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這就是中國》第276期：歷史大潮中的“中學西漸”-張維為、吳新文

世界各地幾乎都出現了“中國模式熱”，全世界對中國知識的需求日益增加。第四波“中學西漸”可以説是關於中國的一切知識的傳播。

“中學西漸”要在西方產生進一步的影響，他們中上層的人物要克服“鴕鳥”心態、 懶人思維。

第四波“中學西漸”的浪潮，能否提供一種超越西方現代性的新範式呢？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新一波的“中學西漸”浪潮已然掀起，而中華文明的智慧也在逐漸改變整個世界的認知。在東方衞視3月24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吳新文教授，梳理了歷史上和眼下正在發生的“中學西漸”浪潮，剖析其背景、特點與影響，提出中國必須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樹立文化自信，同時也要推動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鑑，促進人類文明共同進步。

張維為：

2017年在荷蘭奈克薩斯思想者論壇上，我和法國哲學家伯納德-亨利·萊維有一段尖鋭的對話。他指責中國大規模侵犯人權，我建議他看一下最新發布的益普索民調，中國90%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國家走在正確的道路上，而法國只有11%的受訪者認為法國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我問他有沒有考慮這麼高比例的法國人不滿現狀，這中間多少不滿是涉及法國人權問題的。

我説法國知識界應該有勇氣，像當年法國啓蒙思想家伏爾泰那樣，研究中國的成功經驗。萊維大為不滿地説：“一個來自專制國家的學者居然引用法國先哲伏爾泰來批評法國的民主制度。”我説，我讀過伏爾泰的法文原著。當時的歐洲是100%的專制，他眼中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治理最好的國家。

回望中西方文化交往的歷史大潮，大致出現過四波“中學西漸”，也就是中國的知識和學問傳到西方和外部世界。伏爾泰等歐洲啓蒙思想家屬於第一波，這波持續的時間特別長，主要發生在16世紀到18世紀。但如果我們把眼光再放寬一點，甚至可以追溯到13、14 世紀之交，《馬可波羅遊記》出版後引發的持續許久的“東方熱”“中國熱”，推動了歐洲於15世紀進入了大航海時代。哥倫布、達·伽馬等眾多的歐洲冒險家、航海家，紛紛出海尋訪發達的東方世界，來自中國的物產，來自中國的知識幫助推動了歐洲的啓蒙運動和工業革命。

這個長週期的“中學西漸”，與歐洲社會走出中世紀、宗教改革大致是平行進行的。用意大利學者葛吉達的話説就是，這是由於“歐洲觀念的危機引發的”。歐洲人在東方發現了一個世俗化的新世界，一個在他們眼中是根據理性原則建構的“自然國家”，而非“宗教國家”。當時利瑪竇、金尼閣等一批耶穌會傳教士把中國的儒學經典介紹到歐洲，引起了伏爾泰、萊布尼茨、狄德羅等歐洲啓蒙思想家的高度關注。

在伏爾泰眼中，啓蒙運動創造的是理性主義、人本主義，而他的偶像就是孔子，他用自己掌握的中國知識，向歐洲當時盛行的宗教狂熱、政教合一、君主專制發起了猛烈的進攻。西方人今天説伏爾泰“教導我們走向自由”，其實伏爾泰思想的起點之一就是孔子的“人本主義”。歐洲啓蒙運動本質上就是從“神本主義”走向“人本主義”。無疑，這一波“中學西漸”推動了歐洲的這種覺醒。

第二波“中學西漸”大致從20世紀初開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使不少西方有識之士反思西方文化的缺陷。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呼籲西方“傾聽東方哲人的呼聲”；英國哲學家羅素和美國哲學家杜威等都在大戰結束後到訪中國。羅素認為西方文化陷入了深層危機。他反感西方人帶着優越感欺負和侵略中國，並對“少年中國”寄予厚望，希望中國迅速實現民族獨立和現代化，而且將中華文明的某些優秀品質，特別是他眼中的道家，那種“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與西方文明中的活力結合起來，創造一種既有效力、活力而又平和温潤的人類新文明。

在這波大潮中，梁啓超等中國學人也走出國門，推介中國文化。1920年，梁啓超曾向西歐社會黨人宣講儒家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不患寡而患不均”和墨子的“兼愛”、“寢兵”思想。據他自己回憶説，歐洲聽眾會跳起來説，你們家裏有這些寶貝為什麼都藏起來？不分一點給我們？

第三波“中學西漸”出現在二次大戰前後，例如1935年建成的美國最高法院大樓東側門門楣上刻有孔子、梭倫和摩西的雕像，分別代表中華文明、希臘文明和希伯來文明的法律智慧。大戰結束後，西方很多智者反思納粹思想對世界的禍害，影響較大的西方學者包括編撰《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英國學者李約瑟，以及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等。李約瑟本人在抗日戰爭期間曾經在中國工作，結識了許多中國科學家，這為他後來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史奠定了基礎。

在文化方面，他主張以中國的道家精神來調節和補充歐洲的浮士德精神，以挽救這個危機四伏的世界。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則從中國哲學中發現了“也許超出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所贏得的東西，那種不可逾越的真理和那種深邃的安寧。”

這裏有必要提及一個學者出身的中國資深外交官張彭春。1947年，鑑於二次大戰給人類帶來的摧殘，聯合國設立了人權委員會，負責起草《世界人權宣言》。張彭春主張《世界人權宣言》應當融合不同文明的智慧。很多西方代表當時提出他們是從人的“理性”推導出人權。張彭春則提出儒家“仁”的概念應該和“理性”概念一樣重要。最後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是這樣措辭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這裏“良心”一詞（conscience）就是“仁”這個概念的英文翻譯。

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張彭春博士（中國）圖片來源：聯合國

同樣，與當時西方陣營只強調公民政治權利不同，張彭春從儒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出發，認為人的經濟權利、社會權利、文化權利，如工作權、教育權等等，也屬於人權。他還從中國文化傳統出發，提出了人的權利和義務之間要保持一種平衡。回望張彭春當時強調的理性與良心的平衡、經濟社會權利與公民政治權利的平衡、權利與義務的平衡，今天看來其意義怎麼評價都不過分。

《世界人權宣言》通過後的七十多年中，人類社會還是經歷了許多殺戮和災難，本質上就是因為這些平衡遭到了破壞。此外，上世紀50年代，港台地區還湧現了一批新儒家，也產生一定的國際影響。

隨着中國進入新時代，中國日益走向世界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科技舞台的中央。可以説世界進入了第四波“中學西漸”，或者叫“中學外漸”，世界各地幾乎都出現了“中國熱”、“中國模式熱”。全世界對中國知識的需求日益增加，同時中國知識也隨着中國崛起迅速外溢，影響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於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已有150多個國家參與，推動了“全球南方”國家的現代化。幾乎所有受益於“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它們的內部都出現了“中國熱”、“中國模式熱”，背後是這個倡議及其落實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中國軟硬實力。就“硬實力”而言，中國以世界最完整的產業鏈，為“全球南方”國家的許多行業提供“整體解決方案”。從基礎設施到重化工業到數字經濟等等，都是這樣。

同樣，“一帶一路”倡議所堅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是改革舊秩序的非常重要的“軟實力”。它源於中國，屬於世界，也是迄今為止最先進的全球治理觀。它背後的邏輯是中國人篤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與西方信奉的“要麼餐桌上，要麼菜單上”形成鮮明的對照。

縱觀“全球南方”乃至整個非西方世界，圍繞對中美的認知而日益分化，從我們看到的多數民調，無論是中東還是東南亞，還是非洲還是拉美，都顯示出“東昇西降”的大勢，對中國的好感上升，對美國的好感下降。美國在加沙人道主義災難中一味偏袒以色列的做法加強了這種趨勢。

2024年末和2025年初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震撼了整個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先是中國六代戰機和“無人機航母”橫空出世，展示領先美國國防科技實力的突破。接着是DeepSeek等以開源模式一舉衝破美國AI霸權，折射出中國AI產業從“跟隨”到“並跑”，乃至“部分領跑”的轉型。與此同時，特朗普和馬斯克對美國國內機構的一系列整頓，暴露出了美國體制內的大量腐敗。

如果説“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使越來越多的南方國家把中國看成“一流大國”，那麼六代戰機、DeepSeek的橫空出世，使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也把中國看成“一流大國”，這一切使這波“中國熱”、“中國模式熱”、“中學西漸”、“中學外漸”達到新的高潮。同樣，如果説小紅書對賬等讓外國人看到了中國人的生活，我們通過這個節目以及原創性的中國話語的傳播等，也讓越來越多的外國人看到中國人的思想。

圖片來源：小紅書

這一波“中學西漸”“中學外漸”至少具有以下四個特點：

一是全方位。如果説第一波的重點是儒家思想的傳播；第二波的重點是道家思想的傳播；第三波的重點是儒釋道互補的傳播；那麼現在這第四波可以説是關於中國的一切知識的傳播。從最傳統的國學經典到各類民間非物質遺產，到最現代的高鐵、無人機、人工智能等，到今天中國式現代化模式以及治國理政的許多理念和實踐，遠遠超出了過去“中學西漸”主要侷限在學界或者思想界的狀況。

二是網絡化。這一波熱潮誕生於互聯網時代，伴隨短視頻的傳播以及各種社交媒體的加持，使這波中國知識的傳播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前所未聞。

三是大眾化。伴隨着互聯網傳播，可以説數億普通國民直接參與了這波“中國熱”，144小時的免籤政策使數千萬外國人看到了真正的中國。

四是年輕化。特別是中國年輕人出於自信和熱愛，推動短視頻、國潮風、網絡文學、動漫藝術、科幻作品、電競遊戲、流行音樂等等走向世界，受到許多外國受眾的熱捧。中國年輕人自信地向全世界傳播中國人的文化精神、審美境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乃至政治主張。

我一直認為，中國的年輕一代以他們的眼光、三觀和才華，正在通過互聯網等手段開啓這一場源於中華文明並日益震撼這個世界的文化復興。我想以上這四者的結合，使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波的“中學西漸”、“中學外漸”可能會是一個長週期的偉大進程，它將伴隨我們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整個進程，而我們每一箇中國人都可以是這個偉大進程的參與者和貢獻者。

好，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這些，下面我們請中國研究院副院長吳新文教授給大家演講，謝謝大家。

吳新文：

前面張老師全面概述了歷史上的“中學西漸”，重點呈現了目前正在展開的第四波“中學西漸”或“中學外漸”。我們都知道，“中學西漸”不是一個新話題，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個話題就曾經引起熱烈的討論。改革開放後，也有學者不時提及這一話題。今天我們重提“中學西漸”，主要是為了澄清並深化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人類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鑑是一個常態。在歷史上，既有“中學西漸”，也有“西學東漸”，沒有哪一種文明可以永遠做“教師爺”。中國和西方曾經互為“師生”，這也可以看作是人類文明交流互鑑的“師生辯證法”。可是很長一段時期以來，講“西學東漸”的多，講“中學西漸”的少。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中國人永遠處於“學生”的地位，似乎一切現代的、先進的、原創性的東西都來自於西方。這種自我貶低心態與歷史事實嚴重背離，現在到了正本清源、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的時候。

第二，人類文明的交流互鑑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人類文明只有經過長時間的交流互動，在量的積累基礎之上才能發生質的飛躍，在某一時間段內集中爆發，產生一批讓人耳目一新的創造性成果。那些善於在學習其他文明基礎上自立自強、不斷創新的文明，更容易獲得進步，實現後來居上。因此，看待人類文明要有長遠的眼光和全球的視野，不能侷限於某種“近視眼”或“勢利眼”，急於在短時間內或某個局部評判文明的優劣。在中國全面崛起的今天，中國人應該立足當前，放眼長遠，培養全面看待文明問題的理性、從容心態。

第三，人類文明交流互鑑是一個取長補短、互惠互利、共同進步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華民族是主要的文明交流和創造的主體，中國既是貢獻者，也是得益者，更是責任承擔者。

目前人類正處於新的科技和產業革命的初期階段。人類文明新形態已經出現在新時代的地平線上，中國要成為這個大時代的引領者，必須要確立中國的文化主體性，進一步樹立中國人的文化自信。

而在“中學西漸”的過程當中，中華文明向世界貢獻的“道、學、術、器”，中華民族所展現出來的高超智慧和開闊的胸襟，為中國的文化主體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心提供了不竭的動力和豐厚的滋養，值得珍惜併發揚光大。

70年前，毛澤東主席在展望21世紀中國的時候曾經指出，“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目前，第四波“中學西漸”正在全面展開，我們親眼見證時代的鉅變，也有責任為中國的永續發展，為人類文明交流互鑑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謝謝大家。

【圓桌討論】

主持人：剛才張老師説到，其實在歷史上已經有過三波“中學西漸”，而且當西方自身處於一些困境的時候，他們往往會比較主動地來向中國求索答案。張老師，您覺得西方在這種尋找的過程當中，找到答案了嗎？

張維為：在西方社會遇到重大危機的時候，他們會把目光投向東方。第一波是“神本社會”走不下去了，所以找到了中國的“人本社會”，也就是儒家的傳統。第二波是軍國主義造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三波是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造成的無數生靈塗炭。

現在這一波我覺得是美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破產，經濟上以2008年的金融危機為標誌，政治上包括美國現在內部出現的分裂與混亂，包括特朗普上台。美國一位資深媒體人寫了一本書，裏邊有一句名言“一個幸福的國家不會選出特朗普這樣的總統”，也就是説老百姓不幸福，西方的民主模式、民主話語，現在都遇到了空前的危機。

所以現在西方國家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看好中國，而在“全球南方”，這種趨勢早就開始了，比如“向東看”，“向中國看”，他們覺得中國有值得他們借鑑的許多經驗。

主持人：是的，所以我在想，歷史上發生“東學西漸”浪潮之時，那些學者們、大思想家們發起了“向東看”的學習，最後他們是否找到了答案？

張維為：我想這就是吳新文老師前面提到的，實際上這是一個文明互鑑的過程。比方説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西方的整個文官制度都是借鑑中國的科舉制度。從英國開始，它當時不敢在英國本土做，於是就在印度做，先在東印度公司借用文官制度考試這樣的構架，最後做出來覺得還可以。因為他們過去的官員制度基本上是世襲的，父傳子，子傳孫，這樣一來以後，他們覺得可以搞文官制度。後來我們改革開放，派人去英國、去歐洲、去美國學習文官制度，他們説這是你們（中國人）發明的，但我們當時自己都忘了。

主持人：所以這也是我們説的“東學西漸”，它並不是瞬間就能看到成果，而是需要在多個維度去觀察這個過程。另外，之前的幾波“東學西漸”，其中很多可能是學者、思想家們率先提出來，然而這一波可能來自普通人的觀察更多，兩位老師認為最後的效果會和以前有什麼不一樣嗎？

張維為：歷史上來看很明顯，西方作家、哲學家、思想家，在啓蒙運動的推動、對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思等過程中都產生過巨大影響。但現在這一波，我覺得中國普通老百姓和中國學者都可以做出很大的貢獻，因為世界對中國知識的需求巨大，你到哪裏人家都在問你中國怎麼做的。到法國、到歐洲，到第三世界就更不用説了。我訪問南非、津巴布韋，他們就跟我説能否讓我留在這裏一個星期，天天跟他們講中國是怎麼做的。所以，對中國的知識有大量的需求。

我們中國研究院一直強調中國模式、中國話語、中國道路的原創性研究，我們覺得中國崛起是非常精彩的故事，可以跟世界分享。所以我們應該趕快推出各種各樣、真的經得起國際比較的一流中國學問，然後去跟整個外部世界交流。人家的問題是非常具體的，比如中國黨校的制度，是光建在中央還是地方都有？還是各個部門都有？他們現在已經進入非常細的層次了。這次DeepSeek問世後，大家還很想了解中國的創新科技發展模式。

我們自己的很多東西，其實我們的學者還沒有去總結，我們完全應該形成中國自己的話語。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説清楚，以老外聽得懂的話説清楚。把政協制度、統一戰線制度等一整套東西説清楚，這些都是很好的學問。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人家有好的東西我們也要借鑑。

吳新文：歷史上的“中學西漸”和今天的“中學西漸”，一個很大的差別在於——歷史上的“中學西漸”是不容易的，因為它受制於巨大的時空距離，當時從歐洲來一趟中國差不多要四五個月，所以説它有時候僅僅侷限於上層的精英分子。過去，絲綢、瓷器傳到西方，一般人也是用不起的，都是非常有錢的貴族才能用的，包括像書籍和思想這類東西。

所以那時候的交流，它的規模和深度要受到極大的侷限，而現在則完全不一樣了。現在普通的西方老百姓都可以來中國旅遊，而他們所接觸的這些東西是原來難以想象的。

傳統歷史上的“中學西漸”浪潮經常容易被偶然的事情所中斷。所以像伏爾泰之後，為什麼西方突然對我們中國的印象變差了呢？據有人考證，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1793年，英國的特使馬戛爾尼訪華，他到中國來見了乾隆皇帝，然後他就把中國描繪成是一個封閉的、僵化的、保守的帝國形象，讓整個西方對中國的印象發生了倒轉。但是如果當時有其他人來看一看，到中國各地多走一走，説不定會有另外一個版本的描述。

主持人：所以，一個大使或者一個使節要污名化一個國家，就可能影響很多的人。像現在西方的反華媒體，他們只要來抹黑中國，同樣可以影響很多人，因為現在越來越開放了。

吳新文：但是小紅書一來就不一樣了。

主持人：對，中美對賬了之後，大家突然發現現實其實很不一樣。

張維為：因為這是大數據，這是一些學者、一些媒體，甚至《紐約時報》都沒辦法阻擋的，它衝破了信息繭房。

主持人：您覺得文明間的交流互鑑，“自上而下”跟“自下而上”兩種方式，最後呈現出來的圖景會有什麼不一樣？

張維為：我覺得這一波“自下而上”，影響力特別大，因為它確實和我們代表了先進生產力有關係。從互聯網、移動通信，現在到AI人工智能、大數據的發展，人家先是看到你代表了最先進的生產力。

包括自動無人駕駛和電動汽車，他們會感嘆，這怎麼設計得這麼漂亮？我們的設計是互聯網工程師設計的，所以產品給人的感覺非常智能化，這完全不是一個層次的，從而對他們產生了震撼。這就是我經常講的，把中國比西方更現代化的東西給他們看，他們會受到很大的震撼。

吳新文：我這次在印度也這麼感受到了，印度現在對中國的態度也是一個比較矛盾的狀態。一方面，他們在政治制度上接受了很多來自西方的東西，但另一方面他們又看到了沒有接受西方制度的中國。所以當他們看到中國的經濟活力，以及中國創造了這麼多東西的時候，印度是處於一種非常深的矛盾和糾葛中的。所以，我想起馬凱碩的一個説法，他當時接受英國一位記者的採訪，記者説“雖然中國有一些好東西，也做了很多正確的事情，但中國是威權的，是壓迫的體制。”

主持人：總得給你再貼一個別的標籤。

吳新文：對，總要給你加個“大帽子”。然後馬凱碩回答説，“一個威權的壓迫體制，經濟能這麼有活力嗎？能產生這麼多好東西嗎？”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通過文明的交流互鑑，通過越來越多的交流和相互來往，這樣的結論慢慢就會自然得出。

主持人：對，就像我剛才説這一波的“中學西漸”，其實還是處於一個開啓大幕的過程。因為西方如果要學習其他國家也好，學習東方文明也好，首先它要打開自我。但就像您剛才説的，他們現在還處於不太願意打開自我的過程，還不太願意面對自己在某些地方已經失落的現實。

張維為：我們應該做一期“歐洲的‘至暗時刻’”。由於歐洲的整個思想體系使然，現在一下子找不到北，原來覺得大家都信奉“自由主義”，大家都是一起的，美國肯定是他們的天然盟友，結果特朗普根本就不要“自由主義”。

主持人：我在很多年以前看過一個歐洲學者寫的書，裏面提到從科索沃到“9·11”再到後面美國主導的一系列軍事行動當中，整個大西洋聯盟內部是有分裂的。對此，這位學者感到非常擔憂，他認為未來這種分裂的程度可能會是不可阻擋的。所以我想現在歐洲的思想界應該已經意識到了這個現實，但問題在於無論擔憂與否，都很難找到現實的解決方法，這可能是目前擺在歐洲面前最大的問題——即你明明知道問題，但卻不知道方法。

吳新文：我覺得現在西方的極少數精英分子已經開始覺醒了，但大部分人要麼停留在“鴕鳥”的心態，不願意正視現實；要麼就是懶人思維，給你貼上標籤，就可以不進一步思考。所以新一波的“東學西漸”、“中學西漸”如果要在西方產生進一步的影響，西方中上層的人物就要克服這兩種思維的慣性。

主持人：世界是動態的，讓我們實事求是地分析一切問題，不要把它作為一個靜態的模型，然後把所有的數據往裏套，最後得出一個其實已經完全不能解釋現實的答案。

【觀眾提問】

觀眾：兩位老師好，主持人好。“東學西漸”的浪潮正在全方位地展開。與之相對，現在網上也有一種聲音，就是“中國優越論”，這種理論似乎認為中國的社會、文化、制度都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對於這樣一種似乎有點矯枉過正的言論，您對此有什麼看法和評價？謝謝。

張維為：我覺得我們對於這種問題的判斷，還是要有一個整體、宏觀的把握。我們這次去新加坡，我邀請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先生做客《這就是中國》，他非常高興。我們交談完後就互贈書籍，回來飛機上我打開看他寫的書，正好可以回答你這個問題。他寫道，中國《易經》裏面64卦，63卦都是禍福相依、正反平衡的，但只有一卦是絕對的，那就是謙卦。所以謙虛，在中國的64卦中是絕對好的東西，這是刻在中國人基因裏的東西。

所以我們中國人的文化中，例外的個案肯定哪兒都有，也會出現極端主義、“中國至上”、“中國是世界最棒”、“中國橫掃世界”等個案。但是在整個民眾的層面，特別是領導決策層面，不會出現極端主義的情況，對此我們要有個整體把握。然而，現在世界競爭的格局當中，在西方對中國這麼強勢的話語攻擊的時候，我覺得“矯枉過正”一點沒有關係。

主持人：有的時候過謙可能會沒有戰鬥力。

吳新文：我覺得中國如此規模巨大的崛起，首先我們可能得要區分各種各樣的思想當中，究竟哪一種是主導性的？哪一種是影響比較大的？這位觀眾提到的這些東西我覺得有一種苗頭，但還不是最嚴重的問題。

我覺得當前最嚴重的問題仍然是——中國已經發展到這樣一個程度，但很多人仍然不自信，所以首先要打破的仍然是這個方面。

另外，我覺得不能把中國人的文化自信看作是某種驕傲，這和驕傲自大、坐井觀天、夜郎自大是兩回事情。有時候自我肯定是必要的，特別是在一個國際競爭體系裏面，這個底氣是要有的。

主持人：中國的人口基數那麼大，所以輿論生態是非常豐富的，同時也非常複雜，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努力去構建一個好的輿論場。

易經64卦表

觀眾：我是來自復旦大學的一名本科生，我今天想提問的問題是：在現如今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背景下，中國的科技企業通過技術產品和管理模式參與到了全球的文明交流對話中，但西方輿論常常將其簡化為制度競爭，而非文化價值的交融。這種認知差異的背後，反映了哪些更深層次的文化邏輯呢？如今的第四波“中學西漸”浪潮，它能否以技術、資本與人文的複合敍事，為當今人類世界提供一種超越西方現代性的新範式呢？謝謝。

張維為：我覺得這是一個真實的情況，特別是DeepSeek橫空出世後，我這次感受特別深。因為我人正好到歐洲，我下載了還沒開始用，他們就已經全用起來了，然後跟我説非常好，他們問中國怎麼會做出這個產品的？然後就開始關心中國的教育制度、中國政府的作用、中國民企的作用，什麼樣的環境產生了這種生態？為什麼是杭州、為什麼是浙江大學等等。

這些問題實際上國外都在提，這就產生了對於中國的巨大興趣。而且有時候它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和標誌意義，所以當產品出來以後，你看它對方方面面的帶動，包括資本市場。過去外國資本市場一直不看好中國，現在不得不重新評估，説你們的資產是被嚴重低估了。

主持人：原來資產被低估，還有一個背景就是“看不見的金融戰”，即越是你的優質資產，就越是要在資本市場上打擊你，這樣就形成了資本和產業的雙重打擊，從而遏制你的發展。

張維為：所以你看DeepSeek，它在多方面都產生了影響，一個是直接衝破美國的AI霸權，另一個是間接的，在金融戰上也找到了突破口，我覺得這是挺有意義的，然後使得更多的中國人也開始自信了。

DeepSeek出來之後，我看到很多對於杭州政府作用的討論。他們的説法是“不叫不到”，就是不擾民，然後是“隨叫隨到”和“説到做到”，中國模式有這樣的特點。

政府究竟在經濟中發揮一種什麼樣的作用？所以我覺得現在西方也在思考這個問題，它們現在也學習中國的產業政策，但學不像。因為它沒有我們這樣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包括黨的領導制度、統一戰線制度、混合經濟制度以及完整的產業鏈。這些它們全沒有，只是提個計劃或者政策，但不知道怎麼落地。這方面有很多的中國知識值得我們研究，也有助於我們講好中國故事。

主持人：所以回到剛才這位觀眾的問題，如果説西方故意要強調所謂的“制度之爭”，反過來我們可以想，中國科技企業的發展以及各行各業的發展確實是得益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個要大方地説、自信地説，但這個制度跟文化是什麼關係？我們一直講一個國家它會選擇什麼樣的制度，走什麼樣的道路，跟它的文明以及文化的根基有非常深厚的關聯，所以你很難把制度跟文化剝離開。當我們感受到制度優勢的時候，我們自然就會感受到文明和文化的優勢。我覺得這個問題有相當的統一性在裏頭。

張維為：我再補充一點，因為我們做了不少調研，發現精神作用非常重要。當時第一次中美“科技戰”的時候我們去調研，有一個企業的食堂裏，那句口號我現在都記得，叫“扛起槍，上戰場”。這種精神就是：我根本不服你，你越打壓，我就越要超過你。

主持人：就像當時網上好多朋友曬出來的那句話——“把落後的帽子扔進太平洋”。對，我們要有這樣的一種骨氣，要有這樣的意志。

杭州六小龍的位置分佈

吳新文：我覺得我們中華文明是有獨特優勢的，是把科技放在人文、文明的大框架裏面的。我們中國文化一直強調“道、學、術、器”，而“器”是要放在這個大框架裏面來理解的，特別要提防科技最後變成主宰人類的存在。我覺得中華文明是最有積累、最有底氣來解決和應對這樣的問題的。這一點我覺得應當承認，西方要向我們多學習。

張維為：我們説“科技向善”，這很重要。

主持人：今天我們的話題從歷史上的多次“中學西漸”開始，説到現在正在發生的“東學西漸”，我想這可以讓我們以歷史的維度來觀察另外一個問題，其實我們現在每一個人都在見證，同時也都在書寫、參與構造一段新的歷史。謝謝兩位，也謝謝現場的觀眾朋友，謝謝大家，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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