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沃爾特：特朗普不是“革命性領袖”，特朗普主義也不是“法國大革命”

【文/斯蒂芬·沃爾特，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如果讓您想象一位“革命性領袖”，出現在眼前的可能是穿着軍裝的大鬍子人物（如菲德爾·卡斯特羅或切·格瓦拉），像列夫·托洛茨基或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那樣一呼百應的政治演説家，或者是纏着頭巾、怒目而視的大阿亞圖拉霍梅尼那種形象。您可能不會聯想到一位頭髮倒梳、一身深色西裝且繫着長長的紅領帶、體重超標的78歲美國房地產業繼承人這種形象。

當然，俗話説，人不可貌相。

在大約30年前寫就的一本書中，筆者將革命定義為“一個現存的國家體制被社會內部成員摧毀，隨後建立起一個新政治秩序”的過程。雖然特朗普主義的最終影響還有待觀察，但初看上去，他（和支持者）的願景似乎符合這個定義。正如過去兩個月所充分表明的那樣，唐納德·特朗普總統不僅僅試圖修改或扭轉前任的政策（所有總統在某種程度上都會這樣做）。

相反，特朗普和支持者正試圖摧毀或激進地調整一批數十年來治理美國的關鍵機制，包括憲法本身的含義。他們還試圖對美國外交政策的關鍵部分實施影響深遠甚至是革命性的變革。這些變革所帶來的根本性衝擊，其程度遠遠超過尼克松時期的中美破冰與小布什那命運多舛的中東改造計劃。

當地時間2月10日，特朗普在白宮簽署行政令。 視覺中國

在早年的書中，筆者提出，由於恐懼與過度自信這兩個元素的致命結合，大眾革命（指在政治領導下，將廣大民眾動員起來反對精英階層的革命）幾乎總會導致戰爭。試圖推翻一個既有政權是一項風險極大的事業，那些後來成為革命者的人士面臨着該如何集體行動的艱鉅挑戰。為了説服人們加入或支持革命運動，其領導者必須要能説服追隨者，讓他們相信儘管前路艱難，但革命一定會成功。為此，他們在意識形態教育中將舊秩序描繪成邪惡的、無力改革的（所以必須將其推翻），也註定是要滅亡的。

從法國大革命中的激進派、美國的開國元勳到沙俄的布爾什維克黨人，這些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往往自視為在本國或海外推行一種新社會模式的先驅。因此，他們更傾向於相信自己成功奪取政權的經歷會激勵他人，所設立的榜樣最終會傳遍其他地方。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也可以被視作這樣的例子：其領導者堅信，在伊拉克和敍利亞建立的一個新哈里發國將引發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廣泛同情，這樣的社會動盪最終會席捲其他國家。

當基於此類新潮理念的運動掌握權力後，其它國家自然會擔心被這種具有傳染性的政權形式所波及，尤其是當那個新政府主動宣佈要把其原則傳播到各地時。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心存憂慮的既有政權會在這個新政權變得更強大之前，試圖將其扼殺在搖籃裏，而革命後往往伴隨出現的混亂和暫時的虛弱局面，更會增加這樣做的誘惑。

因此，革命性的政權完全有理由擔心外國干涉，但他們的意識形態主張經常把外國對手描繪成紙老虎，在革命浪潮面前不堪一擊。所以，雙方往往會同時感到恐懼和過度自信：彼此都認為對方很危險，但也很容易擊敗對方。更有可能的結果——是雙方都錯了。因為歷史上常見的結果既不是革命浪潮的迅速擴散，也不是新生政權的快速倒台。相反，更常見的結果是法國、沙俄與伊朗爆發革命之後（以及相對不那麼常見的，美國、墨西哥與土耳其的革命之後）陷入的曠日持久的衝突。

好消息是，特朗普主義並不是像推翻波旁王朝、羅曼諾夫王朝或巴列維王朝那樣的大眾革命運動，特朗普也不是那種革命性領袖。特朗普主義代表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在這種革命中，心懷不滿的精英（通常是軍人）獲得了權力，並安排新的代理人取代舊秩序中的關鍵元素。從這個意義上説，特朗普主義更像是凱末爾（一位心懷不滿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軍官）領導的土耳其革命，納賽爾與“自由軍官”（更多心懷不滿的軍方將領）領導的埃及革命，或者日本的明治維新。自上而下的革命也可能引發衝突與戰爭，但其破壞性往往小於自下而上的革命。

特朗普主義也被證明不太可能具有傳染性。特朗普和史蒂夫·班農等政治盟友與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匈牙利總理維克托·歐爾班和巴西前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等領導人分享共同的政治理念，特朗普政府也同德國選擇黨、法國的國民聯盟等“右翼極端主義”政黨表現出強烈的親近感。但這些政治運動早於特朗普主義出現，也並非受到特朗普本人的啓發。

特朗普沒有開創一種全新的、激進的革命模式；他只是在沿用歐爾班或埃爾多安等領導人已經操弄過的民主倒退、自我交易等手段。讓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與威權主義領導人站在一邊固然顯得意義重大，但這樣的劇本也不是第一次上演了。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上台初期採取的做法，反而鞏固了好幾個國家主流政黨的支持率，最典型的包括加拿大、德國與英國的情況。這無論如何也談不上是一場“法國大革命”。

更準確的看法是，特朗普並非一位激進地為全世界開創了全新（以及具有潛在傳染力的）政治模式的革命領導者，而是一位試圖回到過去的“反進步主義”領導者。“讓美國再度偉大”（MAGA）這句口號已經揭示了一切：當一個人聲稱要讓一個國家再度偉大時，其目光就會緊盯着後視鏡，而不是向前看。

特朗普不想要維護助推了過去七十年全球經濟增長的有規則的自由貿易，而是像一百多年前的威廉·麥金萊總統那樣試圖徵收進口税（又稱關税）。他不想推行種族和性別平等、包容其他少數羣體的理念，而是想恢復白人至上主義與傳統的性別角色。他不想在國際法和多邊合作機構（其中華盛頓發揮了主導作用）的指導下持續參與全球事務，而是想讓美國擺脱全球事務。相比受到規範約束的大國競爭，他更期待看到大國像一個世紀前那樣隨心所欲地攫取一切。他不想維護美國的言論自由以及基於愛國主義的批評，而是想壓制美國的新聞界，讓大學學會服從，以及基於政治觀點將擁有合法居留權的人驅逐出境。

在一個因為有志移民的到來才煥發新鮮活力的國家，特朗普不想讓美國被多元化的理念主導，而是想讓美國被高牆包圍，只有在這裏出生的人才能成為公民。他不想制定基於科學和事實依據的公共政策，而是希望由他本人和小羅伯特·F·肯尼迪説出口的一切就代表“事實”。

美國國務卿魯比奧稱，特朗普政府將吊銷哈馬斯支持者在美國的簽證和/或綠卡 社交媒體

除了埃隆·馬斯克在整個過程中扮演的特殊的破壞性角色外，特朗普的做法談不上什麼新意或是具有革命性。這是令人熟悉的威權主義者的劇本，在許多地方都曾推行並加以完善——通常來説效果不佳——只是還沒有出現在美國。我們不要忘記：正是一場反對這種治理方式的革命造就了美國。隨着時間的推移，美國越來越接近當初開國元勳提及的理想，直到現在。

在發表《獨立宣言》的第250週年紀念日前夕，如果明年我們最終慶祝的不是那份文件所代表的革命原則，而是那些原則的消亡，這才會是一場真正的悲劇。

（原文發表在美國“外交政策”評論網站，原標題：特朗普不是一位“革命性領袖”。譯文有刪改，僅供讀者參考，不代表觀察者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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