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鎮壓人民反抗”？蘇學會駁斥

今年1月，太白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意公子新書《人生得遇蘇東坡》，第一版印數4.5萬冊，引起廣泛關注。但書中關於蘇軾主張“鎮壓人民反抗”的表述形成波瀾，蘇軾後裔與蘇學人士反響強烈。中國蘇軾研究學會副會長、海南省蘇學研究會理事長李公羽在新黃河客户端撰文《意公子指蘇軾主張“鎮壓人民反抗”於史無據》。全文如下：

意公子指蘇軾主張“鎮壓人民反抗”於史無據

作者 李公羽

2025年1月，太白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意公子新書、廈門市文藝發展專項資金資助項目《人生得遇蘇東坡》。書中附送“蘇東坡一生的故事”年表，詳細介紹蘇軾生平。在“煕寧七年（1074年）”項下記有：“通判杭州；九月，朝雲十二歲，入蘇軾家；九月，移知密州，離杭赴任；上《論河北京東盜賊狀》，主張救災、減賦、鎮壓人民反抗。”

太白文藝出版社出版意公子著《人生得遇蘇東坡》

在“煕寧七年”中記有：“九月，移知密州，離杭赴任；上《論河北京東盜賊狀》，主張救災、減賦、鎮壓人民反抗。”

一、蘇軾上《論河北京東盜賊狀》的背景與內容

宋神宗煕寧七年（1074年）九月，蘇軾離開杭州，以“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事”，十二月三日到密州。這是蘇軾從政四十年經歷中第一次主政一方，精力充沛，作風踏實，勤於政務，關注民生。他在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精準分析的基礎上，當月寫出兩千多字的《論河北京東盜賊狀》②，向神宗皇帝上書，報告河北京東地區（今河北、山東一帶）盜賊猖獗，百姓生活困苦，社會秩序混亂的狀況，詳細剖析“盜賊日眾”的原因，並且提出改革鹽税政策等治理建議，以使“貧民有衣食之路，富民無盜賊之憂”。

（一）社會背景

王安石推行“熙寧變法”，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項政策，就是全面實施榷鹽制度，國家壟斷食鹽生產、運輸與銷售，以增加税收。煕寧七年（1074年）九月，在蘇軾離開杭州時，宋神宗賞識章惇，令任三司使，總理財政收支、租賦與鹽鐵專賣事務，國家財政大權在握。20多年後蘇軾貶謫瓊州，堅決不去會見的那個瓊州主官張景温，此時在鹽鐵司總管全國鹽務。章張二人，共同主持、推行王安石關於鹽務新法的具體實施，在實際執行中，又推波助瀾，變本加厲。

在這樣的強權指令下，陝西路的河中府、解州，京東路的濟州、單州，及河北路的澶、懷州，簡稱河中府等五府州，全部擴大為解鹽禁榷地帶，特別是原來鹽業以“通商”形式為主的京東路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陝西路的同、華、陝州，京西路的孟州河陽、鄭州管城等十一縣，一律“盡買入官”，“掊免牟利”，這一政策就是張景温提出的。兩京、京東路等20餘處官鹽販運場，均在張景温直接管轄下，這些地區的百姓，被逐日逐户地超量抑配食鹽，高價專賣，當日不能食盡，隔夜按私藏查處，獄囚暴滿，騷怨四起，民不聊生，舉以為盜。

（二）河北京東“盜賊日眾”的狀況與根源

蘇軾上書中指出：“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河北京東地區盜賊猖獗，百姓生活困苦，社會秩序混亂。盜賊不僅劫掠財物，還威脅到地方治安和農業生產。

盜賊蜂起，主要原因有四：一是災荒頻發：連年災荒，百姓生計艱難，“尋常逃移，猶有逐熟去處，今數千裏無麥，去將安往？但恐良民舉為盜矣。”官府救濟不力，加劇了社會矛盾。二是賦税繁重，官府嚴酷的榷鹽政策所致：“今鹽課浩大，告訐如麻，貧民販鹽……課利日增，盜賊日眾。”而鹽課浩大的原因，是朝廷收取過多：“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為生。苟有以為生，亦何苦而為盜？”“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飢。飢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相率為盜，正理之常。”中等生活狀態以下的人們，都面臨飢寒，為盜則死，不盜則飢，都是死亡，早晚是了。這樣看來，大家約聚為盜，有什麼不正常的道理麼？地方官吏藉機橫徵暴斂，百姓負擔過重，導致部分人鋌而走險，淪為盜賊，這是必然的。三是吏治腐敗，地方官吏貪污腐敗，對盜賊問題治理不力，甚至與盜賊勾結，導致問題惡化。四是法律嚴苛。許多所謂“盜賊”，本是良民，生活所迫，揭竿而起，舉為盜矣，官府打擊懲罰過重，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激化社會矛盾。

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狀》中尖鋭指出：“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為生。苟有以為生，亦何苦而為盜？”

（三）蘇軾主張從根本上治理盜賊使“民有以為生”的建議

蘇軾文中，直接或間接地提出多項建議：一是減輕賦税。建議朝廷減免賦税，減輕百姓負擔，從根本上減少盜賊產生的經濟誘因。二是加強賑濟。災荒年份，官府應及時發放賑濟糧款，幫助百姓渡過難關。三是整頓吏治。嚴懲貪官污吏，選拔清廉能幹的官員，提升地方治理能力。四是寬嚴相濟。對盜賊問題應區別對待，對首惡嚴懲，對脅從者寬大處理，以分化瓦解盜賊團伙。四是發展經濟。這是根本的長遠的利益。鼓勵農業生產，恢復地方經濟，為百姓提供穩定的生計來源。但對於當前“小民無以為生舉為盜賊”的嚴峻現實，“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與人户”，這種臨時賑濟的方式，成本高，效果差：“人得一貫，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性命。”蘇軾提出，要改革榷鹽苛刻的政策，給百姓以生存之路：“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税半年，則兩路之民，人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富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

他向朝廷明確提出：河北、京東兩路民不聊生，是盜賊四起的根源，籲請凡運銷三百斤以下者，半年內免收鹽税。

蘇軾認真地替朝廷算了政治賬和經濟賬：“若使小民無以為生，舉為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了辦。又況所支捉賊賞錢，未必少於所失鹽課。臣所謂‘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者，為此也。”

蘇軾完全站在民眾和民生的角度，上書分析：“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為生，苟有以為生，亦何苦而為盜？”老百姓如果能夠生存下去，何苦冒險做盜賊？

蘇軾奏曰：“臣聞天聖中，蔡齊知密州。是時東方饑饉，齊乞放行鹽禁，先帝從之，一方之人，不覺飢旱。臣愚且賤，雖不敢望於蔡齊，而陛下聖明，度越堯禹，豈不能行此小事，有愧先朝？”作為現任密州知州，蘇軾期盼如同前朝密州知州蔡齊一樣，放行鹽禁，救“一方之人，不覺飢旱”。

（四）《論河北京東盜賊狀》的意義

蘇軾到密州任上，不滿一月，發現地方治理最為急迫的關鍵的問題，找到原因，提出改革方略，“越職獻言”，直接上奏，以引起朝廷對地方問題的關注，推動政策調整，從根本上解決盜賊問題。

蘇軾此文深刻揭示了北宋中期地方治理的困境，如賦税繁重、吏治腐敗、災荒頻發、政策多變等，以儒家“仁政愛民”的理念為指導，主張通過減輕賦税、整頓吏治、發展經濟等方式，實現社會穩定與百姓安居樂業。蘇軾的治理理念與治理能力，體現了他作為地方主官的政治智慧，不僅發現問題，分析利害，還提出系統的解決方案，展現了其作為政治家、改革家的遠見卓識和社會責任感。蘇軾減輕賦税、整頓吏治、寬嚴相濟的地方治理實踐，對當代社會治理仍具有借鑑意義。

縱覽全文，沒有任何一處涉及“鎮壓人民”，而處處表現出同情“民不堪命”，“小民無以為生舉為盜賊”的悲慘生活狀況，反覆訴説“人民反抗”的迫不得已和情有可原。

文中唯一有關“刑”和“罰”的論述，是在文章結尾時説：“臣所謂‘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遍，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者，為此也。”蘇軾認為：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朝廷的恩澤就能深入人心，惠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後，要做到賞罰分明，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威嚴（法律）來輔助恩澤（仁政），二者相輔相成。在百姓生活安定之後，朝廷應通過嚴格的賞罰制度來維護社會秩序，法律與仁政並用，才能實現長治久安。同時，不因僥倖心理而放鬆刑罰，也不因災荒或困難而動搖法律的執行。蘇軾在這裏強調，法律的執行應一以貫之，不能因特殊情況（如災荒）而放鬆對真正的罪犯的懲治，否則會助長僥倖心理，破壞社會秩序。這是基於全文強調治理災荒、改革政策、整頓吏治以達到“仁政愛民”前提，對常規維護社會基本秩序的要求。

二、蘇軾後裔與蘇學人士反響強烈

意公子《人生得遇蘇東坡》一書，版權頁標註有“廈門市文藝發展專項資金資助項目”，第一版印數4.5萬冊，據説銷售好，影響大，引起廣泛關注。書中關於蘇軾主張“鎮壓人民反抗”的表述很快形成波瀾。

意公子的商業功利行為備受詬病。她的新書是廈門市文藝發展專項資金資助項目，藉助蘇學專家審核的旗號和全國政協委員名字宣傳，商業收益巨大。一場直播就能售出大量新書。但她卻在享受這些優厚資源的同時，肆意歪曲蘇軾形象。她曾在直播中説，計劃扛着巨型海報去蘇東坡墓前拜謁。常州蘇軾第三十世孫、常州蘇東坡紀念館常務副館長蘇東表示：如果意公子團隊組織到常州銷售污衊先祖蘇東坡的書籍，他會帶領三蘇後裔抗議。如果意公子團隊去郟縣三蘇園宣傳該書，將倡議三蘇後裔在三蘇園抗議他們的不齒行為，並聯合各地宗親訴諸法律，堅決維護先祖清譽。

河南省平頂山市學者指出：意公子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和大網紅，既利用蘇東坡到處直播、收取高額費用，又以政府文藝發展專項資金資助出書，大量售賣，卻如此貶損蘇東坡，無異於吃東坡肉，挖東坡墳。

浙江日報報業集團一位著名記者、獨立作家也公開表示：意公子就是東坡文化百花園中的一棵罌粟花，好看而有毒。

三、意公子編造史實迎合流俗並非初次

2023年8月，央視連續推出五集紀錄片《定風波》，隨後即有澎湃新聞、新浪、搜狐等多家媒體轉發“蘇學研究”公眾號發表的文章《被網絡流量帶偏價值導向案例——因紀錄片〈定風波〉兼駁流於低俗的王朝雲蘇東坡形象》。這一紀錄片中，意公子對《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創作背景妄加評説，將年僅十一二歲、並不識字的小朝雲與蘇東坡強硬定性為低俗的情色關係：認為此詩的寫作靈感來自於朝雲；因為朝雲極為豔麗，東坡一見“當時錢塘小有名氣的歌伎”，“一時間竟恍如當年的王弗”等等，這都是無中生有的編造。同時，拉出秦觀以讚美王朝雲之美豔。秦觀之詞，是在與東坡宴飲之時，東坡命朝雲向秦觀索要，秦即席作詞讚美朝雲——其實此年朝雲28歲。如此胡編亂造、生拉硬扯，意欲極力讚美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孩子，為蘇東坡增加好色之徒的“紀錄”。文章批評指出：這一美豔的解讀，背離蘇東坡的真實形象，背離歷史文化的基本事實，背離紀錄片的創作宗旨，也背離宣傳文化工作的輿論導向和價值觀。

由於央視的播出，也由於意公子具有網紅的影響力，這一文章引起廣泛關注。許多學者、觀眾發表評論，認為蘇東坡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其形象應被嚴肅對待，而非被娛樂化、低俗化，甚至反派化。王朝雲作為蘇東坡的侍妾，其形象也不應被過度消費。有學者文章呼籲，媒體和文化創作者應尊重歷史，堅守文化底線，避免為追求流量而扭曲歷史人物的形象。

值得肯定的是，《人生得遇蘇東坡》書中年表，沒有繼續堅持編排蘇軾和朝雲的錯誤，而只在“煕寧七年”項下，註明“九月，朝雲十二歲，入蘇軾家”。

2024年8月19日，農曆七月十六晚上，意公子在黃岡市作赤壁泛舟望月的現場直播，兩個小時，創意非常好，但網民評論差：語言極度匱乏，沒有價值信息，沒有邏輯，沒有體系，蘇東坡黃州珍貴的歷史故事、豐富的文化遺產、生動的人物形象，全部略過，“除了喋喋不休，插科打諢，王顧左右而言他外，全是尷尬。”直播不等於一個人講廢話，也不邀請專業嘉賓，浪費了黃岡豐富的文化資源。這類商業化、娛樂化傾向明顯的項目，不僅是對黃岡文化的淺層消費，而且大大削弱了東坡文化的嚴肅性和歷史價值。

意公子《人生得遇蘇東坡》第四章《真硯不壞》，第九部分引用並解讀“廬山煙雨浙江潮”。其實，這首詩與蘇東坡本人無任何關係，這在全國蘇學界已經成為主流認知，多位專家有評論文章作出詳細考證。但此詩及其評論流播甚廣，意公子這一新書仍在傳播這種學界蔑視的流俗。

（作者為中國蘇軾研究學會副會長、海南省蘇學研究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