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爭奪機器人第一城

不久前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上，兩位來自杭州的年輕人成為關注焦點。

一位是深度求索的創始人梁文鋒，他和團隊研發的人工智能大模型DeepSeek橫空出世，顛覆了全世界對AI研發“高投入、長週期”的固有認知，成為2025年現象級的AI產品。另一位是機器人公司宇樹科技的創始人王興興。宇樹新一代人形機器人剛剛在2025年春晚舞台亮相，作為“90後”企業家代表，王興興還是受邀發言的六位企業家之一。

如今，DeepSeek帶領的全球大模型開源趨勢，加速了人形機器人的智能湧現。業內人士預計兩三年後，人形機器人將出現“ChatGPT時刻”。走出會場的路上，王興興面對媒體鏡頭坦言：AI驅動機器人進化的速度非常快，超出預期。並預言今年年底前，人形機器人將達到“新量級”。

年輕、前沿、瞄準未來，是杭州這一撥集中湧現的“硬科技”企業的代名詞，同樣不容忽視的，還有這些科創企業正通過強勁的市場表現在細分領域建立全球話語權。

杭州正在攻關人形機器人的“最優本體”和“最強大腦”。目前，杭州擁有機器人相關企業200餘家，2023年機器人工業產值達150億元，集聚了10家專精特新“小巨人”，覆蓋機器人零部件生產、整機制造、系統集成等產業鏈環節。

“對於這類新興產業，相關政策多一點、起步早一點的城市，便會形成比較明顯的發展優勢。”浙江省工信院產業政策研究所所長宋婷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在國內各大城市紛紛將人形機器人推到戰略產業高位、強調創新驅動時，杭州得以先一步“驅動創新”的關鍵，則是其深入城市肌理的“市場化”基因。

來自雲深處的四足機器人“絕影X30”正在-20℃—55℃的工作環境作業。 受訪者提供

自下而上的邊緣式創新

今年元宵節，宇樹科技的人形機器人卸下春晚舞台的東北棉襖和花手絹，改扮川劇變臉。趁着持續引發的熱度，宇樹科技快速在線上平台推出兩款人形機器人產品。登上央視舞台的H1機器人售價65萬元/台，預計60天交貨，元宵節表演的G1機器人更小巧，售價9.9萬元/台，預計45天交付。上線即售罄。

這一次，宇樹科技抓住了市場風口。

回想四年前第一次上春晚後，宇樹科技接到的詢價電話數量暴增。大家都在問，“台上賣力表演牛犇犇，台下打工送盒飯”的機器狗多少錢。宇樹科技聯合創始人陳立曾對媒體透露，當時以普通消費者為主，一聽要幾萬元，就沒下文了。團隊因此惋惜不已，於是像“打了雞血”一樣，用時4個月，研發出了面向消費市場的四足機器人，俗稱機器狗，每台售價降到了1.6萬元。

“用到行業場景中的四足機器人，考慮到負重和性能，一般越大越好，但結合成本和技術路線問題，我們一直在做一件事——在一定尺寸、重量、成本下，將現有硬件性能‘榨乾’。”陳立認為，每一代產品硬件性能的極致呈現，得益於宇樹科技一開始就確立的產品全自研線路，而這也極大地節省了供應鏈成本。

陳立曾舉例，當產品全自研時，上游供應商就會從零部件供應商變成材料供應商。以電機為例，產品自研需要的是銅線、磁鐵等材料，而不是聯繫電機廠商，這樣自然提高了產品性價比。不斷迭代的機器狗持續擊穿行業底價，2023年發佈的Go2直接將價格殺到了萬元以下，成為宇樹科技最賣座的機器狗。

根據高工機器人產業研究所（GGII）發佈的《2024年中國四足機器人行業發展報告》，宇樹科技的四足機器人佔據了2023年全球69.75％的銷量份額和40.65％的市場規模，穩居首位，遠超波士頓動力。同樣來自杭州的雲深處科技排在全球前三，市佔率11.11％。

相比之下，雲深處帶有更為濃厚的“浙大系”創業色彩。創新發端於課堂，採取跨學科合作模式，並強調成果轉化。雲深處創始人朱秋國和首席技術官李超來自浙江大學同一個實驗室，2017年兩人聯手創業，其中一個契機便是為了突破“高校實驗團隊的侷限”。

對機器人這樣一個高度綜合的複雜平台，“新手”需要漫長的摸索過程才能熟練掌握。而想要減少研發人員的重複性工作、快速推進二次開發，僅靠實驗室研究是不夠的，還需建立標準化的機器人平台。

“讓機器人走出實驗室”是朱秋國的老師對他的要求，也是他創業的開始。在校讀書期間，朱秋國曾參與到“863計劃”重點課題，經歷了雙足機器人“悟空”的研發。但一次偶然的契機，朱秋國發現，四足機器人擁有更強的穩定性和通行性能。相比於當時技術遠不成熟的雙足機器人，四足機器人可以更快落地。

科研是要回答一個問題，而創業是要解決實際需求。“基於比較宏觀的動態平衡的設想與實驗，初創團隊琢磨出了自己的一套技術路線。”李超對《中國新聞週刊》説。如果用一個形象的比喻，最初的技術路線就是雲深處握在手中的錘子，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產品和場景解決方案，則是要找的釘子，雲深處創業初期就是在“拿着錘子找釘子”。

“浙江的民營經濟傳統和商業氛圍塑造了創業者非常務實的共性特徵。”浙江省發展規劃研究院副院長蘭建平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種來自市場端、自下而上驅動的邊緣式創新幫助企業打破了科研與市場的壁壘，讓科研成果落地，加速商業閉環，從而形成企業的市場競爭力。這也是“杭州六小龍”湧現背後的底層邏輯，即賦予技術思維以市場定價。

“杭州六小龍”之一的羣核科技最早推出的軟件產品“酷家樂”，就是公司基於“GPU算力集羣”和“物理世界模擬器”這兩個底層技術路線找到的第一個落地場景，目前在大家居設計軟件領域的滲透率已經做到了近80％。羣核科技董事長黃曉煌曾對媒體分享，最初嘗試了很多行業，只不過家裝領域反響最好，更願意為此買單。他甚至直言，對於創業者來説，“拿着錘子找釘子”的做法“是唯一成功的路徑”。

“智能機器人量產場景的出現，需要技術研發與市場需求不斷交互迭代。”聚焦前沿科技早期投資的銀杏谷資本董事長陳嚮明分析，量變產生質變的前提是跨學科人才密度夠高、市場場景足夠豐富、製造業供應鏈足夠完備，杭州剛好滿足這三要素。

以跨學科人才的聚集為例，杭州不僅有四校合併而來的浙江大學，還有阿里巴巴帶來的人才、技術和資本“溢出”。陳嚮明回憶，阿里雲最早一批組建者是從微軟亞洲研究院成建制而來，同時吸引了全球高科技人才，帶來了國際視野和“改變世界”的創業自信，“為杭州這輪科技創業爆發埋下了火種”。

而在城市產業政策的引導下，圍繞機器人智造，一個以杭州為中心的“三小時供應鏈圈”正在加速形成。2017年，《浙江省“機器人+”行動計劃》印發，浙江搶先佈局機器人賽道，到去年《浙江省人形機器人產業創新發展實施方案（2024—2027年）》提出時，已經擁有核心企業79家，集中分佈在杭州、寧波兩市，關鍵零部件配套企業在紹興、温州、嘉興、台州等地均有分佈。

在浙江，“不出省就能組裝一個人形機器人”。

對科創企業“長期陪跑”

“當你走進一家博物館，發現有人正在使用AR眼鏡，大概率來自Rokid。”杭州靈伴科技有限公司（Rokid）高級副總裁宓羣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他舉着手中一副看似尋常的黑框眼鏡介紹，僅重49克，卻能裝入整個世界。最近杭州人形機器人和AI大火，靈伴科技也被推到聚光燈下，被戲稱為“具身智能之眼”。

到目前為止，靈伴科技已經與超過200家省一、二級博物館簽約使用該產品，並從博物館拓寬到了幾十個多功能場景。而與文旅的首次跨界融合，還是通過餘杭區政府的引薦。

當時靈伴科技曾和所在地餘杭區相關部門反映過，AR眼鏡產品成熟前，空間計算成本高，光掃描就要花費數十萬元，擔心沒有落地場景。不久後，良渚古城遺址剛宣佈申遺成功，靈伴科技便被叫去參加了一場關於良渚博物館的座談會，討論如何讓科技與傳統文化結合。當時企業還有顧慮，區政府領導給了顆定心丸。“只要東西真的好，配合你們一起做推廣。”宓羣回憶。

良渚博物館內由Rokid和良渚古城遺址共同打造的“AR智慧導覽”，參觀者戴上可摺疊AR眼鏡即可觀看到多樣化的內容，包括文字、圖片、視頻以及3D的全息場景。 受訪者提供

靈伴科技馬上組織了一個專業團隊，開發了一個月，順利在2020年國慶節前上線。只要戴上這款眼鏡對館內文物展品進行掃描，直觀的圖片、視頻影像便附着在真實的文物上，彷彿為文物注入生命，讓觀眾有了沉浸式體驗，還解決了博物館旺季講解人員不足的問題，一時引發轟動，也讓靈伴科技的AR眼鏡順利打開了博物館這一新場景的大門。

“杭州很多基層官員都是工程師或專家出身，有時比企業還懂行業發展所需，甚至更懂企業家。”宓羣介紹，類似“對企業進行靶向幫扶”的案例都發生在“午餐會”上，因為政府管理者瞭解這些科研人員習慣熬夜搞研發，早上起不來，從不叫他們參加“早餐會”。午餐也很簡單，一份盒飯，交流二三十分鐘，不必喝酒，更不必應酬。杭州為企業提供“有求必應，無事不擾”的服務，沒有三天兩頭的調研考察，也沒有開不完的座談會，企業只需埋頭做好自己的工作。

為了讓企業安心搞發展，2016年，浙江省委經濟工作會議首次公開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三年後，浙江又提出加快推進“一網通辦”，從線上申請到辦理完結，往往以小時計算，甚至“秒報秒批”。“在杭州辦事，裝個‘浙裏辦’App，相當於認識一位副省長。”宓羣打趣地説，比“浙裏辦”效率更高的是杭州市政府打款的速度。

兩年前，靈伴科技獲評“獨角獸”，餘杭區相關職能部門的工作人員很快便與公司聯繫，告知可申領一筆300萬元的獎金。

當時對接這項事務的是企業公共事務負責人許詡。接完電話，他順手在餘杭區的企業服務網站上填寫了表格，提交申領。隨後囑咐公司財務，未來幾天關注一下公司賬户，可能有一筆獎金到賬。他也沒想到，財務很快找到他説，獎金已經到賬了。許詡特意看了看錶，距離填完申領表格，只過去了8分鐘。

“政府從來不開空頭支票，許諾的政策都能兑現，政策與企業所需高度契合，而且效率也高。”宋婷總結，本質上還是與浙江民營企業、市場經濟發育程度高度相關。浙江缺油少田，能源資源緊缺，但民營經濟因此獲得了充分發展空間，市場化運作方式對政策設計、產業資源分配、政企關係等方面產生了全方位的影響。相比於國有企業佔主導的地區，民營企業更善於走消費主導、科技創新主導的路線，而這種環境下的政府角色也更傾向於做好“服務者”，而非“指揮者”。

“杭州六小龍”之一的強腦科技從事非侵入式腦機接口技術研發與應用轉化，目前已經推出了智能仿生手、智能仿生腿等一系列產品。來到杭州之前，這家民營科技企業還是一個從美國公寓地下室起家的小團隊。

強腦科技創始人兼CEO韓璧丞在一次公開活動上分享，2018年，來自杭州餘杭區未來科技城的政府工作人員飛了一萬多公里到美國波士頓，跟他聊了三四個小時。談到腦機接口技術在杭州的未來發展，工作人員顯然做了大量功課。驚訝於杭州政府的專業和誠意，以及對這一技術的前瞻性認可，他才選擇帶着整個團隊從哈佛大學回到了國內。

“科創企業早期規模普遍不大，甚至因為研發投入巨大而處於常年虧損狀態，更需要專業而寬容的孵化環境，這與一些城市招商引資的邏輯不同。”宋婷分析，後者以佈局成本低、減税等措施吸引規模較大的企業，投入產出是可計算的，而營造科創生態的邏輯是城市賦能企業，以天使投資人的眼光尋找優質項目，長期陪跑，還要解決企業遇到的各種問題，相對應地，一旦科創企業成功孵化，對地方的回報亦超乎想象，“杭州六小龍”便是如此。

“每1元政府出資能撬動5元社會資本”

2018年，宇樹科技資金鍊瀕臨斷裂。王興興沒想到的是，政府擔保基金3天完成盡調，7天放款2000萬元，“這在其他城市難以想象”。

蘭建平分析，以宇樹科技為代表的“杭州六小龍”有一些共同的標籤：都由年輕科技人才創辦，都處於機器人、人工智能最前沿的科技產業領域，都屬於民營小微企業，投入大、週期長、未來收益不確定性高。

面對這類“硬核”科技，杭州早已做好化解企業後顧之憂的準備。杭州市政府主導推出了“3+N”產業基金，包括科創基金、創新基金、併購基金和N只行業專項基金，如今已擴大到3000億元的規模，覆蓋企業的初創期、成長期與成熟期。

政府投資基金原本最適合成為耐心資本市場的“壓艙石”，但在現實操作中，很多地方政府對國資創投平台的考核，首要標準是保值增值。考核的偏離導致一些國資創投機構甚至不再考慮產業培育，逐漸異化為地方招商引資的工具。

早期投資公司必須正面回應的問題是：如何把錢投到效率最高的環節？資金要投在企業最困難時，而不是最後一輪。

杭州的天使投資本身比較活躍，但市場化機構投資佔絕對主導，鮮少能見到國資直投的身影，西湖科創投是個例外。該公司成立於2020年，系杭州西湖區政府直屬國有企業，管理運作規模10億元的西湖區科創直投基金。到2024年底，西湖科創投直投基金累計審批投資企業111家，其中高校成果轉化項目54家。

“能夠直接參與到天使直投領域，在創投行業是一種大膽的探索和創新，這種創新模式的落地，離不開區委、區政府對容錯免責等一系列頂層機制的設計。”西湖科創投總經理張康平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以企業估值為例，國資對此有嚴格規定，必須有評估數值。而科創企業由於技術不成熟、市場認可度低等原因，早期估值難，卻又急需資本助力。西湖科創投的做法是引入市場定價機制，與社會資本共同完成投資。

“配套出台的容錯免責制度，有效解決地方政府投資決策偏保守、對新興產業風險難以承受等問題。”張康平介紹，此外，西湖科創投還通過市場化招聘，打造了一支專業投融資隊伍，配置高新科技、生命健康等專業細分團隊，研究生佔比超70％，推出投成獎、績效獎等激勵機制，鼓勵發揮主觀能動性。

截至2024年底，西湖科創投已經發掘並培育了10個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23家獨角獸（準獨角獸）企業。“杭州六小龍”之一的雲深處曾在2022年獲得西湖科創投跟投的B輪融資。在杭州，這只是國有資本與企業故事的一個縮影。

據媒體報道，在杭州市國有資本投資運營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杭州資本”）的企業大數據平台上，“杭州六小龍”中的三家都曾在早期得到過杭州資本的投資。最早的一筆，可以追溯到2018年。如果將杭州資本數據庫中2500多條投資項目與杭州市獨角獸和準獨角獸企業名單進行匹配，杭州科創基金的覆蓋比例超過了50％。政府引導基金正發揮着“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杭州基金集羣佈局圖顯示，每1元政府出資能撬動5元社會資本。

因在天使輪就投資了雲深處，棲身西湖風景區翁家山山頂的銀杏谷資本也被推到了聚光燈下。其創始人陳嚮明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雲深處已經是銀杏谷投資的第三代浙大系機器人創業公司。

2018年，銀杏谷資本投資了原浙大副校長禇健的中控技術，現在已經在科創板上市。在此之前，銀杏谷已經投資了禇健教授的學生、浙大教授熊蓉的迦智科技，目前已發展為國內自動導引車（AGV）領域的龍頭企業。第三代投給了雲深處，創始人朱秋國是熊蓉的學生。

“我們很早就開始關注朱秋國，他在本科期間就參加了機器人世界盃競賽，還參與開發了國際上首台具有快速連續反應能力的雙足仿人乒乓球機器人‘悟空’。”陳嚮明本碩博都就讀於浙江大學，對浙大非常瞭解，該校控制學院和計算機學院是成果轉化的重要策源地，陳嚮明對這兩個學院一直有系統性跟蹤。

銀杏谷資本起源於士蘭微電子的投資部，由士蘭控股、華立集團等浙江五大製造業集團跨界設立，成立初衷就是投資前沿科技，可以説是國內最早從產業出發踐行“投早、投小、投科技”的平台之一。

“看論文現在成了投資經理的基本功。”陳嚮明介紹，公司每週都要進行“論文分享會”，從頂級學術期刊中掌握最新科研動態。他認為，投資公司如果要搭上下一代經濟快車，自身扮演的角色必須變，“以前看財務報表做投資，現在要去看論文，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這種市場化、職業化的投資範式也遷移到了國有資本中。張康平介紹，除了日常翻論文、找項目，西湖科創投還要做好政企之間的紐帶，企業提出困擾，他們會替企業尋找相關部門來解決，甚至直接上手幫企業尋找落地場景。

更“躬身入局”主動服務的是杭州技術轉移轉化中心。這裏的技術經紀人每天輾轉於科研院所和企業之間，為市場需求和科研成果牽線。不久前，認養一頭牛集團提出“牛初乳免疫健康功能因子研究”的技術需求，經紀人很快通過智者大模型找到湘湖實驗室剛好有一項與之匹配的研發成果，三方一拍即合，企業很快投了數百萬元進行成果轉化。

“通過中心搭建的科技成果轉化智者大模型，企業找技術、企業找專家、技術找企業等困難迎刃而解。”杭州技術轉移轉化中心副主任陳鵬飛介紹，今年大模型的科技成果池擴容至超80萬項，覆蓋全球範圍，對企業需求的徵集也從被動轉向主動分析，預測超9.6萬家企業的125萬項潛在需求，準確率從最初的40％躍升至70％。

對於支撐產學研融合的資金，杭州進一步提出了“三個15％”的科技投入政策，即市財政科技投入年均增長要達到15％以上，市本級每年新增財力的15％以上要用於科技投入，同時統籌現有產業政策資金當中的15％集中投向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

宋婷分析，這三個“15％”，既是杭州持續進行科創投入的制度保障，也反映了杭州堅定不移向前沿領域、未來產業要增量的路徑選擇。

自由成長的空間

杭州西湖區紫金夢想廣場南側，接踵而至的商務車將巷子堵得水泄不通。

“年後連軸轉，最多一天接待了近四十個考察團。”藏身街巷盡頭的雲深處公司成了廣場最醒目的存在。雲深處媒體經理孟媛介紹，由於訪客太多，自動門超負荷關停，已經壞了兩次。

春節前接受採訪時，李超還興奮地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很多行業領域表現出對機器狗的興趣，年後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探索更多民用場景。他也沒想到，過了個春節，一撥又一撥客户帶着場景主動找上了門。

面對熙熙攘攘的來訪團，李超反而一直“躲着走”。他很理性地表示，“關注度很快會過去”。智能機器人不像某些行業，一個爆點就能帶來迅速回報。外界看着越是熱鬧，雲深處越要聚焦，找到一些潛在的市場和機會，然後慢慢花很多時間去消化，針對某些場景，真正做好更大規模的應用服務。

對企業來説，內在發展邏輯沒變，但很多事情又發生了變化。

2月下旬，浙江省發展規劃研究院的調研團隊走訪“杭州六小龍”之一的遊戲科學，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選擇落户杭州？”。企業坦言，遊戲研發是長週期、高投入的過程，杭州的文創氛圍好、節奏沒深圳那麼快、房價也不太高，生活成本相對更低；其次，互聯網大公司面對面競爭帶來的人才外溢，方便企業招人；最後，人員穩定，不會剛組建好團隊就被高薪挖走，能耐得住性子做研發。

就在遊戲科學部分團隊搬到杭州的第二年，杭州全市常住人口破千萬。到2021年，杭州市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杭州人才淨流入率繼續保持全國第一。事實上，自杭州於2014年將“發展信息經濟、推動智慧應用”定義為“一號工程”後，城市虹吸效應愈發顯現。隨着越來越多青年人才、科創企業湧入杭州，那些原本穩定的因素都在快速發生變化。

應企業要求，西湖區組建了“抗干擾辦”，幫助企業篩選來訪者，一方面讓企業免於被打擾，另一方面也在防範外界“撬牆角”。

“相比於為什麼杭州湧現出這麼多科技企業，政府更關心的是，如何讓企業關注度轉變為產業發展優勢。”宋婷分析，超預期的關注度在一定程度上打亂了企業原本的生長節奏，初創企業走向規模化時，很多內在發展邏輯會出現變化。例如：企業是否要走向大規模，管理層面是否要引入職業經理人？面對突如其來的訂單，是否要擴大生產、如何保證產品質量穩定性、去哪裏找供應鏈？

事實上，相關政府部門已經在組織專人專班幫扶企業發展。宋婷介紹，目前主要是在信息和資源對接方面，未來隨着產業快速發展和新產品面市，新的審批流程、相關法律法規和技術規範標準的制定，都需要政府做好前置服務。“科創企業大多還不夠成熟，時間更應該留給研發等核心工作。”

去年12月，杭州市發展改革委印發了《杭州市人形機器人產業發展規劃（2024—2029年）》，計劃打造全球人形機器人發展標杆城市。國內的競爭對手也不少，例如深圳也喊出了競逐“人形機器人第一城”的口號。

在迦智和雲深處之後，銀杏谷資本又投了銀河通用、智元和動易等三家人形機器人公司，分別來自北京和上海。如果跳出企業看城市，據陳嚮明觀察，依託於長三角的杭州和依託於珠三角的深圳，都有機會成為人工智能創新高地。

“杭州最大的優勢，也是最容易被忽視的長板，就是城市包容性強，容錯性高。”陳嚮明舉例，深度求索（DeepSeek）做金融量化起家，杭州對有爭議的量化交易很寬容，給了它自由成長的空間，如今做出轟動世界的大模型，就是這座城市無為勝過有為的最好例證。

就大模型而言，杭州除了DeepSeek，還有阿里大生態裏的通義大模型，以及之江實驗室的地球科學大模型GeoGPT。“這是完全不同背景和機制裏出現的三種大模型，而且都有一定的競爭力。”陳嚮明説。

在機器人本體研發方面，杭州也孵化出了不同的研發機制。陳嚮明介紹，由寧波市政府與中控技術等團隊聯合共建的浙江人形機器人創新中心，更偏向市場化運作；由浙大與餘杭區人民政府共建的人形機器人產業創新中心，以體制機制創新改革推動高水平科技創新。

他感慨：“杭州的寬容和多樣性，孕育了多種機制下的大模型和機器人，加固了杭州在具身智能領域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