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對話》：中華文明範式，恰好與AI所需的科學方法論高度契合

橫空出世的Deepseek進一步激起了人們對AGI（通用人工智能）的熱情。如何看待使AI走向物理世界的具身智能？如今的人工智能距離AGI有多遠？中華文明能否為AI的創新發展提供新的啓示？

3月26日，觀察者網科創類談話節目《心智對話》以“AI與國運：中華文明與人工智能的歷史性相遇”為主題，邀請了北京郵電大學智能科學技術中心教授、中國人工智能學會原理事長鍾義信，東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學家首都科技領軍人才謝耘，中關村信息消費聯盟理事長項立剛，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李波，對談人工智能的潛在發展路徑。

左起為中關村信息消費聯盟理事長項立剛，東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學家首都科技領軍人才謝耘，北京郵電大學智能科學技術中心教授、中國人工智能學會原理事長鍾義信，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李波，觀察者網總編輯何申權。 觀察者網

AGI即將到來？謝耘：理論上和技術上****都還有侷限

關於通用人工智能的前景，謝耘表示，首先，目前還沒有一個科學的理論可證實通用人工智能的實現路徑。另外，從實踐上來看，目前的技術手段其實都是有侷限的。大語言模型對語言內容的理解和人類的理解不一樣，其所理解的是我們創造的意義的一種折射，但不等價。所以即使從文字符號的層面來講，大語言模型這個技術也不可能完全地解決問題，這是它的機制決定的。

謝耘指出，通用AGI的説法本身存在問題。雖然人腦可以處理各種各樣的任務，但具體到每個人身上，其腦子都有侷限。因此，模仿人腦的通用人工智能一旦變成了一個現實系統，它一定受時間、受資源、受空間的制約。不管底層機制有多麼了不起，但最終形成的功能將不是通用的。

關於具身智能，謝耘認為，這是下一步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向，計算機不止處理文字符號，還應自己去獲取信息，感受環境。

“但具身智能可以做到什麼程度，現在還很難判斷。因為我們還是缺乏理論，”謝耘解釋説，“具身智能是在用傳感器模擬人對世界的感受。但人的真正核心在於意識活動。對人的智能過程，本身我們是缺乏理解的。當我們給計算機配上了傳感器，再加上大語言模型和其他的人工智能技術之後，一定會往前走一步，會解決更多的問題。但是它是不是就會變成通用人工智能？這個現在沒法判斷，要等待時間檢驗。”

東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學家首都科技領軍人才謝耘 觀察者網

項立剛則認為，多模態通用大模型只是人工智能體系中的一小部分，如果只把這個路線當做唯一的方向，代替所有的其他領域，雖然可以藉此把少數幾個公司的股價炒得非常高，整個社會不一定獲益。

他還強調，發展人工智能首先要明確，其價值是通過增強能力、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從而改善人類生活，並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為改善人類生活，應該建立適宜自身的人工智能體系，在通用大模型之外，可以突破的領域還有很多。

**AI將引發失業？**鍾義信：智慧無法被製造

雖然人們對AI改善生活有很大的期待，但不可否認的是，社會上出現了一些對自身崗位被取代的擔憂。

針對這個問題，鍾義信將人類的智力區分為“智慧”和“智能”兩種類型，分別對應提出問題的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強調不可以把人工智能理解為人工智慧。

他以三國演義中的人物打比方，諸葛亮這類人物是“智慧型”的，可以運籌帷幄，制定作戰方略。而關羽、張飛、趙雲之類的武將則屬於執行層面的“智能型”。

在實現目的的過程中，“智慧”為“智能”提煉了人類發展應解決的問題，預設了合理的目標，同時提供了一定的知識。

鍾義信指出，機器可以模擬人的“智能”，它能否超越人的“智能”可以繼續觀察。但另一方面，“智慧”是不可用機器來製造來實現。因為智慧與人的目的緊密相聯。

他進一步解釋道：“為了更好地生存、更好地發展等目的，‘智慧’認識世界、提出問題、定義問題、設定目標並提供關聯知識，而智能以接收到的問題、目標、知識為依據——有時知識不足的情況下還要補充學習——去解決問題，從而達到目標。”

北京郵電大學智能科學技術中心教授、中國人工智能學會原理事長鍾義信 觀察者網

AI三大流派偏重形式，東方整體論思維啓發“機制主義”路徑

鍾義信還對比了東西方的認識論，認為西方科學傳統對形式的偏重導致人工智能發展路徑的侷限。

他提到，為了“嚴謹”，幾百年來西方的科學研究傳統把人類的精神、意識等思維過程排除在外，導致信息的內涵被拋棄。此外，對複雜的物質系統，西方還有“分而治之”的思維習慣，將研究對象拆分為較小的部分，認為理解完每一部分後再拼合起來就能理解原來的系統。人工智能也被分割成感知智能、認知智能、具身智能等不同的類型，並分化出結構主義、功能主義、行為主義這三大流派。

與之相對，東方的思維講究整體論，也不允許唯形式化。而現在人工智能三大流派不含內容與價值，偏重形式，鍾義信認為，只有形式、內容、價值三位一體才算是一個完整的內涵。

他表示，人工智能的研究不應當遵循結構主義、功能主義、行為主義的路徑，雖然這三個路徑可以取得局部的成果，但不可能得到全局性的成果。

鍾義信提出“機制主義”路徑，描述了智能如何在主客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生長起來，掌握這個機制之後，面對不同問題，都能夠按照這個機制生長出智能來解決。人工智能生成的機制與人類學習的機制類似，這種通用的機制仍然需要從信息科學、腦科學等研究入手，持續進行深入探究。

ChatGPT神話被打破，在國運相關的AI領域中國如何引領創新

在Open AI開發出ChatGPT之後，國內一度產生悲觀情緒。而今年春節期間，國產大模型Deepseek橫空出世，其亮眼表現令世人對中國年輕人的創新能力刮目相看。

李波提及，早在2021年，謝耘就在《東方學刊》上發文道：“長期跟隨的經歷，讓‘與國際接軌’具有了天然的不容質疑的正當性，而不顧那個‘國際’到底意味着什麼、代表了什麼……甚至將創新與模仿視為一條因果邏輯鏈上的結果與前提，認為沒有模仿到家就沒有資格去談創新。”

對談中，謝耘補充説：“其實在落後時，跟隨模仿並不是錯，但中國已經發展到這個階段，如果還把跟隨、模仿當成理所當然、甚至很榮耀的事情，那我們就沒有未來了。”

那麼，“創新”如何培養？在教育方面，我們是否有所缺失？

謝耘表示，大家詬病的應試教育可以讓學生很好地掌握基礎知識，不能簡單認為這種教育方式有誤，但應試教育缺乏讓學生解決開放性、探索性問題的訓練。此外，目前的教育缺乏對知識傳承的瞭解，人類探索知識的過程中積累了很多失敗的經驗和教訓，如果這些先人留下的經驗還需要後人自己再探索，將拉低效率。

項立剛則認為，創新不應只在課堂上強調。

中關村信息消費聯盟理事長項立剛 觀察者網

“學校裏可以教學生怎麼創新嗎？老師們知道創新的方法論嗎？”

他表示，在具體實踐中發現問題，不斷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然後成功解決問題，這就是創新。

鍾義信強調，在人工智能方面達到領先和超前運用，是個與國運相關的戰略。他認為，“智能”無處不需要，無時不存在，任何有價值、有意義的問題都需要智能來解決。所以如果把人的智能在機器上儘可能實現出來，那麼人類可以從生產過程的束縛中獲得有史以來最徹底的解放，這是中美競爭中最有代表性的領域。

他表示，如前所述，中華文明的範式恰好與人工智能所需的科學方法論高度契合，而西方的研究方式與這個特性有很大的距離，因此必須充分認識併發揮中華民族這種範式的優越性。這並非出於狹隘的民族主義情感，一些比較開明的西方學者也已經注意到科學中心東移的動向。

他還提及，儘管Deepseek表現優越，其底層邏輯還是建立在原有框架上，缺乏真正的創新，有產生“幻覺”的危險。在這種路徑之外還有其他更合理的可能性。

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李波 觀察者網

對談最後，李波總結説，西方的啓蒙運動以及極端個人主義道路，如今看來都已經走入了死衚衕，連硅谷搞人工智能的精英們也在對此進行批判。但這些人提出的範式是加速主義，是以所謂的硅基生命來替代碳基生命，這條道路走不通，而且註定帶來不公正。

“全世界都在期待，中華文明的道德與知識體系同中國強大的工業工程體系結合，開出新的人類文明樣態，並開創新的世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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