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良祥：伊朗改革派想與美國達成“大交易”，但強硬派選擇繼續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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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近期，美俄會談、美烏領導人吵架，成為全球關注的“頂流”。
當地時間3月2日，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表示，儘管他個人支持與美國對話，但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反對，伊朗就不會與美國進行對話。這一表態很明顯是對2月7日哈梅內伊發表講話的回應。
在那次講話中，哈梅內伊表示：與美國的談判既不明智，也毫無尊嚴。過去的經驗證明，與美國談判不會解決伊朗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佩澤希齊揚的上述發言正是在3月2日伊朗議會以經濟管理不力、本幣暴跌為由解除經濟事務和財政部長阿卜杜勒納賽爾·赫馬提的職務，以及伊朗副總統扎裏夫宣佈再次遞交辭呈前後做出的。這無疑引發外界對於伊朗內部路線的討論，以及潛在的後哈梅內伊時代伊朗發展方向的關注。
對此，觀察者網連線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西亞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國際戰略研究所周邊安全室主任、中國中東學會理事金良祥先生，分析伊朗的發展前景及中伊關係的重點。
【對話/唐曉甫】
觀察者網：澤連斯基和特朗普在白宮激烈爭吵之後，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社交平台重發了他三年前關於俄烏衝突的評論。當時他用烏克蘭語寫道：“從烏克蘭問題中學到的第一個教訓是，西方大國對其傀儡國家和政府的支持是海市蜃樓。所有政府都應該明白這一點”
緊接着，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表示，儘管他個人支持與美國對話，但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反對，伊朗就不會與美國進行對話。你如何解讀兩人的隔空對話，反映了怎樣的分歧？
**金良祥：**最高精神領袖和總統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權力架構中的兩個最重要的職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權力系統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伊斯蘭的系統，包括最高精神領袖、負責監督和選舉領袖的專家會議以及憲法監護委員會等；另一個則是共和系統，包括總統、議會和司法部門等，後者與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的權力部門並無多大的差別。
但正如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全稱所顯示的那樣，“伊斯蘭”是在“共和”之前，這就意味着伊斯蘭系統的權力是高於共和系統的。換言之，最高精神領袖及其領導的伊斯蘭系統真正掌握伊朗的最高權力，即使是經過選舉產生的總統，也需要領袖的核準之後才能正式出任總統。
儘管總統名義是伊朗的國家代表，但總統的權力其實並不如其他總統那麼大。總統權力理論上不僅要受到領袖等伊斯蘭系統的制約，沒有領袖的支持，總統行使權力寸步難行，而且總統還會受到議會的牽制。但另一方面，總統畢竟是通過合法選民一人一票選舉出來的，故而也有較強的權力基礎，具有一定的獨立性。總統也常常憑藉這一權力基礎對領袖形成挑戰。
哈梅內伊
最高精神領袖是伊朗強硬保守力量的代表，更是伊斯蘭體制力量的代表。哈梅內伊是伊朗第二任領袖，也是美國和西方國家對伊朗實施政治外交孤立、經濟制裁和軍事威脅的見證者和體會最深者，故而對與美國緩和關係不抱希望。特別是美國特朗普政府於2018年退出伊核協議之後，哈梅內伊以及伊朗保守派對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幻想進一步破滅。
然而，伊朗的社會又是嚴重西方化的，特別相當一部分中產階層及相當一部分政治、經濟、外交和社會精英也是親西方的，始終幻想與美國緩和關係，幻想美國能把他們當一等公民看。這部分政治勢力便是伊朗改革派，而現任總統佩澤希齊揚也來自改革派。當然，伊朗改革派也清醒地認識到，伊美關係緩和絕非一蹴而就，主張伊美緩和應該從減少衝突和對抗開始，慢慢來。
一方面，佩澤希齊揚總統及其所代表的改革派仍然沒有放棄緩和對美關係的幻想，但另一方面，也清楚知道，總統並不具有重大外交戰略方針的決定權。於是就有了佩澤希齊揚上述顯得有點無奈的表態。
觀察者網：從您對伊朗總統的瞭解來看，他對美國是什麼態度？是親美派嗎？他希望通過對話與美國在核問題、經濟制裁、地區安全等方面達成什麼目標？
**金良祥：**作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佩澤希齊揚似乎也主張緩和對美關係。以前總統大選中，改革派候選人甚至公開打出“接觸西方”的口號，在2024年伊朗總統大選中，伊朗改革派的主張之一便是“接觸世界”。這部分體現了改革派對伊朗國內政治現實的接受，但並沒有改變其將緩和與西方關係作為政策重點的真實意圖。
同時，佩澤希齊揚來自伊朗的衞生系統，而這是伊朗國內比較親西方的政府部門之一。佩澤希齊揚的政治立場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扎裏夫的影響。近年來，改革派逐漸形成了新力量或組織體系，其核心便是剛辭職的副總統、前外長扎裏夫。
正是扎裏夫等改革派干將多番奔走為佩澤希齊揚站台造勢，改革派才能再度逆勢崛起，可以説扎裏夫為佩澤希齊揚當選總統立下了汗馬功勞。正因此，扎裏夫團隊的核心人物得以出任各個重要的政府崗位，包括現任外長阿拉格奇、第一副外長拉萬奇以及總統政治顧問塞納伊等。
扎裏夫一直是近年來伊朗國內政壇中備受爭議的人物。儘管深得一部分改革派羣體的支持，但他在美國接受教育，並且兩個孩子擁有美國國籍。伊朗國內有種説法，認為扎裏夫是伊朗國內“紐約幫的幫主”。
扎裏夫
最近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扎裏夫接受美國著名媒體人法裏德·扎卡里亞採訪時，當被問他因為兩個孩子是美國國籍而在國內遭到調查時，他表示，兩個孩子是他在美國讀博士期間生下的，是在他擔任伊朗政府公職之前的事。
然而，伊朗國內保守派並不認同這一解釋，繼續施加壓力，導致扎裏夫不得不在壓力之下辭職。扎裏夫究竟是不是親美派我們不予置評，但從其多次接受採訪的言論來看，他對美國文化和美國政治運作方式的高度認可是確定的。
佩澤希齊揚主張緩和對美關係，目前看來主要目的是希望美國能夠緩和對伊朗的經濟制裁。美國仍然掌握着國際貿易結算關鍵的渠道，對伊朗經濟制裁，使伊朗遭到嚴重損失，也是當前伊朗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但問題是，美國對伊朗的經濟制裁主要是因為美國親以色列遊説團體推動，美國國內政治結構不改變的情況下，美國取消對伊制裁的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
改革派在緩和對美關係方面一直存在一種設想，那就是與美國達成一項涵蓋各個方面重大戰略的“大交易”，並試圖將達成核協議作為“大交易”的第一步。儘管改革派的一些精英對這一所謂的“大交易”語焉不詳，但其內容無非是，伊朗幫助美國搞定中東，換取美國取消制裁，並認可伊朗一定限度內的軍事和戰略能力建設的行為。
2015年，時任伊朗總統的魯哈尼，也同樣來自改革派，正是基於上述思路與有關各方達成了伊核協議。但很不幸的是，美國特朗普政府上台後便不斷詆譭核協議，並最終於2018年退出了該協議。事實證明，伊美關係緩和的政治條件遠遠沒有成熟。
觀察者網：美國彭博社3月4日報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俄羅斯同意協助美國特朗普政府，就伊朗核計劃等問題與伊方進行溝通。從伊朗的角度講，會接受這種通過中間人的談判方式嗎？在伊核問題上，比較可能達成的協議會是什麼內容？
**金良祥：**這條消息本身應該是靠譜的。據我所知，伊朗改革派現在因為經濟問題的緊迫性，有點病急亂投醫的味道，非常急於通過第三方促成伊美緩和，也願意在核問題上作出重大讓步，換取美國取消或放鬆對伊朗的制裁。伊朗改革派人士可能不僅向俄羅斯，也向其他大國提出過類似要求。
但問題是，伊核問題等大政方針是由最高領袖決定的，總統並不掌握這項權力。最高領袖近期明確指示不要和美國談判，因為美國不可信。美國退出了2015年的協議對伊朗再次談判達成協議的信心造成了沉重打擊。
另外，雙方之間的關於核問題的立場也存在巨大分歧。伊朗方面在美國退出協議一年之後，恢復了一些核研發活動，特別是2024年遭受重大挫折以後，國內要求修改核政策、提升核能力的訴求進一步上升；而美國在伊核問題方面的政策事實上是以色列制訂的，特朗普可能只是一個執行者。
以色列在伊核問題上的目標極其苛刻，包括極其嚴格的限制伊朗濃縮鈾的庫存，極其嚴格的限制伊朗的離心機數量等，均是伊朗難以接受的。雙方之間的立場分歧是巨大的。同時，最高領袖及其周圍的精英也都很清楚，即使達成協議，美國也取消不了對伊朗的制裁，這是美國國內反伊政治的基本特點決定的。
伊朗核設施
2015年達成協議以後，伊朗兑現協議義務，但美國奧巴馬政府受到各種掣肘，並未取消對伊制裁，便是前例。2022年9月伊朗與有關各方就恢復伊核協議舉行談判幾近達成協議，但由於美國拜登政府不能承諾在其執政結束之後仍能取消制裁，談判再度無果而終。
觀察者網：如果比照烏克蘭的命運，伊朗在對美關係上，應該堅持哈梅內伊的立場還是佩澤希齊揚的？
**金良祥：**伊朗在對美關係方面長期存在兩種觀點：一是放棄幻想，二是繼續努力緩和對美關係。但筆者認為，伊朗所有的政治精英包括保守派都很明白緩和對美國關係的重要性，但當前伊朗所選擇的放棄幻想的政策選項是多次試錯的結果。
20世紀90年代中期，伊朗拉夫桑賈尼擔任總統期間，曾試圖通過讓渡巨大能源利益的方式換取美國轉變敵視伊朗的政策，但最後遭到美國克林頓政府的制裁；2001年“9·11事件”以後，伊朗曾經為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提供了實實在在的支持，但美國小布什政府在2002年國情諮文中將伊朗列為三大“邪惡軸心”之一；2015年，伊朗試圖通過達成伊核協議的方式融入西方體系，但特朗普政府退出了伊核協議。
在伊美關係中，一直存在着一種奇怪的邏輯，那就是伊朗越是努力緩和對美關係，越是即將取得成功的時候，就會有一種力量逆轉這一趨勢。
這股力量包括美國社會上因為1979年人質危機所形成的反伊力量，也包括仇視伊朗伊斯蘭政權的自由主義力量，還包括親以色列遊説團體的力量，其中後者尤其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哈梅內伊之所以對伊美關係改善不抱幻想，很大程度上是伊朗不斷試錯的結果。
觀察者網：佩澤希齊揚的上述發言是在伊朗議會3月2日以管理經濟不力、本幣暴跌為由解除經濟事務和財政部部長阿卜杜勒納賽爾·赫馬提的職務時做出的，隨後伊朗副總統扎裏夫也宣佈再次遞交辭呈。伊朗現在的經濟情況如何？面對特朗普尋求將伊朗石油出口規模打壓至“零”等一系列潛在的經貿制裁，伊朗是否能做好應對？
**金良祥：**當前伊朗經濟的確面臨巨大的困難。2023年以來，我曾多次訪問伊朗。2023年10月我訪問伊朗時，伊朗的匯率為1美元能換50萬伊朗里亞爾，2024年12月初，我再次訪問伊朗，當時1美元能換79萬里亞爾，但最近在伊朗的朋友告訴我，美元對里亞爾的比值已升到1美元兑94萬里亞爾，貨幣貶值的情況觸目驚心。最近一波貨幣貶值的主要原因是特朗普宣誓再次啓動“極限施壓”。
但另一方面，伊朗的資源是非常豐富的，政府的運轉也是有效的，特別是長期制裁之下，伊朗有一些保持韌性的手段，比如對基本民生物資的補助等。伊朗的石油資源極其豐富，汽油的價格分為兩檔，60升以內享受補貼價大約相當於人民幣1毛錢1公升，60升以外大約相當於人民幣2毛錢一升，也就是説開車1000公里的燃油開銷約相當於人民幣12元左右。
伊朗汽油價格低政策是政府為彌補國家經濟發展不足的某種補償和福利
這個算法不一定準確，但伊朗的油價總歸是便宜得難以想象，真的是比礦泉水便宜。再如，相當於人民幣2元以內的大餅，足以滿足一家4-5口人一天的熱量需求。這一點上，伊朗和俄羅斯有點像，也就是基本民生保障沒有問題。事實上，伊朗的通貨膨脹之所以很高，原因很大程度上也在於其補貼太多，不光是制裁造成的。
特朗普可能重啓對伊朗“極限施壓”，當然會對伊朗造成巨大壓力。筆者曾經在不同場合指出，經濟制裁，加上伊朗面臨的地緣政治壓力，再加上國內一些矛盾的積累，2025年可能是伊朗自伊斯蘭革命以來面臨挑戰最為嚴峻的一年。儘管伊朗可能會出現多重危機併發的局面，但本人認為伊朗還是能夠渡過危機。
一是因為伊朗的民生能夠得到基本保障，二是因為伊朗治理體系相對比較完善，三是伊朗的政治資源相對來説比較集中，最高領袖仍然是“定海神針”。
當然，伊朗最終能否度過困難時期，還取決於諸多內外條件。一是，國內政治鬥爭趨於激烈的情況下各派力量能否顧全大局；二是，伊朗能否實施清晰的外交政策，並在此基礎上得到必要外部政治和經濟支持，能否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周邊環境。
觀察者網：回到地緣政治方面，我們看到在敍利亞變局之後，伊朗國內對於是否繼續抵抗軸心戰略有過討論，最後是否得出了階段性結論？還會繼續支持抵抗軸心戰略嗎？
**金良祥：**黎巴嫩真主黨2024年10月遭到嚴重削弱，是一個標誌性事件，12月7日阿薩德政權倒台則是2024年另一個重大的節點性事件。儘管伊朗國內和西方國家關於“抵抗軸心”的解讀和看法不盡相同，但“抵抗軸心”毫無疑問是伊朗維持其地緣戰略影響和地區大國地位的重要戰略依託。
“抵抗軸心”遭到重創之後，伊朗的戰略面臨三種選項：一是戰略收縮，二是勉強周旋，三是激進反制。現在看來，伊朗選擇的似乎是“勉強周旋”。
一方面，伊朗不可能完全放棄“抵抗軸心”，因為這是伊朗保持地區大國地位的依託。事實上，伊朗2月底派遣了由議長和外長及一大批重要人物組成的高規格代表團參加了真主黨納斯魯拉的葬禮，便是其體現。但另一方面，遭受重創之後，伊朗奉行“抵抗政策”的手段受到了嚴重製約，不得不“勉強周旋”。
觀察者網：現在敍利亞變局的結果對周邊的影響越來越明顯，美國似乎也在尋求減少在中東的存在，並已經放鬆了對以色列的出口軍火管制。在這種背景下，您認為中東局勢會如何變化？伊朗強硬派會有什麼動作嗎？
**金良祥：**特朗普奉行狹隘的“美國優先”戰略，可以預期，美國將繼續在中東地區保持收縮態勢，但這種收縮不會是絕對的。
美國奉行“美國優先”戰略，但在中東地區要奉行“以色列優先戰略”。現在的美國的中東戰略很大程度上是以色列內塔尼亞胡制定的，美國更像是一個執行者。在以色列需要的情況下，美國仍然會增加對中東地區的戰略投入。這種投入可能是階段性的、暫時性的。
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
2024年“抵抗軸心”遭到削弱之後，伊朗的地區戰略主要有兩方面組成：一是前面提到的勉強周旋，二是重構戰略威懾。2024年，伊朗之所以出現重大的挫折，很大程度上在於“抵抗軸心”遭到削弱，其對以色列的報復性打擊沒有起到威懾的作用，其戰略信用的“泡沫”被刺破。伊朗現在面臨的重要任務便是重構戰略威懾，重構威懾的信用。近期伊朗不斷展示地下軍事設施便是其體現。
伊朗是一個高度理性的國家，在困難的情況下，我認為伊朗會保持戰略剋制。
觀察者網：從長遠看，中國依舊需要和遜尼派、什葉派國家都達成良好關係，但同時，在上一輪變局中，伊朗及其支持的抵抗軸心表現出了超越很多觀察人士預期的戰鬥力。從您的角度看，我們未來應該如何看待中伊合作關係，是否應該更加側重伊朗及其支持的抵抗軸心成員的地緣戰略影響力而非簡單的經濟合作？
**金良祥：**中伊發展友好關係有着深厚的基礎。這種基礎既來自雙方相互友好交往的歷史和經濟上的互補性，更是雙方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需要。
冷戰結束以後，美國試圖在戰略上滲透到亞歐大陸的腹地，試圖將自己構建為一個全球性帝國，但這一目標並沒有實現。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伊朗在亞歐大陸的西南側構成了一道屏障。同時，伊朗也是中國在中東地區提升影響力的重要夥伴，比如，中國主持伊沙和解進程極大地提升了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中伊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的定位有着重要的意義，更是富有遠見的。伊朗在諸多方面涉及中國的重大戰略利益，國家的核心利益不可讓步，重大的戰略利益也需要維護，更需要長期經營。經濟合作是中伊關係的重要方面，但更需要重視伊朗的戰略地位。
伊朗的“抵抗軸心”戰略涉及兩個重要的維度，一是政治的維度，一是國際法的維度，即主權原則。“抵抗軸心”中的“抵抗”之所以存在，原因在於中東地區存在強權政治，存在霸凌，存在強佔領土等不公正行為，“抵抗”首先是對強權和不公正行為的反應。但另一方面，非國家行為體的存在也對當代國際關係中的主權原則形成了挑戰，而主權原則、是國際和地區秩序的重要基礎。
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持一種比較平衡的立場。恪守主權原則是中國外交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原則，正是因為遵守這一原則，中國在與包括中東在內的一些非國家行為體打交道時一直持謹慎態度。但另一方面，中國也不輕易否定中東地區的一些非國家行為體，因為其鬥爭具有一定的正義性。同時，中國在與伊朗發展正常友好關係的同時，也非常重視阿拉伯國家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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