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孟宸:人工智能時代,戰爭形態是否會徹底改變?——俄烏衝突中的認知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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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俄烏衝突三年來,在戰場硝煙的背後,一場無形的認知戰也在悄然展開。美西方與烏克蘭聯手,通過信息操控、輿論引導和心理戰術,試圖在全球範圍內塑造對俄羅斯的負面印象,削弱其國際地位與影響力。
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不僅關乎戰場上的勝負,更是一場關於真相、信任與意識形態的較量。也讓我們看到:認知戰——已成為現代衝突中不可忽視的新維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觀察者網特別推出“俄烏衝突中的認知戰”系列文章,多角度解讀這一新型作戰方式,提供借鑑。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白孟宸】
面對澤連斯基的不合作,美國開始動用各種手段,持續施壓烏克蘭。據路透社2月22日報道,如果美烏雙方未達成礦產協議,美方可能切斷星鏈服務——對於烏克蘭來説,這將是致命的。儘管這一消息隨後遭到馬斯克的闢謠,但已經足以暴露出烏克蘭在這場現代化戰爭中的脆弱性。

星鏈
但在一年前,西方媒體可不是這麼説的。2024年2月,《時代》週刊曾撰文指出,歐美科技巨頭將烏克蘭變成“人工智能”戰爭實驗室。彼時大批學界和媒體分析師都得出判斷:烏克蘭將憑藉西方提供的先進裝備和技術,在戰場上徹底壓倒俄羅斯。
一年過去了,俄烏衝突對裝備研發和國際軍援軍貿市場的示範和指導作用,在諸如阿布扎比防務展這樣的國際軍貿展會上遍地開花,人類對未來戰爭的想象,已經從鋪天蓋地地戰機、坦克和炮彈導彈變成了遮天蔽日的巡飛彈、機器狗甚至是無人艇。
如果我們仔細看看戰場和市場,就會發現人工智能、大數據和無人化這些概念並沒有讓“坦克”“飛機”“大炮”們失業,反而是成為了他們的能量放大器,也許War Never Changed。
舊瓶新酒,信息為王
沒有任何一項技術、任何一種武器,是在戰場上憑空出現的,從冷兵器時代的弓、矛、斧、錘到如今的坦克、火炮、戰機、軍艦,無一例外皆是“轉職”“跨界”而來。我們很難想象自己從沒見過的東西,總得有些現實基礎。
俄羅斯Shturn實驗室項目順理成章地拿出了無人駕駛版本的T-72和BMP步戰車;美俄也開始研發和測試全無人化地間瞄火力單元,過不了多久,無人化的自行火炮和火箭炮就可能支援其他空中和地面無人作戰平台,讓戰線上徹底變成“無人之地”。
隨之而來的是,戰場透明度已不再完全取決於前線偵察兵的數量,當烏克蘭農民用手機拍攝俄軍車隊位置上傳至Diia政務App時,當美國太空軍通過AWS雲平台即時分析亞美尼亞上空的合成孔徑雷達影像時。算力集羣對各種渠道蒐集而來的TB乃至PB級異構數據的自動清洗能力,決定了戰場信息的獲取能力上限。這種數據驅動的戰爭模式,正將傳統軍事優勢的定義權從鋼鐵洪流轉向比特洪流。

Diia
不過,更關鍵的是,各類無人“參謀”“顧問”進入指揮鏈條參與軍事決策,使得大量採用日常生活中各類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服務軟件技術的信息化指揮系統,變得更為扁平化和去中心化。
俄羅斯在俄烏衝突爆發前,打造了自己的NDMC國防管理中心繫統,目標是實現海陸空天電多域情報和數據共享,讓最基層作戰單位獲得的情報信息經過人工智能的分析評估後,直接反饋給指揮鏈頂層。
戰爭爆發後,烏克蘭在Brave1政府協調平台主導下,建立了名為Griselda的情報數據庫,號稱能夠自主處理來自衞星、無人機甚至黑客和社交媒體平台爬蟲抓取的海量情報。
烏克蘭方面在西方相關企業的支持下,將Uber等流行叫車軟件的底層邏輯融入地面作戰火力打擊體系中,產生了“炮兵指揮地理信息系統GIS Arta”,烏方經常將其直接稱為“Uber炮兵版”。在系統中火力支援平台類似“運營車輛”,而作戰單位則利用各類傳感器和終端,將需要打擊的目標在Delte戰鬥管理系統這樣統一的地理信息系統中進行標定。系統將綜合各火力支援平台反饋的座標和任務量,提出劃定哪些平台最適合對某一具體目標進行打擊。

GIS Arta
烏方宣稱使用這套系統之後,從捕獲目標到執行火力打擊所需要的時間可能縮短到30~45秒,更有效的信息數據,讓彈藥消耗節省了30%。完成射擊的火力打擊平台還可以在系統的支持下,在俄方反制火力打擊範圍的間隙,轉移到下一個射擊陣地。
當然,這套看似便捷的系統背後,是各種可見和不可見的優勢。首先,烏方需要藉助各種前線情報收集節點,無人機、無人地面作戰平台,一線官兵攜帶的目標指示器等必須接入到一個擁有足夠上下行帶寬且擁有一定抗干擾能力的無線網絡,才能保證目標數據信息情報能按時、準確地傳遞,這也是星鏈這樣技術真正能影響戰局的意義所在。
而且,烏軍自身能控制的平台很難覆蓋戰線後方50千米以上的縱深。額外構建如烏克蘭稱為“戰場谷歌”的Delta系統在內的高程信息在內的戰場座標系,自然也離不開北約體系各類衞星的支持。北約在俄烏衝突區域附近24小時巡弋的空中平台,也會補充天基網絡的不足,為烏克蘭獲得憑藉自身能力無法獲取的各類情報,並維持戰場數據鏈的穩定。
相比之下,進入到單兵、單車、單炮、單機遊動作戰這樣的人機交互場景,俄烏雙方的人工智能“不佔名額成員”更多在視距外交戰場景中被使用。
例如烏克蘭方面宣稱2024年“凱撒”卡車炮,已經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技術,在幾秒鐘綜合氣象環境和目標數據,在幾秒鐘內完成測地諸元解算和調炮,在不需要炮班人員干預的情況下,兩分鐘內完成進入陣地、放列、裝填、瞄準、開火、撤出陣地這一系列步驟。當然,從美俄公佈的信息來看,在坦克裝甲車輛甚至步兵常見的直瞄射擊場景中,雙方都試圖用人工智能幫助更快地發現無人機、地雷等較容易被忽略的目標。
俄烏衝突中網絡攻擊和電子戰等新型作戰方式,也對傳統戰爭模式帶來了多方面的挑戰:網絡攻擊和電子戰不受地理限制,能夠在全球範圍內實施,使得戰場從物理空間擴展到虛擬空間,傳統的前線與後方概念被打破。通過社交媒體、虛假信息和深度偽造技術,信息戰成為關鍵手段,影響公眾輿論和敵方士氣,傳統軍事行動的效果被信息操控所放大或削弱。
而且網絡攻擊和電子戰成本較低,但效果顯著,使得非國家行為體和小國也能對大國構成威脅,傳統軍事力量的優勢被部分抵消。網絡攻擊和電子戰能夠即時進行且難以追蹤,增加了防禦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傳統的情報和預警系統面臨巨大壓力。戰爭中,關鍵基礎設施如能源、通信和金融系統成為攻擊目標,直接波及平民生活,傳統戰爭中軍事與民用領域的界限變得模糊。
臨渴掘井,棋在局外
那麼我們要回到最初提出的問題,隨着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被大量用於戰爭,戰爭的形態和模式是否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傳統有人駕駛的重裝備、如火炮、固定翼和直升機、坦克裝甲車是否將被淘汰?
答案很難用“是”或者“不是”來回答。
作為曾經在戰場上居於統治地位的軍兵種和作戰平台,很多已經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馬拉戰車、乘馬機動和作戰的騎兵、長矛兵、弓弩手……但從另一個角度,尤其是從戰場上任務和職能分析,戰車、騎兵甚至是古羅馬時期的戰犬,每一項都與新技術融合脱胎換骨,繼續在戰場上馳騁。
俄烏衝突中,空降兵、坦克裝甲車輛、新能源乘用車甚至是兩輪助動車在戰場承擔的任務,與千百年前車兵、騎兵和戰馬一脈相承。坦克難道不是拖拉機履帶和重甲騎兵融合的結果嗎?因此當機器狗成為國際軍援軍貿市場甚至影視作品新寵時,我們也應該記住,莎士比亞筆下的凱撒曾經説過“釋放戰犬,格殺勿論”。
像如今成為席捲全球軍隊潮流的第一人稱視角操縱無人機,為了抗干擾已經開始使用光纖保證數據和指令的上下行,但它真是一種新技術嗎?

光纖fpv
儘管“長釘”“百眼巨人”這樣的光纖制導彈藥擴散範圍足夠大,發射後不管技術甚至單兵便攜式導彈本身,都是冷戰時期便開始普及的技術。俄烏雙方在烏克蘭所實踐的技術和場景,應該被視為冷戰後期對二戰以來地面作戰經驗總結後,美俄法等國提出數字化步兵設想的現實化。
這種繼承性以及新技術、新想法,普遍脱胎於逐漸成熟和普及的民用技術,甚至第一人稱視角操縱無人機大行其道這一現象本身,都決定了俄烏衝突的現實以及未來,註定要符合最基本的總體戰時代軍事常識。
這一場本質上是北約體系藉助烏克蘭與俄羅斯進行的常規局部戰爭,依然由工業能力決定了動員的能力和效果,交戰雙方在絕大多數領域和具體平台對比上很難拉開代差。這也是西方智庫在2023年便用“掙扎而非崩潰”來形容俄羅斯在面對北約技術優勢時的窘境。同樣在2023年,普京總統表示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應用帶來的影響將比肩核武器的發明。
但戰場的現實也説明,在工業和先進技術領域,在關鍵的作戰平台方面,落後就要捱打是不變的真理。2008年,俄羅斯啓動了在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興和顛覆性技術EDT上趕超北約的計劃,但從俄烏衝突的結果上來看,俄羅斯在無人作戰平台、低成本精確制導武器等領域,只能是奮起直追甚至是亡羊補牢。
UMPK作為一種對傳統無制導航彈進行制導化升級的模塊聲名大噪,暴露了俄羅斯空天軍在2015年以成本考慮拒絕此類裝備的短視。俄羅斯如今在“立方體”“海燕”“天竺葵”等無人機生產上的巨大投入,也證明直到2016年才開始本國民用領域擴大無人機裝備的決策是滯後的。
類似的場景,也在困擾西方。炒作“風暴陰影”“神劍”“標槍”等精確制導甚至智能彈藥打擊效能,並不能掩蓋歐美各國冷戰後因為工業空心化、和平紅利等一系列因素導致的從重裝備到彈藥生產全面停滯甚至退化的現實。

美國炮彈產能嚴重不足
西方想要扭轉局面,單憑加大資金投入是不夠的,熟練技術人員和工人的培訓,如同第一人稱視角無人機操作手的訓練一樣,需要經年累月的努力。在民用領域積累足夠的產能、成熟和高質量的貨架產品及技術、兼具創造力和經驗的人才團隊,才能保證戰時通過動員在最短時間最低成本下補充軍事體系,應對戰場新形勢新變化新挑戰。
未雨綢繆,警鐘長鳴
俄烏衝突還有一個必須關注的教訓,就是在注意高技術新威脅的同時,要重拾對戰略打擊的警惕。
戰略打擊實際上也是自人類有戰爭以來最可怕的作戰手段,不同時代有着不同的表現,西方軍事史雖然動輒將戰略破壞與“阿提拉”“匈奴”“遊牧”等聯繫在一起,但事實上,早在古希臘色諾芬《遠征記》中便有破壞敵方農業生產的戰略打擊記錄。
間戰期,遠程轟炸機的發展讓戰略轟炸成為最令人膽寒的戰略打擊手段,這種恐懼在噴氣式戰機、導彈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統治戰場時代被進一步加強。但我們也需要認識到,1962年肯尼迪就在西點軍校畢業典禮上宣稱一種新戰爭形式的復興:“通過伏擊而不是正規戰進行的戰爭;通過滲透而不是入侵,通過侵蝕和消耗敵人而不是與敵人決戰來尋求勝利。”
以襲擊北溪管道為代表的戰略打擊行動,本質是融合冷戰以來對特種作戰、非對稱作戰和人工智能、信息化等新技術的研究和實踐經驗,以無底線、無差別甚至有意識選擇敵方關鍵民用基礎設施,以及支撐民生及社會穩定的網絡作為目標的新型戰略打擊。

北溪管道被炸
這種策略必然導致破窗效應,事實上部分大國早已瞭解關鍵基礎設施體系的脆弱性,但長期以來礙於國際法和最基本的戰場規則,不敢打開潘多拉的魔盒,但如今人工智能和無人作戰平台卻提供了一種模糊戰爭罪責的手段。
當然,本身戰爭中也從來沒有過所謂“不可染指的淨土”。所以我們必須在平時,對可能在未來成為目標的基礎設施網絡進行及時的改造升級,以高強度調動社會各方力量的演習,強化民眾對民防的認識,提升全民參與程度,普及相關知識。在相關目標防禦方面,也應考慮儘早採用無人平台和人工智能技術,避免在博弈中處於代差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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