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報》發表鄒韜奮遺囑原始版首次展出！出版家徐伯昕後人捐贈珍檔
guancha
“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嚴格審查我一生奮鬥歷史，如其合格，請追認入黨，遺囑亦望能妥送延安。”這是1944年10月7日延安《解放日報》頭版發表的《鄒韜奮先生遺囑》中的一句話。這份影響深遠、廣為流傳的遺囑四百餘字，在當時知識分子的心中烙上了深深的印跡，並激勵一代代青年人走上革命的道路。
1944年10 月7日延安《解放日報》頭版發表《鄒韜奮先生遺囑》
3月4日，由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中國民主促進會常州市委員會、常州市檔案館聯合主辦的“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展覽開幕，共同紀念新文化出版家、生活書店創始人之一、中國民主促進會創始人之一徐伯昕120週年誕辰。展覽開幕式上，徐伯昕長孫徐岡、孫女徐茹、外孫女徐虹向館方捐贈了一批珍貴檔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鄒韜奮1944年6月2日口述、徐伯昕手書的鄒韜奮遺囑原始版《遺言記要》。這份檔案不僅是鄒韜奮生命最後時刻的思想見證，更是1944年10月7日《解放日報》所刊遺囑的原始底稿。
韜奮遺囑原始版題為“遺言記要”，下注“卅三年六月二日口述”，2 頁直行書寫，內容包含“關於臨終處理”、“關於著作整理”、“關於家屬佈置”、“關於政治及事業意見”及“關於其他方面”五個部分。與《解放日報》刊載《鄒韜奮先生遺囑》相比，《遺言記要》長達一千餘字。當時，鄒韜奮忍受着癌症帶來的巨大折磨和痛苦，對所囑咐之事依然思慮周到。他以“太陽穴如刀割，腦殼似爆裂”直陳病痛煎熬；詳細囑託子女教育安排——“如二寶願習醫學”“小妹愛好文學”；甚至細緻到“倫敦購回之英文本古典政治經濟史與馬恩全集”的藏書處置。他既交代善後，又期盼着生的希望，很想再“與諸同志繼續奮鬥二三十年”！
《遺言記要》（1944年6月2日）
在《遺言記要》中，鄒韜奮真摯直白地提到他結交的許多革命者和共產黨人：周恩來、潘漢年、徐雪寒、胡愈之、張仲實、金仲華、胡仲持，還有記錄者徐伯昕。鄒韜奮明白，在當時險惡的環境下，這份《遺言記要》絕不可能公開發表，所以他明確囑咐“消息勿外泄，以免被敵人造謠中傷，或肆意利用”，又囑咐死後“即派人通知雪（徐雪寒）、漢（潘漢年），轉告周公（周恩來）”，更重要的是“如須對外發表遺言，可由周、漢全權決定內容，電告各地”。
1944年7月24日清晨，鄒韜奮與世長辭。經決定，徐伯昕和張錫榮分赴淮南和重慶向黨報告。徐伯昕帶着“韜奮遺囑”於8月中旬到達蘇中根據地華中局。8月18日，在蘇北新四軍軍部所在地隆重舉行了鄒韜奮追悼大會。9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唁電，電稱：“驚聞韜奮病逝，使我們十分悲悼；接讀先生遺囑，更增加我們的感奮。”“先生遺囑，要求追認入黨，骨灰移葬延安，我們謹以嚴肅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臨終的請求，並引此為吾黨的光榮。”
2 004年3月，徐伯昕次子徐敏將從徐伯昕遺物中發現的《遺言記要》，請鄒韜奮之女鄒嘉驪鑑定後，這份由鄒韜奮口述、徐伯昕手書的珍貴遺言方為世人所知。
《遺言記要》展出
“趙樸初給爺爺題的輓詩有這樣一句話：其執事也敬，其與人也忠。”徐伯昕長孫女徐瑞表示，“徐伯昕一直陪伴韜奮走到人生的盡頭，手書韜奮遺囑，更加印證了他‘執事敬、與人忠’的高風亮節。”
關於《遺言記要》的來龍去脈，徐瑞回憶：“1984年爺爺去世以後，胡耐秋奶奶把他生前的遺物裝在一個皮箱裏帶到了上海，箱子裏有一本泛黃的簿子和一封信，奶奶註明此兩件為要件，請交徐星釗同志。泛黃簿子裏裝訂了三份資料，一份是1944年6月2日韜奮先生臨終前，爺爺記錄的他的口述遺囑，另一份是遺言記要的整理件，第三份是韜奮‘對國事的呼籲’一文的遺墨手跡。一個信封裏裝的是1979年爺爺為韜奮黨籍問題寫給鄧穎超同志的一封信，以及鄧穎超同志的批覆。2004年韜奮先生的女兒嘉驪阿姨在光明網上發表文章，確認‘徐伯昕記《遺言記要》是韜奮遺囑的原始版’。近年來爺爺的其他遺物分別由家屬捐獻給了韜奮紀念館和常州市檔案館，而這幾件重要的文物一直沒有捐獻出去。去年我們全家進行了認真的討論，大家一致認為，上海是爺爺走向革命出版道路的起點，在他誕辰120年的時候，把這幾件重要文物捐獻給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讓他的遺物和戰友們的遺物放在一起，讓它發揮最好的作用。這是我們全家的心願。”
當天與《遺言記要》一同入藏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的還有徐伯昕印章、徐伯昕悼念韜奮文章《韜奮先生的一生》（未完稿）、徐伯昕病重最後的手跡、徐伯昕歷年相關照片影集、徐伯昕眼鏡等珍貴手稿、照片及實物18 件。
徐伯昕最後的手跡
“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展覽分“‘徐老闆’的生意經”“戰鬥與革命的出版”“統一戰線的忠誠戰士”“其與人也忠，其執事也敬”四個部分，用近120件展品揭開一家書店的經營之道，再現徐伯昕作為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的人生軌跡，回顧中國書業與中國革命的一段風雲歲月。
展覽由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和中國民主促進會常州市委員會、常州市檔案館聯合舉辦
三聯書店前身之一生活書店在1932年成立，生活書店的前身則是僅由職員“兩個半人”支撐起的生活週刊社。1925年《生活》週刊創刊，徐伯昕負責發行等事務，次年鄒韜奮開始擔任主編。從小小過街樓裏的週刊社，到抗戰烽火中在全國鋪開分支機構的堅強的文化堡壘，“生活”事業的發展在於鄒韜奮“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也在於書店“舵手”徐伯昕“既有生意人的精明，又有革命家的膽略和遠見”的經營管理實踐。
展覽現場
1944年鄒韜奮病逝後，徐伯昕加入中國共產黨，以書店老闆身份開展社會活動；1945年徐伯昕參與創立中國民主促進會，團結廣大知識分子，爭和平，反內戰；1948年，生活、讀書、新知三家書店在香港合併成立三聯書店，徐伯昕被推任第一任總經理。
青年徐伯昕（1922年）
1950年代上海韜奮紀念館初建時，曾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的邵公文代表三聯書店，將包括書店內部制度章程、會議記錄、合同契約、通訊、證照、公文等在內的生活週刊社、生活書店有關檔案資料移交紀念館，這批資料經歷戰爭烽火和書店總管理處數次遷移，是店史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見證。以這批資料為基礎，上海韜奮紀念館、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兩館數十年來徵集收藏生活書店相關史料，在“老三聯人”及其家屬和社會各界的支持下，形成全國範圍內首屈一指的生活書店史料收藏。
徐伯昕是生活書店的“大管家”，此次展覽帶領參觀者從經營管理視角認識這批珍貴館藏，用大量內部檔案復現書店經營的脈絡肌理。生活週刊社與中華職業教育社關於更改生活週刊社經營方式的合同、生活書店與沈從文簽訂的《如蕤集》出版權授予契約、《世界文庫》主編鄭振鐸致徐伯昕關於出版進展的便條、生活書店聯合廣告樣張、生活書店郵購部函購户存款證、生活書店經售全國圖書雜誌章程等展品，充分顯示徐伯昕作為書店老闆的經營才幹。
生活書店與沈從文簽訂的《如蕤集》出版權授予契約
生活書店1935年5月起出版鄭振鐸主編的選收中外文學名著的《世界文庫》，編譯委員會由蔡元培、魯迅、茅盾等百餘人組成，圖文並茂，裝幀由徐伯昕親自操刀。徐伯昕對出書“抓得特緊”，出版前廣為宣傳使新書得以快銷，生產中用少印勤印的辦法加速資金週轉。《世界文庫》每月出版1冊，約40萬字。從鄭振鐸給徐伯昕的便條中，可見當時緊張的出版節奏。
《世界文庫》主編鄭振鐸致徐伯昕關於出版進展的便條（1936年12月2日）
徐伯昕還在1933年創制“全國出版物聯合廣告”，邀集在生活書店經售出版物的中小新出版業者，在《申報》《新聞報》包下大版廣告，按面積分攤費用，設計、製版、排校由生活書店代為辦理，每月舉辦一次，極為吸引眼球，有時擴大為兩整版。
生活書店聯合廣告樣張
生活書店郵購科由書報代辦部改組而來，同時成立進貨科配合，服務、聯繫外埠讀者，至1937年上半年，郵購科工作人員增至20多人，擁有郵購户6萬數千户，郵購户存款餘額近10萬元。
生活書店郵購部函購户存款證
生活書店力求“備書皆好，好書皆備”，專設進貨科，服務郵購科、門市部和批發部，購進外版圖書和代訂期刊，同時承擔圖書聯合廣告的組織、新書目錄的編印，併為上海中小出版社和個人出書解決發行問題，代辦總經銷或寄售代銷。關於進貨原則，徐伯昕曾寫道：“除了誨淫誨盜和含有毒素的以外，全國各種書刊都為讀者代辦。”
生活書店經售全國圖書雜誌章程
在艱難歲月中，生活書店經營橫遭摧殘。到1940年6月，生活書店全國分支店只有重慶、成都、桂林、貴陽、昆明、曲江（今廣東韶關）6處尚存，先後28人被捕。1941年2月，除重慶以外全部被查封。生活書店多次向各方呈文請求撤銷查封，未獲照準。1941年3月，徐伯昕主持起草《生活書店橫被摧殘經過》，揭露生活書店20家分店被查封和勒令停業的經過，及書刊被非法查禁、扣留的情形，印發國民參政員、各報館、訂户和郵購户，並在延安《新中華報》連續刊載。展覽中呈現的手稿與鉛印件記錄了這段歷史。
《生活書店橫被摧殘經過》手稿（1941年）
除了大量展品，展覽還運用口述史料、演示動畫、互動裝置等輔助展項，為觀眾提供從知識到情感，從歷史文本到數字探索的多元參觀體驗，邀請讀者“走進”這位新文化出版家的生命旅程。
（解放日報 施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