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話音未落”，免費學前教育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今天一早，看到全國人大代表庹慶明“關於推進免費學前教育納入國家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體系”的建議上了熱搜。深有同感，為之點贊。

沒想到代表“話音未落”，就在全國人大開幕會政府工作報告中聽到了“回聲”——“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這種“代表建議”與“政府謀劃”的雙向奔赴、同頻共振，不僅體現了國家治理體系對民意的捕捉採納，也折射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人民至上”的治理邏輯。

庹慶明代表的建議並非孤立的聲音，這些年曾被包括代表委員在內的社會各界人士反覆提及，可以説是建立在對社會痛點的深刻洞察之上。不少專家學者認為，學前教育成本高企，已經成為抑制生育意願、加劇教育不公的重要因素。

數據顯示，目前上海普惠性幼兒園的覆蓋率已達到94.1%，但這個數字在全國範圍內不到九成，部分家庭仍面臨“入園難”“入園貴”的困境。庹慶明代表提出“三步走”戰略——2025-2027年試點階段、2028-2030年推廣階段、2031-2035年完善階段，最終實現3-6歲兒童免費學前教育全覆蓋。這一路徑設計既考慮到區域發展差異，如長三角、珠三角先行試點，又強調特殊兒童優先保障，體現了政策的梯度與包容。

今年上午，李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表述，與代表建議形成高度呼應。事實上，此前公佈的《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已經明確“探索逐步擴大免費教育範圍”，為政策出台奠定了基礎；2025年6月將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前教育法》第六十三條也已明確要求，“有條件的地方逐步推進實施免費學前教育”，這些法律框架的完善，為政策落地提供了制度保障。代表建議與政府行動的重合，並非簡單的一呼一應，而是頂層設計與基層訴求在制度軌道上的有機融合。

必須認識到，免費學前教育政策的推進，不是簡單的財政補貼問題，而是關乎社會公平、人口戰略與教育體系重構的系統工程。正如庹慶明代表指出，免費學前教育可降低家庭經濟負擔，扭轉“生育焦慮”，進而釋放人口紅利。這一判斷也與經濟學中的“兒童成本-效用理論”相契合：當教育支出佔家庭收入比例過高時，生育決策會趨於保守。通過政府分擔學前教育成本，不僅直接減輕家庭壓力，更傳遞出國家支持生育的明確信號。

當前，我國學前教育資源仍存在分佈不均的現象，城鄉、區域差距顯著。據統計，儘管92.6%的幼兒園達到硬件標準，但中西部農村地區仍存在師資短缺、質量參差等問題。免費政策的推行，將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機制，推動優質資源向薄弱地區傾斜，確保特殊兒童、農村兒童等羣體平等享有教育機會。這種“補償性公平”是社會正義的應有之義。

免費學前教育的深層邏輯，還在於以制度創新倒逼質量提升。當前學前教育存在民辦園過度逐利、師資專業化不足等痛點。政策實施後，政府可以通過經費保障、師資培訓、標準建設等手段，規範學前教育體系，吸引優秀人才進入幼教領域，最終形成“普惠—優質—免費”的良性循環。

當然，儘管有了國家層面的政策指導，但免費學前教育的落實仍面臨三大挑戰：一是財政可持續性，特別是在經濟下行壓力下，需要通過優化支出結構確保資金到位；二是質量監管難題，要防止免費政策導致幼兒園降低服務標準；三是區域協調困境，避免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差距擴大。如何建立動態調整機制，根據人口流動、財政狀況等因素靈活配置資源，推動“免費”與“優質”並重，將教師待遇提升、課程體系創新納入政策框架，真正實現“幼有善育”，還需繼續努力。

“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的過程，也是治理體系從“回應型政府”到“參與型治理”轉變的縮影。將人民羣眾的“急難愁盼”，轉化為國家的“所謀所劃”，這種治理邏輯，是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本質的生動詮釋。當每一個孩子的笑臉因政策陽光而綻放，當年輕家庭因減負增效而重拾生育信心，這場“雙向奔赴”，讓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教育的未來，也是一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鮮活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