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尼:非美國市場不可?中企出海,這個迷思需打破
guancha
編者按:全國兩會召開之際,各行業領域代表人士,攜殷殷關切,共商國是。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嚴峻”,但中國“始終堅持對外開放不動搖”。
與中國對外開放的決心相呼應,中企出海的步伐同樣堅定。從義烏 “市場+商户” 抱團出海,到各地助力中小企業開拓海外市場,此輪出海之勢正盛。然而,“不出海就出局” 的焦慮是否必要?中國企業出海又該如何突破重重阻礙?是在歐美等傳統市場的圍堵中艱難求生,還是在新興市場的藍海中尋找新機遇?是被 “三道圍牆” 困住腳步,還是憑藉智慧與勇氣成功突圍?
觀察者網與《海外征程》商業叢書作者,前華為中東、北非、拉美、東南亞大客户羣業務負責人達尼展開對話,圍繞 “不出海就出局” 的焦慮、出海需突破的 “三道圍牆” 以及美國市場的特性等話題,帶來深度剖析與一線洞察。
【對話/觀察者網 鄭樂歡】
“不出海就出局”?企業不必如此焦慮
觀察者網:從歷史角度來看,中國企業出海大致經歷了哪幾個重要階段?每個階段的主要特徵和驅動因素是什麼?能不能從您自身的工作經歷談談這個問題。
達尼:中企出海大概可以分成以下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大約是從1979年到90年代初,這個階段企業出海的核心目標就是賺外匯。因為中國當時的工業化水平很低,需要進口大量先進科技設備,提高生產力。
所以當時鄧小平提出的“出國辦企業”,最早就是通過大型央企到國際上爭取一些大項目,其目的就是為了積累更多外匯,以便進口外國設備。
上世紀80年代,甚至在更早的70年代,中國就有很多在海外進行投標的工程項目了,所以這種EPC工程(工程總承包產業)出海,像中建、電建等企業其實都有相當豐富的國際投標經驗,而且它們出去的時間非常早。而金融行業,如中國人保也與美國合資後,承攬了國際上的財險業務。
第二階段是90年代中期,我們國家提出了“走出去”的概念,並在21世紀初被納入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核心原因是當時的中國積極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別人要走進來的時候,我們也要對等地走出去,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的目標其實就不一樣了。以前的中國可能主要是為了賺外匯,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其實某種程度上是要去世界上搶佔市場。
一方面,那時的中國有很多小型外貿產品,比如説紡織類產品,通過外貿的方式替別人做些低端的加工、代工等。另一方面,具有一定研發實力的公司,如我們今天看到的那些出海巨頭:中興、華為、三一重工、振華重工、邁瑞,還有一些汽車類的像長城、奇瑞,以及礦業類的紫金礦業等等,幾乎都是在世紀之交走出去的。
第三個階段就是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造成了西方很多企業突然之間實力大減,或者是許多過去一直給歐美企業做代工的中國企業,突然發現了一個問題——在自身發展很好的情況下,給我們下訂單的歐美公司不行了,那我們現在是不是有機會反向去收購那些企業呢?
在此之前的2004年,當時聯想收購IBM的個人電腦業務還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但是從2008 、2009年之後,中國企業就開始大量收購歐美企業,比如柳工收購了波蘭著名的HSW重型機械企業,華為也收購了一些企業,還有吉利收購了沃爾沃的一部分等等,這些幾乎全部都發生在那個階段。

2004年12月8日,年營業額近30億美元的聯想集團以12.5億美元收購IBM PC業務,當時的IBM PC部門年營業額達130億美元。
整體來説,那段時間中國海外併購的案例非常多,除了一些奢侈品如希臘的Folli Follie、意大利的Geox、法國的Club Med,不少是集中在科技和工業製造領域,像是佛山的一批“隱形冠軍”企業,以及江蘇一些工業園區裏的企業都對歐美企業進行了許多反向收購。
正是因為當歐美市場一些原來的巨頭倒下了,這些中國企業才從背後走到了幕前,並開始真正展現他們的國際影響力,從全球二三線企業,變為了準一線企業。
第四個階段就是2013年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我覺得這其中有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初期的幾年中,央企走向海外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那個階段中,所有的國企“排頭兵”基本都在往外走,尤其中國最強的國際EPC工程到外面去接業務訂單後,就開始不斷地高速增長。
隨着業務擴張,為了保障中企海外業務的正常資金運作和國際投標保障,以中國銀行為主的四大央行開始大規模擴增境外網點(因為中國銀行主要是做外匯業務,所以外國的業務比較多)。此外,還有一個明顯的增長,就是中國的碼頭,比如像輪船招商局和中遠集團在海外爆發式購買了很多地方的碼頭和航線,然後開始建港。
以上這些工程、物流、碼頭、金融,代表着央企迅猛出海的方式,而且這幾塊是連在一起的,因為如果要在海外招投標的話,最好有自己的金融配套業務,可以做保函保理。其次,中國有很多的物資要運出去,所以有自己的海外航運碼頭也很重要。
第二部分,大約是2013-2015年移動互聯網衝擊下的中國互聯網出海。在那時“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口號下,中國的那一波互聯網浪潮真的很誇張。當時金融機構有一個詞叫“水漫金山”——就是説市場上突然熱錢變得很多。
當時移動互聯網創新下的互聯網出海,其實是一波新興的小型民營企業,這些企業往往在國內受到BAT(中國互聯網三大巨頭: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的壟斷支配影響因而很難做大。但由於智能手機的普及,只要通過iOS和Google Play,其實就可以通過移動互聯網平台進行出海,而BAT的重心資源在國內,於是這些企業只能選擇出海求生。
所以這一階段的特點就是中國企業的互聯網出海,包括中國的很多遊戲公司也是在2014年之後開始慢慢變多的:像互聯網的Bigo Live,其實國內就是yy語音;還有智明星通,本來是做一些卡牌類遊戲,在海外其實也做過一些賭博類遊戲。
那時其實還有一些P2P(網絡借貸)灰產,中國的P2P跑到亞非拉去做小額貸款,甚至後面很多人直接跑到印尼或者其他海外地區開比特幣交易所。這一波的互聯網出海,其實是由內部帶起來的——國內不能做,或者國內的BAT壟斷了後,他們就慢慢在海外做起來了。

圖片來源:麥肯錫
到了2016、2017年左右,原本沉在下面的跨境電商突然起來了,其實也就是開網店。我當時記得有一個巴西人就跟我説,他會在中國的平台上去買東西,許多中國的品牌都已經開始直接滲透到他們拉美的電商平台美客多(MercadoLibre)裏面,類似的還有中東的Souq、東南亞的Lazada等等。跨境電商的崛起過程中,除了平台商,與之配套的海外支付、物流、賣家也都在成長。
總體來説,這個階段的互聯網大廠,更多是以參股、投資、併購等方式去開拓國際業務的。這些跟前面我講的互聯網出海的中小創業者不同,比如説騰訊投了很多海外遊戲工作室,如冬海集團,而阿里巴巴也會投很多企業如電商類的Lazada、支付類的Paytm。所以,那段時間的大廠還是以投資為主,而非肉身出海。
第四個階段,是2020年疫情前後。2018年下半年出現了一個比較明顯的變化——中國做光伏、新能源領域的企業,突然得到一波井噴。因為歐美對中國光伏的雙反制裁到期,於是就稍微鬆了鬆。並且這一時期,中國企業還到東南亞建廠避免制裁,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光伏、儲能巨頭,很多都是在2018年到2022年這段時間裏崛起的。
緊接着就是疫情期間,生物醫藥企業出海的更多了,因為很多的醫藥和生物監測企業就是在疫情那一波中獲得了額外的收益。但疫情結束,市場收縮,他們遇到了困境因而選擇出海。
這些變化的原因首先是,現在的醫藥是集中採購,也就是説現在做創新藥的那些企業,可能很難維持國內藥費控制這麼大的限制問題,還有可能得不到疫情期間政策上提供的支持,那麼對於這些醫藥企業而言,它的新增長點在哪裏?疫情一解除,這些企業都碰到同樣的問題,所以這些醫藥、生物企業會更多地選擇出海。
現在是後疫情時代,算是第五個階段,出海的趨勢還在加強。總體來説,中企出海大概就是這樣的幾個階段。現在更多的一種情況就是很盲目、很瘋狂地出海,而且這口號一喊響以後,很多人只看到了希望,而忽略了背後的風險。
觀察者網:確實如此,有些人認為這輪中企出海過於倉促,有的人則認為其他國家都在出海,我們必須爭分奪秒,能否談談您對這兩種意見的看法?另外,您怎麼看待許多人呼籲的“不出海就出局”的觀點?
達尼:其實就像前面提到的,中企出海已經有好幾波了。所以對於那些出海企業來説,出或不出都有它們自己的節奏。
如今,這一波出海潮顯然是被一種趨勢引導出來的,然後媒體捕捉到了這個趨勢。但是對於已經出海很多年的人來説會覺得很奇怪,我以前出海的時候是這麼做的,現在也是這麼做的,並沒有因為媒體或者政府關注到了這一塊,就改變我的相關策略。其實人家還是按照既有的策略在做,只是媒體的聚光燈看到了這一塊。
以前這些企業可能把出海視作一個新的增長引擎來考慮,或者説國內市場不夠了,我要出向海外,它是有自己的業務節奏的,相對具有長期性戰略。而現在一些新的企業可能更多地把出海當救命稻草來看待,這就是這兩波中企出海潮中一個比較大的區別。
現在因為大家集體都有一種感覺——中國國內的經濟形勢有一點困難,所以許多人將出海視為救命稻草來看待的時候,它很快就會變成一股趨勢,最後把所有的人都裹挾在裏面。
所以我認為,“不出海就出局”的説法有些製造焦慮,一些未必適合出海的企業受到這種輿論的影響,也花很大力氣去出海,但是明顯缺乏對自身的清晰定位和中長期的戰略規劃。

圖片來源:九方金融研究所
觀察者網:用人和招聘一直是中企出海的挑戰之一,這既涉及到工作效率、團隊文化的建設問題,也關係到企業融入當地文化,進行品牌建設的問題,根據您的經驗,您認為出海企業該怎麼處理類似問題?
達尼:先説文化衝突,品牌融入的話題,之前我覺得衝突較為嚴重的是一些中小型互聯網公司——那種一根網線連出去就出海的,它的屁股沒有坐到國外的位置上,做出的決策就一定會出問題。
因為這些中小互聯網公司在海外會做一些投放工作,但它用的營銷手段都比較糟糕,比如做網站的時候,用一些色情的banner條、發一些垃圾消息等等,但是當地東道國還收不到這些企業的税。因為很多這種互聯網公司在當地甚至都沒有開辦事處,且通過國際網關把交易結算掉了,所以導致當地政府連税都收不到。
互聯網一個天生的特點就是特別容易影響年輕人,傳播力又特別廣,再加上税又收不到,所以當地政府、當地精英碰到這類互聯網公司,一般來説是會比較反感的,再結合本地競爭者的遊説,要在當地中上層社會獲得認可是有一定風險的。
再説回外派和用人話題。一些中方企業出海,初期是適合多派一些中方員工的,這樣啓動速度更塊,國內外聯動也會更緊密,等建立起一定的內部文化後再吸收外部人員。另一些如果是已經做到了本地化強運營,那麼本地人數就可以增加。不過,我覺得企業在當地的融入與人數比例其實沒有什麼關係,而是跟企業的文化機制強相關。
如果這個公司是一個強KPI考評的公司,而它的老闆根本就沒有出過海,那麼這時老闆拿着國內投資人的錢説撤就撤,是沒有那種人在當地的切身壓力的。這時侯企業做出的很多決策會很快傷害到本土,因為它的高層遠離海外本地的壓力,可能會在當地做出一些“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的事情。
這當中老闆有一定的問題,總部老闆拿到投資人的錢後會有巨大的KPI壓力,於是就給一線下KPI要求,而他不理解問題其實是出在總部。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一線員工的問題,覺得我到了這個地方,發現了機會,但是我的行為會不會對當地造成一些破壞呢?有些人可能就根本不管這些問題,只管快速完成KPI,反正過段時間就可以調離,這種類型的人也有。
在許多出海企業當中,企業目標短期化是經常發生的情況,但是如果在海外把它當長期事業來做,你就不會做短期主義,也不會拍拍屁股就跑人。在這種情況下,文化問題都是能夠解決的。
如果出海企業的總部向一線下放的KPI要求是有一定中長期節奏的,那這些都不是太大的問題,怕的是什麼?怕的是總部朝令夕改。如果總部給一線分公司施加很大的壓力,那麼一線員工在實施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動作變形的情況。只要人在一線,而且是個正常人,他一定是更容易跟一線本地人心連心。因為人都是有自適應性的,但因為總部有一根繩牽着他,就會導致在實際操作中的很多動作變形。
目前很多企業因為太卷,如光伏和新能源領域,許多人需要維持自己在企業內的地位,所以他到海外就不是帶着一個長期主義的心態,而是到海外賺一筆錢就趕緊走的心態,這自然就無法融入當地。
最後,中長期融入的意義不但是要突破海外市場,而是要坐穩市場。俄烏衝突之後,很多汽車行業的人都在做平行出口車,因為歐美的車廠都已經撤了。要知道一個工業產品進到當地並不容易,需要良好的口碑,但如果平行出口車售後維保沒有跟上,到時候可能毀掉的不只是品牌形象,還有中國的工業形象。
中國企業出海,要突破“三道圍牆”
觀察者網:今年來,中國企業到東南亞、非洲、拉美這些新興海外市場的非常多,從消費結構與需求特性上看,這些地方和傳統的成熟市場相比有哪些顯著差異?這對中國出海企業在產品研發和市場定位上提出了哪些獨特的要求?
達尼:我在“海外征程”公眾號上面寫過一個系列的文章叫“三道圍牆”,來自我當年負責某科技工業產品線全球市場時很深的銷售管理體會。
第一道牆,某種程度上,亞非拉市場其實是一片很廣闊的空間,但它是外城,你可以較為輕鬆地突破。原先在那裏佔領市場的歐美企業因為其先發技術和品牌優勢,反而缺乏競爭和快速應變,這使得當它們在面對中國企業的時候,實際上是缺乏招架之力的,於是就會放棄一些自己的外圍戰場,即亞非拉的一些市場。
因為相比歐美產品,中國的價格更低,而且歐美其實在後端的成本很高,比如説服務、運營,相比之下中國不但設備成本低,服務成本其實也低。如果服務能做得更好的話,這些區域的歐美產品就會被中國產品平替。
第二道牆,就是進入歐洲本土市場。歐洲本土市場是高端市場,但歐洲市場是一個相對講道理,某種程度上還有點聖母心的區域。
我覺得中國企業同樣的一款產品,進美國市場可能很難,但是進歐洲還是能拿下來。比如同樣的新能源汽車,要進美國幾乎沒有任何的可能性,但是還可以進歐洲。無論華為、比亞迪、寧德時代,陽光電源,歐洲本土雖然也有直接競品,但它是開放市場的,因此中國能相對公平地競爭。當然現在情況也發生了變化,歐洲也開始對中國這些產品出台各種制裁和限制,畢竟他們也感受到了競爭的壓力。
第三道圍牆,對自主科技工業來説,最難的其實是美國和日韓,其中日本還好一點,韓國是更難且封閉的市場。雖然作為發達國家,也提倡貿易開放,但是高科技產品很難進入對方領域。一旦與對方的政治、國家安全、大財團科技部門產生利益衝突,中國企業會在明在暗地遇到政商環境的多重挑戰。
從華為到Tiktok,再到AI,哪怕是賣衣服和小商品的Shein和Temu都逐步在經歷這“三道圍牆”,逐一來看就是從外城打到內城的過程。對於亞非拉這些新興海外市場,它可能得先初步解決一個有無問題,有些區域你即便是做出塑膠拖鞋,可能就在當地賺錢了。
所以從外城打到內城,也分三個過程,先要解決當地產品的有無問題,其次是不斷優化乃至解決問題,最後才是品牌問題。其實中國的新事物相對來説是比較容易打進亞非拉的,就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這條路線。所以,我覺得無論是從消費品還是從工業品層面,相對來説都比較容易進入亞非拉市場,先解決有無問題,再解決好壞問題,最後再解決品牌心智問題。

2024年4月21日,在埃及南部阿斯旺省的本班光伏產業園,工人對光伏面板進行巡檢。新華社
而歐美市場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變化很慢,不太能接受中國模式的新東西,日本也是一樣。中國現在掃二維碼已經完全普及了,但歐美等地區還是流行用信用卡,同樣的還有遊戲產品,歐美日對傳統主機遊戲更接受,而亞非拉對中國手遊接受度更高。
我認為如果做自主品牌的話,進入歐美市場的難度肯定要比亞非拉高很多,之所以大家腦子裏一直是歐美市場,我覺得這也許和我們的外貿數據相關。因為在外貿數據中,很大程度上其實是以歐美採購商為主,或者甚至是我們製作,如OEM(代工生產)、ODM(原廠委託設計代工)等,即品牌是人家的,人家給我們下訂單去造而已。但是中國的自主品牌,尤其是高科技自主品牌,想要進歐美的難度要高很多。
中國手機國內市場的領軍品牌有小米、OPPO、華為、榮耀、vivo,但是中國手機真正打入美國的唯一品牌是聯想,為什麼?因為聯想收購了摩托羅拉,摩托羅拉是美國產品,中國自己的品牌雖然在當地也有,但影響力不是很大。歐洲市場同樣如此,TCL能成為打入歐洲市場的手機品牌之一,是因為TCL收購了法國的阿爾卡特手機。
同樣情況的還有中國的電動車,如果看2023年的一些報告就會發現中國的電動車在歐洲還是可以賣的,除了比亞迪是十幾年前就在銷售大客車外,賣得較好的是上汽的名爵、吉利的極星等等——這還是被中國收購的歐洲品牌。
對於站穩第一道亞非拉圍牆,突破第二道歐洲圍牆,我覺得除了少數優秀的中國企業外,大量企業很少做一件事情——即把長期的競爭力放在產品解決方案以及品牌上面。
中國這輪出海中大部分都有一種機會主義心態,因為大部分企業在國內現金流很少,很難再在海外一步步做出來。所以你會看到大量的案例,像跨境電商教大家在海外應該怎麼選品,MCN機構教大家應該在海外怎麼帶貨,但是帶貨、選品這種事情,它是產品設計嗎?
品牌是指品牌曝光和佔領心智,帶貨是追求銷售額。出海不追求品牌肯定是不行的,可中國跨境電商的賣家心態是,違規刷單做榜單,當被平台發現下架後,就再換個賬號註冊,一直處於在河邊走的狀態。大家追求的都是這種導向,誰還追求長期主義?
儘管亞非拉的市場體量可能會相對比較小一點,但其實是更容易進去的。中國企業品牌出海與當地的需求結合,就像正電子和負電子相吸,大家互相解決有無問題,然後我低價給你提供平替,甚至還能給當地市場提供歐美企業不給你做的產品改動。當然,任何國家都有它的本土品牌,出海企業其實要有一個明晰的市場路徑規劃,要考慮好如何處理本土競合關係。
對於進入第三道圍牆——美國市場來説,一方面直接開展競爭的話,商業問題可能會產生政治影響,屆時他們會用法案、遊説、行業協會等方式把你逼出去。另一方面,在品牌心智上你也很難影響到他們,比如我們前面説的,他們有自己的國民老牌子,也有他們自己的習慣,比如我們前面講的信用卡。
現在看來,這波出海可能有一些要撞南牆才能回頭的狀態。今年一月中旬左右,在美國政府換屆的前一段時間,有些跨境電商機構依然在開展TikTok赴美國招商會。難以想象,在新聞報道TikTok處於停擺危機下,還有無數人要到TikTok去做電商,覺得到美國很有機會。或者説,跨境電商一直有一個迷思——就是認為一定要做美國市場。以至於TikTok處於那樣的情況下,大家還是抱着一種期待要去做美國市場。
我跟做科技工業產品的朋友溝通,他們中只要有經驗的人都會有這種感覺:美國這個區域現在風險太大,我不做。另外,他們還有一個觀點:印度客户,我懶得碰。
印度,對於出海企業就是“三道圍牆”之間的一個“甕城”。其實印度是個大市場,但是“印度賺錢印度花,一分別想帶回家”這種事情太多了。過去央企大量出海到印度的案例,小米、OV、華為被敲打調查、畫餅招標或取消訂單的事數不勝數,如中國某銀行為印度項目做買方信貸,結果幾十億人民幣收不回來。

資料圖 網絡
當然,不僅是中國企業,印度對歐美企業也一樣採取“關起來打”。而之前TikTok第一個被禁止的國家其實也是印度,之前2014年互聯網出海這一波本來是要去印度,然而因為政策環境和ARPU值(電信運營企業平均每個用户貢獻的通信業務收入)的付費能力,導致幾乎全部翻船。
此外,印度有大國雄心夢,幾大財閥也是有全球影響力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不少蘋果鏈都已退出印度,並將經營權全部交給印度財團了。印度市場的准入條件很高,要求產業鏈轉移過去,任命本地人為高管,指定本地供應商,並嚴查税務和簽證,雖然市場很大,但風險也會比較大。而且,印度重視高等教育,勞動力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在電子、汽車、IT等領域已經展現了較深厚的實力,因此開拓印度市場是有一定困難的。
最後想提一個看法,如果將來的全球市場變成“兩極化”,或者説全球化變成半球化,中國科技工業其實可以拿到另一半,即拿穩第一道圍牆內的市場,爭取第二道圍牆的市場,企業可以以此為角度來倒推自己的戰略路徑。
世界很大,沒了美國還有其他新興市場
觀察者網:您剛才提到美國市場的風險,現在大家都特別關注特朗普上台後的關税政策,這可能會對中國企業出海美國市場帶來哪些直接和間接的影響?企業界都有哪些看法?除了關税政策,特朗普的其他對外政策,如貿易壁壘設置、投資限制等,對中國企業在全球其他市場的佈局和拓展會產生怎樣的連鎖反應?
達尼:如果把中美之間的貿易拆開來看,就會發現出口占比最高的還是衣帽褲襪類和機電類產品,而最大的機電類出口,並非是中國自主品牌出口,更多是承接美國工廠的下單交付。
因為在早先的中美貿易關係當中,中國承擔的就是製造中心的角色,它的整體貿易量和美國那邊下的訂單有關,比如霍尼韋爾或英特爾在中國開工廠時,它自然就會從外高橋、蘇州高新區等區域出口,屬於配屬關係。
但是這幾年,美資企業在中國市場處於一個撤退和產業鏈切割的態勢,中美之間的出口訂單和技術合作自然就出現了萎縮,所以美國這次再對中國的高科技加關税,新增的傷害性是比較有限的,很難説會傷到中國科工本身。當然,這對一些低附加值產品的影響可能還是會有的,比如跨境電商。
目前,中國相關企業一方面得想盡辦法繞道第三國,另一方面得積極進行轉型,從代工到創造品牌。世界很大,沒了美國也可以開拓更多的新興市場。
華為最早也去過美國市場,但20年來,屢屢中標又被中斷,在美國市場從沒大規模做開過,而其他地方如歐洲、日本都能突破並且做到規模化。以華為這麼強的實力,美國都做不開,而且那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黃金十年,而不是現在的中美競爭時代。可想而知,我們的其他工業科技產品若要進入美國市場,都會比較難。
關於繞道第三國的問題,比如汽車工業去墨西哥,光伏業去東南亞等,目前美國已經不斷出現了新的合規要求進行股權實質穿透,因此哪怕美國企業想選中企可能也選不了,也不敢選,所以它自己會再去找新的供應鏈來替代。

中國車企在墨西哥汽車市場情況 圖源:方正證券
不過,本來我們在美國市場中,以自主品牌形式的高科技附加值產品也不是很多。華為不是照樣經營得很好嗎?所以這個世界上即使暫時沒有美國這片市場,中國企業一樣可以發展得很好。
其實對特朗普的新政來説,我覺得這一次大部分人都已經做好準備了,而且國家也做了很多的準備。
我接觸過的企業家當中,有些對美國還是會產生一定程度上的美好期待,由於路徑依賴,他們會偏向於認為只要跟美國做生意,生意就能做得比較大。然後他們會做很多合規、股權、知產的自查自糾動作,覺得還想在美國去設廠或者在墨西哥設廠。
但我們在期待之餘,需要面對一個現實:美國只要換一個法案,是能夠穿透你的股權架構的,如果發現你是個中國企業,就算你在墨西哥建廠,他要搞你還是搞你,根本沒辦法。
我覺得我們的政府其實也在積極地做一些轉型,就是假設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美國市場,我們會怎麼樣?不説那些美國干預特別大的市場,一些干預比較小的市場,我們還是可以去做一做的。
觀察者網:特朗普宣佈美國國家能源緊急狀態,結束“綠色新政”,撤銷電動車優惠政策,這對中國新能源汽車、光伏等相關出海企業會產生哪些直接衝擊?企業該如何應對?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後,中國綠色技術相關的出海企業在國際合作項目和市場準入等方面,可能會面臨哪些新的障礙?能否提供一些應對思路?
達尼:第一,我想先説,全球綠色是一個趨勢,某種程度上,這已經是人類的共識,特朗普很難徹底扭轉氣候議題上已經共同形成的這種全人類共識。
第二,現在的科技水平到了什麼程度?我在加州的一個朋友在新能源領域做了20年,他做過一個家庭測算:就是在沒有美國政府補貼的情況下,新能源技術產品比起市電,大概能夠做到在8年內回本。
那麼經濟上,大家為什麼不用這樣的產品呢?既然8年我就能實現盈虧平衡,而我的產品總共有25年維保壽命,那麼後面十幾年相當於淨賺。
所以在經濟上和道義上,大家都有理由去支持綠色低碳技術的發展趨勢。這是一種全球趨勢,我覺得特朗普很難擋住。
其實美國的很多廠商,他們還是採購中國的面板和儀器,因為如果沒有中國的產品,他們自己也找不到更好的替代品。
現在無非説美國政府取消了部分相關補貼,增加了部分關税,但過了這個階段就好了。以中國光伏產業的發展趨勢來看,一部分企業在一個大潮中會自然地退潮,中國在2008年到2012年的時候就經歷過這種衰退,但無非就是市場和產能收縮一點,最終中國整體的產業還是能夠留下來的。
因為中國的製造工業鏈太強,歐美企業他們自己非常清楚,製造業是基本回流不到美國的,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沒辦法迴流的。

2025年1月2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宣佈美國將退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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