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赫德森:特朗普試圖撕毀現有的國際經貿聯繫,是基於自己的一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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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邁克爾·赫德森,翻譯/ 唐曉甫】
1940年代,平·克勞斯貝和鮑勃·霍普主演了始於1940年的《新加坡之路》的系列電影。劇情通常很相似,平和鮑勃這兩個能言善辯的騙子或歌舞搭檔,總是會陷入某個國家的困境,平通過將鮑勃賣為奴隸(例如1942年在摩洛哥,平承諾將鮑勃買回來),或將他送去參與某種異教儀式的犧牲等方式擺脱困境。鮑勃總是同意這個計劃,而結局總是典型的好萊塢式大團圓,他們一起逃脱——而平總是贏得女孩的青睞。
近年來,我們看到了一系列類似的外交鬧劇,美國和德國(代表整個歐洲)的關係也有類似的情節。我們可以稱之為“通往混亂之路”。美國通過摧毀北溪天然氣管道出賣了德國,而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像鮑勃·霍普一樣的倒黴角色)也跟着一起行動。

北溪管道被炸
歐盟主席馮德萊恩則扮演着好萊塢電影《新加坡之路》中多蘿西·拉莫爾的角色(在好萊塢電影中扮演平贏得的女生角色),要求整個歐洲將其北約的軍事開支從拜登要求的2%提高到特朗普的5%。更糟糕的是,歐洲還在對與俄羅斯和中國的貿易實施制裁,迫使歐洲將自己的領先產業搬遷到美國。
因此,與電影不同的是,這個故事不會以美國趕來拯救輕信的德國而告終。相反,德國和整個歐洲將成為我們為拯救美帝國而進行的絕望且徒勞的努力中的祭品。德國可能不會立刻像烏克蘭一樣出現移民和人口萎縮,但其工業的衰退已經開始。
特朗普在1月23日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表示:“我給全世界每一個企業的信息非常簡單:來美國製造你的產品,我們會給你世界上最低的税率之一。”但如果它們繼續在國內或其他國家生產,特朗普威脅要對這些國家的產品徵收20%的關税。
對德國來説,這意味着(在我看來):“抱歉你們的能源價格已經翻了四倍。來美國吧,這裏的能源價格幾乎和北溪管道被你們選出的領導人切斷之前,你們從俄羅斯買的價格一樣低。”
但核心問題是,有多少國家會像德國一樣默默承受特朗普改變基於美國規則的秩序這一遊戲規則。什麼時候,全球將達到一個臨界點,徹底改變整個世界秩序?
即將到來的混亂是否會有一個好萊塢式的結局?答案是否定的,關鍵在於特朗普威脅徵收關税和貿易制裁的收支平衡效應。無論是特朗普還是他的經濟顧問,都不明白他們的政策通過大幅破壞全球的收支平衡和匯率,正在造成何種損害,這將使得金融體系破裂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果。
收支平衡和匯率對特朗普關税侵略政策的約束
特朗普最初威脅的兩個國家是美國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夥伴:墨西哥和加拿大。特朗普威脅稱:如果墨、加不遵守他的政策要求,美國將對來自這兩個國家的進口產品加徵20%的關税。
他在兩方面對墨西哥進行了威脅,首先是移民政策,旨在遣返非法移民,並允許墨西哥季節性勞工在農業及家庭服務領域獲得短期工作許可。
他曾提議將拉丁美洲的移民潮驅逐到墨西哥,理由是大多數人都是通過墨西哥邊境沿里奧格蘭德河進入美國。但考慮到墨西哥南部沒有邊境牆阻止從南方來的非法移民,這樣的驅逐行動將對墨西哥施加巨大的社會福利負擔。
此外,這會對墨西哥以及其他國家在美國尋求工作機會的公民,設置巨大的國際收支成本。傳統上,這些國家的公民前往美國打工然後匯款回國,是這些國家的一個主要外匯收入來源。驅逐移民將使這些國家失去一個重要的外匯收入來源,而正是該收入來源一直支撐着這些國家貨幣對美元的匯率。
對墨西哥和其他國家徵收20%的關税或設置其他貿易壁壘,將對這些國家的匯率造成致命打擊,因為這將減少他們的對美出口。自卡特總統以來,美國就提倡各國加強對美出口,以實現利用墨西哥勞工來降低美國工資成本,推動了美國就業外包的政策。
比爾·克林頓推動實施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使美墨邊境的南側出現了一長串裝配工廠。這些工廠利用廉價的墨西哥勞動力,在美國公司設立的裝配線上工作,從而節省勞動力成本。如果徵收關税,墨西哥將突然失去用來支撐比索所需要的美元,而這些比索本應被用於支付這些勞動力工資,同時貿易壁壘也會提高這些美國母公司的成本。
特朗普的這兩項政策將導致墨西哥的美元收入驟減。這也將迫使墨西哥做出選擇:如果它被動接受這些條款,比索的匯率貶值,進口(以美元計價的商品)在墨西哥比索方面變得更加昂貴,並推動國內通貨膨脹的大幅上升。
或者墨西哥可以把自身經濟放在首位,表示特朗普的關税政策造成的貿易和支付中斷,迫使它無法按時支付對債券持有人的美元債務。

墨西哥比索
1982年,墨西哥發行的以美元計價的“Tesobono”債券違約,引發了拉丁美洲債務危機。特朗普的行為看起來像是正在強行讓這一局面重演。如果是這樣,墨西哥可能選擇暫停支付其美元債券。
這可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因為許多其他拉丁美洲和全球南方國家也面臨類似的國際貿易和支付平衡方面的壓力。由於美聯儲提高利率以吸引來自歐洲及其他國家的投資資金,美元兑這些國家貨幣的匯率已經飆升。美元升值意味着用美元計價的石油和原材料的進口價格上漲。
加拿大面臨類似的收支平衡壓力。與北墨西哥邊境線上的裝配廠類似,加拿大的汽車零部件工廠位於温莎,隔着底特律河與美國相望。在1970年代,兩國達成了《汽車協定》,這份協議對兩國聯合生產美國汽車和卡車的裝配廠的業務進行了分配。
當然,“達成協議”一詞可能不是最合適的描述。我當時在渥太華,瞭解到加拿大政府官員對在汽車協議中處於劣勢感到非常不滿。但這一協議在50年後的今天仍然作為加拿大貿易平衡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存在,同時也是已經對美元走弱的加元匯率的重要組成部分。
加拿大不同於墨西哥。讓加拿大暫停支付其美元債務的想法是不可想象的,畢竟這個國家在很大程度上由其銀行和金融利益主導。但其政治後果將貫穿於整個加拿大政治,因此發酵的反美情緒(加拿大一直潛藏着這種情緒)應該會結束特朗普讓加拿大成為第51個州的幻想。
國際經濟秩序中的隱性道德基礎
特朗普的關税和貿易威脅背後存在一個基本的虛幻道德原則,這一原則為合理化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單極主導地位提供廣泛敍事基礎。這個原則是:互惠將有利於分配利益和經濟增長。在美國的語境中,這一原則與民主價值觀,以及它精心準備的推銷自由市場許諾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下會有自穩定機制的言辭緊密相連。
在1920年代末凱恩斯那場重要辯論中,互惠和穩定原則是其論點的核心。當時,美國堅持要求其歐洲戰時盟友支付沉重債務,以償還它們在美國正式參與一戰前購買美國武器的款項。
盟國同意通過向德國徵收戰爭賠款來支付,試圖將費用轉嫁給戰敗國德國。但美國對歐洲盟友的要求,以及他們對德國的要求,遠遠超出了這些國家的承擔能力。

1929年6月7日各國代表在巴黎喬治五世酒店簽署楊格計劃
凱恩斯解釋稱,根本問題在於,美國因為德國貨幣貶值而提高了對德國的關税,然後又對世界其他國家實施了《斯穆特-霍利關税法》。這使得德國無法賺取硬通貨來支付盟國的款項,導致盟國無法支付給美國。
凱恩斯指出,要使國際償債金融體系發運行,債權國有責任為債務國提供通過出口賺取外匯以籌集資金的機會。否則,債務國將面臨貨幣崩潰和嚴重貨幣緊縮。這一基本原則應該是任何旨在通過制衡機制防止類似的國際經濟組織崩潰的核心。
凱恩斯的反對者——如法國的反德貨幣主義者雅克·呂夫和新古典主義貿易倡導者貝爾蒂爾·奧林——重複了大衞·李嘉圖1809-1810年在英國黃金委員會(Britain’s Bullion Committee)前作證時提出的論點。他聲稱,支付外國債務會自動在國際支付中創造平衡。這種垃圾經濟學理論為今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緊縮模式提供了邏輯基礎。
根據這種理論的幻想,償還債務會使債務國的價格和工資下降,這將降低其對外國出口的成本並推動出口增加。並且他們相信,被償還的債務將在債權國被貨幣化,並使其產品的國內價格上升(根據貨幣數量理論),從而減少其出口。
這一價格變化會一直持續到負債國貨幣外流和緊縮足以使得出口支撐其對外國債務擁有者支付債務,達成新的平衡。
然而,美國並沒有允許外國進口商與本國生產商競爭。對於債務國而言,貨幣緊縮並不會帶來更具競爭力的出口生產,而是會導致經濟破壞和混亂。
李嘉圖的模型和美國的新古典理論無非是實施強硬債權政策的藉口。結構性調整或緊縮政策已經對採取這些政策的經濟體和政府造成了災難性影響。緊縮政策無疑降低了生產力和產出。
1944年,當凱恩斯在佈雷頓森林會議上試圖抵制美國提出的外國貿易和貨幣從屬(美元本位制度)的要求時,他提出了一種超主權貨幣“班科爾”(Bancor),及其配套的多邊清算系統。這個系統可以要求長期作為債權國的國家(即美國)失去對債務國(如英國當時即將成為這一角色)所積累的金融債權。
這是為了防止國際金融秩序在債權國和債務國之間過於極化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債權人必須保證債務國能夠償還債務,否則就會失去其金融債權。
凱恩斯還強調,如果債權人希望得到償還,他們必須從債務國進口商品,讓他們賺取利潤以償還債務。
這是一項深刻的、有道德的政策,且具備更多的經濟合理性。它將使雙方共同繁榮,而不是隻讓債權國繁榮。如果債務國則陷入緊縮,它將無法通過提高社會支出和生活水平來投資、實現現代化並發展其經濟。

凱恩斯
在特朗普領導下,美國正在違反這一原則。目前世界上並沒有像凱恩斯提出的班科爾(Bancor)那樣的國際收支安排,卻有單極外交政策下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嚴酷現實。
如果墨西哥想要拯救自己的經濟,避免陷入緊縮、價格通脹、失業和社會混亂,它將不得不暫停支付以美元計價的外債。這一原則同樣適用於其他全球南方國家。如果它們聯合起來,它們就擁有道德立場,創造出一個現實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敍事,闡明任何穩定的國際經濟秩序運作都是體系運行所必需的前提條件。
因此,當前的形勢迫使世界擺脱以美國為中心的金融秩序。由於特朗普通過關税和貿易制裁阻止進口,美元的匯率將在短期內飆升。
這一匯率轉變將壓迫那些欠美元債務的外國,它們能採用的方法與墨西哥和加拿大將面臨的壓力相同——為了保護自己,必須暫停美元債務服務。
應對當今債務積壓時候產生這種反應,並非因為它們是“惡性債務”,而是因為這些債務超越了對許多債務及其償還條件的批評,即這些債務及其償還條款最初並不符合那些被迫承擔這些債務的國家的利益。這超越了對貸款人應當對評估債務人償還能力負責的批評——如果貸款人未能對借款行為進行評估,便應承擔相應的財務損失。
世界上美元債務過剩的政治問題在於,美國正在以一種阻礙債務國賺取足夠資金以償還以美元計價的外債的方式行事。因此,美國的政策對所有以美元計價的債權人構成了威脅,因為這些債務在不破壞本國經濟的情況下幾乎無法償還。
美國假設其他國家不會對其經濟侵略政策做出反應
特朗普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還是説他那些動盪的政策僅僅是在給其他國家帶來附帶損害?
我認為,實際上,美國政策中存在着一個深刻且基本的內在矛盾,這類似於美國在1920年代的外交政策。當特朗普向選民承諾,美國必須在任何國際貿易或金融協議中成為“贏家”時,他實際上是在向世界其他國家宣戰。
特朗普在告訴世界其他國家,它們必須成為“失敗者”——並且要愉快地接受這一事實。作為美國勝利的回報,各國需要接受美國提供的軍事保護,以防俄羅斯入侵歐洲,或中國大陸派兵進入台灣地區、日本或其他地方。
而它所對應的幻想是,俄羅斯會從支持歐洲經濟垮塌中收穫一些東西,或者中國決定在軍事而非經濟上與美國展開競爭。
這種烏托邦幻想背後有着傲慢的心態。作為世界霸主,美國的外交政策很少考慮到其他國家會如何回應,其傲慢的本質就是簡單地假設其他國家會被動服從美國的行為,且不會有任何反對。這一假設對於像德國這樣的國家,或其他那些擁有類似美國代理政治家的國家來説,是現實可行的。
然而,今天發生的情況當年發生的情況具有相似的系統性特徵。1931年,德國賠款以及盟國之間的債務償還終於結束。但那是在1929年股市崩盤和更早的德國、法國惡性通貨膨脹發生的兩年之後。
類似地,1980年代末拉丁美洲的債務通過布雷迪債券得以減免。在這兩種情況中,國際金融成了導致體系整體性政治和軍事崩潰的關鍵因素,因為世界經濟已變得自我毀滅性地金融化。類似的情況今天似乎不可避免。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都涉及創建一個新的世界經濟體系。
美國國內政治同樣不穩定。特朗普使用“美國優先”政治劇本使他當選,但隨着人們逐漸認識到其運行哲學的矛盾與政策後果,他的團隊被替換。
他的關税政策將加劇美國的價格通脹,並且更致命的是,會在美國和全球金融市場中引發混亂。供應鏈將遭到破壞,導致美國的飛機、信息技術等出口中斷。而其他國家將發現自己有必要使其經濟不再依賴美國的出口或美元信用。
也許從長遠來看,這並不是壞事。問題在於短期內,美國的政策正迫使其他國家發展一套基於新地緣政治秩序的供應鏈、貿易模式和依賴關係以取代之前的關係。
特朗普試圖撕毀現有的國際貿易和金融聯繫及互惠關係。而他所做的一切都基於一個假設:在這個混亂的局面中,美國將最終勝出。
這種自信是他願意撕毀今天地緣政治互聯互通的理論基礎。他認為,美國經濟就像一個黑洞,是一個能夠將世界所有資金和經濟盈餘吸引到美國的引力中心。這正是“美國優先”的明確目標。這就是為什麼特朗普的計劃向世界其他地區進行經濟“宣戰”的原因。

特朗普&馬斯克
美國外交倡導的經濟秩序不再承諾會讓其他國家繁榮。特朗普希望貿易和外國投資的收益將流向並集中在美國。這個問題不僅存在於特朗普方面。他僅僅是在遵循自1945年以來美國政策中就已形成的但是被隱藏的部分道路。
美國自認為是全球唯一能夠徹底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它可以自己生產能源,也可以自己滿足自身食物需求,並向其他國家供應這些基本需求,或者有能力關閉供給閥門。
最重要的是,美國是唯一一個沒有其他國家所面臨的金融約束的經濟體。美國的債務是以本國貨幣計價,並且它沒有限制,可以通過向世界大量投放過剩美元來超支,這些美元被其他國家接受作為外匯儲備,彷彿美元依然像黃金一樣可靠。
這一切的背後是一個假設:幾乎按下開關一樣,美國可以恢復1945年那時的工業自給自足的狀態。美國就像是田納西·威廉斯《慾望號街車》中的布蘭奇·杜波依斯,活在過去,卻無法很好地衰老。
美帝國自利的自由主義敍事
要讓其他國家默許並接受帝國在其中和平生活,需要一個安撫性的敍事,描繪出帝國推動着所有人向前發展的景象。其目的是分散其他國家對一個事實上的剝削性制度的反抗。最初是英國,隨後是美國,推廣了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在他們的重商主義和保護主義政策使他們在成本上佔據優勢,進而將其他國家變成了他們商業和金融的衞星國。
特朗普揭開了這一意識形態的面紗。部分原因是美國與北約的外交政策,其對俄羅斯的軍事和經濟戰爭,以及對中國、俄羅斯、伊朗和其他金磚國家的貿易制裁,已經讓這一敍事無法維持下去。
它那用於控制局勢的敍事已經被所有人看破,現在如果其他國家不拒絕這一體系,那簡直是瘋狂的。 問題是,這些國家將如何把自己置於能夠創造替代性世界秩序的位置?它可能沿着什麼軌道發展?
像墨西哥這樣的國家,實際上別無選擇,只能獨立行動。加拿大可能會屈服,讓其匯率下跌,國內物價上漲,因為其進口商品以“硬通貨”美元計價。
但許多全球南方國家正面臨與墨西哥類似的國際收支壓力。除非它們像阿根廷那樣擁有精英客户——阿根廷的精英本身就是阿根廷美元債券的主要持有者——否則,它們的政治領導人將不得不停止償還債務,否則將面臨國內緊縮(本國經濟的通貨緊縮),同時,由於匯率在美國美元不斷升值的壓力下崩潰,進口物價將出現通貨膨脹。它們將不得不暫停債務支付,否則將被選民趕下台。

阿根廷此前經歷了一輪長週期物價上漲
並非許多領導人能夠像德國外交部長貝爾伯克那樣,有權表示她所屬的綠黨不必聽取德國選民的意見。全球南方的寡頭政權可能依賴美國的支持,但在願意為了忠誠於美國外交政策而毫無底線地自我經濟毀滅方面,德國無疑是一個異類。
相比繼續屈從於特朗普的“美國優先”秩序,暫停債務支付的破壞性要小一些。但是阻礙這一政策的因素是政治問題,尤其是中間派對於進行重大政策變革的恐懼,這種變革是避免經濟兩極化和緊縮政策所必需的。
儘管特朗普的威脅實際上是空洞的,且會受到美國自己捐贈者階層中的既得利益集團阻止,但歐洲似乎害怕直接揭穿特朗普的虛張聲勢。特朗普表示,如果其他北約成員國不同意將其GDP的5%用於軍事開支(主要購買美國武器)併購買更多的美國液化天然氣(LNG),他將對這些國家徵收20%關税。
然而,如果歐洲領導人不進行反抗,歐元可能會貶值10%到20%。國內物價將上漲,國家預算不得不削減社會支出計劃,比如支持家庭購買更昂貴的天然氣或電力以供家庭取暖和用電。
美國新自由主義領導人會歡迎美國對外國政府提出這種階級戰爭階段才會出現的要求,美國的外交活動一直在徹底削弱歐洲及其他國家工人黨和社會民主黨政治領導層,選民的需求似乎不再重要。而這一切正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及其主流媒體的作用所在。
然而,正在動搖的不僅僅是美國對西方及其勢力範圍的單極主導地位,全球國際貿易和金融關係的結構,以及全球的軍事關係和聯盟體系不可避免的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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