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鰲論壇高端對話：在世界變局中，只有重建國際信任才能帶來全球治理-傑弗裏·薩克斯

編者按：2025年開年至今，全球依舊處於前所未有的變局與不確定性中，國際秩序、全球治理與多邊合作問題日益凸顯。3月26日，博鰲亞洲論壇2025年年會以“在世界大變局中重建信任”為主題舉行高端對話會，共同探討在信任危機、治理危機和方向危機交織的時代背景下，各國如何攜手構建穩固、包容的國際秩序。

對話中，嘉賓們就如何構建國家間信任、國際法等議題進行了深入交流，既反思當前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不平衡現象，也提出了加強多邊主義與雙邊合作、推動“共同現代化”等務實建議。觀點體現了各方對現實挑戰的清醒認識，也為未來構建基於信任的國際關係提供了啓示。

**張軍：**尊敬的各位嘉賓、各位同事，歡迎大家參加本次高端對話會。本次對話的主題是“在世界大變局中重建信任”。

我們都知道，整個世界正經歷深刻變革。一方面，我們看到南方國家正在崛起，多極化趨勢日益增強；另一方面，我們也注意到反全球化、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新動向。所以世界正面臨三大主要危機：信任危機、方向危機以及治理危機。雖然可能還存在其他危機，但我認為這三大危機已代表了現階段大多數問題。正因如此，世界變得越來越危險、衝突不斷，局勢也愈發混亂與分裂。

正如聯合國秘書長所言：“我們的世界已經脱軌。”面對世界脱離了軌道的這一現狀，我們該怎麼做呢？如何應對今天混亂、分裂的情形？與此同時，我們還有一個意願，希望能夠不斷推動多邊主義，能夠更緊密地團結起來，來應對這些共同的挑戰，共同尋找解決之道。但是我們也需要指出，面對這樣的分裂世界，不管我們選擇做什麼，我們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重建信任。在國際社會中，重建信任是我們的當務之急，沒有信任就沒有團結，就沒有合作，也沒有共同的努力，當然也不會有有效的全球治理。

高端對話：在世界大變局中重建信任分論壇 博鰲亞洲論壇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重建信任成為本次高端對話的主題，希望能夠給我們以啓迪。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幾位知名嘉賓：第一位嘉賓是圖爾克先生，圖爾克先生在2007至2017年期間擔任斯洛文尼亞總統，同時他也是馬德里俱樂部的主席，歡迎圖爾克主席！

第二位嘉賓是保羅·蘭熱爾先生，保羅·蘭熱爾先生是葡萄牙國務部長兼外交部長，歡迎您！坐在左邊的這位是傑弗裏·薩克斯教授，就職於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院，但是在大學校園之外，他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據我所知，他出訪了130多個國家。

坐在薩克斯教授左邊的這位先生是鄭永年教授，鄭永年教授是上海交通大學政治經濟研究院名譽院長，同時他也是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

現在我們熱烈歡迎所有的演講嘉賓和討論嘉賓，感謝你們參與我們今天的高端對話，我也真誠地希望我們的討論嘉賓，能夠給我們提供一些真知灼見。首先我們從圖爾克先生開始，先請您進行發言。

**圖爾克：**謝謝張軍秘書長的介紹。此次會議的主題十分重要，同時也充滿挑戰。在當前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中，重建信任無疑是最關鍵、最具挑戰性的話題。

目前，我們已達成共識：單極世界已經成為過去，單一國家主導全球事務的局面不再成為可能。隨着越來越多的國家崛起，自然引發了一個問題——能否在某種國際組織框架（例如聯合國框架）下實現多極化趨勢下的合作？我瞭解到，中國正支持聯合國這一統一框架，這可以幫助我們建立信任。

圖爾克 博鰲亞洲論壇

然而，多極化在現實中是否能夠支撐起多邊機制？這牽涉到多個層面的問題。在此，我想與大家分享兩個方面的看法：第一是詞彙問題，最近我們聽到很多人提到“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為什麼要選擇“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這樣一個詞語？為什麼不説“國際法”？這是不是在意指已有的一些國際規則還不是國際法，它是在國際法框架之外的這些規則？這讓我們感到非常困惑。這些詞彙已經成為現有話術中一些吸引眼球的詞彙，讓這個事情變得非常複雜。因此，我的第一個觀點是：我們必須澄清那些容易引起混淆的詞彙，儘量避免產生誤解。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該怎麼樣去面對烏克蘭的問題？關於烏克蘭問題，我們知道過去有一些承諾，現在的新政府打破了美國政府此前的政策，這種行為是否應該得到更為廣泛的支持？如果能夠獲得更廣泛的支持，它能否真正帶來和平？有觀點認為此類情況會發生，也有人持相反意見。我的看法是：雖然認真推動和平努力是值得支持的，但當前的現實並非如此，我希望隨着時間推移，未來能看到真正帶來和平的努力和成效。

最後，我想談談在博鰲論壇上反覆討論的新技術問題，尤其是人工智能。當前全球範圍內正在討論人工智能與和平威脅之間有什麼關聯？比如説核武器，人工智能的發展會縮短人類作出決定，尤其是使用核武器決定的時間，這會是一個問題。我們要認識到這個問題。

我最近在《南華早報》上讀到一篇文章，文中提到，所有五常的專家正討論如何制定一整套應對這一現象的建議。看起來，這正是各方以對國際和平與穩定負責的態度，來應對這一新技術所做出的現實努力。若果真如此，我們可以認為，在全球不斷變化的形勢下，各國依舊有一種方式構建信任。以上便是我的初步評論。謝謝！

**保羅·蘭熱爾：**首先，感謝各位邀請我參加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我非常榮幸能夠出席此次會議，並代表我國參與這一重要討論。我國對此次討論充滿熱情，也十分重視。

舊有秩序正逐漸消失，當前我們沒有一個全新的秩序。我們在設計新秩序的過程中，需要進行討論。我們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因此我們必須在這樣的風暴之中去建設信任。

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可預測、不確定的時代，如果我們能夠以某種方式在事件發生前做出預測，就可以決定我們需要採取哪些措施。其實大家也已經意識到了我們正處於一個轉型期，從傳統的跨國外交逐步向交易性外交過渡。這意味着，我們正在從多邊外交框架轉向各種雙邊設計和框架。對於中等規模和小型國家來説，這一轉變尤為困難，因為雙邊關係往往存在非對稱性問題；如果在雙邊框架之外缺乏多邊機制的支撐，中小國家面臨的困難將會增大。

蘭熱爾 博鰲亞洲論壇

我在思考這些問題，並且試着提出一些建議，旨在幫助我們在逐步建立起更堅實的國際關係體系前應對這種不確定的時代。我的建議是：推動“多邊主義的雙邊化”。目前，有觀點認為所有問題都可以依託聯合國及其他區域組織（如歐盟、東盟等）來解決；然而，我們也需要加強雙邊層面的交流與合作。

我認為我們正面臨一種妥協局面：在做交易的方式和我們要實現的目標之間的某種妥協。我們需要加強雙邊外交，這並非以削弱多邊主義為目的，而是為了讓多邊關係在全球治理中繼續生存和發揮作用。此刻，我建議各方真正投入精力，發展各種雙邊關係，從而更好地維護多邊主義的價值。

我在這給大家舉個例子：在貿易領域，如果某些國家採取保護主義政策，那麼其他國家應該通過達成自由貿易協定來構建一種新的秩序。在這種秩序下，這些國家相比于堅持保護主義的國家會具有競爭優勢。例如，拉美與歐盟之間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也許這就是對保護主義思潮的一種很好回應。同樣，中國與印度之間，或中國與非洲區域組織之間也可以達成自由貿易協定。我認為這可以成為未來多邊主義雙邊化的努力方向。

**傑弗裏·薩克斯：**非常感謝博鰲亞洲論壇。我想我們正在國際層面上試着創造出一套不是以實力為基礎的原則和法律。至今為止，國際社會還未有過一套國際原則和法律系統。然而，現在我們非常緊迫地需要建立這樣一套制度，因為我們面臨的威脅十分明顯——核大戰、環境災難以及其他多種危機都離我們很近，我們就生活在其中。

問題在於，我們是否能夠擺脱依靠實力而非法治的世界。美國政府不相信國際法，美國總統曾認真地表示，加拿大應成為美國的第51個州，這並非玩笑，而是基於其實力的一種粗暴表達。本週，美國將會在違背格陵蘭島政府意願的情況下，把美國的高官派到格陵蘭去。雖然格陵蘭島政府明確表達了反對，實際上也是美國在粗暴地表達他自己的實力。我認為，在未來兩三年內，美國很可能會入侵或接管格陵蘭島。格陵蘭島僅有約5萬人口，美國只需聲索便可能實現這一目標。這是一個強國在這個世界上的真實表現。

我不得不説，這是幾個世紀以來歐洲列強的表現，也是20世紀美國的國家表現。歐洲大國幾百年來盡其所能對全球實行帝國式管理，殖民全世界；而美國參與較晚，它一直試圖彌補其“晚到”的劣勢。

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300年中，北大西洋地區作為全世界帝國中心，其人口僅佔全球人口的10%。美國人口約3.5億，歐盟約4.5億，兩者合計大約8億，而我們全球人口總數約80億。絕大多數國家都渴望實現和平秩序與法治，而美國並不關心人類能多大程度實現這些價值。我認為我們正處於一個臨界點，我希望全球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印度、俄羅斯，以及歐盟、非盟和伊斯蘭合作組織的成員國——能夠共同發聲，拒絕接受美國的全球霸主身份。

傑弗裏·薩克斯 博鰲亞洲論壇

美國這種缺乏法治的做法導致了美國這三十多年來的侵略戰爭，也包括最近的烏克蘭戰爭。美國不願公開討論這些戰爭背後的來龍去脈，只是打破此前形成的條約，放棄核裁軍協議，並破壞與俄羅斯達成的各項協定。就在兩週前，我們還無法在美國公開討論這些問題；當我試圖提出這些觀點時，總有人試圖阻止我。因此，關鍵在於，我們不僅要討論這些事情，更關鍵在於我們能否採取實際措施，因為如今的聯合國已經形同空殼。

我花費了25年的時間研究聯合國，但很明顯，該組織目前無法正常運轉，也無法有效執法。安理會的決議常常被忽視，無法得到執行。而聯合國大會的決議也不作數，所以聯合國沒有發揮作用。我們必須採取措施，使聯合國真正發揮作用。

實際上，我們現在已經接近這一目標，因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後一個大規模流氓國家。我們需要全球共同指出，美國總統不能再宣稱加拿大為美國的第51個州，這種威脅性言論直接違反了《聯合國憲章》；美國也不應派遣代表團進入那些明確不歡迎其存在的國家。

我曾閲讀過一份由米爾斯海默的學生撰寫的學術報告，報告記錄了美國64次改變他國政權的行動。如果一個國家不斷推翻他國政府，國際法治就不存在。事實上，我認為我們離這樣一個法治缺失的世界並不遙遠，我們絕不能允許美國繼續其現行做法。美國的行為極其危險和魯莽，可能使美國陷入外交孤立。我相信，我們正接近形成一種全新的國際共識。

最後，我想指出，中國的治國理念與歐洲存在顯著差異，這一點在過去50年的比較中已得到充分體現。在歐洲，這是一種想當然的事情，因為歐洲各國千年來都在互相打仗。

中國曆來重視戰爭帶來的後果，但在1768至1839年即英國入侵中國之前，中國幾百年來幾乎沒有與其他國家打過仗。

中國既未侵略日本，也未侵略朝鮮或韓國。雖然在600多年前，中國和越南打了17年的仗，但整個地區都是和平的。當中國處於主導地位時，並未進行大規模侵略。部分歷史學家將這一現象稱為“儒家的和平”。在當今西方，我們或許需要更多借鑑儒家理念。

**鄭永年：**我們需要問自己並回答為何國與國之間的信任如此低下，甚至不存在信任這個問題。過去十年中，全球化浪潮迫使我們進行改革，並積累了大量關於全球化的知識。雖然我們總在説“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但如今卻出現了一種人為去全球化的現象，這是一種人為推動的舉措。企業界普遍不希望看到這種脱鈎和去全球化的趨勢，但正如薩克斯教授所述，一些大國（例如特朗普總統所代表的美國）正採取措施反對全球化，強權政治正在捲土重來。

我是在美國接受的教育，因此我過去很難想象美國會出現某些極端言論。當特朗普宣稱“加拿大將成為美國的第51個州”時，我感到難以置信。

眾所周知，美國擁有大量中產階級，據薩克斯教授的説法，美國70%的人屬於中產階級，但如今美國的中產階級數量正在急劇下降，這給美國帶來了巨大挑戰，這既是政府的責任，也是政黨政治所導致的問題。

此外，儘管很多政客，包括很多律師稱美國為法治國家，但根據我的經驗，它更應被描述為一個治理國家。我完全同意薩克斯教授的説法，美國或歐洲傳統的邏輯現已不再奏效。我們知道大國可以將各方團結在一起，所以重建信任至關重要。

鄭永年 博鰲亞洲論壇

中國政府已提出諸多倡議，如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以及全球文明倡議。今天的對話會十分重要，只有通過對話，我們才能獲得安全感，而有了安全感，才能推動發展。正如鄧小平所言：“發展是硬道理”，而高質量發展則是我們的首要選擇；李光耀也曾完全贊同這一觀點。

拜登總統曾將中美關係概括為“中國的專制與美國的民主”，但如果我們有了好的發展，人們的生活就會得到改善；如果我們發展得不好，人們就不能過上好生活，這無關是否民主。因此，發展還是硬道理，我們的重點也放在發展上，這一點至關重要。

最後，我還想強調，中國是一種新型大國，與美國不同，也不等同於俄羅斯。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幾十年來一直專注於自身發展。正如馬哈蒂爾所言，我們與中國有着上百年的鄰國曆史，而中國從未試圖殖民我們。這表明，中國的崛起及其在構建國際信任方面的作用將變得尤為重要。

**張軍：**我們已經聽到所有討論嘉賓的真知灼見，併為大家分享了對今天討論話題的想法。現在我們進入第二個階段，我會問一些具體的問題，希望我們的演講嘉賓可以給一個簡短的回應。

首先我想請問薩克斯教授，您剛才跟我們分享了您的擔憂，您的國家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這些變化對世界也產生了影響，成為目前世界所面臨的深刻變化的一部分。

在我們之前的討論中，我們看到了“全球南方”國家崛起的現象，而且他們在不斷地發展，所以我想請問您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世界將會繼續發展？這一輪轉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我們中國人經常説，機會往往和挑戰是並存的。您認為在轉型過程當中有哪些機會呢？

**傑弗裏·薩克斯：**中國的經濟發展在1980年至2020年期間，保持了每年約10%的GDP高速增長，其經濟體量增長了30倍，同時在減貧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此外，中國積極採用新技術，並在教育和基礎設施建設上大量投資。

事實上，這些成就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發展機會，儘管中國的模式可能無法完全複製，但其成功經驗無疑具有很大的啓發意義。

例如，如果能夠在數字技術、教育及兒童發展等領域加大投資，非洲等地區將獲得顯著的發展機遇，生活水平也將得到改善，技術的應用將為這些地區帶來實質性的幫助。

以印度為例，其年均GDP增長率在6%至7%之間，且擁有14億人口，所以重點是找到方法。只要我們在一個和平環境中，即使是貧困地區，只要保證那裏的生態可持續性，就能實現快速發展。我們可以利用中國的能力投資於5000億至1萬億的太陽能等環保、可持續的電氣化項目推動經濟發展。

無論從國際關係還是全球視角出發，人們都能清楚地看到誰在贏、誰在輸。在實現全球可持續且快速的發展方面，我們已有非常明確的案例可供比較，比如把中國、美國、俄羅斯與非洲相對比，都能得到一個清晰的答案。

當前，我們擁有多種技術手段，可以用於發展基礎設施，減少乃至終結貧困。正如“一帶一路”倡議所展示的，如果這些機遇和積極的發展動態能得到充分利用，我們就可以實現互利共贏。

**張軍：**謝謝薩克斯教授的回應。現在，我想向圖爾克提出一個問題：在您的發言中，提到了“法治”這一概念以及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我們都知道，一個有效的國際秩序應當以“國際法”為基礎，我們都知道“國際法”的內容，也知道各國的權利和義務，以及我們應當遵循的規則。

張軍 博鰲亞洲論壇

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多次討論中，我們探討了如何構建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但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如今的“國際法”已經搖搖欲墜了。“國際法”是國際信任的基石，為了確保“國際法”能夠繼續發揮作用，並保障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我們應當採取何種措施來維護“國際法”的權威以及聯合國憲章的精神和原則？

**圖爾克：**這個問題實際上應由政治領導人來回答。作為一位長期接觸和研究“國際法”的人，我認為我們從一開始就應有明確的理解和方法。不過，必須指出，政治領導人往往對法律，尤其是“國際法”，持懷疑的態度。

“國際法”經過數百年的緩慢演進，逐漸形成了一整套國際準則，這些準則是許多戰爭和人類苦難的結果。我們必須認識到，放棄“國際法”會帶來嚴重的負面後果，但現實中仍有許多人未能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早些時候我談到了孔子或者説儒家的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雖然這可能會削弱“國際法”的權威或淪為空談，但無論如何，法律依然是法律。我們必須認識到法律的重要性，並將其與最基本的國際關係理念相結合，這正是我們工作的起點。

另一點，我們在這一節主要討論世界轉型過程中的發展。我們需要對國際法持有健康的態度，並採取具體舉措加以落實。例如，在核領域，我們應在負責任的框架下使用人工智能。雖然人工智能可以帶來諸多積極效益，但若不加管制，也可能使核武器的使用決策時間大幅縮短，從而使核武器變得近乎半自動化。

新加坡國立大學最近的一份報告提到，五常中的一些專家已在認真討論這一問題，並於最近形成了一份報告，提出了具體的技術建議。

**張軍：**謝謝圖爾克先生。也感謝保羅·蘭熱爾部長，我會就您的發言，尤其是“多邊主義的雙邊化”這一新概念，組織一些研討會。我確實在思考如何將這一概念落到實處，我希望這並不意味着兩個大國就可以代表全世界做出決定。

同時，感謝圖爾克先生的發言，我深信您所談及的內容非常重要，即大核國家之間必須建立共識與信任。我也相信，核戰略穩定網絡或者説核戰略的穩定安排，正是大國間構建信任的基礎。

接下來，我想向鄭永年教授提一個問題：鄭教授，在我看來，無論競爭還是合作，各國之間始終需要考慮利益與利潤的問題。我們常聽到一些國家抱怨，認為它們未能平等分享全球化的紅利，即它們在全球化中所獲得的份額過少，從而引發了反全球化的思潮，並引起各國的普遍關注。

我個人堅信全球化將繼續發展，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採取措施確保全球化發展的更加平衡、更加包容，更加惠及所有國家。您是否認為我們能夠實現這一目標？能否請您進一步闡述，未來的全球化是否有可能使所有國家和人民都從中獲益？

全球化在過去帶來了兩種負面後果，即兩種不平等：一種是民族國家內部的不平等，比如在美國內部，儘管全球化為美國帶來了大量財富，但財富分配極不均衡；另一種是不平等表現為國家之間的不平等——有些國家變得特別富裕，而另一些國家則比過去更為貧困。這兩種不平等進一步在國內激化了民粹主義情緒，並在國際層面上促進了民族主義的上升，這種現象極為危險。面對這一問題，我們該如何應對？

**鄭永年：**我特別喜歡引用孟子的名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意思是你要思考自己為什麼窮，但當你富裕之後，你應當思考如何去幫助他人、幫助那些貧困的人。

這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鄧小平也持有類似觀點，他主張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以先富帶動後富，從而實現共同富裕。因此，我認為國家之間同樣適用這一原則。

西式全球化和現代化存在一定問題：西方國家率先實現富裕，但他們並未助力全球其他國家共同繁榮，反而設置種種障礙，使得貧窮國家難以致富，往往還附加了各類苛刻條件。

我曾到訪過一些極為貧窮的東南亞國家，他們特別窮，最基礎的發展尚不達標，怎麼可能去討論西式的人權選舉、民主自由？實際上在發展的初期階段，西方國家的人權狀況也不怎麼樣，這正是各國所處發展階段的不同體現。

因此，我提倡一種“開源式現代化”模式：即當一個國家富裕起來之後，應當承擔起幫助窮人、幫助窮國的責任，這正是我們所説的共同現代化。

**張軍：**謝謝鄭教授的發言，您的觀點非常有幫助。接下來，我還想向三位提出一個共同的問題。無論大家是否喜歡，大國在塑造全球未來方面確實將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他們是直接的行動者，是直接的當事方。而在這些國家之間首先必須重建信任。因此，我請各位各自提出三個務實的建議，談談大國在這些問題上可以做什麼。

**鄭永年：**我有一個解決方案。中國不會成為下一個美國，也不會成為下一個俄羅斯，中國應當成為一個新型大國。多年來，我一直在推動中國的單邊開放政策，這種開放本質上是一種國際公共產品。每年我都參加上海進博會，我們看到，無論國家大小，只要他們能夠進入中國市場，就能獲得發展的機會。  

因此，無論美國採取何種舉措，無論特朗普如何表態，我們都應繼續堅持對外開放的政策。通過這種開放政策，不僅能夠幫助各國，還能促進“一帶一路”倡議、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銀行等領域的發展，從而推動各國實現共同的現代化和繁榮。

**傑弗裏·薩克斯：**我認為，首先最重要的一點是，大國應當尊重其他大國所劃定的紅線，這意味着必須避免衝突。俄羅斯設定的紅線要求美軍及其軍事聯盟（例如北約）不應擴展至俄羅斯邊界；美國則跟俄羅斯人説這與俄羅斯無關，但這顯然是俄羅斯人的關切。 同樣，中國要求美國不要干涉台灣事務，並停止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軍備，因為台灣問題屬於中國內部事務。  

因此，我們必須採取務實措施，確保大國之間不發生戰爭。在我看來，這是首要任務，美國不怎麼愛聽別國説話，如果他願意聽話就能避免衝突。

其次，我們需要重返核軍備控制領域。當前，美國已經放棄了核軍備控制框架，情況非常糟糕。美國是最大的原因：美國先後退出了反導條約、開放天空條約和伊核協議等。現在美國、俄羅斯和中國應當坐下來進行談判，當然特朗普總統至少表示希望實現這一目標，這對於全世界來説是一個鼓舞人心的信號。  

第三，大國應當妥善照看其周邊地區，尊重鄰國，不應以本國為中心採取欺凌態度。美國應當避免針對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馬或格陵蘭島的言辭出現，因為這些都是其鄰國。大國需要負責任。  

第四，大國應當牽頭加強聯合國的作用，這一點至關重要。美國內部存在一種錯誤觀念，認為聯合國會威脅到美國主權。MAGA羣體認為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美國可以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這種想法正是危險的根源。大國應承擔相應責任，而這責任的核心在於法律的約束。若沒有法律，每個國家都將為所欲為，衝突也就無可避免。因此，我們必須加強聯合國的權威，而非削弱它。  

我想這個想法對於美國政府來説是很陌生的，但我相信，俄羅斯、中國、歐洲、印度、巴西以及伊朗、土耳其等主要國家，都將支持加強聯合國的主張。這樣一個統一、團結的國際聲音，將對全世界產生積極影響。

在世界大變局中重建信任分論壇現場 博鰲亞洲論壇

**圖爾克：**我認為，我們首先需要採取一些聯合行動，因為大國的出發點和理念各不相同。例如，中國追求和平，始終保持高度的責任感，並在國際事務中展現出創新能力，如“一帶一路”以及全球發展倡議。同時，中國也與鄰國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和合作框架。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是否能夠發起某種聯合行動或活動，使大國共同攜手，遠離危險。  

在這裏，我提出三項建議，每項建議本質上各不相同：  

首先是在國際貿易領域，當前，世界貿易組織幾乎處於癱瘓狀態——美國拒絕理事會就成員任命以及推進相關討論，加之其保護主義政策不斷顯現，需要世界各國的反抗和對抗，我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法律框架作為基礎，同時採取具體、務實的行動，在這一框架下推動深入討論，尋求真正有效的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法應該是基於現有的成功經驗，而不是去製造障礙，這是第一個建議。

然後在軍事衝突領域：當今世界各地存在眾多衝突，約有50多起衝突發生在國家之間發生。比如烏克蘭，我們該怎樣實現一個有希望的未來？首先應該實現停火，然後採取一系列後續措施。這些措施可能包括在歐洲建立一個聯合的安全行動，通過組織化的安全活動，在歐洲範圍內形成一種確保持久和平的機制。我們可以設想一個面向和平的聯合行動設計，並在歐盟體系框架下，吸納更多成員，共同構建一個長久的和平機制和框架。

第三在人工智能與核武器發展領域，有人談到了怎麼樣讓大國採取集體且負責任的態度。儘管這並非易事，但大國應以集體行動推動相關問題的解決。

**提問：**請問鄭永年教授，是否有可能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建立信任？

**鄭永年：**中美之間建立信任，首先這非常重要。其次，我對未來持較為樂觀的態度。回顧特朗普總統第一任期時，中國一直非常有耐心，中國一直在關注特朗普總統，關注他的真實想法和意圖。

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我們與多位來自美國的嘉賓進行了深入溝通，事實上，我們可以開展很多工作來推動中美關係的信任建設。當前，我們無法給出一個明確的直接答案，只能持續觀察，並期待一個良好的結果。

在世界大變局中重建信任分論壇現場 博鰲亞洲論壇

**張軍：**今天的討論既深入又富有意義。我們都明白，對於這些複雜挑戰，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也不可能通過某個簡單手段在一夜之間重建信任。我們需要不斷探索，朝着正確的方向前行，探討如何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建立信任。

我們聆聽了各位的評論和分享，也充分認識到，我們擁有一個共同的未來，彼此相互依存。單靠一國自身難以使自己長期強大，即便今天強大，明天也未必如此。我們應該營造一種有利於共同發展的環境，這才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其次，根據我的理解，鑑於我們面臨的挑戰具有共同性，多邊主義仍然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最佳途徑。只有通過多邊合作，我們才能謀求共同發展。同時，我們必須維護和捍衞聯合國的作用，依託國際法的權威，確保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

我們也希望大國能夠承擔應有的角色和責任，無論是在多邊層面還是雙邊層面，通過建立相互信任來推動相關措施的落實。當然，對話同樣至關重要，我們應繼續開展類似的討論，就像保羅·蘭熱爾部長所提到的那樣，探索在多邊框架下推動更多雙邊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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