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韶山：當美國轉身離去，歐洲拿什麼重塑獨立未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鮑韶山，翻譯/陳佳芮】

3月10日至12日，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將訪問沙特阿拉伯，並與烏克蘭官員舉行會談。

這是繼2月28日，特朗普和澤連斯基在橢圓形辦公室不歡而散後，美烏兩國官員的首次正式接觸。

在吵翻的這些日子裏，特朗普也沒閒着，繼續塑造輿論，將戰爭的責任歸咎於澤連斯基和歐洲，並以澤連斯基所謂的忘恩負義和拒絕和平為理由，為撤回美國支持尋找藉口，明確表示，如果澤連斯基會利用美國支持繼續戰爭，他將不再提供無條件支持。這在大西洋兩岸和評論界引發了強烈反應，有人指責這是一場“伏擊”，也有人批評澤連斯基缺乏外交手腕。

特朗普和澤連斯基在橢圓形辦公室會面紐約時報

美國人想撤了

華盛頓的信號再明確不過：特朗普治下的美國人去意已決。他們認為俄烏衝突已無勝算，況且還有其他要務在身。美國以大國競爭的視角審視世界，其主要對手是中國。作為代理人，烏克蘭正在被放棄，其他附庸國也將被捨棄。深陷歐洲事務只會分散注意力，消耗資源。奧巴馬的重返亞太戰略只是特朗普及其團隊所關注議題的序曲。

美國口口聲聲説希望烏克蘭和平，但在殘酷的現實政治中，和平與否並不重要，關鍵是要成功擺脱困境，並確保將責任推給除特朗普政府以外的其他人。拜登因無能受到指責，澤連斯基則被塑造成忘恩負義的替罪羊，浪費了軍事援助和資金支持。當試圖從烏克蘭脱身時，美國對烏克蘭最終能否實現和平並不關心，反而敦促歐洲人增強自身實力。

美國的這種運作方式在歷史上有跡可循。只需回顧越南和阿富汗的經歷，就能清晰勾勒出這種外交政策的輪廓。

反覆出現的美國模式

美國在越南、阿富汗的軍事介入以及當前烏克蘭衝突中，戰略失誤、誤判頻發，最終導致其在各地區的雄心破滅。特朗普試圖讓美國從俄烏衝突中解脱，同時避免承擔責任，這與美國在越南和阿富汗的經歷如出一轍。這三個案例揭示了一種反覆出現的美國模式：傲慢自大、軍事過度擴張，以及試圖在不承擔責任的情況下襬脱失敗。

· 相似性初現：越南戰場的戰略失誤與責任推諉

越南戰爭經常被視為美國軍事失敗的典型案例，是理解之後阿富汗與烏克蘭困局的基礎。

美國深度介入越南，始於艾森豪威爾總統執政時期，在肯尼迪與約翰遜政府任內逐步升級，最終在尼克松總統試圖抽身的努力中，美國在越戰泥潭越陷越深。尼克松的“榮譽和平”戰略旨在將美軍撤出越南，同時避免失敗的污名。他希望營造一種美國自主離開該地區的敍事，以減輕國內的政治壓力。

特朗普處理烏克蘭衝突的方式，與尼克松試圖在維持美國實力假象的同時希望結束越南戰爭的願望，有着顯著的相似之處。就像尼克松將越南戰爭的失敗歸咎於之前政府的決策，特朗普試圖將烏克蘭危機的責任推給拜登。特朗普的言論暗示，從最初支持烏克蘭主權到目前提供軍事援助，美國的軍事介入都是由他人的錯誤決策造成的。他多次將俄烏衝突描繪成拜登政策導致的失敗，並將自己定位為避免局勢升級、防止美國捲入與俄羅斯更大沖突的替代方案。

在這兩種情況下，人們都不願承認美國在挑起或加劇衝突中所扮演的角色。1971年公佈的《五角大樓文件》揭示了歷屆政府如何操縱公眾對戰爭的認知，以及他們如何隱瞞美國在越南參與的真實程度。美國對越南軍事政策的幻想破滅以及最終的撤軍，都是為了避免進一步的軍事和政治損失，而非直面導致潰敗的道德和戰略失誤。特朗普的做法與此如出一轍，他自詡為務實的領導者，能終結衝突，卻迴避了美國在該地區長期干預的歷史及撤軍帶來的更廣泛地緣政治後果。

圖為埃爾斯伯格，他於1971年向媒體泄露了《五角大樓文件》路透社

· 相似性再現：阿富汗戰場的歷史循環

烏克蘭局勢與美國在阿富汗的經歷之間的相似之處，或許更加引人注目。

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入侵阿富汗，行動本應該迅速而果斷地摧毀基地組織並推翻塔利班政權。然而，就像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演變成了一場曠日持久且沒有明確結局的衝突。美軍在阿富汗駐紮近二十年，一邊試圖建立新政府，一邊對抗捲土重來的塔利班。隨着時間推移，這一任務在國內外支持度日漸下滑。

特朗普上任時，接手的是一場已經歷多次失敗的戰爭，但他承諾讓美軍回國。可以説，特朗普處理阿富汗問題的方式保持了其一貫的政治風格。雖然他一開始增兵使衝突升級，但後來通過與塔利班談判試圖脱身，這表明他不願為戰爭結果負責。

2021年，拜登總統任內，美國倉促撤軍，塔利班迅速接管、重掌政權，阿富汗政府隨之土崩瓦解、顏面盡失。這次撤軍令拜登政府蒙羞，也暴露了美國在該地區戰略的徹底失敗。

塔利班士兵抵達喀布爾機場路透社

與此前的總統一樣，特朗普試圖撇清自己與阿富汗失敗的關係，儘管其政府參與了和平談判，且他本人公開主張迅速撤軍。

拜登希望避免因阿富汗和烏克蘭的失利而蒙羞，因此提供了足夠的軍事支持，使衝突延續到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但特朗普將阿富汗最終的崩潰歸咎於拜登對撤軍的處理不當，把自己塑造成本可以談判出更好結果的領導者。特朗普的政治策略旨在營造一種敍事，讓自己不必為戰爭的長期影響負責。他只顧撤軍，卻沒有充分正視導致失敗的結構性問題，這與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戰略缺陷如出一轍。

· 特朗普的疏離政策：與烏克蘭切割的企圖

特朗普在烏克蘭問題上的言論，尤其是他在戰爭早期階段的作用，與他一貫的風格相符：成功攬功，失敗甩鍋。他曾誇耀自己在任期間向烏克蘭提供了“標槍”反坦克導彈，這象徵着他與烏克蘭的軍事準備緊密相連。然而，隨着戰爭對美國利益和西方造成災難性影響，特朗普的態度變得疏離。他將烏克蘭局勢描繪為拜登的誤判，暗示若他留任，這一問題本可避免。

通過這種方式，特朗普呼應了歷屆政府的行為，他們都試圖推卸對長期的軍事糾紛負責。就像尼克松政府尋求從越南脱身卻不願承擔全部後果一樣，特朗普對烏克蘭的表態反映出他渴望挽回政治形象，卻迴避了導致當前危機的道德和戰略失誤。特朗普希望美國從海外衝突中抽身，同時避免個人或政治責任，這與越南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中的戰略撤退的訴求是一致的。

在越南、阿富汗和烏克蘭這一場場衝突中，美國一直面臨着軍事過度擴張、目標模糊不清以及無法從根深蒂固的地緣政治鬥爭中脱身的問題。特朗普努力與烏克蘭的失敗劃清界限，這反映了美國在以往軍事災難中的一種模式。正如尼克松試圖撇清與越南戰敗的關係，特朗普對阿富汗的態度一樣，烏克蘭當前的局勢同樣暴露了美國在煽動衝突後撤退的艱難處境。

想要“榮耀地”接受失敗就是如此艱難。

歸根結底，美國在這三場衝突中的經歷凸顯了干預主義外交政策的複雜性，以及在干預失敗後應對政治後果的挑戰。這是美國特有的模式，學者莫妮卡·達菲·托夫特和西迪塔·庫什在2023年出版的《死於劍下》（Dying by the Sword）一書中，對此進行了生動的描述，他們將美國稱為“沉迷於軍事幹預的國家”。特朗普試圖將美國從烏克蘭衝突中解脱出來，同時將責任歸咎於他人，這只是美國長期軍事誤判和戰略失誤歷史中的最新一章，這些失誤導致了其他國家的生靈塗炭。這是一個反覆出現的美國模式。

歐洲的回應

澤連斯基、斯塔默與馬克龍在倫敦舉行會晤紐約時報

澤連斯基在白宮受挫的幾天後，至少18個歐洲領導人齊聚倫敦，並一致通過了一項“和平協議”提案，其中包含了四個關鍵點：

·歐洲將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並加大對俄羅斯的經濟壓力；

·任何未來的和談都必須有烏克蘭參與，確保其主權和安全；

·歐洲將增強烏克蘭的防禦能力，以遏制未來俄羅斯的侵略和入侵；

·英國等國將部署地面部隊和空中力量以維護和平，前提是美國提供“強有力的支持（baking）”。

這些舉措似曾相識，彷彿華盛頓的信號未曾產生任何影響。但沒有美國“強有力的支持”，從中期來看，這些措施毫無意義。這正是歐洲反應的核心所在，其實質是延長戰爭，希望以某種方式改善烏克蘭的談判地位。

敗局已定

特朗普深諳如今已是敗北之態，這也是他匆忙退出的原因之一。歐洲人似乎決心採取一種愛因斯坦定義為瘋狂的戰略：重複做同一件事，卻期待下一次結果會有所不同。俄烏衝突已成軍事災難，烏克蘭敗局已定，俄羅斯在現代消耗戰中已立於不敗之地。包括提供大量硬件、情報支持、訓練和戰術知識的美國在內，整個西方都已被擊敗。

針對俄羅斯的經濟戰反而鞏固了俄羅斯的經濟，卻給歐洲乃至美國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經濟破壞。在對俄實施史上最廣泛制裁之後，繼續如法炮製恐怕難以對俄羅斯經濟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歐洲提議繼續向烏克蘭提供武器，但顯然這並未實現扭轉或至少遏制局勢的目標。歐洲自身難保，其國防工業基礎分散，生產能力長期不足。美國的有限產能也將轉向其他地方，歐洲無法依賴美國。英國國防部長承認，面對重大沖突，英國軍隊將在半年內消耗殆盡。

歐洲提出的四點建議實際上是為了延長地面戰爭的持續時間。這似乎與特朗普公開的目標相悖。至少在言辭上，這使得特朗普在其他歐洲提議面前幾乎沒有迴旋餘地，特別是關於美國支持歐洲國家直接參戰的提議。

但特朗普不會特別在意歐洲的這一提議。戰爭是否曠日持久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國不被指責為當前混亂局面的罪魁禍首。特朗普似乎心意已決：美國已將烏克蘭視為一次失敗的嘗試，並將注意力與資源轉向他處。特朗普需要儘快脱身，因為美國越深陷其中，就越有可能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被追究這場混亂的責任。無論如何，特朗普受到國內選舉日程的制約，兩年後的中期選舉將再次威脅到他在國會的多數席位。

如果歐洲人執意與俄羅斯對抗，那就隨他們去吧。

增強威懾

歐洲人提議提升烏克蘭未來的威懾能力，顯然，他們的記性不太好。自2014年以來，西方國家花了大量時間將烏克蘭武裝部隊打造成歐洲最大的陸軍，但這一切並沒有能阻止俄羅斯。事實上，可以説這反而激怒了俄羅斯。談論烏克蘭加入北約作為主要威懾機制，只會火上澆油；畢竟，在俄羅斯看來，這是衝突的根源之一。

即使完全認可這樣做的威懾潛力，歐洲人也無法兑現這樣的“威懾”承諾。俄羅斯已經明確表示，特別軍事行動的目標之一是使烏克蘭去軍事化；最初簽署的伊斯坦布爾協議提到，烏克蘭國防部隊將減少到大約8.5萬人，並且導彈系統的射程不超過40公里。當歐洲人談論在和平協議中增強烏克蘭的威懾力時，顯然是與現實脱節的。鑑於戰場上的局勢，俄羅斯沒有必要在主要目標上做出讓步。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稱，《伊斯坦布爾協議》草案可成為解決烏克蘭問題的基礎俄羅斯外交部

如果歐洲和烏克蘭尚未準備好進行和平談判，俄羅斯將繼續戰鬥。

外國軍隊？

歐洲人還提到英國等歐洲國家將部署地面部隊和空中力量，並提到了某種維和部隊的概念。但這行不通，撇開歐洲人缺乏實際能力不談，主要原因有兩個。

首先，俄羅斯已經明確表示，他們不會同意任何外國軍隊進入烏克蘭。任何符合國際法的維和部隊都需要得到聯合國安理會的批准，而俄羅斯在安理會中擁有否決權。其次，歐洲的提議假設了美國會提供“強有力的支持”。諸如“兜底保護”（bakstop）之類的詞已被使用過，在過去一週左右的時間裏，法國總統馬克龍和英國首相斯塔默分別試圖説服美國人提供所謂“兜底保護”。到目前為止，特朗普都巧妙地迴避了。沒有美國的保證，歐洲人不太可能將自己的任何部隊派往前線。

除非特朗普改變主意，否則無論地面部隊由誰指揮、空中戰機由誰掌控，都不會有美國支持的安全保障。海格塞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前的聚會上明確表示，歐洲向烏克蘭派遣的任何部隊都將以自己的名義，而不是打着北約的旗號。直截了當地説，如果歐洲人想走這條路，無論事實上還是法律上，美國都不會向他們提供任何“兜底保護”。北約第五條集體防禦條款的保護也將不再有效。

歐洲的許多計劃根本行不通。

影響與展望

短期影響

短期內，局勢呈現出兩個明顯特徵：一是美國急於撤離，二是歐洲希望延長戰爭，讓美國繼續深陷烏克蘭泥潭，哪怕只是作為“兜底保護”。

美國不太可能改變策略，其首要關注點是中國。至於歐洲最終如何行動，那是歐洲自己的事。若戰爭繼續，美國未必會在意。美國可以宣稱自己努力促成和平，但澤連斯基和歐洲尚未準備好。實際上，只要俄羅斯繼續深陷戰爭、消耗資源，那就隨它去吧。這種“分工”是否刻意並不重要，效果就是：歐洲牽制俄羅斯，美國則可專注應對中國。

這一切無助於實現持久和平，短期內尤其如此。即便美國與俄羅斯達成某種協議，若無歐洲和烏克蘭的接受，在實際戰場上意義不大。任何和平解決方案都需與美國、北約及烏克蘭達成一致。僅與美國達成協議，而未獲北約支持及烏克蘭認可，對俄羅斯而言，不足以解決衝突根源。

如果説美國的路徑明確、目標清晰，那麼歐洲面臨的問題則是其提議的行動路線難以奏效。不久的將來，俄羅斯將逐步佔領更多烏克蘭領土。只有經過更長時期的戰爭，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衝突。目前，歐洲的策略只會導致更多流血。這會持續半年、一年、兩年，還是説這將變成一場“永久戰爭”，最後由歐洲買單？

中期展望

特朗普顯然希望美國從烏克蘭撤出。至於他是否認為美國能在中期完全脱離歐洲，這一點尚不明確。目前，無論特朗普對歐洲和北約多麼不屑，只要他們為自己買單，他很可能仍將其視為有用的附庸。無論特朗普在公共場合怎麼説，他並不真正關心烏克蘭發生了什麼。他現在有充分的理由放棄烏克蘭，並振振有詞地為自己辯解。橢圓形辦公室裏的表演已經足夠説明問題。

當地時間3月6日，特朗普在橢圓形辦公室回答問題時表示，如果北約國家“不付錢”，美國就“不會防禦”。視頻截圖

歐洲面臨的挑戰在於，開始構建自身獨立的能力的同時，要做足夠的事情讓特朗普在歐洲無法脱身。他們現在正在嘗試這樣做，但特朗普對這一目標心知肚明，所以不會輕易被逼入絕境。我們已經看到，他對馬克龍和斯塔默的提議態度冷淡。然而，如果不與美國人徹底決裂，歐洲就有可能永遠成為附庸，但美國的無條件承諾已經動搖。

歐洲需要為後特朗普時代做好準備。

在某個時刻，歐洲將需要解決俄烏衝突，這意味着儘管心有不甘，也必須與俄羅斯達成協議。烏克蘭也必須接受這一現實。同時，如果可以將歐洲視為一個整體，它需要重新規劃自身的地緣經濟未來，不能再作為跨大西洋權力的邊緣地帶，而是要成為歐亞經濟體系中持久的支柱。

為實現這一目標，歐洲強國需突破三大核心障礙：

1. 俄羅斯是鄰國，而美國不是，所以根深蒂固且長期存在的反俄情緒必須得到解決。否則，理智應對這一地理現實將成為難題；

2. 軍事現實往往勝過道德上的自我膨脹。戰敗的苦果必須嚥下。這或許不易，但只要看看特朗普，就知道如何做到這一點；

3. 長期以來的歐洲中心主義的文明優越感需要調整，以便歐洲能夠應對經濟復興所需的條件。這意味着要正視亞洲，尤其是中國的崛起，並抓住由此帶來的機遇。畢竟美國無意強化歐元區；對特朗普而言，歐盟的成立就是為了“坑害”美國。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將繼續掠奪歐洲工業和勞動力市場的成功企業和優秀人才。萬斯在慕尼黑會議上的講話，無疑是對歐洲的一記警告。美國對歐洲商品徵收25%的關税，顯然意在加速歐洲工業的空心化。

這些重大負擔制約着當前的“行動範圍”，限制了整個歐洲和歐洲各國的可能性。能夠克服這些障礙的國家，至少可以擴大自己的政策選擇。而未能克服這些障礙的國家，不僅會深陷消耗巨大的戰爭泥潭，最終還將耗盡西歐的經濟命脈。

後特朗普時代，一個獨立的歐洲是可能實現的。但歐洲領導人在倫敦的提案不太可能實現這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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