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凱桓：特朗普想亂中取勝，作為其對手該如何穩住陣腳？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薛凱桓】

就在人們嘲笑特朗普那句“24小時結束俄烏衝突”的flag時，他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迅速推進俄烏衝突破局，甚至和俄羅斯坐到了談判桌上，也讓“100天內結束俄烏衝突”的新承諾變得有可能。

特朗普為何這麼急於解決烏克蘭問題？這一切究竟是老謀深算，還是單純的情緒化行為？

急切的轉向

要想弄清特朗普的意圖，我們必須首先回顧2月18日於沙特首都利雅得舉行的俄美會議成果。

這次談判的成果之一是，俄羅斯和美國同意儘快使外交關係正常化，並將雙方使館的人數恢復到戰前水平，有上千名美國在俄僱員將返回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以及俄羅斯各地的領事館工作。

這説明，對特朗普而言，與俄羅斯的關係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量級，以至於在這一方向上，特朗普願意採取與美國國內削減開支完全相反的政策。在俄烏衝突爆發前夕，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的人員數量曾達到2000人，是現在的十倍。俄烏衝突爆發後，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的人員被削減，還關閉了很多駐地方使領館、美資學校等，上千名美國在俄僱員因此受到影響。

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塔斯社

削減外交使團規模和召回大使往往是兩個國家關係瀕臨破裂的標誌，也是以行動表達對對方不滿的一種方式。恢復使團規模則是關係正常化的明確信號，代表着雙方溝通一切順利，不愉快已經結束。同時，這也是戰略互信再次接近達成的標誌（因為美俄兩國都心知肚明，對方大使館的工作人員越多，其在所在國進行情報活動也就越方便）。俄羅斯外交部對此事的表態是：“雙方在對方國家的代表團‘同意儘快任命新的大使，並就消除對使團活動的限制開始磋商”。

俄美外交關係正常化的最新情況説明，自特朗普上台以來，其外交政策較拜登政府出現了“急轉彎”，特別是在言辭方面，特朗普表現得極為激進，甚至可以説是有些“粗鄙”，其行動驚世駭俗且非常不穩定。在他的影響下，美國對烏克蘭問題的立場也是一天一變。

總結下來，美國政策的急劇逆轉體現在：俄羅斯關於烏克蘭的定性論調首次得到了美國的高度肯定，即“去納粹化”“去軍事化”的定性被美國官方所認可。特朗普也改變了説辭，將普京之前被拜登政府斥為“看似瘋狂的戰爭冒險”認定為正確理性的決策。

美國“政策急轉彎”在行動方面表現出了明顯的特徵：轉向節奏極快，甚至令人有些反應不過來。這種快節奏沒有給其盟友任何恢復元氣、整理思緒的時間。對於美國的歐洲和亞洲盟友來説，這就像一場“狼人殺”遊戲：當其他國家閉上眼睛時，美國醒着並四處出擊。美國閉上眼睛時，世界才會睜開眼睛，應對特朗普及其團隊新一輪出擊所造成的結果。

“快節奏”是有效的政治技巧，早在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中就有描述。南非曼德拉和非洲人國民大會在結束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後迅速推動民主轉型的過程就是典型案例。

1990年，南非政府釋放了長期被囚禁的反種族歧視領袖曼德拉。隨後，在短短幾年內，曼德拉主導迅速啓動了一系列變革措施，在短時間內完成了廢除種族隔離法律、籌備多黨選舉以及制定新憲法等幾乎所有事項。1994年，南非舉行了首次不分種族的全國大選，曼德拉當選總統，南非種族隔離時代正式終結。

南非首位黑人總統，反種族歧視領袖納爾遜·曼德拉美聯社

在這個過程中，曼德拉就採用了“快節奏”的策略，在較短的時間內迅速建立起了新的國家機構和選舉機制，有效阻止了白人種族歧視勢力的反撲。就其行動步伐而言，特朗普頗有“曼德拉”的風範，其雷厲風行的程度甚至超過了曼德拉等一籌。

西方的反特朗普人士則用“電信詐騙”來形容特朗普的作為，諷刺他通過各種手段來誘使烏克蘭迅速妥協。

以美烏礦產協議為例，特朗普所使用的手段包括操作債務數字（聲稱烏克蘭需要歸還3500億美元）、極限施壓（要求烏克蘭接受他提出的妥協方案，否則將“面臨後果”）、打反腐等“恐嚇牌”（聲稱如澤連斯基不接受他的提議，就要公佈烏克蘭當局的腐敗證據），以及誘之以利（以美烏礦產資源協議、歐洲“維和部隊”為餌，推動烏克蘭當局接受他的提議）。

通常來説，一個政府的執政理念應該以其長期的作為來評判。而特朗普上任僅一月有餘，以這一個月的情況來評判他的執政理念，似乎並沒有太多説服力，這也是為什麼有很多聲音認為，特朗普之所以急於解決烏克蘭問題，是意在“聯俄製華”。這其實是由於缺乏時間和事實佐證，從而將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行事邏輯套到了第二任期上。筆者認為，特朗普之所以選擇加快節奏，是因為他不擅長循規蹈矩。因此，他決定快刀斬亂麻，以打破常規的方式迅速達成自己的目的。

特朗普的快節奏外交策略，本質上是打破傳統政治慣性的“破局思維”。這種策略的邏輯是：通過製造既成事實，迫使對手在混亂中失去博弈籌碼。正如歷史上某些軍事家偏好閃電戰而非持久戰一樣，特朗普選擇以高頻度的政策變化壓縮對手反應時間，使其對手難以形成統一的認知。在推動美俄關係正常化時，他繞過北約盟友直接與俄羅斯達成共識，避免了歐洲和烏克蘭的掣肘，又將俄羅斯的談判預期鎖定在短期利益交換層面，從而留出迴轉的空間。

不按常理出牌的“商人傳統”

特朗普外交策略的背後，是他對傳統政治邏輯的蔑視。他重視國際政治的“劇場效應”，即當聚光燈聚焦於某個具體的動作時，輿論往往忽略其背後的戰略連貫性。他將商業談判中的“信息不對稱”優勢移植到外交領域，通過製造信息迷霧掩蓋真實意圖。其外交政策的特色是完全的單邊主義和“商人傳統”。這體現在他對烏克蘭的“極限施壓”和訛詐上。

在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內，他就以破壞美歐盟友關係而聞名。自從開啓第二任期以來，他對盟友的態度變得更加咄咄逼人。同樣地，特朗普對美國政府機構乃至整個權力分立體系的態度也是如此，他上任後迅速提拔馬斯克，指示馬斯克整頓政府效率的做法就與美國的政治傳統格格不入，充滿了我行我素的“商人風格”。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任命馬斯克政府效率部為負責人路透社

特朗普在上一任期就認為，再好的想法如果要經過美國傳統建制和“歐洲盟友”，也都會陷入困境，也是因為這樣，他在上一任期內的內政外交併沒有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因此，他得出結論：如果將“西方”這個概念捆綁在一起，他就會與上一任期一樣不能達成既定目標，所以他就必須打破這些規則，不再受其束縛。

特朗普不接受所謂的“普遍適用”規則，往往多行動、少規劃。他在與烏克蘭通電話之前先與俄羅斯通電話，這一行動表明在談判夥伴的選擇上，他更看重對方的實力而非其他因素，或者説，就是“實力高於一切”的底層邏輯。

特朗普對數字的隨性也是其理念的一個體現，比如他聲稱，俄羅斯在蘇德戰爭中損失了6000萬人，烏克蘭有幾百萬、甚至接近千萬人戰死，烏克蘭從美國那裏獲取了3500億美元的援助，其中一半被貪污，烏克蘭當局欠美國5000億美元，等等。

美俄外長利雅得會晤則是這種理念的集中體現。利雅得會晤由美國首先發起，且沒有預設任何條件，一方面這表明特朗普決定採取最快捷的方法達成目標，即實施“快速戰略”。另一方面，這次會面完全按照特朗普的理念進行，即應當“實力高於一切”，有明確的強弱之分，在做決策時無需理會“弱者”的看法。

在外交領域，會面的形式和參與者的身份往往會影響談話的內容與結果。美俄排除烏克蘭和歐盟直接進行對話，這不僅是特朗普在實施其“快速戰略”，更是在遵循“實力至上”的理念。這樣的安排契合特朗普對於國際局勢的一貫立場：在所謂的“西方集團”裏，實際上只有一個單一的主體（即美國）具有真正的發言權，而烏克蘭和歐洲則被視作不具備獨立性的存在。俄美直接對話，實質上反映了特朗普對各方實力和影響力的評估與界定。

這同樣非常符合俄羅斯的胃口。自普京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會議那場著名的演講之後，俄羅斯一直認為自己被排除在這樣的“真正對話”之外，被各種“條約”“承諾”所愚弄，被灌輸“基於規則的秩序”。而現在，俄羅斯終於通過特朗普實現了“真正的對話”，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正主”。

2007年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上發表演講俄羅斯衞星通訊社

在美俄利雅得會晤中，除烏克蘭問題外，美俄還討論了中東局勢、北極開發、太空合作、經濟合作，甚至討論了美元“世界貨幣”地位的相關問題。對世界來説，一個重要的信號是，俄羅斯終於被承認為美國在一系列全球問題上的合作伙伴和平等對話者，這與拜登政府從道義上指責俄羅斯為“侵略者”，將俄羅斯打為“國際賤民”的做法完全不同。

特朗普“實力至上”的理念和邏輯，本質上是將國際政治簡化為零和博弈的商業模型。烏克蘭戰場陷入僵局成為沉沒成本時，特朗普選擇繞過歐盟協調機制直接與俄羅斯議價，並認為這是“及時止損”。特朗普用否定盟友的主體性來強化美國的議價權，以侵蝕了西方聯盟體系的互信基礎為代價強化美國自身，是典型的商業併購式的“強者通吃”模式。所以，特朗普的邏輯和理念看起來粗鄙不堪，但又“簡單有效”——至少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是這麼認為的。

看穿特朗普：亂中取勝

特朗普正通過一系列出其不意的舉動來鞏固自己的權威。近期那些看似雜亂無章的激進舉措，其實不過是又一次“極限施壓”的翻版，如同他挑起中美貿易衝突時所做的一樣。

這種戰術的本質在於通過時間上的快速、手段上的出格來製造壓力，以極端的方式突破對方的心理防線，讓對手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面對緊急狀況，從而因倉促應對而露出破綻。通過這種方式，他能夠打亂敵人的節奏，迫使其在混亂中犯錯，進而為自己贏得更大的談判空間。

一旦敵人遭受突如其來的打擊，往往急於尋求喘息之機，這時攻擊方便可在談判桌上獲得遠超實際戰果的利益。這種不按常理出牌的奇襲雖然風險巨大，卻也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回報。但若遇到一位像費邊那樣深謀遠慮的對手，穩住陣腳進行持久戰，則進攻者的弱點將逐漸暴露，最終陷入自身危機之中。

費邊，古羅馬政治家、軍事家，善用拖延迂迴戰術與敵人周旋

特朗普近乎不顧一切的蠻幹行為，更多是在“刀刃向內”，是針對民主黨，或者説是美國傳統建制勢力的一次大膽試探。這些勢力原本認為某些根本性的利益和價值觀是特朗普不敢輕易觸碰的禁區，只要他敢於冒險便會遭遇反擊。然而，特朗普看準了美國建制勢力如今內部缺乏強有力的領導層的現狀，毅然決然地採取行動，直接挑戰這些所謂的禁區，如無視法定程序裁撤人員甚至部門，無視外交影響直接與戰略對手俄羅斯達成妥協等。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建制派的最佳策略本應是穩住陣腳，靜待特朗普政策帶來的負面效應顯現。但由於建制派內部的意見不統一，相當一部分人想要迅速反擊，而不是耐心等待局勢逆轉。如果美國建制派無法有效解決這些問題，那麼其內部結構可能面臨崩潰的風險，甚至可能反而導致大量人員轉向倒戈支持特朗普。

實際上，特朗普的目標並非僅僅侷限於烏克蘭問題，也並非“聯俄製華”，而是旨在對包括美國建制派在內的“舊勢力”發動一場全面的攻勢。如果他能成功削弱並迫使建制勢力的大批成員倒戈，那麼他就能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甚至可以重新定義與俄美關係、再次開啓對烏援助，並聲稱除非普京滿足新的條件，否則將重新考慮之前的決定。

在這個關鍵時刻，民主黨和美國建制勢力的命運懸於一線。能否找到一位具有足夠威信和組織能力的新領袖，將是決定這場鬥爭勝負的關鍵因素。如果能找到這樣的人物，那麼特朗普的戰略或許會遭遇失敗；反之，美國的政治格局或將發生影響深遠的重大轉變。

比起美國傳統建制，特朗普的無章法反而有可能為中國提供機遇，為中國提供強化自身地位、加速發展的空間，有利於我們通過推進科技、經濟等領域的快速發展，在全球舞台上佔據更加前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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