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博拉·韋內齊亞爾：特朗普陣營的白人基督教保守派，將如何影響美國外交？

Deepseek總結本文核心觀點：

特朗普及其白人基督教保守派議程（WCCA）對美國內外政策影響深遠，特別是其對全球政治格局的衝擊。特朗普陣營通過精心策劃的行動，試圖重塑美國的國家機器，削弱聯邦官僚體系，並推動極右翼意識形態，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反移民和反“覺醒主義”傾向。

特朗普政府內部派系複雜，包括科技領域的白人種族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全球極右翼聯盟構建者等，這些派系在意識形態上雖有分歧，但在特朗普的領導下形成了紀律嚴明的攻勢。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政府通過“美國鐵穹”計劃、削減軍費預算、再工業化等手段，試圖維持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優勢，同時通過與俄羅斯的潛在合作來遏制中國。

歐洲已經在全球權力格局中的衰落，認為歐洲精英階層已被美國馴化，難以擺脱對美國的依賴。此外，特朗普的極右翼議程對全球南方國家產生了複雜影響，部分國家可能會迎合這一議程，而另一些國家則可能加強自身的獨立性和反帝國主義立場。

文章最後呼籲全球進步力量團結起來，應對特朗普政府帶來的極端危險，特別是其對多樣性、平等和人權敍事的破壞，強調社會主義國家應在這一過程中發揮領導作用，共同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腐朽。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黛博拉·韋內齊亞爾】

當地時間2月2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召開其第二任期的首次內閣會議，輿論將關注的焦點都集中在了政府效率部負責人埃隆·馬斯克身上，卻忽視了特朗普新內閣的另一個顯著特點——白人基督教保守派（WCCA）。

在美國之外，特朗普精心策劃並閃電式推行的白人基督教保守派議程早已震驚歐洲，自然也出現這樣的疑問：“這對美國外交政策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方面會產生哪些長期後果？全球南方國家應如何應對？”

本文試圖幫助解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分析美國總統周遭的各種力量，然後探討其對外交政策可能產生的影響。

截至2025年2月中旬的特朗普陣營

特朗普陣營正在對美國國家機器的重要部分（包括現已顏面盡失並被曝光的美國國際開發署）進行一場精心策劃的攻擊，且毫不掩飾他們對歐洲精英的蔑視。傳統基金會在這場為期兩年、於總統就職前就開始謀劃的攻勢中，扮演了類似總參謀部的重大角色。

特朗普陣營（包括官方政府及其有影響力的小圈子和非正式顧問）包含多個派系，這些派系有時相互重疊，且各有其政策和矛盾。正如萬斯在慕尼黑的演講所示，這是一個極具意識形態色彩的羣體，而特朗普在其中的意識形態色彩最淡。

白宮辦公廳主任蘇茜·懷爾斯是一位高效且長期活躍的右翼人士，是深受信賴的共和黨操盤手，協助確保特朗普第二任期比第一任更加組織有序。在我們分析的特朗普陣營40名核心成員中，有9人公開表示支持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另有6人與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事業有關聯或立場基本一致。目前，所有人都服從特朗普的意志。

雖然特朗普現在掌握着方向盤，但“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是一場更廣泛的“運動”。其中充斥着各種聲音，包括反“覺醒主義”（woke）、反文化精英、親軍人、反知識分子、民族主義和反移民。其部分言論有時是反美國干預主義和反“深層政府”（deep state）的。

特朗普陣營中的基督教福音派領導層成員，包括皮特·赫格塞思、斯蒂芬·米勒和查理·柯克，他們既獨具特色，又融入其他派系之中，並非完全獨立的羣體。包括彭斯在內的一些福音派運動領袖，已被排除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陣營之外。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意識形態重點已轉向摧毀聯邦官僚體系，即“行政國家”（administrative state）。他繼續攻擊情報和國防機構，這些機構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被貼上了“深層政府”的標籤。不過，這一次，他以“經濟浪費”（economic waste）為由，從意識形態上為其行動正名。

美國的核心常設國家安全機構尚無法控制特朗普政府的日常走向。特朗普陣營內部的意識形態分歧讓人想起馬克思的名言，説資產階級國家是一羣“交戰兄弟”（warring brothers）。

然而，在特朗普的掌舵下，特朗普陣營成功發動了一場紀律嚴明的攻勢，幷包抄了其在美國統治階級中的對手，至少目前是這樣。

在給政府各成員分門別類時，始終存在一種風險，即可能會忽略其世界觀。極右翼運動背後的主要力量來自資本的三個核心領域。硅谷正加速成為軍工複合體的頭領。亞馬遜、帕蘭提爾（Palantir）、微軟、谷歌、安杜里爾（Anduril）、SpaceX和OpenAI都是美國軍方的供應商。其中大多數將中國視為其主要障礙和威脅。

私募股權資本如今集中投資於科技獨角獸企業，更準確地説，是科技壟斷和雙頭壟斷公司。它們處於軍事、科技和金融的交匯點。石油和天然氣資本需要摧毀可再生能源的威脅，並維持自身的壟斷地位。而其他資本領域則大多保持沉默。

這屆美國政府中有13位十億級富翁和一些資產過億的富豪，其中許多人來自上述三大資本領域。

與所有法西斯運動一樣，美國新法西斯主義的主要內部矛盾，存在於資本家與以中下階層為主的基層羣眾（即MAGA運動）之間。以下是特朗普陣營的各派系及其部分關鍵人物的概述。

截至2025年2月中旬，特朗普陣營有8個派系。具體如下：

1. 科技領域白人種族主義自由意志主義者

2. 美國民族主義者與舊保守派

3.“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及特朗普的忠實追隨者

4. 全球極右翼聯盟構建者

5. 右翼現實主義者

6. 里根式親商業反監管信徒

7. 極力反華反共陣營

8. 政治特立獨行者

1.科技領域白人種族主義自由意志主義者：這個羣體正試圖控制政府核心部門，以加緊掌控人工智能和加密貨幣等關鍵技術（關鍵人物如下）。前三位是“貝寶黑幫”（Pay-Palmafia）成員，他們在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納米比亞度過了童年，並與該地區有聯繫。

·彼得·蒂爾（技術與國家安全顧問、帕蘭提爾公司董事長）：最具地緣政治戰略意義的科技界億萬富翁。他如今是科技領域軍工複合體的領導者，支持以監控為驅動的治理模式以及“後民主”統治。他曾表示：“我不再相信自由與民主可以兼容。”[ “The Education of a Libertarian” , Cato Unbound, April 13, 2009.]他的種族主義觀點形成於童年時期，當時其父是種族隔離時期納米比亞的一名商人。

·埃隆·馬斯克（政府效率部的實際負責人）：他的傾向是寡頭政治、民族主義、猶太復國主義、自由意志主義以及超人類主義。對他而言，超人類主義意味着人類與人工智能融合的人工智能型未來。在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他成長於一個極右翼家庭，這使他形成了白人種族主義觀，並對納粹抱有同情。其外祖父是貨真價實的納粹分子。他行納粹禮的行為被輕描淡寫地辯解為一時激動而草草了事。[ Editor, “Nazi Billionaires: Fascism in the Elon Musk Family Tree | MR Online”, January 28, 2025.]

·大衞·薩克斯（白宮人工智能和加密貨幣總管）

·馬克·安德森（自稱是政府效率部的“無薪實習生”）：支持技術獨裁/專制主義或企業技術官僚統治。2016年，他曾言：“過去數十年，反殖民主義一直在給印度人民帶來經濟上的災難。何必現在收手呢？”

**2.美國民族主義者與舊保守派：**主張國家主權、經濟保護主義以及“剋制”（restrained）的外交政策。知名人物有：

·詹姆斯·戴維·萬斯（副總統）：彼得·蒂爾的門徒。

·斯蒂芬·米勒（高級顧問）

·塔克·卡爾森（媒體影響力人物）：反帝國主義右翼的領袖，最堅定地反對美國對外干涉，同情普京。

·邁克爾·安東（負責政策分析的副國務卿）：他或許是極右翼知識分子中最聰明的一位，主張在美國推行凱撒主義，與萬斯關係密切。

·邁克·沃爾茨（國家安全顧問）

·蘭德·保羅（外交政策顧問）：邊緣人物。

**3.“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及特朗普的忠實追隨者：**以堅定不移地支持特朗普總統的議程為特點，該派系強調忠誠以及向特朗普願景看齊，主要成員包括：

·皮特·赫格塞思（國防部長）：極端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者，執意要從軍隊中清除“多元、平等、包容”（DEI）理念。

·帕姆·邦迪（司法部長）

·查理·柯克（美國轉折點組織〔TPUSA〕創始人兼主席）：TPUSA是著名的保守派組織，致力於吸引年輕人蔘與推動自由市場和有限政府。

·洛麗·查韋斯-德雷默（勞工部長）

·肖恩·達菲（交通部長）

·道格·柯林斯（退伍軍人事務部部長）

·克里斯蒂·諾姆（國土安全部長）

·埃莉斯·斯特凡尼克（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4.全球極右翼聯盟構建者：**該派系旨在發展、支持並整合全球極右翼運動，培育一個永久性的跨國極端民族主義網絡。

·史蒂夫·班農（首席戰略師、特朗普陣營的非官方操盤手）：特朗普主義與博索納羅（巴西）、米萊（阿根廷）、勒龐（法國）和歐爾班（匈牙利）等全球極右翼領導人之間的主要意識形態紐帶；自稱工人階級的“文化右翼”（cultural right）倡導者，但在經濟民粹主義方面卻前後不一，有時呼籲對富人加税；反華，但這並非他的主要目標，其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持久的全球極右翼運動。

·奈傑爾·法拉奇（歐洲事務顧問，英國改革黨黨魁）：他是跨大西洋右翼協調的關鍵人物，尤其是在英國和歐盟；但他在特朗普陣營中的影響力尚不確定。

5.右翼現實主義者：這部分人反對博爾頓等人的觀點，特朗普認為博爾頓是個鷹派瘋子；他們被稱為“剋制派”，反對過度擴張主義。

他們信奉樂觀現實主義，表現在認為應該遏制而不是入侵伊朗，即使伊朗擁核也不會對以色列或美國構成真正威脅，因為伊朗只具備防禦能力。成員包括：

·埃爾布里奇·科爾比（負責防務政策事務的國防部副部長）：主張減少美國在中東和歐洲的軍事存在，從而優先關注印太地區並遏制中國；他是威廉·科爾比的兒子，後者曾在尼克松和福特時期擔任中情局局長。

·約翰·拉特克利夫（中情局局長）：對情報機構持懷疑態度。

·邁克爾·迪米諾（國防部中東事務副助理部長）：他認為中東對美國並非至關重要，曾表示從加沙剷除哈馬斯的任何努力都是痴人説夢。

·史蒂夫·維特科夫（與特朗普關係密切的房地產億萬富翁）：加沙和烏克蘭談判特使。

6.里根式親商業反監管信徒，主要人物包括：

·斯科特·貝森特（財政部長）

·羅素·沃特（白宮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主任）：他聽起來像一個傳統的約翰·伯奇協會成員（20世紀60年代的極右翼分子），認為民主黨人是共產主義者。

·道格·伯古姆（內政部長）

·布魯克·羅林斯（農業部長）

·霍華德·盧特尼克（商務部長）

·李·澤爾丁（環保署署長）

·克里斯·賴特（能源部長）：自由能源（LibertyEnergy）油田服務集團首席執行官

**7.極力反華反共陣營：**這個羣體表現出陰謀論和邪教般的行為，以極端的意識形態狂熱著稱，從反共的角度看待所有國際問題。

他們認為中國不僅是地緣政治對手，而且是意識形態上的生存威脅，認為中國策劃了幾乎所有對美國權力的重大威脅；還對委內瑞拉、古巴和其他左翼政權保持冷戰式的敵意，但優先視中國為核心戰場。

·馬爾科·魯比奧（國務卿）：無法堅持自己堅決反對委內瑞拉、古巴和中國的路線；如今在政府中扮演諂媚角色，曾試圖柔性保護美國國際開發署但遭失敗。

·蘭登·海德（商務部出口管理助理部長）：負責監督旨在限制中國獲取美國技術的出口管制。

·彼得·納瓦羅（貿易與製造業高級顧問）：他的《致命中國》（Deathby China）一書推動塑造了特朗普第一任內的反華立場。

·彼得·蒂爾（見第1組）：他極度反共，認為美國科技公司與中國合作是叛國行為，並推動極端的脱鈎策略。

·賈米森·格里爾（美國貿易代表）

8.政治特立獨行者，用於擴大特朗普的基本盤，削弱民主黨：

·圖爾西·加巴德（國家情報總監）

·小羅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衞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五角大樓的危險動向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是美國總統制定美國宏觀戰略（地緣政治、軍事及核戰略）的委員會。美國國家職能與社會主義事業之間不存在直接對等的類比關係，可以大概把它稱作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政治局。根據現行法律規定，其法定成員包括：

·唐納德·特朗普（總統）

·詹姆斯·戴維·萬斯（副總統）

·馬爾科·魯比奧（國務卿）

·皮特·赫格塞思（國防部長）

·克里斯·賴特（能源部長）

·斯科特·貝森特（財政部長）

·傑拉爾德·帕克（大流行病防範與應對政策辦公室主任）

特朗普任命的其他成員包括：

·邁克·沃爾茲（國家安全顧問）

·克里斯蒂·諾姆（國土安全部部長）

·帕姆·邦迪（司法部長）

·埃莉斯·斯特凡尼克（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蘇茜·懷爾斯（白宮辦公廳主任）

·道格·伯古姆（內政部長）

NSC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説一直都是一個危險機構，帶頭髮動針對其他國家和進步人士的戰爭、政變、“顏色革命”、暗殺、制裁和情報行動。自1947年以來，該機構一直是反人類罪行的策源地。

在所有資本家當中，彼得·蒂爾對NSC的控制力最強，可能也是地球上最危險的人物之一。他是堅定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和法西斯分子。他可能是美國最聰明的反共分子。

彼得·蒂爾（右一）與特朗普

蒂爾與特朗普關係密切，他與以下6名NSC成員有直接的財務或政治關聯：

·詹姆斯·戴維·萬斯：蒂爾向支持萬斯2022年競選活動的某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投入數百萬美元；大約十年前，蒂爾將萬斯收為門徒。

·皮特·赫格塞思：他的核心圈子裏有帕蘭提爾（Palantir）和安杜里爾（Anduril）公司的高管，表明他已融入蒂爾的軍事科技網絡。蒂爾旗下對沖基金的一位前顧問也是赫格塞思的已知同夥。

·克里斯·賴特：他通過能源初創公司奧克洛（Oklo）與蒂爾建立了聯繫；賴特是奧克洛公司的董事會成員，而彼得·蒂爾的風險投資公司是該公司的主要投資方。

·邁克·沃爾茲：蒂爾直接為他2022年在佛羅里達州的競選活動捐款。

·帕姆·邦迪：蒂爾在特朗普2016年總統過渡團隊的執行委員會中與她共事。

·蘇茜·懷爾斯：懷爾斯曾供職於“拯救亞利桑那州政治行動委員會”（Saving Arizona PAC），這是由蒂爾資助、支持布萊克·馬斯特斯在亞利桑那州活動的團體。她與蒂爾密切合作，並曾在由蒂爾支持的右翼政治團體聯盟羅克布里奇網絡（Rockbridge Network）所舉辦的活動上發言。

在特朗普第一任內，蒂爾的追隨者被戰略性地安插在國家安全領域的關鍵職位上。凱文·哈靈頓已被任命為負責戰略規劃的總統副助理。由彼得·蒂爾資助的“全國保守主義大會”（NatCon）經常邀請馬爾科·魯比奧和蒂爾擔任主旨演講人。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沒有右翼現實主義者。國家情報總監圖爾西·加巴德也不在其中。

另一個危險信號是，特朗普本週採取了不同尋常的舉措，開除了現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並任命右翼的丹·凱恩中將接任。特朗普在伊拉克結識了凱恩，之後又在2019年的保守政治行動會議（CPAC，右翼政治會議）上再次碰面。

此舉顯然是為了消除對白宮的任何軍事約束，因為現在白宮有了自己的心腹。而凱恩的任命尤其不同尋常，因為他此前並未擔任過任何較低級別的職務。在保守政治行動會議上，特朗普曾回憶凱恩對他説：“我愛您，先生。我認為您很偉大，先生。為了您我願意不擇手段，先生。”

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表示，他將解僱軍法署署長。這些人是為陸軍、海軍和空軍執行軍事司法準則的軍職律師。此舉本身就是不祥之兆。

特朗普對美國外交政策影響的若干方面

“美國鐵穹”行政命令

特朗普於2025年1月27日簽署“美國鐵穹”（Iron Domefor America）行政命令，旨在打造全面防禦屏障，能夠保護美國抵禦包括彈道導彈、高超聲速導彈以及先進巡航導彈等一系列導彈威脅。其內容包括：

1. 在陸地和太空部署先進的傳感器和攔截器；

2. 開發非動能防禦能力（如激光、電磁脈衝武器等）；

3.加強所有組件的供應鏈安全。

儘管打着“防禦”（defense）的幌子，這一舉措實則是美國軍事反制力（counter force）學説的險惡擴張，2024年美國國防部發布的《美國核武器使用戰略報告》重申了這一學説。

反制力的核心在於具備對對手的軍事和核能力發動先發制人核打擊的能力。美國的軍事規劃包括首先使用核武器，旨在通過摧毀俄羅斯和中國對美國先發制人打擊進行反擊的能力來“贏得”核戰爭。美國的軍事戰略是一種不道德的理念和戰略，對人類構成了極大威脅。

特朗普提出將加拿大變為美國第51個州、購買格陵蘭島以及對巴拿馬提出主權要求等擴張計劃，背後有兩個因素。其一，是為了擴大“鐵穹”系統的防護區域。其二，是為了控制關鍵礦產資源。後一種慾望還將美國的利益延伸至烏克蘭。然而，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對“不動產”的痴迷似乎誤入歧途。美國持續干涉圭亞那，以推進自身的石油利益，同時還能借機削弱委內瑞拉。

削減軍費預算和再工業化計劃

特朗普除了對其他部門採取行動外，已經開始着手削減美國的軍費預算。他聲稱這些資金可以更好地用於再投資，推動再工業化。

最近建設大型芯片製造廠的舉措表明，不僅需要固定資產投資，還需要重建教育體系以培養現代化、高素質的勞動力隊伍，同時還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而這些都要耗費數十年的時間。

這需要“耐心的”資本投入，而這與當前投機性的金融化市場恰恰相反。目前沒有證據表明美國能夠借鑑中國，學會如何管理一個長達三十年的發展進程。

歐洲日漸衰敗

萬斯對德國及歐洲“自由主義”（包括移民問題）的抨擊，在倫敦、柏林和巴黎引起軒然大波。當然，更重要的是，歐洲對美國在試圖解決烏克蘭爭端時把歐洲和烏克蘭排除在外感到憤怒。

新加坡前資深外交官馬凱碩提出，歐洲可以走上三條“不可想象”（unthinkable）的道路：

1.退出北約。如果必須將GDP的5%用於軍費，他們就不需要美國。留在北約表明他們很軟弱：“舔着踢自己臉的靴子”（licking the boots that are kicking them in the face）。

2.與俄羅斯制定一項宏大的新戰略，雙方承認彼此的利益。

3.與中國達成協議。歐洲與中國關係下滑的唯一原因是歐洲盲目追隨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理論上，歐洲應放棄當前的道路，保護自身利益。

當地時間2月2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在華盛頓舉行會晤。 視頻截圖

2月20日，德國《圖片報》報道，有傳言稱特朗普將同意從所有前蘇聯國家撤出美軍。目前尚不清楚這是西歐情報部門的心理戰誤導信息，還是確有其事。俄羅斯和美國確實曾討論過在北極開展可能的能源合作項目。

因此，問題在於，當前這羣新自由主義的懦弱諂媚之徒是否會繼續統治歐洲，從而使歐洲在本世紀變得無足輕重，成為全世界的笑柄？

極右翼勢力在法國（國民聯盟）、英國（英國改革黨）、德國（德國選擇黨）不斷壯大，在意大利（意大利兄弟黨和聯盟黨）和荷蘭（自由黨）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如果極右翼上台執政，可以想象他們可能會瓦解一些二戰後建立的北大西洋地區機構，並尋求與俄羅斯和解。然而，與中國締造和平會立即使他們與MAGA陣營產生衝突。

另一種可能（但目前不太可能）的結果是，北大西洋聯盟的解體，隨着時間的推移，可能會導致極右翼領導的法國和德國的利益產生分歧。

歐洲散佈着100個美國軍事基地。意大利和德國可以被視為美國的軍事殖民地。

意大利右翼領導人梅洛尼迎合美國，在G20峯會上向拜登卑躬屈膝。然而，她所在的右翼聯盟成員對與俄羅斯關係正常化的態度要友好得多。

歐洲現在感受到被美國羞辱，但目前，歐洲主張政治獨立的可能性很低。歐洲的核心精英階層已被美國馴化，幾代領導人都是在美國的精英大學校園裏培養出來的，且他們的財富都投資於美國股市。很難想象他們會有意願與世界其他國家一起，共同阻止特朗普反動右翼的“美國優先”（US first）戰略的抬頭。

他們仍然堅定地堅持反俄立場。法國在西非的軍事幹預以及對曾為“法屬西非”的西非國家貨幣的控制表明，他們仍然是不知悔改的帝國主義者。

美國與俄羅斯

在特朗普執政下，美國希望將俄羅斯重新拉回其軌道，從而使中國失去俄羅斯這個盟友。這是基於一種觀點，即中國對美國構成了生存威脅，而戰略上要求美國不能同時與中俄兩國開戰。

2月24日，美國與歐洲分道揚鑣，在聯合國投票反對了烏克蘭與歐洲譴責俄羅斯的決議。總共有18個國家投票反對這項提案，包括中國在內的65個國家投了棄權票。

1972年2月14日，亨利・基辛格在與尼克松的一次討論中，就已經預測到了美國外交政策的這種戰略調整。“我認為，20年後，您的繼任者，如果像你一樣明智，最終會傾向於聯合俄羅斯來對抗中國。而在接下來的15年裏，我們必須傾向於聯合中國來對抗俄羅斯。”他唯一的錯誤在於預測的時間年限。

從美國的歷史角度來看，1971年美國感到不得不與中國建交，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已經輸掉了越南戰爭，並且擔心俄羅斯、中國和越南之間可能達成和解。

正是現實主義者基辛格，在共和黨政府領導下，甘願不顧美國國內的反共勢力，前往北京訪問。接受“暫時的失敗”（temporary defeat）是為了集中精力削弱蘇聯，這樣做更為有利。

1991年蘇聯解體，在他們看來，這證明了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決策是正確的。美國一些右翼現實主義理論家正在展望未來15年，思考如何擊敗中國。然而，右翼現實主義者面臨的歷史時期與1970年至1990年截然不同。如今，中國是一個處於上升期的經濟大國，而美國正在衰落。

俄羅斯確實存在白人基督教保守勢力，他們可能會歡迎與美國秉持類似理念的白人基督教保守派議程（WCCA）勢力結盟；然而，短期內，他們不太可能擁有足夠的影響力來抵消俄羅斯高層政治和軍事力量的影響，後者深知特朗普的欺騙性和反覆無常的策略。

就目前而言，普京似乎不太可能冒險押注西方。誠然，20年前，他曾迫切希望成為西方帝國主義陣營核心的一部分，但他已太多次遭到背叛。如今，俄羅斯民眾的情緒既愛國又反美。普京明白，特朗普四年後就會卸任，因此不太可能犯下戰略錯誤，孤注一擲地成為八國集團（G8）的可靠成員。

過去兩年，親歐的俄羅斯“第五縱隊”（約佔俄羅斯人口的10%）不得不躲避風頭。他們仍然是俄羅斯主權未來的一個隱患，但目前已沒有什麼實際威脅了。

我們不應忽視，普京依賴極右翼基督教勢力，其中一些勢力在意識形態上近乎法西斯主義，這使局勢更加複雜。一個橫跨美國和俄羅斯的白人基督教保守派新聯盟似乎不太可能實現。俄羅斯的未來不可能與正在衰落且仇視俄羅斯的歐洲，以及歷史上一直瞧不起斯拉夫民族的美國聯繫在一起。

特朗普提議美國、俄羅斯和中國將各自的軍費預算削減一半，這是他為維持美國軍事優勢而採取的一個狡黠之舉。僅美國一國的軍費開支就佔全球的50%以上，並通過德國和日本等附庸國控制了另外25%。如果考慮到以往的軍費開支情況和人均因素，特朗普提議的居心叵測就顯而易見了。世界不能允許美國以這樣的提議披上和平的外衣。

中東緊張局勢與特朗普的加沙計劃

特朗普的加沙“裏維埃拉”計劃將在該地區引發巨大的抵抗浪潮。儘管已達成停火，但以色列種族隔離佔領軍的暴行仍在持續。目前，已有超過160名加沙醫護人員被關押在以色列監獄，並有報道稱他們遭受酷刑。

沙特的目標是利用美國、以色列和印度來對抗中國，從而使自己成為該地區的頭號經濟霸主。他們設想中東能迎來一段復興時期，而特朗普的加沙計劃打亂了他們的盤算。目前，沙特正在討論提出自己的重建計劃，該計劃不會驅逐所有巴勒斯坦人。而巴勒斯坦人是否會歡迎這個計劃尚不得而知。

特朗普發佈的AI視頻中，2025年加沙和未來加沙的對比。 AI視頻截圖

全球南方與WCCA

特朗普陣營極具意識形態色彩，儘管他們並不團結一致。萬斯此次出訪表明，他們會把自己的觀點強推到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舞台上。這將動搖帝國主義陣營的內部凝聚力，特朗普仍可能輕易與團隊中的關鍵成員鬧翻。

美國的國家安全機構將不得不加班加點，以防止美國與盟友的關係受到長期的過度損害，以及北約長達80年的恐怖統治受到侵蝕。在中短期內，包括摒棄“多樣性/多元主義”（diversity/pluralism）在內的WCCA將會得到宣揚，重點瞄準右翼勢力日益壯大的國家。

美國極右翼原教旨主義的崛起將釋放全球南方的保守主義勢力。全球南方一些關鍵國家的上層階級勢力在其計劃中並未考慮本國人民的利益，並且會被美國利用來攻擊所有社會主義項目。

並非每個國家都會一致抵制WCCA。如今，全球南方，尤其是拉丁美洲，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右翼領導人，他們會歡迎WCCA。而在那些反對WCCA的國家，局勢可能迅速複雜化。

例如在南非，由民主聯盟（DA）領導的一部分白人壟斷資本，站出來為如今已嚴重削弱的非洲人國民大會（ANC）辯護，反對埃隆·馬斯克出於種族動機對政府的虛假攻擊。該國絕大多數人團結起來抵禦WCCA，但並未拒絕美國的整體意識形態霸權。一部分精英（包括黑人和白人）已將自己與美國民主黨綁定。遺憾的是，WCCA不會讓人們更清醒地認識到，問題不僅僅在於WCCA，而是帝國主義霸權本身。

所以，WCCA對美國的損害不一定像看起來那麼大。在西非等地，我們可能會看到民眾在維護自身獨立方面的信心持續增強。

莫迪在意識形態上與一些極右翼的理念有共同之處，他會很高興看到美國減少對印度侵犯公民權利的不滿。莫迪會試圖利用美國的宗教狂熱和右翼原教旨主義來加強他的長期計劃。然而，他正面臨着來自其選民基礎的反彈，因為他未能給他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

所以，目前還不清楚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推進其有時對印度穆斯林和“低種姓”羣體採取的嚴酷暴力行動。此外，他無法迴避兩個重要事實：他仍然需要廉價的俄羅斯能源，並且不能任由印度與中國的貿易關係惡化。

美國軟實力與“人權”敍事的未來

許多非白人、非基督教國家的領導人很可能會無視挑釁，並認為美國的核心利益仍將長期佔上風。一些國家會減少對美國自由主義的追捧，因為美國在“多樣性和平等”（diversity and equality）方面的做法表裏不一。尚不清楚這是否會導致美國在這些問題上的燈塔形象受損，進而削弱美國的軟實力。

如果全球南方各進步運動能夠更加組織有序、行動高效，那麼西方欺騙性人權説辭的吸引力應會降低。然而，仔細觀察全球對電視上播出加沙地區種族滅絕事件的反應，就會發現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儘管最初人們深感震驚，但這一暴行後來卻被視為平常之事。

分離主義運動的潛在轉變

全球進步力量必須時刻謹慎區分真正的自我權利和民族自決權，以及西方影響下破壞工人階級團結的計劃。很難判斷WCCA的興起是否會對“多元性”（plurality）和“分離主義”（separatism）概念產生長期的溢出效應。宣揚西方虛偽人權敍事的極端共識將可能很快就會減弱。展望未來，美國將更加依賴赤裸裸的武力，而其“把鐵拳藏在天鵝絨手套裏”的一面會越來越少見。

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那些依賴“人權觀察”和“大赦國際”敍事的親西方“分離主義”陣營是否會失去影響力，例如南蘇丹、部分庫爾德人。短期內，我們已經看到特朗普陣營中的一些人開始與分離主義者保持距離。2月20日，美國財政部以參與支持剛果（金）“3月23日運動”（M23）叛軍為由，對一名盧旺達政府部長實施制裁。這是自2012年以來盧旺達首次面臨制裁。

美國的鄰國

加拿大西部也存在反動的白人本土主義運動，儘管比美國弱得多。加拿大過於依賴美國貿易，不得不順從。他們可能會逐漸向右翼靠攏，但會先觀望特朗普之後的局勢發展。西方自由主義的“多樣性”觀點可能會減少，但不會消失。

特朗普一直拿賈斯廷・特魯多開涮，稱他是“州長”而非一個主權國家的總理。最近他還説：“此次會議由現任七國集團輪值主席、加拿大州‘州長’賈斯廷・特魯多召集。”特魯多遭遇的羞辱在全球範圍內引來不少暗地裏的嘲笑。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今年1月宣佈辭職

墨西哥的“罪過”在於，在過去兩百年裏，它一直與發展最為迅速、後來成為主導力量的帝國主義強國接壤。而且，沒有美國，墨西哥在經濟上也無法生存。然而，在墨西哥前任總統奧夫拉多爾以及現任總統辛鮑姆・帕爾多領導下，墨西哥在制定至少具備部分主權性質的外交政策方面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分歧會擴大到何種程度還有待觀察。

一些國內方面的考量

在國內，特朗普不僅發起了一場運動，要剷除政府和軍隊中的“多元、平等、包容”（DEI）舉措，而且谷歌、沃爾瑪、埃森哲等許多大企業也都紛紛效仿。

美國自1935年《全國勞動關係法》頒佈以來，歷經1964年《民權法案》和1972年《教育修正案》等重要里程碑，在民權方面取得了90年的進步，而現在這些進步正遭到倒退。到目前為止，這種倒退並非旨在公然恢復美國臭名昭著的吉姆・克勞法來強制實行種族隔離。

在國內，美國很可能會繼續孤立和恐嚇其境內的華人。很難説美國是否能夠説服歐洲在對待本國華人的問題上，像美國一樣採取種族主義態度，但看起來可能性不大。歐洲的反移民意識形態主要是針對黑人和穆斯林的。

結論

所謂美國民主值得效仿、其憲法具有制衡機制以及西方選舉制度能防止“獨裁”的謊言已被徹底揭穿。畢竟，美國從未對其廣大工人階級實行民主，更不用説對全球南方的普通民眾了。由於計算技術相關產業和億萬富翁的崛起，資本在經濟和政治權力上的歷史性集中正在進一步鞏固。這一產業始於1947年的單個晶體管，如今已擴展到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加密貨幣、無人機、低地軌道（LEO）衞星羣、“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和情報”（C4I）軍事行動、量子計算和生物技術。

這場技術革命所造就的壟斷和雙頭壟斷影響着企業對企業（第二部類）、企業對消費者（第一部類）、媒體和思想領域（霸權）、軍事和情報部門（國家）。這是歷史上首次技術同時在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中都發揮着如此普遍的作用。

如今，科技自由意志主義者們已直接掌控了美國政府軍事和情報職能的關鍵槓桿。

自1991年12月蘇聯解體以來，西方建制派公共知識分子，無論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其能力都在持續衰退。他們越來越陷入危險的妄想之中，且不顧歷史事實。

特朗普陣營並未沿用“將軍總是在打上一場戰爭”（ generals fighting the last war）的舊習，而是針對新形勢採取了新戰略。左翼和進步國家不能再沿用過去的鬥爭方式，對抗以美國民主黨為代表的帝國主義虛偽自由派及其武器化的“人權”工具。新的戰場已經擺在我們面前。

世界面臨着日益危險的政治和軍事環境。

必須儘快形成一股全球性的反對力量。這股力量不會來自帝國主義陣營內部。儘管從客觀上講，全球南方本應立即成為孕育這一新力量的沃土，但全球南方的部分精英階層並不致力於真正的愛國主義國家建設項目，而是將自身的經濟利益與西方捆綁在一起。

我們需要制定一項艱難而富有創造性的戰略，來團結所有願意認清衰落中的美帝國主義極端危險的人。社會主義國家已經開始肩負起打造共同道德高地的責任，以對抗西方的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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