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楓:美國六代機,鹹魚翻身的故事再迎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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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晨楓】
3月2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宣佈,波音贏得第六代戰鬥機合同,進入工程研發製造(EMD)階段,定名F-47。國防部長海格塞斯、空軍參謀長阿爾文空軍上將在場。至此,NGAD這條鹹魚又一次翻身。

在F-22進入EMD後,第六代戰鬥機就時不時提出,常用“下一代空中主宰戰鬥機”(NGAD)的名稱。在2010年代中期,美國空軍提出了更加具體的“穿透性制空”(PCA)概念,要求六代機能深度穿透敵人的一體化防空空間,在敵後有效空戰並安全返回。
五代機的特徵是4S:隱身(stealth)、超巡(supercruise)、超機動(supermaneuverability)、傳感器融合(sensor fusion),其中超巡、超機動和傳感器融合是量變,也就是説,四代機通過深度改進,也可能達到。只有隱身是質變,四代機再改進也達不到。
六代機會繼續沿着4S深度發展,但全向隱身和超大航程才是質變性的特徵,目的是實現PCA。
前向隱身向全向隱身是質變,而不只是量變,這是要把空戰從戰術層面的戰鬥上升為戰略層面的行動。如果用地面戰爭來比照,前向隱身好比連排級小部隊秘密穿插,這種規模的部隊只能滲入淺近縱深,決定一個陣地的戰鬥成敗。全向隱身好比師團級大部隊秘密穿插,滲入的就是深遠縱深,可以決定一個戰役的成敗。
而在全向隱身的前提下,只有超大航程才使得賦予其戰術、戰略意義。而對於美國空軍來説,全向隱身和超大航程不僅有理論意義,更有現實意義。中國幅員廣大,一體化防空技術先進。西太平洋的戰場距離本來就很長,中國海軍的發展實際上還把國土防空圈前推到海上了,美國戰鬥機必須穿透中國的海上和海岸防空圈,才能觸摸到更加敏感的內圈。F-35既不具備全向隱身,也沒有足夠的航程,早就雞肋了,而為歐洲前線設計的F-22的航程更短。
關於NGAD項目的進度早就有所傳聞,在2020年特朗普1.0的最後日子,美國空軍副部長羅帕爾曾語焉不詳地提到六代機已經首飛,此後六代機的研發轉入“無線電靜默”。坊間傳説洛克希德、波音、諾斯羅普分別提交了用於對比試飛的技術驗證機,但沒有任何可信的證據,只是已知諾斯羅普在2023年退出NGAD計劃。
多年來,各種六代機想象圖滿天飛,波音和洛克希德都有官方想象圖公開流傳,諾斯羅普則通過一則視頻暗示。在2023年臭鼬工廠80週年的時候,洛克希德還很有深意地公佈了一張輪廓圖,引起人們的無盡想象。

洛馬公司臭鼬工廠80週年公佈的輪廓圖
現在F-47確定進入EMD。從傳統研發路線圖來説,F-47在理論上應該技術已經定型了,至少相當於ATF競標結束時YF-22的狀態,或者JSF競標結束時YF-35的狀態。但按照美國空軍部長肯達爾去年宣佈暫停研發來推斷,該飛機應該還沒有達到與YF-22和YF-35類似的成熟度。YF-47(如果有過這樣的定名的話)的尊容和技術狀態依然是高度保密的,一張藏頭露尾的圖片不説明問題。這可能出於“防範中國”,也可能出於高度不成熟的原因。這樣的隱藏模式更與過去幾十年美國空軍的高調炫耀傳統不符,時代真的變了。
在二戰爆發的時候,美國戰鬥機科技只是“摸到世界先進水平”。當時服役的戰鬥機,除了P-38的驕人航程,幾乎沒有任何領先的地方。二戰末期,美國得益於羅爾斯-羅伊斯“墨林”V12發動機,讓P-51一躍而成為“二戰四大名機”之一。戰後初期,得益於英德的噴氣發動機技術,美國戰鬥機開始在技術上起飛。到50年代,美國憑藉雄厚國力和供應鏈,已經一騎絕塵了。
此後,美國戰鬥機技術一直領先。相比之下,曾經領先的歐洲代差級地落後於美國;而傾盡國力、軍工優先的蘇聯也總是慢一步。等到冷戰結束,美國推出五代機的時候,歐洲只有“大躍進”到4.5代“兩風”的本事,然後試圖讓不明就裏的人以為“兩風”四捨五入真可以冒充五代機一樣;而俄羅斯雖然2010年拖拖拉拉地推出蘇-57,但在4S中只做到2S(超巡、超機動),另外2S(隱身、信息融合)做到一半都是講禮貌了。對此早有預判的美國,在推出“低端五代機”F-35的時候,自信已經端坐戰鬥機食物鏈的頂端。
這一局面直到中國殲-20橫空出世才被打破。雖然現在還沒有殲-20與F-22正面過招的可核實報道,但殲-20對F-35“騎脖圍觀”得到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現空戰司令部司令)威斯巴赫空軍上將隱晦承認。

現在中國第二款隱身五代機殲-35也正在加入戰局。這款飛機是針對F-35的缺點設計的。在某種程度上,它是“F-35本來應有的樣子”,對F-35產生了額外的壓力。中國的兩款五代機,讓美國空軍對丟失“五代機優勢”很焦慮,但偏偏NGAD卻因為成本太離譜而舉步維艱:在2024年底肯達爾下令暫停NGAD計劃、留給下一屆政府決定的時候,聲稱還需要200億美元才能完成EMD。
現在誰都説不清楚美國已經為NGAD前期研發投入了多少。當年美國為了研發F-22投資約400億美元,F-35約550億美元。如果200億美元就是NGAD的研發投資大頭,那這個項目非但不應該下馬,反而應該樹立為多快好省的楷模。而且根據美國方面早前估計,到投產時,NGAD單價會高達3億美元。
必須説,200億EMD投資和3億單價都是現在的樂觀估計。按照歷史經驗和現實軌跡外推,200架NGAD的全壽命開支可能高達1.7萬億美元。這使得F-35項目都相形見絀,畢竟雖然2024年美國政府問責署(原總審計署)估計F-35計劃全壽命開支要2萬億美元,但那是近2500架飛機。
所以一段時間以來,美國空軍對NGAD的“低成本替代”費盡心思,最主要的思路有三條:
低成本NGAD加無人機的組合
隱身加油機
B-21
在AI時代,有人-無人組隊作戰(MUM-T)越來越現實,實現高度自主的無人機不再需要有人機飛行員事事呵護,而是成為心領神會的幫手。但越先進的無人機,成本越高,越不具備可消耗性。
為了降低風險和成本,無人機有專業化的趨勢,如ISR無人機、電子戰無人機、自航彈艙無人機、保鏢無人機等,各司其職。事實上,低成本NGAD將部分功能“下放”到無人機,正是降低成本的重要途徑。
理論上,一架低成本無人機換一架有人敵機的話,還是賺了。問題是體系作戰的條件還要成體系。但羣裏ISR無人機被打掉的話,羣就“瞎了”;“彈艙”無人機被打掉的話,羣就沒牙了;低成本NGAD功能下放後,離開無人機就事實裸奔了。這樣的一損俱損意味着羣滅,就不再具有戰爭經濟學的優勢。

馬賽克戰
要提高無人機羣的抗戰損性,需要冗餘。要麼部署多架同型無人機,要麼每架無人機都要更高程度的“一專多能”,兩條路線都在削弱“專機專用”的成本好處。但這條路線最大的問題是:低成本無人機很難滿足PCA的航程要求。要達到足夠的航程、速度、機動性,無人機小不了,成本也因此低不了。
低成本NGAD也有一樣的問題,但用隱身加油機,在理論上容許用較小也因此成本較低的NGAD和無人機,也能達到足夠的航程。
問題是,加油機的隱身能力不可能高於戰鬥機,更缺乏自衞和抗戰損能力。隱身加油機在理論上可以前出部署到高威脅空域,但加油機一旦損失,一羣需要加油的戰鬥機和無人機也都損失了。另外,隱身加油機不可能太大,這也意味着可轉移燃油量較小,需要部署更多的數量才能滿足戰場加油需求,這也是與隱身加油機的生存力要求相悖的。
面對威脅,戰鬥機可以以攻為守或者以守為攻,轟炸機可以在任務規劃時就避開敵機和防空導彈的威脅區域,但加油機的活動空域受到戰鬥機和無人機加油需求的牽制,可能被敵機順藤摸瓜。加油作業需要一定的時間,其間也高度易受打擊。隱身加油機和有限航程隱身戰鬥機的組合增加了脆弱性,而不是相反。
B-21則是完全不同的思路,諾斯羅普甚至在中國南北六代飛起來之後,急忙聲稱B-21才是第一種六代機。B-21作為六代機有兩層意義,一層是用先發制人的打擊,直接把敵機消滅在地面。這當然是轟炸機的典型任務之一,但要是這就能奪取制空權,根本就不需要戰鬥機了。
第二層意義是由轟炸機充當“空空導彈卡車”,直接狙殺敵人的戰鬥機。
B-21無疑具有西太戰場急需的航程、隱身和載彈量,還在一開始就認真考慮了攜帶空空導彈的問題,在理論上具有某種空戰能力。B-21比B-2小,但比任何戰鬥機都大得多。寬大的彈艙不僅可以攜帶大量的AIM-120、AIM-260中程空空導彈,也可以攜帶AIM-174一級的超遠程空空導彈。有朝一日空戰激光武器開始裝備的時候,B-21由於寬敞的機內空間和充裕的機載電力也有望成為首選。
用B-1那樣的旋轉發射架在B-21機內攜帶和快速發射空空導彈在技術上沒有問題,主動雷達制導和被動紅外製導也解決了空空導彈的末端制導問題。衞星導航與無線電指令制導可以解決中段制導問題。
B-21並不只是“悄悄地扛炸藥包的”。它雖不能像戰鬥機那樣用主動雷達探測空中目標,但其內部空間使得其可以擁有非戰鬥機可比的被動雷達和紅外光電探測能力,還可以通過數據鏈獲得強大的外圍ISR支援。但轟炸機用於空戰只能打偷襲,不可能格鬥。偷襲或許能贏得戰鬥,但不可能贏得戰爭。作為轟炸機,在任務規劃的時候會仔細避開敵機活動區域;但作為戰鬥機,就未必有選擇了。

美國人確實在考慮B-21空戰可能
數量和成本也是問題。B-21只計劃製造100架。本來就轟炸任務繁重,有多少可能用作戰鬥機是很成問題的。另外,如果説3億美元一架的NGAD太昂貴,7億美元一架的B-21更加昂貴,用作戰鬥機顯然是高材低用了。
但最要緊的是,中國一下子南北六代齊飛,美國NGAD再也等不下去了。而且現在不需要在迷霧中摸索前進,有明確的追趕目標了。思來想去,只有咬牙發展NGAD,也就是如今的F-47。
在F-22之後,美國戰鬥機“跳號”問題很大,一下子跳到F-35,現在進一步跳到F-47。據説“47”是取特朗普為美國第47任總統之意,但實際上未必那麼突兀。“協同作戰飛機”(CCA)第一階段已經進入對比試飛,這是MUM-T的初級階段。3月3日美國空軍正式命名通用原子“算計”為YFQ-42“算計”,安杜里爾“暴怒”為YFQ-44。“Y”代表技術驗證用的原型機,“Q”本來是靶機,現在擴大到MUM-T無人機了,“F”當然就是戰鬥機。也就是説,CCA是作為戰鬥機亞型對待的。
不過CCA現在還是亞音速、中等機動性、適度隱身的“經適型”無人機,以ISR、電子戰、自航彈艙為主,並非主打衝鋒陷陣或者捨身救主。第二階段才談得上超音速、高度隱身。
F-47也對美國戰鬥機工業有深遠意義。先拿下F-22,後拿下F-35,洛克希德在過去30年裏成為美國最大的戰鬥機公司,而且是唯一的五代機公司。
在四代機時代,F-14是格魯曼的,F-15是麥道的,F-16是通用動力的,F-18是諾斯羅普提供基本氣動設計、麥道完成工程研發的。在六代機時代,洛克希德通吃了。這是“對比試飛、贏者通吃”採購策略的結果。
美國戰鬥機研發和採購策略經過很多回合的發展。一開始,就是傳統的發佈要求,然後各公司提供設計方案和報價,軍方評估和擇優選取。問題是,選定方案只是開始。這時連技術驗證機都還沒有,飛機公司在低估技術風險的情況下搞釣魚工程,軍方常常被迫追加投資,F-111就是這樣弄到天怒人怨的。
在F-14研製的時候,軍方規定封頂價,超過的部分飛機公司自己吃下。結果格魯曼釣魚不成,反而自己上鈎,只能以破產相威脅。美國海軍如果嚴格執行合同的話,把格魯曼逼到倒閉事小,自己雞飛蛋打還拿不到新戰鬥機事大。沒辦法,只得捏着鼻子追加投資,完成了F-14的研製和投產。

從F-111B廢墟中走出的F-14是格魯曼公司最經典機型之一,此為F-14最早期單垂尾設計
在“輕型戰鬥機計劃”(LWF)時,軍方採用“對比試飛、贏者通吃”的策略。通用動力的YF-16和諾斯羅普YF-17已經飛起來了,技術不確定性大體消除,在這樣的情況下,最終產品的性能和報價都比較靠譜。F-16是成功的項目。
美國海軍由於不同的要求,最後決定從YF-17的基礎上發展F-18,這也是成功的項目,日後進一步發展成更大、實際上貌合神離的F-18E/F。
在這個基礎上,美國空軍在“先進戰鬥機計劃”(ATF)時,讓洛克希德YF-22和諾斯羅普-麥道YF-23對比試飛,洛克希德勝出,最後發展成F-22。然後就是“聯合打擊戰鬥機計劃”中洛克希德YF-35和波音YF-32對比試飛,洛克希德再次勝出,最後發展成F-35。
問題是,“贏者通吃”如果導致“獨家經營”,一方面導致美國戰鬥機工業基礎萎縮,另一方面損害軍方的議價能力。
在洛克希德接連贏得F-22和F-35項目後,波音靠F-15E和F-18E苟延殘喘,諾斯羅普則已經幾十年沒有獨立研發並投產一架戰鬥機了。研發功力不等於量產產能,建立產能不僅需要設施,還需要人才、經驗和供應鏈,這些只有生產的連貫性才能保持。
在F-35計劃期間,軍方還發現知識產權、數據產權和開放結構的問題。洛克希德在設計中用到很多軍方和NASA研發的預研,但軍方和NASA預研到最終的F-35畢竟還有很長距離。但如果洛克希德擁有完全的知識產權,軍方要將設計交給波音或者諾斯羅普擴產都必須通過洛克希德,而洛克希德的配合並不能保證。
數據產權問題來自F-35的高度軟件化。每一個子系統到部件的裝機需要激活,每一次使用也自動記錄和報告,所以序列號、出廠時間、裝機時間、使用強度、故障記錄、維修記錄、版本記錄、當前自檢狀態等信息統統上傳到洛克希德,每一個空勤和地勤人員需要登錄才能幹任何事情,所以身份、資質、培訓記錄、工作記錄也統統上傳到洛克希德,在原則上還可以要求補課後才能上手,每一次啓動、飛行、作戰、着陸、維修的所有關鍵數據更是統統上傳到洛克希德。
這樣的上傳開始時是通過“自動後勤信息系統”(ALIS)執行的,但ALIS問題百出,最後連洛克希德也沒了信心,改用以云為基礎的“作戰數據彙集系統”(ODIN)。但這並沒有改變洛克希德比所有用户還要清楚每一架F-35的使用和維修情況的現實。

美軍正在操作ALIS系統
ALIS和ODIN是F-35的“超級後門”,儘管洛克希德和美國軍方竭力否認ALIS和ODIN有所謂“F-35可以一鍵停飛”的能力,但究其原因就是因為F-35有這樣的“超級後門”。不管有沒有,洛克希德“知道得太多了”,不僅外國用户感到不安,美國軍方也感到不安。
開放結構則關係到第三方參與改進,洛克希德的完全控制意味着很難讓第三方在不受洛克希德控制的情況下介入到改進和深度升級中。F-35項目中只有以色列獲得特許,可以研發除了美國以外自己版本的電子戰和通信系統,並與洛克希德的基本設計對接。其他用户由於得不到這樣的特許,所以歐洲、日本、韓國、加拿大等都不可能自主改進和升級,美國軍方也不能委託波音或者諾斯羅普進行改進和升級,除非像以色列一樣得到特許。
知識產權、數據產權和開放結構問題使得洛克希德“獨家經營”的問題更加嚴重。但破除“獨家經營”,首先要從“非洛克希德化”開始,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洛克希德在六代機上落選幾乎是必然的。但諾斯羅普也因為種種原因,在2023年就退出NGAD競標了,所以波音成為事實上的必選。
另一方面,美國海軍的FA-XX特意與美國空軍的NGAD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一方面,NGAD解決了六代機的定位和關鍵技術問題,FA-XX也能得益,沒有必要“重新發明輪子”。六代機不僅是戰鬥機,還包括髮動機、AI、MUM-T、網絡化、先進態勢感知等方面。預定用於NGAD的三涵道發動機(NGAP)幾乎肯定要與FA-XX共享;AI、網絡化和先進態勢感知也有機會;MUM-T需要上艦化,但在自主任務能力的基本技術方面也可以共享。
FA-XX現在比NGAD還要低調,絲風不漏,這可能是因為它的技術狀態還不如NGAD,但它需求其實比NGAD還要急。美國海軍實在不願意再出 “必須吃下F-35C”這樣的事情,堅決不肯將FA-XX與NGAD合併。洛克希德在2024年底因為提交的方案不符合要求,被排除出FA-XX。這意味着兩件事:
FA-XX在波音和諾斯羅普之間競爭,由於波音獲得NGAD,諾斯羅普大概率將獲得FA-XX,畢竟併入諾斯羅普的格魯曼本來從二戰時代就是供應海軍戰鬥機的老字號。

FA-XX想象圖
這就輪到洛克希德在未來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裏沒有新戰鬥機的研發和生產了,只有死守F-35這塊自留地繼續深耕。但F-35的種種缺憾也越來越扎眼,對付中國不夠給力,盟國則由於美國的“背信棄義”而可能離F-35而去,加拿大和德國都在重新考慮購買F-35的決定,美國空軍也可能縮減F-35的訂購以便為F-47擠經費。
波音贏得NGAD在很多方面説明:儘管鹹魚是死翹翹之後再撒上大量的鹽醃製而成的,鹹魚還是可能翻身的。但由於波音近些年來狀況不斷,現在所有人心頭上的共同問題是:“這一次波音會不掉鏈子嗎?”
從現在看來,即便在最好的情況下,F-47也要到2030年代才可能投入使用。在此期間,美國空軍要承受中國六代機的代差壓力和殲-20的數量壓力,這是美國空軍很陌生的狀態。畢竟殲-20的空戰性能顯著領先F-35A,甚至領先F-22。

波音上一架完全自主設計的戰鬥機似乎還是間戰期的P-26
這還是在國會撥款到位的情況下,而這並不能保證。支持增加國防開支不是問題,從哪裏削減開支以維持總開支不至於飆升才是大問題。
美國債台高築到自己都受不了了,國債利息開支已經超過國防開支的一半,還在繼續上漲,國防開支受到巨大壓力,以至於海格塞斯打算下“連續5年、每年削減8%”的重藥。此前國防部列出的部分重點項目上了“保護清單”,但沒有NGAD。也就是説,國會如果沒有專項撥款的話,NGAD/F-47的未來依然不確定。特朗普宣佈F-47要在特朗普2.0內完成研發,那是“特朗普特色”的説大話,不這樣誇口就不是特朗普了。
只不過在國防部的名單中,CCA無人機倒是上榜了,美國空軍預期按照1帶2的模式,為200架NGAD和300架F-35共製造1000架CCA,加上B-21和“哨兵”洲際導彈,還有F-35計劃的延續,國防部現在資金壓力很大。也許未來我們還能看到已經翻身的鹹魚還有可能再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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