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特·舒赫：德國人終於意識到“要做些什麼”，但現實沒有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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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要點歸納：
德國正經歷自兩德統一以來最深刻的政治轉型。傳統兩大黨社民黨和基民盟長期主導的"均勢政治"模式逐漸失效，綠黨、左翼黨及極右翼的選擇黨等新興勢力快速崛起，折射出民眾對主流政黨改革乏力的不滿。新冠疫情、俄烏衝突和能源危機接連衝擊下，德國暴露出基礎設施滯後、教育資源不足、住房短缺等結構性缺陷，終結了戰後長期繁榮帶來的社會自滿心態。
2021年大選產生的"紅綠燈"三黨政府因政策分歧於2024年解體，直接觸發2025年提前大選。民粹主義選擇黨以反移民、疑歐立場的激進主張獲得約20%選票，成為最大反對黨，但其極端主張遭到主流政黨排斥。當前德國政治格局呈現碎片化特徵，各黨派在能源轉型速度、財政政策優先級等問題上分歧嚴重。
新一屆政府大概率由基民盟/基社盟與社民黨組成"大聯盟"，預計延續務實外交路線，在維持歐美同盟的同時尋求戰略自主。對華政策可能出現調整窗口期，雙方在氣候治理、綠色技術等領域存在合作空間。但德國作為歐洲地緣支點，其政策選擇仍將受制於中美博弈的全球格局，如何在價值觀認同與經濟利益間取得平衡將成為關鍵挑戰。
選擇黨的崛起揭示了德國社會深層的結構性矛盾：經濟停滯與全球化焦慮交織，民眾對開放包容的移民政策產生強烈反彈。然而其反民主本質與德國曆史教訓形成鮮明對比，主流政黨通過“防火牆”策略堅決排斥該黨。儘管左翼黨與“瓦根克內希特聯盟”出現立場分化，但極端化趨勢並未形成系統性威脅。
德國新政府面臨的根本挑戰在於突破"均值迴歸"慣性，推動結構性改革。憲法債務剎車條款限制了財政靈活性，而勞動力短缺、數字化滯後和能源轉型僵局亟待破局。外交領域，德國需在跨大西洋關係與中歐協作間尋找平衡，而中德關係可能因美國戰略壓力出現階段性改善契機，但長期仍取決於雙方能否超越意識形態差異構建務實合作框架。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岡特·舒赫，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與其他西方民主國家一樣，德國正在經歷一個分水嶺，這是自“鐵幕”倒塌、1989年至1991年期間導向了兩德統一的事態發展以來，筆者從未經歷過的時刻。
在筆者被允許投票的33個年頭裏，德國經歷了長久的穩定，也經歷了新近的動盪時期。對此筆者將進行分析並試圖展望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以及這對中德關係可能意味着什麼。
·德國民眾終於意識到“需要做點什麼”
筆者認為，比爾·克林頓的競選經理在1992年的一句名言至關重要：“這是（關於）經濟，笨蛋！”在海灣戰爭中獲勝後，老布什對贏得連任充滿信心。然而美國選民考慮的卻是他們內心更在乎的東西：比如錢包。
在二戰後的德國，曾經有兩個大黨輪流執政：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教民主聯盟黨。前者更傾向於強調社會正義、維護勞工權利等；後者則更傾向重視基督教家庭價值觀，維護法律與秩序、跨大西洋關係等。
這兩個政黨加在一起通常能獲得四分之三的選票，但只有一次（1957年）是由更保守的基民盟獲得了絕對多數（超過50%）選票。因此，德國通常會組建聯合政府，通常會有自民黨（FDP）這個第三方小黨蔘與其中。
自民黨主張經濟自由主義，限制政府的作用，以確保自由市場產生接近其理論可能性的結果，並在其他方面強調公民自由和個人責任，而不是過多地強調福利國家。自民黨在經濟政策上與保守派更加趨同，而在公民自由問題上與社民黨更加一致。
直到綠黨在上世紀80年代出現後，這種非常穩定的政治格局才開始發生緩慢的變化，因為綠黨提出了環境保護、維護和平的議程以及反對核武裝與核能源利用等主張。德國統一後，另一個小黨，東德共產黨的繼承者（左翼黨）也加入了德國主流政治，並維持了一個很大程度上立足於東部地區的“極左”政治力量。
左翼黨在本次德國聯邦議院選舉中取得出人意料的勝利，以8.8%的得票率進入議會
即使組建政黨聯盟的範圍有所擴大，但德國政壇仍維持了一個共識：想要贏得大選的政黨必須將自己定位成最能代表中間力量的黨。
在德國的代議制政體中，議會成員選舉總理，因此總理一職通常由在大選中獲得最多席位的政黨的領導人擔任，然後，該黨通常能夠與立場最接近的聯盟夥伴組建政府，規劃各黨協商的執政綱領並開展談判。所有這些機制通常會導致一種“均值迴歸”。
這解釋了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理論上立場更左的政府，比如前總理施羅德領導下的政府，會啓動削減福利、增加經濟競爭力的改革；而紙面上更右的政府，如默克爾領導下的政府，會大量採納左傾或更偏向綠黨的政治主張，因為這是擴大其基本盤的最佳方式。
以默克爾總理執政16年間的一些政治轉向為例：除其他議題外，她叫停了德國過去推行的義務兵役制，引入同性婚姻和最低工資標準，退出了核電開發，以及最知名的，允許移民大量進入德國。
必須指出的是，這些都不是一位政治家基於積極有為的核心理念，在上台後強加給德國民眾的議程；而是被一時的“時代精神”（Zeuitgeist）激活了敏感的政治雷達後，身段非常靈活、非常機會主義的維持權力之舉。各式各樣的民主支持者寧願關注4年後或更早舉行的下一次選舉，也不願意考慮長遠的政治目標，就算這樣做在當下可能並不受歡迎。
保守黨內部立場更保守的反對派，尤其是包括現在已被鎖定為下一屆總理人選的弗里德里希·默茨，遭到了精明的權力政治大師默克爾的排擠，默茨本人甚至被趕出政壇許多年。
各種事件與回應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後果，即中間力量的相互削弱，除了個別名字與面孔外，德國政治裏的中間力量變得越來越難以區分彼此。但是，只要社會的總體情緒（最強烈的驅動力是關於經濟繁榮）讓人民的訴求僅僅是朝其中一方或另一方傾斜一點點，而基本上並不擔心真正的變革，那麼主流政黨就能夠繼續維持政權。
這種情況在2013年達到了頂峯，當年默克爾的核心選舉口號就是，“因為你們瞭解我”。然而，越來越明顯的是，德國的兩大政黨需要與彼此結盟才能獲得穩定的多數席位，正如2013年到2021年發生的情況。這進一步模糊了它們之間的界限。
德國前總理默克爾 資料圖
這使得德國不願意也沒有能力進行改革，更不用説取得突破性的進展，而是依然活在過去雄厚的工業與經濟實力基礎之上。不利因素隨着時間的推移不斷積累，但對於已經習慣了成功的德國民眾來説，其影響並不明顯，或者被他們愉快地忽視。
正常情況下，經濟中出現的裂痕應該更早地顯現，但隨着戰後嬰兒潮一代人的退休，人口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意味着大多數行業的勞動力市場依然非常緊俏。這給每個人製造了一種假象，認為經濟形勢一片大好，因為僱主在向他們伸出橄欖枝。一個自滿的社會也許是恰當的形容詞，但當已故的德國前外長、自民黨人吉多·韋斯特韋勒（Guido Westerwelle）等人早在2010年就發出預警，談論德國陷入“羅馬帝國晚期的衰敗”時，卻引發了公共輿論的強烈聲討。
過去幾年來，這種變化正在加速發生。裂痕已經如此巨大，以至於無法被忽視。數十年來悄然形成的失衡結構突然垮塌。有些是真正意義上的裂痕，比如橋樑的垮塌，或者因為維修與新建而不得不關閉數年之久。
被忽視的基礎設施狀況是整個國家現狀的象徵：這些基礎設施興建於二戰結束後數十年的經濟熱潮時代，繼續服務了幾十年，但沒有獲得充分的投資，其影響僅在中長期體現出來，如今基建設施破敗的頻率卻迅速增加。當積壓的工程欠賬完全超出了重建能力，也超過了在維持整個體系繼續運轉的同時開展維修的能力時，問題就來了。即使有無限的資金也很難彌補漏洞，何況本來也沒有足夠的資金。
在許多方面，德國已經走到了這個地步。道路與橋樑的問題僅僅是一個更廣泛問題的表象而已。德國教育系統的現狀、停滯的能源轉型、經濟適用房的嚴重匱乏、功能失調的軍隊、相對來説表現非常差的數字化轉型、人口的老齡化與諸如醫保等許多重要領域的合格人才缺乏，加上德國企業在許多全球創新領域的缺席……這樣的問題不勝枚舉。
新冠疫情、烏克蘭戰爭和終止進口俄羅斯廉價能源、不可靠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與日益表現得像個對手的美國，所有這些外部衝擊都無情地暴露了本已脆弱不堪的德國經濟模式的弱點。
因此，德國公眾終於意識到，“一切照舊”實際上只會讓問題更加嚴重，他們不再選擇“均值迴歸”和無所作為。自滿的情緒已經很大程度上消失了，這是向好的第一步。
而公眾之所以意識到這一點，主要是因為許多公共部門的服務並不令人滿意，經濟正在蒙受嚴重損失。最明顯和具有象徵性意義的莫過於德國的汽車產業，它曾經是我國工業的驕傲。相關企業破產的新聞屢見不鮮，失業率明顯上升，再度成為新聞關注的焦點。
因此，人們普遍感到“需要做點什麼”。
·崛起的選擇黨仍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那到底該怎麼辦呢？
德國人在2021年投票選出了一個三黨聯合政府，社民黨與綠黨幾乎平起平坐，再加上自民黨。在經歷了連續兩次中間政黨的“大聯合”之後，這個“全新開始”被外界寄予了很高的期待。
但人們很快發現，這些執政夥伴沒有能力順利地開展合作。大麻合法化是上屆聯合政府給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執政成績，已經很能説明問題了。而就連這個決策也很有可能在未來幾個月裏被推翻。
上屆執政聯盟最終在任期結束前分崩離析，主要原因是在預算問題上爆發了爭議。德國已經將維持審慎的財政紀律寫入憲法，限制了增加國債的能力，而此舉在全球範圍內都是常見且較容易的短期“放水”手段。
對於一個以實現長期繁榮為目標的經濟體來説合理的做法，對於德國這樣一個歐元區國家來説卻是極其複雜的決定。因為法國、意大利等其他歐元區主要經濟體的債務佔GDP比例要比德國的高2倍左右。無論如何，“債務剎車”是寫進德國憲法的內容，只有獲得議會三分之二的議席支持才能進行修改。
圍繞新冠疫情與烏克蘭危機，一些法律與會計層面的靈活手段讓我們得以繼續逃避這個問題一段時間，但最終，聯邦憲法法院進行了干預，在聯合政府的財政計劃中捅出了一個他們無法填補的窟窿，或者説，只有通過進一步地扭曲規則、直到財政問題態度保守的自民黨無法接受的地步才能補上漏洞。
現在，他們（自民黨）終於付出了代價，在本屆選舉中連進入議會的5%得票率門檻都沒有達到。自民黨黨魁、已卸任的財政部長林德納宣佈退出政壇，該黨在德國政治中長期扮演的支柱角色已經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全新開始”以執政聯盟的破裂和2025年提前舉行大選而告終。
至少，這一次德國的選民投票率達到了自1987年以來的最高點，從2021年的76%上升到82.5%，這當然是由幾次選舉的大贏家、扮演了推動政治極化角色的選擇黨（AfD）所帶來的：
右翼民粹主義政黨AfD（字面意思是“德國的另一個選擇”）成立於2013年，由對默克爾政府感到失望且更不願意屈服的保守派所創建。然而，它卻從一個最初希望恢復使用德國馬克、避免對歐元妥協的政黨，迅速轉變成一個被德國聯邦憲法保衞局歸類為“疑似極端主義者組織”的政黨，導致外界多次呼籲取締選擇黨，可該黨的人氣卻不斷上升。
德國選擇黨在近日舉行的德國聯邦議院選舉中以20.8%的得票率排名第二，獲得二戰以來極右翼政黨在大選中的“最佳戰績”。 視覺中國
選擇黨樂於吸納一切對現狀感到不滿的人，採取了一種反主流的基本原則。最能體現這一點的是，新冠疫情暴發初期，強調法律與秩序的選擇黨以符合邏輯的方式呼籲採取更嚴格的限制措施。但他們很快意識到，宣揚反疫苗和關於疫情的陰謀論只會進一步增加該黨的人氣。
選擇黨提出了一個誘人的願景，只要阻止移民（尤其是穆斯林裔）或者通過“回遷”逆轉移民流入的趨勢，以及退出歐盟，那麼德國基本上就可以重回“舊日的美好時光”。作為其身份認同主義政治概念的一部分，選擇黨支持驅逐非歐洲血統的移民，基本上不考慮這些人是否獲得了德國公民身份。
許多中國讀者可能會好奇，為什麼德國當初會接受那麼多的穆斯林移民？要知道，在當初還有時間時，恰恰是保守派阻止了德國開展任何關於移民法的實質性討論，而當美國的外交政策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東危機與可以預見的難民潮之後，歐洲與德國都沒有制定過包含移民配額或分配辦法的應對方案。
到目前為止，德國是接納這波移民數量最多的國家。在歐盟與其成員國中，法律和政策的調整，説的客氣一點，也是“不夠及時”的；如果事情的結果並不符合預期或當初的設想，或者民意對某個問題的看法發生了變化，就必須先改變法律，而不是從改變症狀開始，這是一個法治國家的標誌。更重要的是，最開始，絕大部分德國人懷着希望幫忙的衝動（去支持接納移民），這一點值得尊重。默克爾政府像他們在很多情況下的做法一樣，選擇了隨波逐流，而且看到了接納移民對於應對人口減少趨勢的積極意義。
直到後來的事實證明，讓數量如此之多的非基督教背景的移民融入德國社會，無論從能力還是意願來説，都遠遠沒有當初人們預期的那麼簡單。而到那個時候，一切都已經太晚了。
經濟專家與筆者本人都認為，選擇黨的綱領一定會帶來災難。德國的成功依賴一個開放的、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體制，以及商品、資金與人才的相對暢通無阻的流動。（默克爾政府接納移民）5年後的英國脱歐理應構成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警示，當初正是最狂熱的脱歐支持者如今承擔了最嚴重的後果。
2024年12月20日晚，德國馬格德堡市一聖誕集市發生一起汽車衝撞人羣襲擊事件，造成至少4人身亡、200餘人受傷。
但是，作為一個反對黨以及民粹主義政黨，選擇黨無需提出一致、連貫且可信的替代政策方案，就能相對比較容易地收穫支持。
例如，選擇黨希望將每一座風力渦輪機夷為平地，因為這些渦輪機的外形“不符合審美”，他們也知道許多選民不希望在自家後院出現這樣的渦輪機。但就連選擇黨也不可能一夜之間、不計成本地恢復使用核電。考慮到德國能源轉型已經取得的進展，就連昔日的反對者也希望繼續延續這條路線。
把移民當做任意指摘的替罪羊，顯然可以免除其他人的一切責任，讓他們不必忍受更辛苦的工作、加班且降薪、勒緊褲腰帶或失去相應的特權等等，這樣做對德國的選民來説當然也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儘管選擇黨以20.8%（基督教民主黨為28.6%）的得票率優勢穩居第二位，但所有主流政黨都始終明確表示，不可能與選擇黨合作，更不用説聯合組閣。這種立場有時候會讓外國人難以理解，甚至導致了特朗普、馬斯克或萬斯在德國選舉前幾天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提出了嚴厲批評，越過了干涉德國內政的邊界線。
堅定地孤立選擇黨的立場被形容為“防火牆”，筆者承認這導致了一些兩難的處境。關鍵問題在於：如果一項新法案的通過取決於能否獲得選擇黨議員的支持，這樣的政治決定是可以做出的嗎？或者換一種説法：德國的民主主義黨派必須要在原則上全面反對選擇黨，而不論具體的議題以及他們的真實主張嗎？
其他的政黨越是試圖向右轉，尤其是在移民問題上，這個問題就越是被頻繁地提出來。越來越多的德國選民看起來在質問：”如果我們可以給原版投票，為什麼還要把票投給複製品呢？”
筆者不成熟的看法是，做出一項政治決定的唯一衡量標準，應該是基於此舉對國家和自身選民基本盤最有利的信念，而不是某個想法的起源有什麼問題，或者其他人是否認同這個想法。在事關良心的問題上，每一個議員應該能夠自主地投票；而一般來説，政黨立場應該先在黨內統一，然後由議員基於這些共識立場去投票。
但需要明確一點：選擇黨主要提供的是仇恨，幾乎沒有提供解決方案。他們本質上是反民主的，他們的仇外主義、優等種族意識形態與全球化時代的一個出口導向、需要引進熟練勞動力的國家格格不入。就連法國的極右翼政黨也為自己的前途着想，認為需要變得稍微更有公民意識、更能吸引選民，因此他們公開反對選擇黨在歐洲舞台上取得的進展。選擇黨很有可能成為歐洲一體化的終結者。
這一切甚至還未觸及我們的歷史性角色。但筆者希望提醒讀者，德國曾有過容忍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可怕經歷。該黨基本上是靠民主程序上台後才獲得成功，但接下來又從內部摧毀了德國的民主體制。
當年，德國的做法是讓暴發户希特勒上台，同時由其他政客組成防火牆以避免出現任何過激行為，通過讓希特勒無法兑現其承諾來澆滅德國民眾的幻想，這種戰略卻遭受了巨大的反噬。這一點深深地刻在了德國人的基因中。例如，選擇黨關於移民“回遷”的討論被泄露後，引發了大規模的公民抗議，儘管大多數德國人早已對默克爾時期到來的難民失去了熱情。事實上，除了“極左”的左翼黨之外，其他所有主流政黨都在競相加強對移民問題的立場。
就連德國左翼也遭遇了痛苦的分裂，其標誌性的領導人莎拉·瓦根克內希特（Sahra Wagenknecht）成立了“莎拉·瓦根克內希特聯盟”黨，她將一些經典的左翼立場與另一批非常類似選擇黨的立場混合在一起，包括同俄羅斯的關係問題，以及移民問題。
·一些預測
本文與這次德國競選活動一樣，淪為了被帶偏的討論的犧牲品：相比其他緊迫的國內問題，如住房短缺、經濟現代化、重整教育和基礎設施體系等；以及緊迫的國際問題，如歐洲應對近在眼前的貿易戰的戰略、結束在烏克蘭與中東的熱戰、甚至在不依靠北約的前提下確保自身安全，更不用説全球變暖、核不擴散問題以及其他國際熱點問題，移民問題所佔據的討論篇幅與其重要性完全不成比例。
因此，讓我們展望未來，看看這場選舉對中國意味着什麼。
德國政壇幾乎肯定會產生一個新的“大聯盟”，而這個聯盟差一點都沒能獲得多數選票：“瓦盟”的民調在去年11月末還在8%以上，如今卻以不到15萬票之差（0.03%得票率），未能達到進入議會的門檻。
這一點尤為有趣，因為如果“瓦盟”多了這一小部分選票，那麼他們在新議會中獲得的席位將足以稀釋“大聯盟”政黨的議席，讓後者無法贏得簡單多數，從而有必要與“瓦盟”或綠黨組成新的三黨聯盟。
綠黨幾乎肯定不會加入下一屆德國政府，因為他們的力量太弱，無法與基民盟一起獲得多數席位，“大聯盟”也不需要綠黨來獲得簡單多數。
聯盟黨候選人默茨與德國總理、社民黨人朔爾茨
在國家層面，如何為所有競選承諾和必要措施提供資金這個令人頭疼的細節問題已經基本解決。雖然連基民盟都對改變“債務剎車”規則的想法表示初步支持，但要做到這一點，新政府不僅需要綠黨的支持，還需要選擇黨的支持，因為修改憲法需要獲得議會三分之二的選票。
在外交政策方面，“女權主義者外交”等“覺醒主義”元素將讓位於更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立場。朔爾茨等社民黨人在外交領域留下的可能是最大（且最持久）的影響就是沒有呼應綠黨、自民黨以及法國盟友和美國拜登政府的要求，對烏克蘭戰爭火上澆油。而朔爾茨本人將離開政治舞台的中央。
在一個似乎正被美國、俄羅斯和中國迅速“瓜分”的世界中，德國新政府迫切地需要定義德國與歐洲扮演的角色。一個不那麼愛對中國挑刺的德國政府，加上一個正在疏遠幾乎所有德國主流黨派（除了選擇黨）的盟友美國，意味着一次改善中德關係的絕佳機會。德國和歐洲會像中國一樣，試圖維持全球化的活力，避免貿易戰與關税壁壘，支持全球機構與國際條約。
一切都只是相對的，跨大西洋關係越是不穩定、不可靠，關於建立一個更加團結的歐洲的壓力就越大，而這符合中國的利益。此外，中國看起來越來越像一個穩定錨，與此同時，綠黨中頑固的意識形態至上勢力被削弱，最重要的是他們淪為了反對黨。
筆者希望，更加務實的頭腦、更好地協調地緣政治利益的主張能在德國政壇佔上風。然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美關係，因為美國試圖迫使歐洲人選邊站隊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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