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建部長細説“好房子”，傳遞怎樣的信號？

3月9日召開的全國兩會民生主題記者會上，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倪虹對“好房子”概念的闡釋，令人眼前一亮。

當“住宅層高不低於3米”的技術規範與“全屋智能管家”的未來圖景同框出現，當保障性住房被賦予“示範工程”的戰略定位，這一切已超出建築領域的專業討論，不僅是對政府工作報告中“推動建設安全、舒適、綠色、智慧的好房子”的回應，也成為觀察中國民生政策演進的一扇窗口。

過去30年，中國通過棚户區改造、保障房建設等工程，基本解決了14億人“住有所居”的剛性需求。正如倪虹所言，“人民羣眾的住房需求已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從滿足物理空間需求，轉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其中“層高不低於3米”的硬性規定，是一個頗具代表意義的細節。看似只是建築參數的調整，實則是對居住尊嚴的重新定義。長期以來，中國住宅層高普遍維持在2.8米左右，這一標準誕生於住房短缺時代，以“壓縮空間換數量”的邏輯支撐起城鎮化高速發展。但隨着人均GDP突破1.5萬美元、城鎮化率超過70%，羣眾對“頭頂三尺”的需求已從“夠用”轉向“舒適”。

研究表明，層高每增加0.1米，室內通風效率提升15%，採光均勻度改善20%，心理壓抑感降低30%。住建部此次將層高納入強制性規範，正是以技術標準為載體，回應民眾對“呼吸感”與“舒展性”的訴求。

這種轉向的深層邏輯，還在於對“居住權”內涵的重新詮釋。按照聯合國《人居議程》的標準，適足住房權不僅包含物理空間的佔有，更需滿足安全性、可負擔性、文化適應性等七個維度。中國將“綠色、低碳、智能、安全”確立為“好房子”四大特徵，正是對國際標準的本土化回應。特別是將“智能”維度納入核心指標體系，既呼應了數字經濟時代的技術革命，也凸顯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政策導向。

“好房子”戰略中，最富深意的政策設計，莫過於將保障性住房定位為“示範工程”。這種安排突破了傳統認知中保障房“保基本”的功能侷限，防止保障房淪為“低質住房”代名詞，確保不同收入羣體共享發展成果，同時，也通過政府項目示範效應，倒逼房企提升建造標準。

要使這種“示範”不流於形式，需要精細的制度安排。例如在有些城市正在試點的“共有產權住房”，既通過產權共有降低購房門檻，又嚴格執行綠色建築三星標準，這種“可負擔的優質住房”模式，或將成為未來保障房建設的主流範式。

當然，層高增加、智能系統植入必然推高建設成本，需要建立差異化補貼機制——對保障房加大財政支持，對商品房通過容積率獎勵等政策引導成本消化。此外，傳統建築企業普遍缺乏智能技術儲備，需建立“產學研用”協同創新平台，如在雄安新區試點的數字孿生建造體系，已實現設計、施工、運維的全流程數字化。

“好房子”的價值，不僅在於提升千萬家庭的居住品質，更在於探索一條兼顧效率與公平、傳統與現代的發展道路。正如倪虹所言：“建設好房子是產業轉型發展的新賽道”，在這條賽道上，比的不僅是建築的高度，更是民生的温度、創新的力度與文明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