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紹雷：中俄曾在紙幣實驗中走在世界前列，如今兩國還能否再有壯舉？

本文是馮紹雷教授為《盧布：一部政治史（1769—1924）》一書所作的序言。該書通過貨幣的視角重新書寫俄羅斯歷史，不僅揭示了盧布在帝國擴張與衰落中起到的作用，還有助於理解貨幣在塑造社會與政治關係中扮演的關鍵性角色。同時，也為我們思考當下的全球貨幣與權力關係提供了有力的啓發。

【文/馮紹雷】

回看人類歷史上每一個具有全球意義的轉型時代，大國貨幣與相互間貨幣關係，以及由此而衍生、也受之影響的種種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變遷，始終是一個令人十分關注，但也還是剛剛開始被系統地加以研究的重要話題。

放在我面前的這本由葉卡德琳娜.普拉維洛娃最新所著，萬青松、張紅、孫超等同事們翻譯的《盧布：一部政治史》，代表着對該領域複雜現象展開多視野、跨學科研究的最新努力嘗試。

此書令筆者感興趣的視角之一，乃是把貨幣沿革進程與政治文化、政治歷史相互交織起來加以觀察和分析。這樣就提供了一個全息透視式的圖景，使我們不僅對俄羅斯貨幣發展演進的淵源，乃至於貨幣現象本身的實質，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而且，也使我們對俄羅斯的千年興衰起落是如何與貨幣有着千絲萬縷的關聯，有了更為具體切實的認知。

資料圖：俄羅斯央行 新華社

本書作者是通過幾條線索將數百年來俄國貨幣沿革進程與內外政治變遷串聯起來的：

是將近三四百年來俄國在不同國際環境下，或是趨於開放改革，或是趨於保守自主的國內政治制度變化與盧布命運勾連起來加以敍述；第二，不斷交替變化如何影響貨幣制度的漫長過程；第三，伴隨着俄羅斯帝國疆域空間的伸展與收縮，描述了盧布作為價值符號，也作為國家威望與影響力的不同際遇。

掩卷沉思，筆者不由回想起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前蘇聯學習的年代，與貨幣現象有關的若干片段。當時的蘇聯，雖然還是在高度集權的意識形態管理之下，但已經在文化歷史等領域出現了對於民族特徵與民族個性問題的大量研究。

我曾經蒐集了不少16、17世紀以後俄國人與西歐人互相認知的歷史記載，在當時西歐人眼中，看不慣的是俄羅斯大而化之、粗枝大葉的生活作風。而在俄羅斯人眼中，最討厭的是日耳曼人的錙銖必較、斤斤計較的交往習慣。從文化習俗角度，也許也可以為本書提供一個小小的補充，不光是政治文化，而且，千百年積澱之下的文化心理基因會無處不在地影響價值評判與交往行為。

當然，事情的另一面，本書所特別強調的出自於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念而對於貨幣制度的影響，依然是十分直接而巨大的。在筆者的記憶中，上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蘇聯盧布與美元的官方比價是1:2.5，也即，儘管蘇聯經濟已經顯示出落後於歐美，盧布官方定價的幣值還是要比美元高出很多。道理很簡單，蘇聯式社會主義肯定要優於美國式的資本主義。

但是，據我在當地的觀察，實際上在黑市上人們交換的比價是相反的。開始時，還是一美元相當於三或四個盧布，但越到蘇聯晚期，盧布兑美元的比價直線下跌。從80年代中期一美元兑換五個、八個盧布，到80年代與90年代之交，已迅速下跌到一美元兑換一千以上、甚至兩千盧布的水平。緊接着，那就是1991年整個前蘇聯體制的雪崩式瓦解。

另一個在本書中有所涉及，但還有待展開深入研究的問題，乃是在國際格局重大變動時期的大國貨幣間的相互關係問題。按照國際政治經濟學家蘇珊·斯特蘭奇的説法：國際體系的穩定有賴於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而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則有賴於主導性大國的貨幣體系的穩定。但是，若按照世界體系演進研究者們的論斷，從中世紀晚期意大利城邦國家體系的出現，三十年戰爭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的簽訂，拿破崙戰爭後1814年維也納體系的確立，乃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雅爾塔秩序的構建，這每一次國際秩序的重大變更，都伴隨着主導性大國相互間金融——貨幣關係的巨大而深刻的變更。

當今時代，人們似乎又一次目睹着國際金融——貨幣關係發生了若干次海嘯式震盪之後，國際秩序重新又面臨着變革的前景。俄羅斯並不是主導性的金融強國，但是，俄羅斯在大宗商品交換體系中所佔據的獨特地位使得盧布具有特殊的影響力。在多年西方嚴苛的經濟制裁之下依然存活甚至經濟有所起色，尤其是當俄羅斯在國際政治與安全領域獨樹一幟、大刀闊斧地旨在推進世界秩序變革的同時，似還依然盡一切努力旨在保持盧布的國際開放地位，這一令人眼花繚亂的嶄新現象，不得不要求人們重新回到對於作為大國貨幣之一的盧布現象的全面研究。

特別是當金磚國家貨幣合作加緊提上日程，俄羅斯作為2024年金磚峯會的東道國已經對此問題展開了系統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令人關注的議題之際，盧布與國內國際政治的相關性問題，盧布的自主地位與民族特性問題，盧布在國際貨幣變局中的地位與作用問題，不可避免地成為人們關注，尤其是專家們需要深入探討的話題。

作為一個並非來自金融專業，但願意更多學習國際的、國別的金融——貨幣知識的學者，我覺得，本書又提出了若干明顯超出僅限於某個單一專業領域的問題。比如，本書記載：1769年葉卡德琳娜時期的沙皇政府發行了第一張紙幣。而在18世紀60年代，紙幣本身在歐洲還是新鮮事。因為紙幣發行不僅有金融風險，而且有更大的政治風險。那麼，何以當時俄國比其他西歐國家甘願承受此風險？

而值得注意的是，世界貨幣歷史上，中國乃是更早發行紙幣的文明古國。元初，馬可波羅從當時貨幣經濟十分發達的歐洲來到中國。但當他看到中國的紙幣時，大為驚歎，可見中國獨樹一幟的貨幣體系在當時世界所居地位。

我想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恰恰是作為非典型西方文明體系內的、市場經濟未必如西方那樣開展的中、俄兩國在發行紙幣的實驗中走到了世界的前面？如果説，當年曾有這樣的先例，那麼，當今信息社會與數字經濟條件之下，是否這兩個大國能再有壯舉呢？這是一個有待回答的問題。

[俄]葉卡捷琳娜·普拉維洛娃 著：《盧布：一部政治史（1769-1924）》，萬青松、張紅、孫超 譯，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2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