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科爾圖諾夫：面對急劇變化的外部環境，俄羅斯外交要轉換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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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德烈·科爾圖諾夫，翻譯/唐曉甫】
三十多年前，當蘇聯正經歷痛苦的解體過程時，俄羅斯外交政策的長期前景至少因兩個原因顯得相當黯淡和模糊。
首先，蘇聯解體的不可逆性尚未得到確認，以聯邦或邦聯形式復興舊有國家的設想並非完全不切實際。其次，許多俄羅斯人當時預期，冷戰結束和隨之而來的蘇聯解體將導致國際體系的根本變化，世界將進入真正未知的領域，這使得任何對俄羅斯在新世界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的猜測都顯得極不確定或是武斷。
然而，這兩種假設最終被證明是錯誤的。隨着時間的推移，蘇聯的永久消失變得愈加明確。儘管經歷了權力平衡的調整，世界和國際體系的變化並不如預期那樣劇烈。
新成立的後蘇聯俄羅斯不得不按照舊有的現實政治原則行事。全球政治仍是有限數量的主要大國或主要行為體之間的博弈；軍事力量仍是國際影響力和地位的重要貨幣，且目前尚無任何全球政府或更高層次全球治理的前景。西方，特別是美國，在國際法的某些基本規範約束其國際政治野心時，表現出明顯的漠視。
正如人類歷史上所有時期一樣，冷戰結束後，世界依然是一個危險且不友好的地方；在這裏，沒有什麼是應得的，你需要通過與他人談判和爭取才能獲得屬於自己的位置。在莫斯科，人們不得不擺脱後蘇聯時代早期的理想主義，學會如何在這個並不友好的環境中生存。可以説，學習曲線並不陡峭，在三十多年的時間裏，俄羅斯在複雜且快速變化的外部環境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致力於維護自身利益。
牢記這些經驗，人們可以概述出該時期最重要的成就，以及俄羅斯領導層在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中需要努力完成的最重要但尚未完成的任務。
主要成就
在過去三十五年裏，俄羅斯最顯著的成就之一就是能夠保持與美國的戰略核平衡。上世紀90年代初期，人們對此存在嚴重懷疑——許多專家認為，由於種種因素，俄羅斯將被迫進入核大國的“第二梯隊”，並因此可能會採取類似法國或英國的“最小威懾”戰略。
SS-18撒旦導彈
然而直到現在，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整體核平衡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關鍵導彈技術領域，莫斯科似乎能領先於華盛頓。無論如何，俄羅斯仍是一個核超級大國，這一獨特地位促使美國繼續參與關於戰略穩定和核裁軍的美俄雙邊對話。
更重要的是，即便在高度假設的衝突場景中，俄羅斯強大的核武庫也是莫斯科可以依靠的可靠核威懾能力。這一能力的關鍵價值在2022年2月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開始後變得愈加明顯。有充分理由認為，強大的核威懾是防止北約與俄羅斯在歐洲發生直接大規模軍事衝突的唯一最重要因素。
此外，國家領導層還成功地將常規武裝力量徹底現代化。20世紀90年代，蘇聯軍隊處於崩潰狀態，莫斯科在北高加索的反恐行動——即第一次和第二次車臣戰爭，表明了即使是在俄羅斯國土範圍內，在招募、訓練、裝備和部署武裝力量等領域，俄羅斯都存在嚴重問題。
這些有力的努力逐步增強了俄羅斯執行多種維和與維權任務的能力，並使其能在遠離國境的地方投射軍事力量。2015年秋季啓動的敍利亞軍事行動，以及非洲和中東的多場衝突中俄羅斯私人軍事公司的深度參與，都生動展示了俄羅斯日益增強的軍事投射能力。西方主要國家都間接參與的持續了三年的俄烏軍事衝突，從另一個角度展示了俄武裝力量的強大韌性，以及復興後的國防工業生產能力。
俄羅斯繼承了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這使得莫斯科能夠積極使用其在聯合國的否決權。長時間內（1997–2014年），俄羅斯是八國集團（G8）成員。俄羅斯還加入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積極參與G20峯會，併成為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的創始成員之一。在歐洲，儘管與西方發生了激烈衝突，莫斯科仍與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保持聯繫，並參與黑海經濟合作組織及一些其他次一級的區域多邊機構。
俄羅斯在各種國際組織和論壇中的廣泛參與，使其能夠確保在世界很多地區的政治存在，並獲得在複雜且不總是舒適的框架內工作的經驗。
從制度上講，俄羅斯可以聲稱在全球各個角落擁有一個高度發達的外交使團網絡。在這一指標上，俄羅斯排名世界第六，超過了英國、德國和西班牙。國家外交學院擁有悠久的傳統和豐富的經驗，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專業的外交學校之一。俄羅斯的學術界、大學以及其他研究和分析中心同樣如此，它們可以為外交政策決策者提供專業意見、區域研究、語言培訓等。
與中國建立戰略伙伴關係，可以被視為俄羅斯外交政策中不可置疑的成就之一。這個夥伴關係涉及針對俄羅斯與中國之間漫長邊界的非軍事化、解決歷史上的領土爭端，並促進政治、經濟、軍事和人道主義領域的密切合作。值得一提的是，與中國的緊密關係並沒有使莫斯科成為北京的附屬夥伴，也沒有阻止克里姆林宮與中國的一些競爭對手和對手國，特別是印度和越南，建立戰略伙伴關係。
蘇聯時期積累下來的與新德里的合作潛力並沒有喪失，反而在過去幾年的挑戰和複雜局勢中得到進一步推動。總的來説，俄羅斯向亞洲這一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大陸市場的轉向仍是一個進行時，但同時也可以被視為一個明確而成功的故事。
2024年7月9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宮會見莫迪後，兩人道別。 俄羅斯衞星社
同時，莫斯科設法在中東和北非（MENA）地區恢復了其原有的地位，該地區在蘇聯解體後幾乎完全受到美國的控制。俄羅斯在2015年選擇支持阿薩德政府阻止了敍利亞政權更迭，並使巴沙爾·阿薩德在大馬士革繼續執政超過九年。在不犧牲與伊朗的傳統聯繫的前提下，克里姆林宮還成功與海灣地區的主要阿拉伯國家建立了聯繫。
長期以來，俄羅斯的中東北非政策幾乎可以説是一個幾乎成功、且在各勢力之間保持微妙平衡的政策範例——阿拉伯人與波斯人、遜尼派與什葉派、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土耳其人與庫爾德人、神權政體與世俗政權等。鑑於莫斯科在該地區可投入的資源有限，俄羅斯重新迴歸中東政治舞台應被視為外交政策的一個不可置疑的成功。
在蘇聯時代，除了與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夥伴的經濟整合，蘇聯經濟隔絕於全球經濟之外的情況幾乎貫穿了整個蘇聯歷史。而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在包括碳氫化合物（石油、天然氣等能源）、核能、武器、農業和食品、網絡安全等很多全球重要市場中佔據了顯赫地位。
大型俄羅斯公司在各自領域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國際地位，成為全球商業的頂尖的商業公司，並建立了多樣化的跨國夥伴關係和聯盟。這種廣泛的參與使得俄羅斯能夠積極參與制定遊戲規則，並在多個對莫斯科至關重要的市場中影響全球價格（例如，通過所謂的OPEC+機制影響全球石油市場）。
總的來説，自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保持了、甚至在許多方面增強了自身在地區和全球層面影響外部的能力。在某些情況下，它甚至能夠定義重要國際趨勢的動態，這一影響力在全球政治安全領域的表現尤為明顯。雖然莫斯科在全球經濟、社會、金融和技術趨勢中的影響力明顯較低，但在一些關鍵全球市場中，包括武器、食品、碳氫化合物、核能、高等教育等仍發揮作用。
此外，俄羅斯依然是許多來自其他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外來勞工和移民的首選目的地，每年接收大量外來移民。俄羅斯依舊擁有全球互聯網最先進的部分，並在世界運輸和物流基礎設施中佔有一席之地。
俄羅斯還保留了大量蘇聯時期的研發和教育潛力，大學畢業生在全球各大研究中心和教育機構中廣受歡迎。在國際體系逐步朝着更加多樣化和分散化的方向發展之時，這些因素可能有助於俄羅斯未來的全球和區域影響力。
最後，由於現在的國際環境具有季度不確定性，主導趨勢常常會發生突然且難以預測的變化，所以它要求國家擁有快速調動資源的能力，還要求國家在做出最重要的決策的同時，保持最大的政策靈活性，且不損害整體外交戰略的長期連續性。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俄羅斯這種高度依賴軍事力量、決策過程高度集中，並且擁有對外情報獨特傳統的外交政策團隊，幾乎完全適應當前國際環境的特點。
而很多國家由於其外交政策的效率往往因深刻的國內政治分裂、複雜的制衡系統和公眾輿論波動對決策者的強大影響而大打折扣，所以俄羅斯的確在許多其他大國面前具有無可置疑的優勢。與此同時，這些決策機制上的明顯差異不可避免地會在俄羅斯與一些國際夥伴之間、特別是與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關係中，產生額外問題。
未竟的事務
儘管前述成就值得肯定，俄羅斯仍有許多至關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標尚待實現。
首先，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曾希望在其周邊建設一個友好國家圈子。此外，俄羅斯領導層曾期待通過共同的歷史、經濟互依性和多元文化認同，為新一輪的成功整合項目鋪平道路，吸引大多數甚至所有原蘇聯境內的獨立國家。然而，這些希望和項目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最顯著的成就包括2015年啓動的歐亞經濟聯盟和已經存在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俄白聯盟。
俄羅斯和白俄羅斯正在推進一體化
如今，莫斯科與許多鄰國的關係相當複雜，甚至有時表現出對立情緒，包括波羅的海國家、格魯吉亞以及摩爾多瓦、亞美尼亞在內的國家。而俄羅斯與烏克蘭的長期政治衝突更是最終演變為持續至今的大規模軍事對峙和戰鬥，對俄羅斯在其鄰近地區和全球的定位產生深遠且長期的影響。
隨着幾個未被承認的國家（如阿布哈茲、南奧塞梯和德涅斯特河左岸）在前蘇聯領土上出現，莫斯科不得不在政治和財政上支持這些地區，這無疑加劇了俄羅斯與一些鄰國的關係複雜性。
經歷了相對短暫的蜜月期後，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進入了長期持續的惡化期。因此，俄羅斯與北約的合作終止了，俄羅斯與歐盟的合作也隨之中斷。此外，莫斯科不得不退出歐洲委員會和歐安組織議會大會。俄羅斯在北極理事會的參與被凍結，國家還不得不終止參與波羅的海國家理事會及其他幾個子區域的多邊機構。
自2022年2月特別軍事行動開始以來，西方對俄羅斯實施了數千項經濟制裁。其中，已經存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歐盟-俄羅斯能源合作關係結束，未來幾乎沒有重建的可能。同時，莫斯科和西方資本之間進入了激烈的外交和信息戰，大部分曾經繁榮的教育、學術、文化和社會聯繫被切斷或暫停。西方政治主流對俄羅斯的看法發生了劇變，俄羅斯常被視為一個威權、侵略性且與西方敵對的實體，其外交和安全政策不可預測且不理性。
當然，現如今，莫斯科的政治人物和輿論領袖辯稱，西方本身應對這些偏見和扭曲的俄羅斯形象負責，但這顯然也反映了俄羅斯外交政策及其對外宣傳的失敗。
儘管俄羅斯在一些重要的全球大宗商品市場中佔據了強勢地位，但即便與韓國等較小國家相比，其全球貿易份額依然有限。俄羅斯依然被排除在最重要的國際生產和技術鏈之外，其對外貿易結構顯得過時，中小型企業在對外經濟關係中明顯處於弱勢。這並非因為這些企業缺乏雄心，而是因為俄羅斯與其主要合作伙伴的法律、技術和投資標準的協調任務依然沒有得到充分解決。
所以儘管付出了許多努力，莫斯科並未發展成全球主要金融中心之一，其在國際金融中的角色可能還會在長時間內保持相對弱勢地位。
俄羅斯從未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全球關鍵目的地——其外資流入在2008年達到頂峯（759億美元）後開始再次下降。在幾乎整個後蘇聯時期，俄羅斯的資本輸出一直超過資本輸入。人力資本的流失也與此類似：過去30年中，失去了數百萬大多是年輕的、受過良好教育的、有活力的、雄心勃勃的公民。
儘管現有人才外流的準確數據存在爭議，但在蘇聯解體後，約一半的俄羅斯物理學家和最多四分之三的數學家移居國外。與許多其他國家的大規模僑民遷移（例如印度、亞美尼亞或希臘僑民）不同，俄羅斯語系的僑民在接收國內並未發展成強大的政治力量。
美劇《生活大爆炸》中在美國大學擔任門衞的前蘇聯物理學家
儘管俄羅斯可以聲稱在這些移民國家中擁有顯著的“軟實力”，這一能力並未得到完全激活。俄羅斯的“軟實力”往往主要與那些曾經同情蘇聯的年長羣體，或者與政治上處於邊緣的右派和左派羣體產生共鳴進行傳播。所以現在，在俄羅斯語在保持曾經的國際地位方面存在嚴重問題。
隨着俄羅斯與西方的政治對抗達到歷史最高點，俄羅斯與歐洲、美國的夥伴關係即使是最基本的人道主義聯繫也越來越難以維持。
如何評估俄羅斯在這些領域不可置疑的成就與尚未解決的問題呢？任何此類評估都將受到偏見的影響，並容易遭來批評。有些人可能會認為，在至關重要的安全領域取得的成就明顯超過了在發展領域的失敗，儘管後者同樣重要，但其關鍵性較低。
另一些人則會質疑這種邏輯，認為俄羅斯的大部分成就是通過舊有的國際影響力工具達成，因此，隨着時間的推移，它們的相對重要性不可避免地會下降。另一方面，尚未解決的問題主要反映的是新的外交政策工具的效用，而這些問題對俄羅斯在全球地位的相對影響將逐漸增加。
很多事情將取決於未來新興世界究竟是會有秩序還是會變得無序。持續的全球不穩定性、多重地區衝突、軍備競賽的新週期、核擴散、日益上升的保護主義和昔日全球化經濟的“再區域化”——所有這些因素都在促使各國將安全領域考量放在優先於經濟發展之前，將“硬實力”的考量放在“軟實力”之前，以及優先使用可以釋放舊有國際影響的工具。
如果主要國際行為者之間達成新的政治共識，全球化以修正後的形式迴歸，全球和區域公共事務成為焦點，人們將重新將目光從安全轉向發展，從“硬實力”轉向“軟實力”，以及將注意力從舊有的外交政策工具轉向新的工具。俄羅斯的外交政策也會像所有其他國家的外交政策一樣，不得不適應新的外部現實。
未來的挑戰
儘管國際環境的變化將對俄羅斯的外交政策產生關鍵性塑造作用，但最終，這些戰略的成功與失敗將取決於該國是否有能力在全球社會迅速內化全新的技術、經濟和社會生活方式時，實施一項長期的現代化項目。
正是在這一領域，不同的發展模式將展開競爭。國家治理的效果、政治制度的韌性、公眾共識的可持續性及人力資本的質量，將接受全球範圍的考驗。國內趨勢如何應對外部基本不確定性，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決定一個國家在世界政治和國際經濟中發揮積極作用的能力。這一普遍觀察完全適用於俄羅斯聯邦。
在俄羅斯未來的挑戰中，必須突出的一個問題是長期的人口問題。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到本世紀中葉，至少要3億消費者才能支撐起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集羣，而且只有這樣規模的市場才能在最重要的行業中擁有國際競爭力。儘管這些假設可能會受到質疑，但事實是，最成功的多邊經濟一體化項目（如歐盟、東南亞國家聯盟）和國家經濟（如美國、中國和印度）服務的市場規模都超過3億人。
而大多數人口預測顯示俄羅斯的人口將進一步下降。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未必是最可能的情形）到2050年，俄羅斯的人口將不會超過1.55億至1.6億，其中65歲以上的人口將佔四分之一。這表明，俄羅斯的未來應該與包括一些人口較多的鄰國和夥伴中尋求建立一個新的多邊一體化經濟體系。
俄羅斯人口相對有限，並呈現下降趨勢
另一個顯著因素是限制俄羅斯未來外交政策雄心的這台國家機器本身，這一機器最初是為了服務非常特定的外交政策需求而設計和建造的。俄羅斯的官僚體系從各種角度看，依然龐大、昂貴且效率不高。部門間的協調以及國家機構的整體性發展都不足，意味着俄羅斯一些最重要的決策缺乏明確定義的程序流程或最基本的透明度，是在“手動控制”模式下做出的。俄羅斯仍面臨着腐敗、宗族主義和裙帶關係的問題。提升國家和地方治理的效率，是成功外交政策的關鍵前提。
俄羅斯經濟的批評者可能會認為，25年前出現的現有經濟增長模式已經耗盡了其原有的效率，也包括消耗了對外經貿體系的效率，而當前該體系由集中於能源資源和其他原材料的出口大型公共和私營企業主導。
與此同時，俄羅斯主要出口商品在全球貿易中的整體份額可能在未來會下降——唯一的問題是這種下降將是急劇的還是漸進的。全球市場正朝着高科技產品和由各種中小型私營企業提供的廣泛服務方向轉變。此外，傳統的跨境貿易逐漸讓位於更先進的工業合作，在這種合作中，產品和服務的交換正被雙邊或多邊生產和技術鏈的建立所取代。
換句話説，俄羅斯將不得不在國際分工中尋找新的位置。在可預見的未來，俄羅斯將面臨異常具有挑戰性的地緣政治和地球經濟環境，這使這項任務變得更加複雜。
未來的環境將比蘇聯解體後更加複雜，也不太有利於俄羅斯的現代化目標。然而，這次俄羅斯積累了更多的經驗，並處於更有利的位置，可以避免許多早期犯下的錯誤。除了當前與西方關係危機的背景之外，俄羅斯的長期外交政策目標應該基於幾個原則：
1.俄羅斯需要追求可持續發展目標，被“孤立堡壘”的狀態無法滿足戰略國家利益。
2.與西方的持續對抗遲早必須讓位於某種形式的和平共處，至少達成與西方的有限的合作，減少新的升級風險和失控軍備競賽的成本，所以俄羅斯與歐洲關係的適度恢復對雙方尤為重要。
3.如果現有的國際體系和國際法的基礎完全且不可逆轉地崩潰，莫斯科將從中失去很多，獲得很；相反，俄羅斯可以通過推動普遍和區域多邊機構及國際機制，來在未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從中獲得巨大益處。
4.由於俄羅斯的國際環境在可預見的未來可能保持不穩定和不可預測，國家外交政策的關鍵目標應包括最大程度減少這種不穩定和不可預測性對國內發展的負面影響。對俄羅斯經濟來説，適度的保護主義和進口替代並非壞事。同時，國家必須充分利用國際體系中可能出現的新機會。
5.俄羅斯超越其直接且狹義的國家利益。在新興世界秩序中，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能否為全球和區域公共事務的延續做出貢獻。俄羅斯為這一延續定義其特定的新角色至關重要，特別是通過為新的能源、食品和信息安全體系、全球氣候變化管理、保護生物多樣性等做出貢獻。
歸根結底，俄羅斯必須做出的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選擇不是在東西方或在全球化與主權之間的選擇，而是現代性與傳統性之間的選擇。這是俄羅斯在長期財政赤字、物資和人力資源缺乏的背景下，外交政策優先事項必須做出的取捨。
中吉烏鐵路是俄羅斯轉向的一個標誌
這一不足在俄烏衝突結束後並不會消失，這意味着俄羅斯在未來世界秩序中某些核心維度上的影響力將受到限制。在許多實際事務中，莫斯科將更可能是接受協議的一方，而非制定協議的一方。它將會更多的以小股東而非控股股東的角色加入多邊聯盟。
然而，這並不意味着俄羅斯無法保持其主要大國之一，並對國際體系產生重要影響的地位。未來俄羅斯將主要在歐亞地區發揮作用，但也可以在全球範圍內發揮作用。這將極大地取決於俄羅斯社會能否將外部環境變化視為機遇，而非挑戰或直接威脅。這種期待已久的思維轉變，毫無疑問將是俄羅斯新一代政治領導人面臨的最重要任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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