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龍禁：歐美情報合作是不是“温柔刀”？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羽龍禁】

歐洲自主的口號還沒喊多久，就發現自己又被美國拿捏了——對於情報共享，暫停還是恢復，特朗普的表態彷彿“翻燒餅”。

3月5日，美國宣佈停止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和部分軍事情報共享，前線烏軍立即陷入“眼瞎耳聾”的狀態。歐洲各國也算是體會了一把當初俄國被踢出SWIFT的感覺。

雖然特朗普很快變臉稱已經解除了對烏克蘭暫停情報共享的決定，但驚魂未定的歐洲各國這才大夢初醒：作為美國和歐洲聯盟基礎的歐美情報共享機制，不過是美國拿捏歐洲的稱手工具。

美國停止與烏克蘭的情報共享後，德國、丹麥和加拿大等國擔心，將來自己購買的美製F-35戰鬥機投入使用，美方可能也會通過切斷後勤系統和維護支持，遠程癱瘓其空中力量

歐洲情報體系和美國的關係

俄烏衝突中，美國共享給烏克蘭的情報，展示了其技術的強大，也在後勤、戰場感知、通信攔截、即時監控等領域增加了烏克蘭的不對稱優勢。尤其是在信息化戰爭和軍民融合的今天，至少從紙面數據來看，以往單純對武器裝備的物理性認識已無法推測戰況了，信息化和軍民邊界的弱化大大增強了弱小國家的戰場表現。

作為當前全球情報領域最先進最強大的國家，美國情報體系發跡於二戰，強大於冷戰。利用冷戰時期西方共同對抗蘇聯的機會，美國情報體系實現了對整個西方世界不同程度的控制。可以説，凱撒、拿破崙和希特勒想做而沒做到的事情，美國人做到了，一個共同的敵人讓美國迅速實現對歐洲的“深度佔領”。

（一）美國和五眼聯盟早期歷史

二戰結束後，英美和另外三個英聯邦國家（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的情報機構結成統一戰線，共同對抗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世界。

1946年，這些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建立了合作關係，簽訂了《英美協議》（UK-USA Agreement），形成了“五眼聯盟”。早期五個國家分別展開了監聽劃分，美國國家安全局負責中南美洲、烏拉爾山以東的蘇聯東部、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英國政府通信總部負責非洲、烏拉爾山以西的蘇聯以及歐洲其他地區；新西蘭政府通信安全局（GCSB）負責西太平洋地區；澳大利亞國防信號局（DSD）負責東南亞以及中國南部地區；加拿大通信安全局（CSE）負責蘇聯北部、高緯度地區和極地地區。

（二）美國的情報體系分級

一是“五眼聯盟”屬於第一層級國家（Tier A）或“第二成員國”。他們使用通用的程序，比如目標識別系統、設備、方法、代號生成等，此外還共享原始數據和分析成果。

二是第二層級國家，或“第三成員國”。這一層級聚集了其他相關國家，和美國展開針對性合作，在歐洲的北約國家位於此層級內，法國、以色列則保持着“有限合作”。因為他們特定的專業技能或特殊地理位置，美國給予他們資金、先進技術或強大的信息攔截能力。此層級合作國家超過30個，它們之間同樣肆無忌憚地互相監視。

三是第三層級國家，也叫“特殊合作關係國家”。美國認為這些國家或多或少和本國利益有所衝突，可列為介於“友好”和“中立”之間的國家，主要包括：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印度尼西亞、肯尼亞和南非。

四是目標國家，包括中國、俄國、伊朗、委內瑞拉、敍利亞、朝鮮。

根據地理或戰略利益，美國和某些夥伴國家長期合作。其中，北約特別情報諮詢委員會（NATO Advisory Committee on Special Intelligence），是北約關於信號情報問題的討論平台。總部設在倫敦的“歐洲高級信號情報”（SigInt Seniors Europe）被稱為“十四眼聯盟”，包括五眼聯盟國家和德國、比利時、丹麥、西班牙、法國、意大利、荷蘭、挪威、瑞典。在亞洲，美國則構建了一個“十眼聯盟”，包括五眼聯盟國家和新加坡、韓國、日本、泰國和一個未知成員。

此前有報道稱默克爾被美國監聽手機長達10年

美國情報力量的完善

不得不承認的是，美國情報力量的確強大，多種力量的複合使用讓美國客觀上擁有了強大的全球感知能力，這裏舉幾個小例子稍作闡釋。

一是美國的觀念。美國要建立的是“全景式”監視，覆蓋所有網絡、電話、數字通信和人類的大腦——沒錯，就是人類的大腦。對美國而言，隨着認知對抗的出現，人類的大腦就是爭奪的重要陣地。

二是美國的技術。此處也無需多言，自中途島海戰破譯日軍密碼後，技術上的不竭追求和信奉技術理性的美國人持續在這上面下功夫。

再加上臉書、X（Twitter）這些覆蓋全球的社交媒體平台，讓美國實現了更深層次的掌控。扎克伯格就曾説過，“如果你需要哪個哈佛人的信息，問我就行，我有超過4000個郵箱地址、照片、用户名……人們把這些信息交給我，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他們信任我，這羣笨蛋。”

三是NGO的行動抓手。NGO雖然號稱是非政府組織，但其實質就是官方授以的行為，只不過行為主體並非官方罷了。愛德華·赫爾曼、羅伯特·麥克切斯尼（2001）在其合著的《全球媒體：全球資本主義的新傳教士》文章中就曾點出，美國今日擴張的方式並非是“國家先行”，而是“企業”先行，企業的擴張性在實際效果中遠比國家更有效，NGO也一樣。NGO通過各種活動加深美式價值觀的滲透，依託本國強大的形象對目標國家的學生、青年羣體、底層羣體展開各種形式的認知塑造。

所以，千萬不可低估NGO的力量，他們雖然是非直接的暴力，但對準的目標就是這個國家的“未來之星”，如果讓一羣思想已經被改變了的優質羣體接手國家後會發生什麼，不言而喻。從最近解密的USAID各類項目中不難發現，其相當精準地指向我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不到10年，涉華條目超過千條，危險係數很高的有40多條。其中40多條的經費超過了5000多萬美元，美國人在這方面的確是捨得花錢。

美國對盟友的“監視”

曾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1977-1981）的布熱津斯基曾有一句名言：“沒錯，美國在監視整個世界，敵友均不例外。”

蘇聯解體後，歐洲長期處於“獨立”和“倒向美國”的撕扯之中，美國的深度控制猶如將歐洲置於“鐵籠”之中，不論如何掙脱，情報的無形巨手都死死地把歐洲按在亞歐大陸的最西端。

對於美國來説，一個羸弱且內訌的歐洲正是他們所需要的。美國也通過意識形態滲透、情報控制和軍事聯盟三位一體的手段，看似是在保衞所謂的“自由世界”，實則將歐洲全員“木偶化”。

一是對五眼聯盟內部的監控。五眼聯盟成立初期的目的是在冷戰時期互相交換情報，協議規定成員國之間互派聯絡員，常駐彼此情報部門。但事實上，美國迅速成為五眼聯盟的主導，無所顧忌地開展歧視性規則，其他成員被迫調整其情報程序。

而且由於其他成員使用美國國家安全局提供的情報設備，美國可以不露痕跡地侵入成員國設備，輕而易舉獲取其情報。比如，美國在英國奇克桑德茲德設備始終監視着盟友的通信；美國駐倫敦大使館負責收集白廳街的數據，而這裏是英國軍政部門的所在地。可見，最親密的盟友也沒有躲過綽號“大耳朵”的“梯隊系統”。

二是對歐盟主要國家的監控。2013年，由前CIA技術分析員斯諾登所曝光的“稜鏡計劃”，讓美國監控盟友的行為公之於眾，不論奧巴馬當時如何安撫法國和德國，都不曾讓這兩個歐洲最強大的國家滿意，反而引發了高度警覺和態度保守化。

當時的德國總理默克爾為了拉攏選民，必須站在德國公民的立場上進行表態。然而尷尬的是，自冷戰以來德國情報機構和美國合作緊密，例如9·11後美國為德國所提供的情報分析工具，可以讓德國分析處理途徑德國、近東和中東的信息。如此深度綁定讓歐洲大國深感不適但卻難有作為。

三是對國際組織的監控。2012年9月，歐盟委員會主席若澤·巴羅佐、歐洲理事會主席赫爾曼·範龍佩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三人應邀前往紐約出席歐盟代表處辦公樓落成儀式，但他們都不知道的是，美國在施工前就獲得了建築圖紙，該大樓已被安裝了監視設備。美國情報部門還在歐洲國家駐華盛頓使館辦公室安裝竊聽設備，國家安全局能夠隨時訪問使館的VPN。可以説，歐洲各國代表發回本國的信函，全部都是公開的秘密。

依賴於美國強大的底層框架、海量原始數據、先進的技術手段，歐洲小國極大地降低了情報成本，但也極大地依賴美國。這次“斷供”最大的可能是加速歐洲的冷靜和一體化，然而考慮到美國滲透很深以及歐洲的分裂傳統，能不能有實際進步，還需要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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