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德斌：特朗普給中日韓合作創造機遇？有一個問題三方必須重視

編者按：3月22日，中日韓三國外長在日本東京舉行了第十一次外長會。這是在中美關係緊張、俄烏和談前景不明以及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傳統聯盟結構提出挑戰的背景下，舉辦的一次重要多邊對話。同時，第六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也在當日相繼展開。

這一系列會晤無疑是朝着恢復和加強三方合作邁出的重要一步，但仍需注意，日韓當前的執政政權存在不穩定性：石破茂政府被外界認為是“短命內閣”，尹錫悦更是連總統位置都難以保全。

對韓國而言，本週是關乎總統、國務總理以及最大在野黨黨首政治命運的“司法超級周”。3月24日韓國憲法法院駁回此前國會針對國務總理韓德洙的彈劾案，26日首爾高等法院將對共同民主黨黨首李在明的選舉法案件進行二審宣判，而28日還有可能對尹錫悦總統彈劾案進行宣判。

三月的最後一週，韓國政壇的命運將會走向何方？中日韓各自對三方合作的戰略認知有何差異？中日、日韓、中韓這三組雙邊關係該如何為區域合作賦能？對於中國而言，又該如何正確認識當前中日韓合作的機遇與挑戰？

對此，觀察者網連線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分析中日韓三國外長會的後續影響以及韓國政壇近期的焦點事件。

【對話/觀察者網 鄭樂歡】

中日韓的戰略認知差異可能會限制三國合作的動力

觀察者網：詹老師好，3月22日中日韓三國外長在日本東京舉行了會議，外界普遍認為這次會議是當前中美關係緊張、俄烏戰爭持續以及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傳統聯盟結構提出挑戰的背景下，東亞三國間的一次重要多邊接觸。尤其是特朗普的關税政策，對於日韓的車企、半導體等多個產業領域造成了較大的成本上升壓力。您認為在此背景下，中日韓該如何深化經濟合作，尤其是處理好供應鏈問題，從而應對美國的關税壓力？從這次的中日韓外長會議來看，釋放了哪些信號？

詹德斌：首先，我覺得中日韓合作面對的一個最大的問題，是三個國家在很多問題上的認知存在較大差異，這是內部問題。該問題如果不能解決，外部環境再怎麼改變都無濟於事。

不過，外部環境的變化從某種程度上來説，也有助於中日韓三國改變內部的認知差異。

比如，特朗普上台對於中日韓有什麼影響？特朗普的關税政策會對中、日、韓造成什麼影響？特朗普的關税政策是短期還是中長期的？如果中日韓在這些問題上的判斷和認知都不一致，那三國在各方面採取的應對措施也很難保持一致。

如果有的國家認為特朗普目前的政策是一個短期行為，而別的國家認為這可能是一種中長期行為，即未來特朗普政府可能會做出相應的調整，那麼各國採取的應對措施就變成了戰術層面和戰略層面的差異，導致的結果可能完全不一樣。所以我覺得，中日韓三國在局勢判斷上能否達成一致，這非常重要。

從這次中日韓三國會談期間釋放的信號來看，至少三國對外部環境的嚴峻性認知還是比較一致的，應該説這也為三國合作提供了比較好的契機。

無論是中日韓共同推動多邊主義也好，還是中日韓打算重啓過去一度停滯的自由貿易談判也好，這都是對特朗普關税政策的正確應對。

中日韓的GDP之和可以匹敵美國，若三國能夠合作起來，共同應對特朗普的關税政策，肯定會有較大作用。再加上中日韓本身又在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裏面，通過RCEP的自由貿易合作，去對沖特朗普的關税政策，而不是各自想辦法去“哄”着美國，這對於消解特朗普關税政策的負面效應，我覺得也很重要。

實際上，中日韓三國過去談了很多次，每次領導人會議都有很多成果，但最終能夠順利落實的成果比較有限，特別是過硬的成果。從這個角度來説，中日韓在當下這個時間節點也應該更多地去反思，過去中日韓達成的一些協議有沒有落實？為什麼很難落實？怎麼把過去達成的協議落實好？這點同樣關鍵。

3月22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左起）、日本外長巖屋毅與韓國外長趙兑烈在第11次中日韓外長會晤後，舉行聯合新聞發佈會。 法廣

觀察者網：正如您所説，因為種種內外部因素，中日韓三國的經濟合作相當曲折，不僅中日韓自貿談判停滯多年，而且日韓近年來也在半導體等領域採取對華“脱鈎”。雖然這次外長會明確提出重啓中日韓自貿協定的計劃，不過許多國外媒體與專家對此並不看好，認為中日韓之間的矛盾分歧太大，並且當前日韓國內形勢也很不穩定，再加上特朗普政府的特性導致美日同盟和美韓同盟同樣處在高度不確定性的狀態下。您認為，未來中日韓自貿協定的談判將面臨哪些困難與挑戰？

詹德斌：從歷史來看，中日韓自貿談判曾經有過一段看上去前景比較光明的時期，那時候就發現有幾個主要問題。

第一，傳統上日韓兩國國內對農業市場開放的擔憂是比較強烈的，尤其是韓國農民對政府的抗議牽制力比較明顯，雖然這部分人數不多，佔比也不高，但他們的抗議對政治上的反作用力相當大。所以光是農業這個老問題，日韓政府就很難克服。

除此之外，我覺得政治上的問題更重要，比如中日韓自貿談判的主導權掌握在誰的手裏？以日本為例，日本肯定不願看到中日韓談判的主導權落到中國手上，所以日本推動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現在還要把英國拉進來，進一步擴大CPTPP的範圍。從自貿區的標準來看，CPTPP的水平的確更高一些，所以日本現在掌握一定的談判主導權。

另一方面，日韓背後還有美國。美國當前的全球戰略就是要全面遏制中國，所以美國肯定不願看到日韓跟中國去談自貿區合作，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困難。在全球戰略格局不變的情況下，日韓兩國真正參與三國自貿區合作的空間非常有限。除非像前面説到的，日韓意識到對於特朗普政府的這種做法，必須要尋求中日韓合作來實現戰略對沖，不然我覺得是比較難的。

所以，中日韓三國首先要在政治上達成一定的共識，才有可能共同推動中日韓自貿區協定的落實，才能給自貿區談判的重啓賦予更大的動力。否則，即使所謂的自貿區談判重啓了，某種意義上也只是做個樣子，因為根本性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觀察者網：從歷史上來看，中日韓合作的談判成果通常難以真正落實，或是即便落實了卻由於雙邊關係的突然惡化，或是外部因素的干擾，而中斷或停滯。您認為中日韓的這種內部脆弱性是否也是自貿談判難以落實的原因之一？

詹德斌：從根本上來説，還是中日韓三國對於區域合作的認同不一樣。在認同之前，首先需要有共同身份。

那麼，日本是否將自己視為東亞國家呢？日本顯然把自己視為西方國家的成員。韓國的尹錫悦政府就更不用説了，上台後馬上“一邊倒”，急着要讓韓國融入西方。

另一方面，中日韓在歷史和領土糾紛問題上仍沒有解決好，要知道歷史對身份認同產生的負面影響是非常直接的。如果歐洲沒有解決歷史認同問題，它能走到今天嗎？所以歷史、領土這些爭議，都是決定主權國家合作的根本性問題，中日韓之間並沒有完全解決。

因此，中日韓三國難以形成共同的區域認同，這是目前最大的根本問題。

即使我們有這樣的認同，面臨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前面説的——誰來主導東亞區域化合作呢？我們談區域合作時，經常會講這是霸權型的，還是歐盟這種法德“兩架馬車”共同驅動型的？過去，日本判斷它可以主導東亞合作的時候，表現得相當積極，甚至傳出當時要推動亞元區。

以今天日本、韓國的實力，它會覺得自己能主導嗎？如果當它判斷是中國主導的時候，日韓國內肯定就不同意，更不用講美國不同意了。像美國這麼大的外部因素，你都不能説它是一個干預變量，它可以説就是一個巨大的阻礙因素。這個阻礙因素若無法消除，中日韓面對再好的機遇，也沒有用。

但換句話説，中日韓今天的這種機遇是誰造成的呢？是美國，而不是中日韓三國本身。所以，美國隨時都有可能收回這個所謂的機遇。在這個前提下，日韓對特朗普政府的認知是戰略性判斷還是戰術性判斷就很重要了。

觀察者網：剛剛您提到中日韓，尤其是日韓，對於美國的戰略判斷很重要。就目前來看，雖然可以看到日本和韓國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仍然相當密切，但特朗普上台後，其本身政策的不確定性不斷上升，而且比起同盟，特朗普顯然更看重美國的國家利益，所以他抨擊韓國關税“不公平”，還要求日本提高防衞預算。您如何看待特朗普與日本、韓國這兩大盟友的關係發展，未來美日韓盟友體系的鬆動是否會更加明顯？這種鬆動為中日韓合作帶來的“窗口期”能持續多久？

詹德斌：為什麼説對美國的戰略判斷很重要？我舉個例子：首先，現在大家都認為特朗普反正只能做一個任期；其次，特朗普在中期選舉前只有兩年，所以這兩年特朗普會怎麼做是很關鍵的；最後，特朗普目前的做法對美國國內肯定會有衝擊和影響，但衝擊具體有多大，大家也都在觀望。

把這幾點結合起來，無論是從日本還是韓國去看，可能都會有一種期待——特朗普當前的做法會不會只是一時的現象？就像他第一任期結束之後，馬上拜登政府又改回來。那麼這次特朗普第二任期結束後，下一屆美國政府會不會又開始強調價值觀等問題，來強化日本和韓國的盟友關係？如果現在對美國遊離過度，之後會不會引起美國的不滿？我覺得這可能是日韓都在考慮的一個問題。

如果日韓都認為是前面説的這種情況，那他們很可能會“等一等”，看看怎麼從戰術層面去應對當前的特朗普政府，比如先通過“綏靖”的方式去滿足特朗普的一些需求，然後等待雙邊同盟關係重建的戰略契機。我們之前經常説美國對朝鮮“戰略忍耐”，現在日本和韓國也可能會部分選擇這種“戰略忍耐”。

如果是這樣的話，實際上中日韓對美國的判斷就可能是不一致的，中日韓合作的動力就不會這麼強。

説實話，特朗普對盟友和非盟友顯然沒有這麼區分，而是完全從利益的角度去實施美國的對外政策。從這點上看，對日本和韓國當然是有影響的，對日韓國內的涉美輿情也都會產生影響。所以，對於美日關係、美韓關係、美日韓合作而言，多多少少會有所鬆動，因為很多合作都涉及錢的問題，這在短期內肯定會對同盟關係造成影響。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回到當年毛澤東講的話，即美韓同盟也好，美日同盟也好，美日韓同盟也好，它們的矛盾是它們自己的內部矛盾，同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矛盾、日韓與中國之間的矛盾是不同性質的，所以我們不能放大這種矛盾。

我舉個例子，當年文在寅政府時期，特朗普同樣要求韓國提高駐韓美軍費用，結果文在寅政府不斷拖、不斷哄，一直拖到特朗普下台後，才重新簽訂了駐韓美軍費用的分擔協定。所以，目前中日韓合作的契機可能更多是表現在戰術層面。但從中國的角度來講，我們當然要儘量利用這種契機，把戰術上的合作轉變成戰略上的合作。

駐韓美軍駐軍費用中央日報

“短命內閣”加“總統缺位”——日韓政權的穩定性有多重要？

觀察者網：今年是反法西斯勝利80週年，因此中國反覆強調“正確認識歷史”的重要性，包括前段時間中國外交部一直在“點”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炒作行為。不過我們也看到，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時隔6年重啓，日方承諾擴大對華投資。同時，石破茂首相在上台後更是強調認識歷史的重要性。您怎麼看待中日雙邊關係在中日韓合作中的作用與影響？尤其是考慮到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模糊”表態。

詹德斌：日韓在台灣問題上的表態不算是個新問題，而且最近可以説更加過火了，前段時間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發表的美日韓外長聯合聲明就表示“支持台灣有意義地參與適當國際組織”。

所以，這就要看中國在推動中日、中日韓合作的過程中，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了，是一定程度上剝離，還是捆綁起來？這主要取決於中國。

總體上，中日韓三國合作中，中日雙邊關係的比重應該説相對要大很多，中日關係為中日韓三國合作的賦能肯定也更大。所以，如果中日雙邊關係能改善，是能夠直接帶動中韓雙邊關係以及中日韓三邊關係的合作與發展的。反之，如果兩國關係惡化，肯定也會極大阻礙三國的合作。

過去我們看到，中日韓合作經常好多年推行不動，其中主要原因就是中日韓三國內部雙邊關係的惡化造成的，畢竟日韓、中韓、中日在歷史問題、領土問題、安全問題等方面都存在分歧和矛盾。

我覺得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我們對於石破茂政府還是有一個總體判斷的，從目前來看，石破茂的上台有助於改善中日關係、推動中日韓三國合作。

圖片來源：日本首相官邸網站

觀察者網：另外，有一種觀點認為石破茂政府是一個明顯的“短命內閣”，對此您怎麼看？這是否會影響之後的中日韓合作趨勢？

詹德斌：石破茂政府是不是“短命內閣”？我覺得這很難講，畢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斷。其實，石破茂上台之前，很多人也不認為他能上台，我記得最後一輪投票之前，真正看好石破茂的人並不多。

可能很多人分析説，石破茂又是“撒錢”，又是黨內的少數派等等，所以認為可能石破茂是一個“短命內閣”。是不是如此，我們先按下不表。假設石破茂政府真的是“短命內閣”，那毫無疑問，這會影響中國、韓國對日本政策穩定性的判斷。

再加上最近韓國的政權同樣處於不穩定的狀態，未來無論是進步派政權還是保守派政權，它的政策方向性都會出現變化。即便在日本，此前的岸田文雄也好，如今的石破茂也好，他們對於美日同盟、東亞區域合作的判斷都不太一樣。那麼日韓國內政權的穩定性肯定會各自影響中日韓合作的預期與動力。

對於中國而言，我們如果花了很多外交精力去推動，但結果對方換了一個政權，可能談成的很多成果會泡湯。從這個角度來説，這種外交談判的意義就比較有限。當前的中韓關係也是如此，在目前韓國政府所處的背景下，中國和韓國有許多實質性合作是很難去談的，肯定更多是觀望。即便從中國的角度，我們有很多促進中韓合作的事情要談，但也寧願放在同未來可能的新政府打交道的時候去談，這樣也有利於推動同新政府的關係。

所以前面如果假設石破茂是一個“短命內閣”，那肯定會影響我們的合作。而且，如果我們假設它“短命”的原因跟日本的安全政策、東亞政策有關，甚至説跟對華政策有關，那就更加影響中日韓之間的政治合作動力了。

當年鳩山由紀夫一上台就提出“東亞共同體”的構想，結果馬上就引起美國不滿。如果這可以看成是鳩山由紀夫內閣“短命”的一個影響因素，那麼我們去推動三國政治合作其實就會比較難。

觀察者網：尹錫悦案自從2月25日最後一場辯論結束，已經過了近一個月仍未宣判最終結果。這也導致在本次外長會中，韓國處於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因為韓國政壇目前不僅處於總統缺位的狀態，而且沒有人知道未來究竟是執政黨繼續執政還是會進入新的總統大選。您認為尹錫悦案拖延了那麼久遲遲不定宣判時間，有哪些影響因素？另外，韓國法庭計劃在26日對李在明做出二審裁決，因此外界也稱3月是李尹二人的“生死局”。這兩起案件可以説直接關係到下一屆總統選舉的結果，對這兩起案件可能引發的韓國朝野競爭，您怎麼看？

詹德斌：三月會是韓國政壇的轉折點和分水嶺時刻，因為三月的這兩個案子，一個是在野黨黨首，一個是執政黨培養出來的總統，他們的命運將直接決定韓國政壇的未來走向，這種影響甚至不是短期的，可以説是中長期的。

當然，目前尹錫悦彈劾案的最終結果會是什麼，沒有人能知道，但是我們能去分析。為什麼尹錫悦彈劾案的最終宣判日不斷推遲？在案情剛剛審理的時候，主審法官就明確講道，總統彈劾案肯定是最緊急的，是要最優先判的。現在看來，不僅沒有提前宣判，反而推遲了那麼久，這意味着背後大概率是有“隱情”的。我覺得如果我們跟過去幾次彈劾案相比，可以從幾點去解釋這個“隱情”。

第一，這次是戒嚴造成的彈劾，也就是説這次彈劾案的嚴重性要遠遠高於之前的兩次彈劾案（2004年的盧武鉉彈劾案、2017年的朴槿惠彈劾案）。

第二，這次涉案的人員相當多，而且很多都來自軍隊、警察這些權力部門，所以憲法法院的每一條判決可能都會成為未來審判的先例，因此憲法法院需要非常謹慎。

第三，尹錫悦的支持者比例相當高，有四成的民眾是反對彈劾尹錫悦的，而朴槿惠當時只有不到三成反對彈劾。從憲法法院的角度來講，要面對相當大的輿情壓力，也就是説最終的審判必須經得起輿論的考驗。

第四，通過找法律的漏洞，前段時間尹錫悦得以釋放。這也增加了尹錫悦的信心，後來他又不斷向憲法法院提出各種程序上的質疑，這也增加了憲法法院審判的時間。因為憲法法院需要去回應尹錫悦的質疑，但每一個回應都要去審理，最後反映到審判書上，這就增加了審理的時間。

我覺得綜合考慮，這些可能是憲法法院最終審理久拖至今的重要原因。

如果三月份，尹錫悦被宣判罷免，也就意味着韓國總統大選即將啓動，那麼接下來的兩個月可能又是引發韓國朝野矛盾激化的一段時間，而大選之後哪個政黨執政又將決定未來五年韓國政局的走勢。

從目前情況來看，假設尹錫悦被罷免，毫無疑問對執政黨是不利的，畢竟尹錫悦是執政黨培養出來的總統，而且執政黨又是一直反彈劾的，如果尹錫悦被罷免，這種反彈劾的立場顯然就站不住腳了。反過來看，在野黨就是得利方了，因為推動彈劾案的主導勢力，主要就是共同民主黨，但問題就在於李在明的判決。

當然，我們同樣不知道李在明的最終判決結果會是什麼。但從目前來看，大概率可能還是會維持原判，即一年有期徒刑，緩期兩年，也就是説判李在明有罪的概率還是比較大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對於李在明和共同民眾黨而言，顯然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關鍵我們現在不知道尹錫悦最後什麼時候判，也無法預知總統大選什麼時候開始，這樣的時間點對於李在明而言，就很敏感了，因為他的最終判決日日期同樣存在不確定性。

現在感覺這兩個時間點是一種“賽跑”關係，哪個在前，哪個在後，都將決定韓國政局未來的走勢。

輿論調查專門機構"輿論調查工程（株）“於2025年1月出台的民意調查報告顯示，有46.6%的民眾仍然支持尹錫悦。每日經濟

觀察者網：中韓關係自去年有所好轉，中國對韓國免籤後，有大量韓國遊客來中國旅遊，但相應地，兩國間的摩擦並沒有減少，似乎在今年3月初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峯，這也與尹錫悦擁躉掀起的反華浪潮有很大聯繫，您怎麼評價這一年中韓曲折的關係發展？儘管目前尹錫悦彈劾案仍未宣判，但未來韓國政府是否會修正目前近似對美國“一邊倒”的外交政策？

詹德斌：尹錫悦的對華政策過去幾年一直都沒有變。實際上，尹錫悦一上台，我們對其就有一個基本判斷：它是一個反共反華的政府。我們可以看到，在尹錫悦彈劾案的過程中，通過尹錫悦之口或者尹錫悦支持者之口表達出來的對中國、對中國共產黨的負面認知就可以看出，尹錫悦政府執政的情況下，根本無法改變其對華政策以及對華關係。

我認為，中韓間的負面認知達到高峯的説法可能需要做一些修正。韓國對中國的負面認知可能並不是現在達到高峯的，實際上從我們向韓國提供免籤，韓國赴華遊客大幅增加等等情況也可以看出，如果韓國對華負面認知是高峯的話，應該不會出現這種局面，也就是説韓國對華負面認知的高峯應該在這之前。只是最近韓國極右勢力的不斷炒作使得韓國對華負面認知看起來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峯，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另一方面，由於韓國極右勢力的反華輿論傳到國內，導致中國對韓國的負面認知可能的確在當前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峯。

怎麼評價過去一年的中韓關係呢？我認為從尹錫悦總統府的角度來説，它的政策應該一直是希望拉開和中國的距離，即單方面倒向美國等西方國家。但就我的觀察而言，可能韓國的部分外交執行部門會覺得這種政策是有一些問題的。比如以外交部為代表，他們可能會不斷地想把中韓關係往正軌上稍微拉一拉，但是韓國總統府方面的對華態度實際上就比較消極。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的結果就是：韓國在對華政策上的表態比之前越來越積極，但實際落實的成果似乎卻很少。同時，在一些關鍵的時間節點也好，在台灣問題上的表態也好，仍在不斷地向美國靠近，所以就形成了現在的這種局面。

換句話説，現在的尹錫悦政府，其實很難指望它大幅度修正對美“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我前面也説了，從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就能看出，無論是美日韓也好、美韓也好、韓日也好，對美國和中國的態度基本上沒有什麼大變化，甚至可以説更進一步向美國“一邊倒”，希望通過這種討好來讓美國在其他問題上做出讓步。

至於未來韓國政府的對華政策，肯定要看是哪個政黨上台，才能進行判斷和分析。假設未來是共同民主黨上台，那麼在這方面肯定調整幅度會大一些，即回到韓國傳統的平衡外交。即便假設國民力量黨再次贏得政權，我覺得也不會完全繼承尹錫悦的這種政策。

因為尹錫悦的政策可以用極端來形容，甚至韓國保守派的主流人士都認為尹錫悦本身就是一個極端，並不代表韓國主流的保守外交政策。

過去中韓關係改善都是在什麼時候？幾乎都是在韓國保守派執政時期：朴槿惠當時直接參加了中國的九·三閲兵；李明博時期中韓升級為戰略合作伙伴關係；甚至中韓建交也是在盧泰愚政府時期發生的。所以韓國過去的保守派執政並不像尹錫悦這樣極端，反而是務實的，是從國家利益出發來制定外交政策的。

所以即便未來是正統的韓國保守勢力上台，那中韓關係也可能多多少少會往更加務實的方向去調整，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無條件“一邊倒”的外交政策。

特朗普歸來，但朝核問題同八年前已截然不同

觀察者網：韓國最關心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朝核問題，而傳統韓國保守派和進步派對於朝核問題的解決路徑是有比較明顯的分歧，這也導致了兩派人士對華態度的不同。雖然説尹錫悦不能算是傳統的保守派，但尹錫悦的這種親美是否也反映了韓國保守派的普遍態度？即希望完全助借美國的力量來解決朝核問題，並且對中國在朝核問題上的作用存在高度不信任？您對此怎麼看？

詹德斌：韓國的保守派和進步派對於朝鮮問題的認知可以説是完全不同的。保守派是從國家的角度看朝鮮問題，而進步派則是從民族的角度看朝鮮問題，所以它們的政策出發點實際上是不一樣的，對朝鮮的定位本身也不一樣，政策目標也不一樣。

保守派更多地想通過強硬手段解決朝鮮政權，從而實現統一；而進步派更多地想通過和平共處的方式來慢慢實現統一。方式和目標不同，所考慮藉助的外力自然也就不同了。

如果韓國想通過軍事手段，那就要依靠美國；如果想採取和平共處的方式，那就要通過中國來促成合作與對話。從這個角度來説，判斷韓國政權是親華還是反華的，其實就沒有那麼密切，因為中國在這個過程是起到工具性的作用。

從保守派的角度來説，因為它的目標是通過軍事手段實現國家統一，所以它面臨的最大障礙就是朝鮮的核武器。而韓國的保守派認為，中國在過去的朝核問題上提供的幫助很有限，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庇護”朝鮮，所以保守派就會形成“為什麼要依賴中國？只能依賴美國”的戰略認知。

進步派恰恰相反，進步派認為要推動和朝鮮的和解，讓朝鮮主動放棄核武器，在這個方面中國的重要性就比較高了。而且即便在制裁朝鮮的問題上，中國仍然扮演着促進對話的這麼一個積極角色。

所以韓國兩派對朝政策目標的方方面面都不一樣，這導致他們對中美的判斷和認知也都不一樣。

2024年10月，朝鮮官媒發佈照片，顯示以爆破方法完全封閉江原道高城郡甘湖裏一帶的公路和鐵路60公尺區段和開城市板門區東內裏一帶的公路和鐵路60公尺區段。朝中社

觀察者網：朝核問題，也是中日韓三國共同面臨的區域安全問題。但三國對於朝核問題的態度，可以説存在較大分歧。隨着俄烏衝突逐步走向和談，在不遠的將來，外界普遍認為將有一場新的“特金會”。對此，您怎麼看？同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朝鮮問題當前出現的最大變數是什麼？未來若中日韓關係進一步深化，在推動促進朝核問題的解決上，有哪些關鍵的發力點？

詹德斌：應該説朝鮮問題較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變化還是相當大的。首先，金正恩明顯比之前更加自信了，這來源於武器的開發。過去六、七年，朝鮮武器開發的進展很大，無論是短程還是中程導彈，如高超音速中遠程彈道導彈、火星-19等等，所以朝鮮認為其自我防衞的能力得到了大幅加強。

第二，俄烏衝突引發俄朝的“結盟”，這對於朝鮮外部環境的塑造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聯合國體系下對於朝鮮的制裁，隨着俄羅斯拒絕履行制裁，可以説很大程度上也已經基本崩潰了。當然，俄羅斯也未必能夠完全滿足朝鮮的需求。

第三，金正恩對自己的執政信心跟七、八年前也不一樣。特朗普第一任期上台的時候是2017年，那時候金正恩執政才幾年？當時他的執政經驗還是相當不足的，但現在就完全不一樣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金正恩對於通過與美國談判來獲取經濟上和其他方面的支持，這種緊迫性就沒有那麼強。再加上整體處於中美戰略競爭的大環境下，使得朝鮮在外交上回旋的空間大幅增加。

所以光從這幾點來看，與2017年的時候還是有很大不同的，這會導致什麼結果？就是當美國在未來呼籲朝鮮對話和談判的時候，朝鮮的談判籌碼是大幅提高的，這也會導致談判難度增大。

當然，這取決於美國現在對朝鮮的訴求到底如何，如果還是要求朝鮮實現完全無核化，舉行“特金會”的難度應該相當大。但如果從特朗普一直稱朝鮮是“Nuclear Power”這個表述詞來看，假設未來美國降低自己的談判目標和預期，比如推行核軍備談判、分階段去核化、實際暫停核試驗、某種程度上默認朝鮮擁核等等，美朝“特金會”舉行的可能性就會大很多。

回到中日韓話題，我認為中日韓合作實際上是無法解決朝核問題的，美朝雙邊關係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當然中日韓也不是無事可做，中日韓可以為美朝合作營造更好的環境，但只能起到一定的分擔作用，而不是真正處理和解決。

因為中日韓三國對朝核問題的認知本身就不一致。比如日本認為朝鮮的短程導彈問題不是很大，日本更擔心朝鮮的中程導彈、核武器等等；韓國則認為朝鮮的任何導彈都是威脅，反而短程導彈威脅更大；對於中國而言，我們可能就不覺得朝鮮的威脅有那麼緊迫。

去年中日韓三國領導人峯會時，中日韓三國在朝核問題上的表述就是各自表態，而不是以共同意見來表態的。所以中日韓在這個問題上的認知很不一致，合作自然也會比較難。

2018年6月1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舉行會晤路透社

觀察者網：您如何展望今年極有可能舉行的一場中日韓領導人峯會？您認為屆時將有哪些變數和看點值得關注？

詹德斌：我認為，首先這取決於會議的舉行時機，其次還要看我們到時候面對的是哪個政府。當然，俄烏衝突的解決情況、特朗普關税政策對美國國內的衝擊等等，這些都會對中日韓領導人峯會有很大影響

因此我個人判斷，中日韓領導人峯會對於推動中日韓合作的緊迫性認知可能會較之前強很多，至少要比去年強很多。因為實際上，大家都有要共同應對美國壓力的訴求。而且，假設共同民主黨上台，那麼韓國對於推動中日韓合作的動力也會比之前要更大。

所以，我們可能會迎來難得的中日關係、中韓關係、日韓關係都還可以的局面。今年也是日韓邦交六十週年，在這種大格局下，即使共同民主黨在歷史問題上有自己的看法，但日韓雙邊關係可能還是會有所推進。

所以總體而言，今年對於中日韓合作是一個機遇，就看三國如何把機遇落實並轉化為實際行動，而不只是大家坐在一起，再重複一次“我們應該怎麼樣”。我覺得，未來中日韓三國如何落實協議內容比達成新的協議，可能要來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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