這些煽動性的表態不僅強化了意識形態對抗，也將俄烏衝突外溢為全球陣營化對抗的象徵。

（2）“防禦民主”的話術：北約與歐盟的政策框架

2022年2月底，北約和歐盟28國推出一系列制裁措施，包括凍結俄央行資產、封鎖能源貿易等，並迅速將對俄製裁和對烏援助上升到價值觀層面，稱其為“民主國家對抗威權主義的責任”。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和歐盟主席馮德萊恩，就多次強調這種“民主對抗獨裁”的敍事。

在援烏問題上，美西方將軍事援助包裝為“保衞民主”的正義行為。2022年3月，美國通過《烏克蘭民主防衞租借法》，將軍事支持納入“保衞民主”的框架。布恰事件後，西方更是將援助解讀為“維護人權與正義”的實踐，以道德衝擊力為其軍事支持辯護，避免因火上澆油的行為遭受爭議。

（3）“為自由而戰”的烏克蘭形象塑造

西方媒體通過塑造烏克蘭的正面形象，強化其“民主堡壘”的角色。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成為這一敍事的重要“演員”。他頻繁通過公開演講和媒體露面，將烏克蘭描繪為“自由與民主”的象徵，被西方媒體稱為當代“丘吉爾”。《時代》週刊更是將其評為“年度人物”，稱其“象徵民主的韌性”。

澤連斯基當選《時代》雜誌2022年度風雲人物

2022年12月，澤連斯基訪問華盛頓，在美國國會演講時表示：“這場戰爭不僅是為了烏克蘭的自由，也是為了全世界的自由。”隨後，美國宣佈捐贈價值18億美元的軍事設備。這種形象塑造不僅動員了西方公眾支持烏克蘭，也為持續援助提供了道德依據。

（4）價值觀綁架：對中立國家的輿論施壓

美西方利用其話語權優勢，通過“民主”“獨裁”的二元對立敍事，向中立國家施壓，試圖迫使它們選邊站隊。這種手段無視俄烏衝突背後的複雜因素，簡單粗暴地貼標籤、搞劃分，對中立國家形成了明顯的輿論壓力。

中立國家希望通過和平談判解決衝突，但美西方卻利用意識形態綁架，試圖將它們納入自己的陣營，破壞了國際社會的多元性與和諧性。這種做法不僅干擾了中立國家獨立自主地開展外交活動的能力，也不利於俄烏衝突的和平解決。

因此，美西方通過將俄烏衝突簡單化為“民主對抗獨裁”，試圖掩蓋其深層的政治動機。這種敍事方式不僅在國際輿論場上製造分裂，也通過意識形態包裝合理化其對烏克蘭的支持，進一步激化了矛盾。而對中立國家的施壓更是破壞了國際社會的正常外交秩序，阻礙了和平解決衝突的可能性。

2. 西方敍事爭奪與認知作戰的傳播手段

俄烏衝突爆發後，西方通過社交媒體、文化產品和學術話語等多維傳播手段，構建起以“民主對抗專制”“自由世界對抗侵略者”為核心的敍事框架，將這場複雜的地緣政治衝突包裝為“現代版冷戰”，以服務其地緣戰略目標。

（1）社交媒體平台——敍事爭奪的主戰場

西方充分利用社交媒體（如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通過官方賬號、意見領袖（KOL）和算法推薦等方式，傳播偏向性敍事，影響公眾對俄烏衝突的認知。這些平台本應秉持客觀公正，卻成為西方宣揚特定立場的工具。通過片面呈現事實甚至編造虛假信息，西方將衝突簡單化為“正義與邪惡”的對抗，引導國際輿論向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

與此同時，西方還通過封禁異見聲音構建“信息鐵幕”。歐盟率先封禁俄羅斯官方媒體Sputnik和RT電視台，美國主流社交平台緊隨其後，以“傳播虛假信息”為由刪除大量涉俄賬號和內容，全面限制俄羅斯的發聲渠道。同時，西方媒體即使存在虛假報道也未受同等審查。例如，推特對俄官方賬號加警示標籤並限流，但BBC、CNN等西方媒體卻能正常傳播。

此外，西方通過官方賬號與KOL協同傳播，強化單一敍事。2022年3月，白宮召集30位TikTok網紅召開吹風會，要求他們按照官方口徑傳播烏克蘭危機的“正確敍事”，通過短視頻和直播形式塑造烏克蘭“抗俄英雄”形象，將澤連斯基打造成好萊塢式英雄，強化“大衞對抗歌利亞”的敍事模式。西方政要也與社交平台聯動，通過算法精準推送反俄內容，形成“信息轟炸”效應。

在傳播過程中，西方還大量使用虛假信息和雙標敍事。例如，《紐約時報》將烏克蘭極右翼民兵組織“亞速營”美化為“最勇猛的戰士”，卻忽視其“新納粹”背景。同時，移花接木的虛假敍事屢見不鮮，如一段“烏克蘭父親送別女兒躲避俄軍”的視頻，實際是頓巴斯民眾撤離至俄羅斯的畫面，卻被用作反俄宣傳。算法傾斜進一步助推偏向性內容，例如推特限流“我支持普京”標籤，卻將“支持烏克蘭”推上熱搜。

澤連斯基個人也充分利用社交媒體，通過視頻演講、情感化描述和碎片化傳播，強化其“國家英雄“”形象。他將戰爭框架化為“捍衞民主自由”的全球鬥爭，吸引西方公眾關注的同時掩蓋了衝突的複雜原因，如北約東擴和地緣競爭等。

（2）文化產品——將俄烏衝突包裝成“現代版冷戰”

作為重要的傳媒方式，影音賽道也不可避免地牽涉其中。西方通過影視作品、紀錄片和新聞報道，進一步強化“民主對抗專制”的敍事框架，將俄烏衝突包裝為“現代版冷戰”。

在紀錄片和新聞報道中，烏克蘭被塑造成“弱小的民主國家”，而俄羅斯被描繪為“軍事巨人”，強化“大衞與歌利亞”的悲情英雄形象。例如，BBC和CNN拍攝了《基輔保衞戰》《馬裏烏波爾圍城》等專題紀錄片，通過選擇性鏡頭和情感化剪輯，將複雜的地緣政治衝突簡化為“善惡對立”，甚至使用移花接木的畫面（如敍利亞戰爭中的兒童受傷片段），以增強對俄負面形象的渲染。

《基輔保衞戰》紀錄片截圖

Netflix推出的紀錄片《烏克蘭：自由之戰》（Ukraine: Fight for Freedom）則將俄烏衝突與冷戰時期的“自由世界對抗蘇聯擴張”類比，強調北約東擴的“正當性”，並將俄羅斯塑造成“新蘇聯”的威脅。影片通過歷史檔案與當前衝突的交叉剪輯，例如穿插蘇聯入侵阿富汗的鏡頭，暗示俄羅斯的“帝國野心”與蘇聯擴張一脈相承，強化“歷史重演”的敍事。

學術成果與政治學話語方面，西方智庫和學者也將俄烏衝突納入“文明衝突論”框架，通過學術出版物和媒體評論重構歷史敍事。一些學者淡化北約違背對俄安全承諾的事實，轉而強調俄羅斯的“侵略性擴張”。如哈佛大學研究員發表的《俄羅斯與西方的文明斷層》一文，將衝突歸因於“東正教文明與西方自由民主的不可調和性”，呼應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進一步強化意識形態對立。

通過社交媒體、影視作品和學術話語的多維聯動，西方成功將俄烏衝突塑造為一場“現代版冷戰”，以服務其地緣戰略目標。然而，這種敍事忽視了衝突背後的複雜歷史與現實因素，加劇了對立與分裂。正如《亞洲時報》指出，西方通過“虛假信息風暴”掩蓋自身在衝突中的角色，最終可能因“自我反噬”而陷入霸權衰落的困境。

二、抹黑俄羅斯文化與歷史：削弱民族認同與國際影響力

1. 以敍事操弄歪曲俄羅斯歷史文化的手段

俄烏衝突爆發後，西方通過歷史敍述重塑、文化符號污名化等多種手段，試圖削弱俄羅斯的文化認同與國際話語權，將俄羅斯塑造成“擴張主義”的代名詞。這種“文化戰”不僅服務於地緣政治目標，還旨在重塑歷史記憶與民族認同。

（1）歷史敍述的重塑

如前所述，西方通過操控歷史敍事，將俄羅斯的文化傳統與“擴張主義”掛鈎，試圖削弱其國際文化認同。

系統性指控與標籤化。2025年1月，歐洲議會通過一項決議，指責俄羅斯“偽造歷史”為侵略辯護，稱其試圖抹殺烏克蘭的文化和歷史身份。西方輿論將俄羅斯的軍事行動與蘇聯時期的擴張政策相捆綁，暗示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擴張基因”，並將其歷史解釋與“犯罪行為”直接關聯，以此削弱俄羅斯的國際話語權。

構建“擴張敍事鏈”。西方評論常將俄羅斯的地緣訴求與蒙古金帳汗國、沙俄帝國的“擴張傳統”掛鈎，認為其“緩衝地帶”戰略是歷史延續的必然結果。雖然部分學者批評這種簡單類比，但西方媒體通過強化“俄羅斯威脅論”，將其塑造成“永恆的擴張者”，忽視了歷史背景的複雜性。

雙標敍事與歷史符號武器化。西方批評俄羅斯的同時，卻迴避自身殖民歷史，借“人權”“主權”之名塑造反俄敍事。甚至將俄烏衝突與“納粹擴張”類比，卻忽視烏克蘭極右翼組織“亞速營”的新納粹色彩。通過這種雙標敍事，西方構建了“反俄正當性”。

美國解除向烏“亞速營”提供武器禁令華盛頓郵報

打壓俄羅斯歷史話語傳播。歐盟封禁俄羅斯媒體Sputnik和RT電視台，YouTube刪除涉俄頻道，推特為俄官方賬號貼上“政府附屬媒體”標籤，同時扶持“流亡俄羅斯獨立媒體”，通過資金和流量傾斜推廣符合西方價值觀的歷史解讀，削弱俄羅斯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通過官方決議、媒體操控和學術話語權壟斷，西方將俄羅斯歷史簡化為“擴張主義”的連續體，為對俄製裁和軍事幹預提供“道德依據”，卻暴露了其選擇性正義的本質。

（2）文化符號的污名化

西方與烏克蘭通過文學曲解、藝術剝離、語言清洗等手段，試圖解構俄羅斯文化的整體性，削弱其文化認同。

文學經典的政治化重構。西方學者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曲解為“俄羅斯民族暴力傾向的心理投射”，並與俄軍行動強行關聯。烏克蘭部分高校將陀氏作品移出課程，改為“烏克蘭民族作家專題”，甚至將普希金的《致大海》標註為“黑海沿岸國家共同文化遺產”，模糊其俄羅斯屬性。基輔更以烏克蘭詩人舍甫琴科的雕像替代普希金雕像，通過物理空間改造重塑文化記憶。

音樂藝術的身份剝離。俄羅斯著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成為首要目標，慕尼黑愛樂樂團在演奏《天鵝湖》時刪除作曲家國籍，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將《胡桃夾子》改編為“烏克蘭民間童話版本”。西方音樂學界刻意強化蘇聯作曲家普羅科菲耶夫的“烏克蘭裔”身份，弱化其與俄羅斯文化的關聯。

語言教育的文化清洗。烏克蘭立法禁止學校使用俄語教材，部分圖書館甚至焚燬俄語兒童讀物。與此同時，俄軍佔領區則強制推行俄語教材，雙方通過教育系統爭奪文化解釋權。烏克蘭教科書將文學家果戈裏定義為“烏克蘭民族作家”，稱其俄語創作是“帝俄文化壓迫的產物”，割裂其與俄羅斯文學傳統的聯繫。

烏克蘭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禁止在學校課程中使用俄語

動物符號的污名化。國際貓科動物聯合會將“西伯利亞貓”更名為“歐亞森林貓”，刪除其地理標識，被俄方指責為“文化剽竊”。西方環保組織則將俄羅斯北極科考活動與“破壞北極熊棲息地”掛鈎，借生態保護議題批判俄羅斯的北極戰略。

文化遺產的敍事爭奪。烏克蘭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基輔羅斯—烏克蘭文明起源”申遺項目，試圖切斷俄羅斯對東斯拉夫文明正統性的宣稱。俄方則以諾夫哥羅德考古發現反擊，強調斯拉夫文化的延續性。同時，西方學者將聖彼得堡滴血大教堂的馬賽克藝術歸類為“拜占庭復興風格”，否定其作為俄羅斯傳統建築的獨創性。

通過歷史敍述重塑、文學曲解、藝術剝離、語言清洗和符號污名化等手段，西方與烏克蘭試圖解構俄羅斯文化的整體性，將其塑造成“擴張主義”的象徵。這種“文化戰”不僅服務於當前的地緣政治目標，更着眼於爭奪文明解釋權，試圖通過重塑歷史記憶削弱俄羅斯的國際文化認同。然而，這種敍事忽視了歷史的複雜性，暴露了西方選擇性正義和文化霸權的本質。

2. 輿論攻擊對俄羅斯國內社會的影響

俄烏衝突以來，西方與烏克蘭通過輿論攻勢試圖削弱俄羅斯國內民眾對政府的支持，並製造文化認同危機，以動搖其社會穩定和國家認同。這種攻勢不僅涉及信息傳播，還通過歷史解構、民族挑動和文化孤立等手段，逐步侵蝕俄羅斯的文化自信。

（1）削弱國內民眾對政府的支持

西方與烏克蘭利用多維輿論策略，試圖在俄羅斯國內製造反戰情緒，削弱民眾對普京政府的信任。

放大反戰聲量。西方媒體與烏克蘭情報機構引用俄羅斯國內民調數據，宣稱“反戰是主流民意”。2023年12月的一項民調顯示，74%的俄羅斯民眾希望立即停戰，這一數據被廣泛解讀為“普京政權失去民心”。同時，西方通過傳播俄軍傷亡數據（如英國軍方聲稱俄軍傷亡超30萬）和戰爭代價的敍述，刺激民眾對戰爭持久化的不滿。

俄羅斯民眾對特別軍事行動的支持程度

渲染動員與民生壓力。普京簽署擴軍法令後，西方迅速將其解讀為“戰爭泥潭”的標誌。烏克蘭通過社交平台傳播俄軍家屬抗議、前線士兵艱苦條件等內容，利用短視頻渲染“無意義的犧牲”，在俄羅斯年輕羣體中引發共鳴。第聶伯河戰役失利後，烏克蘭無人機襲擊畫面被剪輯傳播，加劇了民眾的厭戰情緒。

滲透本土信息渠道。烏克蘭通過黑客攻擊和虛假賬號，在俄羅斯論壇和社交媒體中植入反戰內容，如偽造“陣亡士兵遺書”，聲稱“為普京的野心送命”。儘管俄官方迅速刪除相關內容，但短期內仍引發廣泛討論。此外，西方資助的獨立媒體（如Meduza）持續報道俄軍腐敗、裝備短缺等問題，激發公眾對政府管理能力的質疑，進一步瓦解民眾的信任。

（2）製造俄羅斯內部的文化認同危機

西方與烏克蘭通過解構歷史敍事、挑動民族矛盾和塑造文化對立等手段，試圖削弱俄羅斯的文化認同和國家凝聚力。

解構歷史敍事。烏克蘭推動國際學界重新解讀《佩列亞斯拉夫條約》，強調其“被迫簽訂”的性質，否認俄羅斯對烏克蘭領土主張的歷史合法性。西方智庫則將俄多民族聯邦制描述為“帝國遺產”，暗示其內部民族結構存在分裂隱患，以動搖俄羅斯以斯拉夫文化為核心的國家認同。

激化民族矛盾。西方與烏克蘭針對俄羅斯少數民族聚居區傳播“去中心化自治”理念。例如，2024年韃靼斯坦社交媒體上流傳偽造的“強制徵兵配額”文件，聲稱“韃靼青年被故意派往前線充當炮灰”，儘管俄政府闢謠，但喀山仍爆發抗議。西方媒體還渲染車臣軍隊傷亡率較高，暗示政府通過“消耗少數民族”維持戰爭，進一步挑動民族對立。

批判核心文化價值。烏克蘭推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俄羅斯東正教堂移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指控其“象徵擴張主義”。美國媒體則稱俄羅斯“勝利日閲兵”已異化為“戰爭動員工具”，試圖割裂俄羅斯民眾對傳統文化的情感紐帶，削弱政府凝聚共識的能力。

塑造“文明孤島”形象。西方利用國際組織邊緣化俄羅斯文化話語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將俄語定義為“衝突地區壓迫性語言”，支持烏克蘭在俄控區強推烏克蘭語教育。歐盟暫停“俄羅斯文化年”項目，大英博物館下架俄羅斯文物展覽，試圖強化“俄羅斯與文明世界對立”的認知。

儘管西方輿論攻勢猛烈，但由於俄羅斯社會的文化韌性，整體效果有限。普京政府通過立法強化“歷史真相保護法”，嚴懲“詆譭衞國戰爭”行為，同時加強海外俄語文化推廣，並利用戰爭動員強化“斯拉夫兄弟情誼”敍事。

然而，長期制裁導致的文化資源匱乏，以及年輕羣體對西方文化的親近，仍為文化滲透提供了突破口。2025年初民調顯示，18-30歲俄羅斯青年中，23%認為“俄羅斯文化過於封閉”，較戰前上升9個百分點。由此可見，西方通過歷史解構、民族挑動與文化孤立形成的綜合效應，正在逐步侵蝕俄羅斯的文化自信，為長期意識形態對抗埋下伏筆。

3. 國際社會對俄羅斯文化認知的變化

自俄烏衝突爆發以來，西方與烏克蘭通過解構俄羅斯歷史、否定其文化價值等手段，掀起了一場意識形態戰爭。這場“文化圍剿”不僅在地緣政治層面對俄羅斯形成壓力，也通過國際話語權的操控，深刻影響了第三世界國家和中立國家對俄羅斯文化的認知。

西方的文化打壓策略通過學術、媒體等渠道，將俄羅斯歷史與文化污名化，令一些國家對俄羅斯的“解放者”形象產生質疑。尤其是曾經歷殖民的國家，容易將俄羅斯的軍事行動與殖民歷史相提並論，削弱對其文化認同。例如，東南亞國家在引進俄羅斯文藝作品時日益謹慎，以避免捲入意識形態爭議。這種敍事進一步強化了“俄羅斯文化=侵略工具”的刻板印象。

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對俄羅斯的文化認知呈現兩極化。一方面，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基於反西方霸權立場，採取“去道德化”視角解讀衝突。例如，印度外長直指西方制裁的雙重標準，並以推動本幣結算機制反擊美元霸權，這種務實態度隱含對俄羅斯文化韌性的認可。另一方面，非洲部分國家受西方媒體影響，將俄羅斯視為“新殖民者”，如南非媒體引用西方智庫觀點，指責俄非合作是“資源掠奪”，削弱了俄羅斯的文化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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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方文化打壓的雙重標準也引發了部分中立國家的反思。比如，歐盟一邊大量進口俄天然氣，一邊要求發展中國家切斷與俄文化的聯繫，這種矛盾被印尼學者批評為“文化殖民的延續”。中東國家也因自身在文化主權問題上的遭遇（如法國“頭巾禁令”），與俄羅斯形成隱性同盟。沙特、阿聯酋等國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反對將俄語定義為“壓迫性語言”，正是對西方文化霸權的反擊。

面對文化圍剿，俄羅斯積極展開文化外交，通過“俄羅斯世界”基金會向拉美、中東等地推廣俄語教育和傳統藝術。例如，2024年莫斯科大劇院在阿根廷巡演時，將歌劇《鮑里斯·戈杜諾夫》解讀為“反抗外部干涉的史詩”，迎合了當地反美情緒，贏得廣泛共鳴。此外，俄羅斯還藉助金磚機制、上合組織等平台，將文化敍事與“多極化”理念綁定。2024年金磚峯會上，普京提出建立“非西方文明數字圖書館”，直接回應西方對俄歷史敍事的抹殺，獲得巴西、埃及等國支持。

短期內，西方的文化打壓加劇了國際認知的分裂，但長期來看可能催生兩大趨勢：一是第三世界國家在“去西方中心化”浪潮中，更傾向於多元文化共存理念，俄羅斯或因此被重塑為“反霸權文化代表”；二是西方文化霸權的濫用可能激發新興國家的警惕，推動南南文化合作機制的形成。例如，印度與俄羅斯合拍的電影《恆河與伏爾加》，通過展現兩大文明的對話，嘗試構建非西方視角的歷史敍事。

總之，俄烏衝突中的文化戰已超越地緣政治，成為全球意識形態秩序重構的催化劑。第三世界國家對俄羅斯文化的認知變遷，折射出對西方單極話語體系的反思與突圍。未來，俄羅斯能否將軍事衝突轉化為文化影響力的增長，關鍵在於其是否能超越對抗敍事，打造普適性的文明對話框架。

三、中國的輿論環境與敍事滲透防範策略

俄烏衝突爆發以來，西方憑藉強大的輿論機器，以偏向性敍事主導國際輿論，將衝突定義為“民主對抗威權”，這不是基於是非曲直，而是服務於其利益訴求。這種“敍事滲透”手段也多次在涉台、涉疆、南海問題上針對中國，因此，這些操作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警示：未來，西方可能複製類似伎倆對中國構建負面認知，妄圖通過國際輿論孤立中國。

污名化中立立場。針對中國在俄烏衝突中的中立立場，西方將其曲解為“投機”甚至“不道德”，抹黑中國“援助俄羅斯”等謠言層出不窮。未來，這種邏輯可能被應用於台海、南海問題，將中國維護主權的正當行動污名化為“破壞國際規則”，試圖通過“價值觀同盟”構建對話語圍堵。

推廣“代理人戰爭”邏輯。西方在俄烏衝突中將烏克蘭打造成“民主防線”的象徵，這種“代理人戰爭”模式可能被複制到台灣問題上。例如，美國通過軍售與外交支持，將台海局勢渲染為“自由秩序對抗威權擴張”的象徵，試圖國際化台灣問題，加劇地區緊張局勢。

削弱中國在國際機制中的話語權。西方操控包括聯合國和北約在內的多邊平台，邊緣化非西方國家的聲音，這種策略可能被用於全球治理場景。中國在“一帶一路”“金磚合作”等領域的倡議則可能被污名化為“新殖民主義”或“威權擴張”，從而削弱中國在氣候、貿易等國際議題上的話語權。

分化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西方通過“民主vs威權”的二元敍事，試圖離間中國與全球南方的合作。例如，他們可能以“債務陷阱”“資源掠奪”等藉口，污衊中國在非洲、拉美的經貿關係，迫使這些國家選邊站隊，阻礙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深層次合作。

意識形態化經濟與技術議題。在俄烏衝突中，西方將能源、供應鏈等問題高度政治化。例如，美國推動歐洲切斷對俄能源依賴。未來，類似的邏輯可能在中美技術競爭中上演，通過炒作中國在AI、量子計算等領域的技術突破為“威權技術威脅”，推動盟友組建針對中國的技術封鎖聯盟。

這一連串“敍事操控”警示中國需強化敍事自主權，通過深化與全球南方的南南合作、藉助多邊平台設置議題，打破西方“話語霸權”。只有主動塑造自身國際形象，中國才能在複雜的輿論戰中穩住國際影響力與戰略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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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衝突的經驗教訓清晰表明，被動回應只會陷入“解釋陷阱“。中國必須以主動塑造故事的方式，通過文化軟實力、議程設置、發展合作等手段，賦予全球更多選擇，鑄造兼具包容性與現實利益的中國敍事。從“中國故事“到“世界話語“的跨越，中國需要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義全球“敍事戰場“的規則邊界。

俄烏衝突暴露了西方通過“話語霸權”塑造單一敍事的慣用手法，也展現出發展中國家對這一體系的反思。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也需要依託“一帶一路”及多邊合作機制，推動多元包容的全球敍事，打破西方認知壟斷。這不僅能抵禦西方的輿論滲透，也為重塑國際話語權提供了重要機遇。

結語：新時代國際敍事爭奪中的中國角色

三年的俄烏軍事衝突不僅改變了全球地緣政治和安全格局，還揭示了西方“話語霸權”的深層運作邏輯。美西方與烏克蘭將這場衝突塑造成“民主自由”對抗“專制獨裁”的價值觀之戰，通過選擇性敍事、議題設置、道德標籤化、認知戰等手段掌控輿論方向，將複雜的地緣矛盾簡化為“善惡之爭”。他們刻意“去歷史化”，掩蓋北約東擴和大國博弈等深層原因，通過渲染“俄羅斯威脅”強化對歐洲的控制，同時獲益于軍火貿易和能源出口，形成“戰爭經濟”鏈條。

儘管這種敍事表面上強化了西方陣營的“凝聚力”，卻也暴露了其長期以來的雙重標準，擾亂了國際對俄烏衝突的正確認知，加劇了輿論場中的偏見，對第三世界國家和中國造成不良影響。但這些操作客觀上也推動了全球多極化格局的加速形成。

在此背景下，中國需保持戰略定力，避免陷入陣營對抗，既堅持主權原則，又深化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對西方“話語霸權”，需主動出擊，藉助多元平台講好中國故事，展示和平發展理念和全球貢獻，爭取國際社會的理解與支持。同時，通過提升公眾的信息素養和辨別能力，構築起堅固的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防線，共同維護國家利益和國際形象，為應對長期輿論挑戰奠定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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