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一：李兆基走了、李嘉誠“老糊塗”了，香港的舊時代要過去了

【文/陸一】

97歲高齡的“四叔”李兆基走了，也已97歲高齡的“誠哥”李嘉誠正被口誅筆伐，處在輿論尖峯。這兩件原本完全不相關的事意外同頻，似乎用一種特殊的方式完成兩人的“謝幕表演”，也令人不得不感嘆一句：香港的一個時代結束了。

香港“四大家族”代表着香港的叱吒風雲，郭得勝和鄭裕彤早已離世，如今李兆基也走了。這一羣體的“退場”不僅是個人傳奇的落幕，更映射香港從 “地產霸權” 向多元化經濟的艱難轉型。至於李嘉誠，正在面臨一個非常關鍵的“轉身”，這本質也是對這一個時代的告別。

“四大家族”在香港為什麼是“神級”的存在？因為他們確實是這座紙醉金迷城市裏最不朽的傳奇，他們見證了香港的榮辱興衰，亦成為“獅子山精神”的最佳註解。更因為，“四大家族”控制香港75%以上的商用物業與45%住宅開發，還掌控着香港諸多基礎設施，涵蓋港口、零售、能源、電信等多個領域。

“四大家族”見證了香港的榮辱興衰，既是“獅子山精神”的最佳註解，也掌控了香港社會經濟命脈。

當香港社會對高房價怨聲載道的時候，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四大家族”是始作俑者。李兆基在1958年首創“分層出售+十年分期付款”模式，打破整棟售樓傳統，使香港中產置業率從1950年代的不足5%躍升至1970年代的35%。但其囤地、控盤的模式，直接推高了土地成本，加劇了住房矛盾。香港多年來蟬聯全球房價最難負擔的城市。雖然按照中原領先指數數據，2024年房價與收入比從2019年巔峯的49.4降為32.1，仍“領跑全球”。

香港房屋委員會2024年報告顯示，公屋輪候時間長達6.5年，青年自置居所率降至12.3%，較1997年下降28個百分點。對比新加坡，政府通過組屋政策保障82%公民住房，房價收入比僅為7.3倍。香港《城市規劃條例》規定，土地用途變更需獲城規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四大家族”囤積大量農地，導致住宅用地供應缺口仍大。

香港能有今日之輝煌，離不開傳奇商人的付出。但香港面臨的各種社會問題，也是拜幾大家族所賜，這就是“商人經濟”的一體兩面。

除了房地產主業外，各大家族涉足燃氣、電力、零售、電信、電視網絡等幾乎關乎香港生活的方方面面。李嘉誠旗下的香港電燈、電能實業和嘉道理家族控制的中電控股，幾乎壟斷了香港的電力供應；李兆基家族掌控香港中華煤氣，為香港近200萬個家庭提供燃氣能源。可以説，港人從生到死，都離不開幾大家族的產業，都在為這些大家族的產業添磚加瓦。同時，對香港人的“壓榨”也是無處不在，“悄無聲息”的。

“四大家族”的崛起，本質上是基於香港特定環境的必然產物，是殖民地時代商業體系結出來的果。然而，“土地供應不足—推高地價—按揭供樓—坐地收租”的模式也許曾有過進步意義，但繼續下去的空間已經不大；同樣道理，企業的壟斷地位曾經在一個時期內得到了政策面的護佑，但不可能永遠護佑下去。

社會能夠進步的最大確定性就是“改革求變”。地產經濟在享盡香港乃至整個中國內地一個世紀的紅利之後，對普通人的壓榨也不可能持續下去。可以看到，“四大家族”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走向了自己的黃昏。恆基地產股價自交棒後年均增長率從5.8%（2010-2019）降至2.1%（2020-2025）；新世界發展由於激進擴張導致債務飆升，2024財年鉅虧；新鴻基也還在元氣大傷中。須知，特殊時期產出的特定財富神話，在新的時代和環境下破滅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甚至是必須的。

説回李嘉誠，除了地產紅利之外，更是吃了舊時代買辦紅利。上世紀80年代起，李嘉誠利用香港作為內地與外部資本之間的“中介”身份，對接國際資本，兩頭吃差價。在舊規則下，他有非常從容的安全區設定：他只需當好“中間商”，不需要明確的政治站隊。但，“買辦”本身就是存在於中國發展史上的一個特殊的階段，這個特殊階段已經徹底過去。如果還以“買辦”的思維出售旗下43個港口，以為可以裏外通吃，那就大錯特錯了。

曾經長袖善舞的李嘉誠竟然會在這項交易中暴露出目光短淺的窘態，有人説這是兒子急功近利。許多人倒是很願意相信這個猜測，那就讓老先生糾正這種錯誤安排，減少中國社會對出售行動的指責，更別在中美博弈中為美國做了棋子。

李嘉誠（右）與長子李澤鉅 資料圖

一個新舊時代的切換正在發生。但就如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對李嘉誠的評價：“李嘉誠可有製造一件營銷世界的商品？沒有。他投資地產、收購港口、電訊公司，全靠和壟斷結盟，他的巨大財富來源於他壟斷了房地產和一系列民生工程。”在新的時代背景下，舊的規則都在被撕碎。李嘉誠如此敏感的人物，不可能意識不到時代的變遷。

“四大家族”的謝幕或為香港經濟轉型提供歷史性契機。那個憑藉地緣套利、政策紅利崛起的創富神話，正在被“硬科技”、“產業鏈自主可控”的新敍事取代。新時代的規則將是“自主技術+國家利益綁定”，這才能讓風波中的企業依然矗立風中。香港聯通着中國和世界，過去是，今天也是，但中國和世界都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香港還處在原位“聯通”已經遠遠不夠。在百年未有之大局之下，香港“求變”，必須要找到新時代的定位。

李兆基的離世，是香港紙醉金迷時代的休止符，更是新舊經濟範式交替的起點。李嘉誠作為最後的“舊神”，其商業帝國的每一次轉身，都在定義香港的未來輪廓。當資本神話褪去光環，香港這座城市需要回答的終極命題是：如何在財閥遺產與創新浪潮之間，重構一個包容、可持續的新香港。或許，答案已藏在李嘉誠的名言中：“成功沒有絕對的方程式，但失敗都有定律：減低一切失敗的因素就是成功的基礎。”只是這一次，更需要整個社會的制度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