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張海冰：十年收入倍增將成為中國消費繁榮的根基

“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是今年各項重點任務之首。3月17日，國新辦舉行新聞發佈會，介紹近日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再次以強有力的措施釋放消費動能。

但任何希望釋放這種強大的消費動能的嘗試，都必須以實現工資收入的增長為前提。世界工廠的轉型之路該怎樣突破這一問題，正在拷問着推動中國經濟轉型的思考者們。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副院長張海冰在其新作《消費繁榮與中國未來》中指出，中國要實現消費繁榮，必須實現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修復性增長，做好長期可持續增長的制度性安排。他們提出為了實現居民收入的修復性增長，10年實現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增是可行的。

同時，在《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中，國家也將“城鄉居民增收促進行動”放在首位，在強調推進促進工資性收入合理增長的同時，提出包括拓寬財產性收入渠道、促進農民增收和紮實解決拖欠賬款問題等具體要求。我國政府正在通過中國人民收入增長的長期確定性，為消費長期繁榮奠定基礎。

《消費繁榮與中國未來》，滕泰 張海冰 著，中信出版集團

三、從收入端促消費是根本解決之道

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是在工業化推動居民收入高速增長的階段，就將消費佔比推升到總需求的主導地位。要實現中國消費的長期繁榮，必須加快中國居民收入增長，這是促進消費繁榮的根本解決之道。

而談到居民收入增長促消費，就有人提出發錢或發放消費券不可持續，只有就業收入才可持續，結果陷入先有就業增長還是先有收入和消費增長的循環。在消費不足已經成為需求疲軟、就業減少的原因的前提下，用就業這樣的長期措施否定發錢或發放消費券這樣的短期有效舉措，是似是而非的，因為這會造成在增加居民收入促消費方面無所作為。只有引入外來的力量打破這個循環論爭，才能實現居民收入的修復性增長，真正推動消費繁榮。

3.1 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收入增長是消費繁榮的根基

眾所周知，消費是收入的函數，可以表示為：C=a+bY

其中，C表示消費支出；Y表示可支配收入；a表示自發消費，也就是基本消費需求；b表示邊際消費傾向。

也就是説，收入越高，消費越高，邊際消費傾向越高，消費也就越高。

在供給結構不變的市場中，消費需求受到價格、收入等因素變化的影響，表示為：D=f(P,I,R…)

其中，D代表消費需求，P代表價格，I代表收入，R代表利率。

價格變動影響了收入的實際增長水平，利率通過影響儲蓄，間接影響了消費傾向——提升利率可以降低消費傾向，降低利率可以提升消費傾向。利率是短期的外部變量，而收入才是決定消費需求的長期內生變量。

短期我們可以通過降息來提升居民消費傾向促消費，但長期來看，只有居民可支配收入實現持續增長，才是推動消費繁榮的根本保障。凱恩斯也説過：“對於消費傾向，國家要部分通過賦税制度、部分通過利息率的漲落和部分通過其他手段來施加引導的作用。”凱恩斯的意思是，利息率的漲落可以影響消費傾向，賦税制度和其他手段則指向居民收入的變化。

3.2 十年實現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增的可行性

中國要實現消費繁榮，化解總需求不足之困，必須實現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修復性增長，並做好長期可持續增長的制度性安排。為了實現居民收入的修復性增長，我們測算後認為，10年實現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增是可行的。

如果10年後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到7.84萬元，按照0.75的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居民消費需求將達到80萬億元，相當於11.3萬億美元（按照1美元兑換7.1元人民幣計算）；2023年美國零售總額為7萬億美元，按照4%的增長率，10年後美國的零售總額為10.4萬億美元，中國將成為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

這就需要在中國經濟增速保持5%的前提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高於GDP收入2.2個百分點，達到7.2%的增速，10年讓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翻一番。從中國財政收入增速長期高於GDP增速的情況來看，如果採取適當的政策引導，這個增速是可以實現的。

如果按照7%左右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10年後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將比當前提高5~10個百分點，雖然仍低於美國目前的水平，但基本上達到歐洲國家60%~65%的水平。

3.3 如何增加工資和勞務性收入

工資性收入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主要部分，近年來工資性收入佔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為55%~57%。要實現居民收入持續增長，工資和勞務性收入的增長是必須的。

從宏觀角度來看，國民收入中工資性收入的增長，需要就業人數增長和工資水平上升兩個條件，而這兩個條件，又需要總需求擴張帶來的經濟復甦和繁榮，這就構成“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循環問題：為了解決總需求不足，需要增加工資性收入，而為了增加工資性收入，又需要總需求擴張帶來的就業增長。

因此，在總需求不足已經出現的條件下，過度強調增加工資性收入來促消費，實際上是很難實現的，這也是2020年以來，很多單純以“保就業”“保市場主體”為主要指向的建議和政策難以取得實效的原因——在總需求不足的大環境中，保市場主體實際上是保供給，而非擴張總需求，結果是市場主體不盈利，最終也保不住。

只有藉助外來的力量，先打破總需求不足這個大前提條件，才能談得上增加就業、提升工資，帶動消費繁榮。

3.4 發放消費券對開啓良性經濟循環的作用

有這樣一個故事，深刻地説明了“藉助外來的力量，打破‘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循環”的過程和意義。

在一個蕭條的小鎮上，大家都沒錢，旅館沒有人住，屠夫的豬肉沒有人買，理髮館沒有人理髮，裁縫的衣服賣不出去……一個旅人拿100塊錢去旅館住宿，旅館店主把賺來的100塊錢給了屠夫買豬肉，屠夫把賺來的100塊錢用來理髮，理髮師又用100塊錢買了衣服……於是，蕭條的小鎮復活了。這就是在特定條件下，一次性收入對經濟循環的作用。

用發錢或發放消費券這樣的一次性收入增長來刺激經濟的本質，就是打破原來的惡性循環，讓經濟循環的飛輪先轉起來。2020年，新冠疫情來襲時的經濟就像這個蕭條的小鎮，這時如果政府通過消費補貼的方式來扮演這個“旅人”的角色，就可以為經濟注入急需的購買力，恢復經濟循環。當時，美國、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新加坡等就是這樣做的，結果很成功。

有人認為，中國目前已經度過了疫情的衝擊，無須再用這種“激烈”的方式增加居民收入和擴大消費需求。但我們已經在前文論述過，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長期低於GDP增速，形成了收入佔比偏低的缺口，這是中國消費需求不足的長期根源，加上疫情發生後我們主要的政策資源用於擴大供給，沒有對居民收入和消費能力進行補貼和保護，導致居民收入和財富消耗很大，與近年來樓市、股市低迷帶來的財富損失相疊加，中國居民的收入和資產負債表已經嚴重受損，亟待修復。

同時必須看到，疫情發生後一度支撐中國總需求的出口面臨着越來越大的不確定性。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美國繼續提高中國商品的關税在所難免，歐洲國家也可能由於外部壓力和保護本國內部產業的需要對中國商品加高壁壘，一旦出口增速回落，總需求不足將進一步加劇。因此，通過發錢或發放消費券來儘快修復家庭資產負債表，實現居民收入的修復性增長，儘快擴大國內消費需求，是迫在眉睫的任務。

3.5 推動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

2023年，中國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佔比為8.6%，而同期美國個人收入中財產性收入的佔比超過20%，相比之下中國居民的財產性收入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推動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是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的重要舉措。

目前，中國約有2億股票投資者和更多的證券基金投資者，背後對應的中等收入羣體超過4億人，持有的股票和基金市值超過40萬億元。如果其持有的股票市值和基金淨值出現25%的增長，就將帶來超過10萬億元的財富增加，進而帶來巨大的消費需求增長，並且會促進市場化的企業投資需求擴張，更好地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和投資的關鍵作用。

美國、日本和印度等國家的資本市場過去10多年在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方面已成為經典案例。從全球金融危機後的表現來看，從2009年3月的6626點到2024年8月的41622點，美國道瓊斯工業指數上漲了528%，同期印度孟買敏感30指數上漲了754%。從2013年初到2024年8月，日經225指數上漲了240%。

2012年初，上證綜指處在2100點左右，到2024年8月，上證綜指仍然在2800點左右徘徊，12年漲幅不到40%，不僅與美國、日本、印度等國家資本市場的表現相去甚遠，也與這些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果不相稱。

一個國家股票市場總市值與GDP的比值，被稱為“巴菲特指標”，可以衡量這個國家資本市場的發育程度。當前，美國的巴菲特指標超過200%， 2023年底中國的巴菲特指標僅為61%。如果中國的巴菲特指標能翻一番，超過中國2024年GDP的130%，將為中國居民增加84.7萬億元的財富，相當於2023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180%，將形成巨大的財富效應，推動居民消費能力大幅提升。

由於超過70%的中國居民財富是以房產的形式存在的，近年來樓市價格的下跌也造成了嚴重的負財富效應，對居民的財富存量和現金流影響很大。因此，儘快實現樓市企穩，也是保護居民資產負債表的重要措施。

3.6 降低個人税負，增加居民收入

2016年以來，中國出台了一系列減税降費措施，但從企業和居民的微觀感受來看，獲得感似乎並不明顯。此外，五險一金的實際負擔加重，也影響了勞動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長。

從官方披露的數據來看，2019—2023年，全年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三項社會保險基金收入從5.91萬億元增長到7.97萬億元，參保人數從9.68億人增加到10.66億人（按養老保險計算），人均貢獻收入從6105元增加到7484元，增幅為22.6%。其中2020年為了應對新冠疫情，企業社會保險費得到階段性減免，三項社保基金收入較2019年下降了14.3%，但2021年就增長了35.2%，較疫情前的2019年還增長了15%，2023年較2019年增長了34.8%。

因此，在經濟增速不斷下滑的情況下，不能再繼續通過較高的五險一金來把本應發給職工的當期收入變成未來收入，而是應該讓企業將更多財力用於增加員工的當期收入。

為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下一步應當把降低税負的重點放在個人所得税上，個人所得税僅佔財政收入的8.2%，降税對財政收入的總體影響有限，但對居民收入增長影響明顯，對推動消費的作用較大。降低個人所得税税負，不僅起徵點需要進一步提高，還需要降低個人所得税的税率。目前中國個人所得税税率最高為45%，顯著高於美國、新加坡等國家，具備全面降低個税的空間。

四、深化收入改革促消費

收入分配改革是多年來經濟體制改革的“硬骨頭”，國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羣體，然而，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依然嚴重偏低。未來我們應該確定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逐步達到全球平均水平。

4.1 國企收入應當更多用於改善民生

儘管中國已經建立了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國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國有資本收益，並對所得收益進行分配的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但是國有企業收入納入預算的比例仍然不高。根據財政部的數據，2023年國有企業利潤總額為4.63萬億元，全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為6744億元，只佔利潤總額的14.6%，用於改善民生的部分就更低了。

2024年初，國務院發佈《關於進一步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的意見》，提出“有序擴大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範圍，逐步實現國有企業應納盡納”，但仍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主要用途規定為“主要用於促進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夯實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按規定安排部分資金調入一般公共預算，統籌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

當前，國有獨資企業應交利潤收取比例是2014年確定的，一共分為五檔，第一類企業為25%，第二類企業為20%，第三類企業為15%，第四類企業為10%，第五類企業免交當年應交利潤。

然而，從上市民營企業的分紅比例來看，25%的利潤收取比例似乎偏低。2023年，滬市主板民營上市公司現金分紅總額達1603億元，同比增長8.86%，其中近八成盈利公司分紅比例超過30%。

因此，我們認為，在逐步實現國有企業應納盡納的同時，也要考慮提升國有企業應交利潤收取比例，例如平均提升10個百分點，同時要研究將保障和改善民生也作為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的主要用途之一，相應提升民生支出的份額。

同時，還應當考慮提升國有股權劃轉充實社保基金的比例。2022年，中央企業資產總額為109.4萬億元，地方國有企業資產總額為230.1萬億元，中央金融企業資產總額為261.6萬億元，地方國有金融企業資產總額為139.3萬億元。

2023年末，中央企業資產總額達到116.5萬億元，地方國有企業資產總額為255.4萬億元，中央金融企業資產總額為289.6萬億元，地方國有金融企業資產總額為155.5萬億元。秉持“利為民所謀”的原則，這些資產應當更大程度地用於提升全民的福祉，因此，建議在2017年《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實施方案》的基礎上，將國有資本劃轉比例提升至20%，長期來看，還可以把比例提升到30%，甚至可以把部分企業的國有股權全部劃入社保基金，有效提升全民社保覆蓋範圍和報銷比例，解除居民消費的後顧之憂。

據媒體報道，截至2020年末，符合條件的中央企業和中央金融機構劃轉工作全面完成，共劃轉93家中央企業和中央金融機構國有資本總額1.68萬億元。截至2024年3月，全國劃轉工作已基本完成（地方國資劃轉金額未披露）。

粗略估計，如果將國有資本劃轉比例提升至20%或30%，還可為社保基金增加1.7萬億元或3.5萬億元的資產規模，相當於2023年全國社保基金總規模的57%或117%，這一部分國資分紅如果按照全國社保基金截至2023年的年均投資收益率7.36%計算，每年將為全國社保基金帶來1260億元或2590億元的現金收入。

4.2 多渠道為低收入羣體增收

當前，中國中低收入羣體仍然佔大多數，估計不少於9億人，主要人羣生活在農村，如何增加他們的收入是擴大消費的重要課題。

收入補貼、消費補貼和提升社保水平，應當以中低收入羣體為重點。中低收入羣體最需要收入補貼和消費補貼，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最高，將補貼發給他們，發揮的效能也最大。同時，提升社保覆蓋面和覆蓋深度應當以中低收入羣體為重點。當前農村居民醫療保險由於保費從最初的10元逐年增加到400元左右，已經出現斷繳現象，降低了居民的獲得感和遭遇重大疾病時的保障水平。同時，農村養老金多則200多元，少則100多元，與城鎮職工養老金存在明顯差距，因此，通過提升財政對低收入羣體醫保和養老金的補貼，增加他們的轉移收入，是為低收入羣體增收的重要途徑。

提高中低收入羣體的工資性收入也很重要。《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提出，“着重保護勞動所得，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各地根據當地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多渠道推動中低收入羣體的收入增長。

為中小微企業和個體經營者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可以促進增加個體經營性收入。2023年，中國有1.24億户個體工商户，支撐近3億人就業，是中低收入羣體就業和收入的主要來源。在地方財政收入減少的情況下，個體工商户面臨的營商環境可能變差，因此，切實為中小微企業和個體經營者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可增加其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

還可以推動農村土地流轉，為中低收入羣體增加財產性收入。2021年，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完成階段性任務，確定全國共有96.6萬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佔有了65.5億畝集體土地資源、8.22萬億元集體賬面資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約有9.2億人，佔全國總人口的65%以上。粗略估計，農村空置宅基地超過1億畝，涉及上億户農村家庭。如果將這些宅基地通過長租、使用權轉讓等方式流轉起來，上億户農村家庭將獲得穩定的租金收入，對提升消費需求將產生明顯作用。建議加快農村宅基地和集體建設用地流轉制度改革，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

4.3 推進要素自由流動，消除要素超額稀缺性報酬

在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土地部門、房地產行業和金融部門之所以能夠獲得大量的“超額稀缺性報酬”，原因就在於要素配置的市場化不足，存在一些體制性、機制性原因，人為製造了資金、土地等要素的稀缺狀態。

消除超額稀缺性報酬，關鍵在於加快要素市場化改革。2020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公佈了《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2021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總體方案》，對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做出了部署。《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提出，要“健全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曾在一次會議中指出，當前“在要素市場領域，我國市場經濟仍然存在束縛市場主體活力、阻礙市場和價值規律充分發揮作用的弊端，市場發育仍不充分、市場決定要素配置範圍有限、要素流動存在體制機制障礙等問題仍較突出”。

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關鍵有兩點：一是明確要素的權屬；二是尊重要素所有者的交易自由，儘量減少不必要的法律限制和行政干預。

當前很多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政策都在強調有序流動，但對自由流動的關注有所不足。如果要素流動受到種種過時觀念、嚴苛規則的限制，自由流動尚不能實現，表面看起來“有序”，但實際上沒有交易的機會，處於僵化、停滯的狀態，“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就無法實現。因此，加快要素市場化改革，應當以自由流動為首要訴求。只有讓要素先流動起來，要素貢獻才能得到市場的評價，要素報酬才能有合理的依據。

對於壟斷行業存在的超額壟斷收益，可以考慮開徵“收入調節基金”，針對上游原材料行業存在的壟斷收益，目前只有“石油特別收益金”對油氣行業進行了調節。但從近年的利潤分配來看，整體上游原材料行業和金融部門都存在明顯的超額收益，建議在“石油特別收益金”制度的基礎上，對金融、能源、上游原材料等壟斷行業開徵“收入調節基金”，其收入專項用於增加社保和農村保險基金。

當前中國的中等收入羣體規模只有4億人左右，還有9億人屬於中低收入羣體，提升中等收入羣體的規模和佔比，是繁榮中國消費的重要舉措，也是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我們提出“10年實現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增”，也有學者提出“力爭用10年左右時間，實現中等收入羣體倍增”的目標，儘管指標和路徑可能有所不同，但增加居民收入、繁榮中國消費、暢通國內經濟循環、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指向是一致的。

如果通過各方面的努力，10年內將中低收入羣體的1/3，即3億人轉化為中等收入羣體，中國的中等收入羣體就將擴大到7億人，將成為中國建設全球最大消費市場最堅實的基礎和最可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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