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建設福利國家，是否與製造業立國相背馳？
guancha
【文/ 高柏】
中國經濟如何走出低谷和選擇什麼樣的未來增長模式，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本篇主張的福利國家並不是指一種特定的國家類型或屬性，而是所有現代國家都應具有的一個重要職能，即發展強大的社會保障體系，按公平公正原則幫助全體公民應對現代經濟中的各種風險，通過鼓勵消費擴大需求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建設福利國家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有什麼關係？考慮到中國巨大的人口規模和發展不平衡的地域城鄉格局，建設福利國家現實嗎？建設福利國家是否與中國以製造業立國的國家戰略背道而馳？
本篇正是要論證：只要看清“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實質，就會理解建設福利國家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模式的不二選擇；正因為中國的人口規模巨大和地域城鄉發展不平衡，建設福利國家才能支撐中國經濟未來幾十年的發展；建設福利國家不僅與以製造業立國沒有矛盾，恰恰相反，它是中國成為製造業強國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福利國家將為先進製造業保駕護航，先進製造業將為福利國家提供強大的税基。
討論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模式，從歷史的縱深與比較的視野把握方向非常重要。“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説到底是全球化鐘擺運動、霸權更迭和科技革命這三大歷史長週期，在時隔一個世紀以後，又在經歷與20世紀上半葉十分相似的同頻共振。
要充分理解世界正在經歷的深刻變化與選擇中國經濟的未來之路，我們不僅要看看一個世紀前到底發生了什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前世與今生有何相似之處，而且還要看看世界大國，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是如何應對這兩次大變局的，以及中國在這兩次大變局中走過的路對今後的選擇有何啓示。
各國社會福利的支出比例
本文的主要觀點如下：首先，無論是一個世紀前，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每當全球化鐘擺運動由釋放市場力量向保護社會回擺，霸權更迭週期驅動的地緣政治使國家安全變得比效率更為重要，以及各國為發展科技革命帶來的新興產業激烈競爭時，發達國家對外都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通過提高關税來防止他國產品衝擊本國就業，併力圖確保萬一戰爭爆發時本國對能源、資源、供應鏈和市場的控制，以及通過建立排他性貿易集團在防範主要外國競爭對手的同時擴大本國新興產業的規模經濟。
其次，發達國家在一個世紀前的逆全球化過程中，普遍建立了以內循環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這個內循環模式有兩大支柱：一個是世人皆知的凱恩斯財政政策，在經濟蕭條期通過增加公共開支創造有效需求；另一個則是國內關注較少的福利國家，通過強化各種社會保障來降低民眾在現代經濟生活中面臨的風險，從而促進消費和刺激需求。
在福利國家的賦能下，二戰以後西方各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均以消費帶動需求為主，並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再次，西方國家在1870—1914年全球化鐘擺運動釋放市場力量的階段建立了各種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又在1930—1970年全球化鐘擺運動明顯轉向保護社會的階段，為應對市場失敗帶來的各種危機建立了強大的社會保障體系。
福利國家在西方從發端到普及，一直是自由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為爭奪人類社會基本政治經濟制度地位，通過對自身進行重大修正而做出的政治妥協。在全球化鐘擺運動中進行雙向的國家建設是西方國家迄今為止能夠安然度過三大歷史長週期的波動並維持其世界優勢地位的根本原因。
最後，中國在應對三大歷史長週期的波動時，先是在1949年後選擇了社會主義，採用計劃經濟為主的內循環模式，同時為國有部門提供全面的社會保障；然後在90年代初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又選擇以世界工廠為代表的外循環模式，並通過市場化減少政府在教育、醫療、住房和退休等方面的作用，依靠經濟發展的涓滴效應代替社會保障。
雖然中國經濟在2008年後開始向內需驅動調整，但仍然以政府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和以民間投資的房地產代表的供給側為主，需求側的消費一直相對較弱。儘管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開始注重搭建社會保障體系，但是其發展水平與中國經濟的體量和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相比相距甚遠，尤其是對各社會羣體的覆蓋程度存在較大的不平等。
時任中國代表團團長石廣生在多哈簽署中國入世議定書 網絡
簡言之，中國的國家建設亟須一次歷史性補課，對改革開放以來滲透經濟社會方方面面的效率至上原則做出重要修正，發展能在逆全球化時代各種嚴峻的挑戰面前以公平公正為原則有效保護社會的福利國家，更關鍵的是徹底打通福利國家與以內循環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之間的任督二脈，讓前者成為支撐後者運行的基礎。能否完成這個歷史使命在很大程度上將決定本世紀中國式社會主義能否應對自由資本主義的挑戰，也將決定中國的市場經濟能否避免走計劃經濟的回頭路。
為有效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需要一場認知革命，打破近半個世紀以來看待經濟問題時的三個思維定式。
第一是，放棄全球化會一直向前發展的線性歷史觀，嚴肅對待全球化鐘擺運動，在心理上接受中國經濟在逆全球化的歷史階段只能中低速增長這一新常態。
第二是，放棄以外循環為主時一談經濟就是供給、生產和出口的思維方式，認清在以內循環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中，沒有強大的需求、消費和進口，就無法長期支撐供給、生產和出口；只有提高收入在分配中的佔比，全面加強社會保障，不斷提高國內消費水平，才能繼續吸引外資並對沖海外的各種貿易保護主義，進而支撐製造業立國的戰略。
第三是，認清中國經濟在這一階段需要的絕不僅僅是一些臨時刺激措施，而是現代國家的制度建設，當務之急是以建設福利國家為抓手，促進經濟發展模式向以消費驅動的內循環為主轉型。
三大歷史長週期的同頻共振與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
當逆全球化衝擊本國就業時，各國都傾向於提高關税，把進口商品擋在境外；當地緣政治激化時，各國看待經濟問題時都用國家安全取代效率；當科技革命帶來各種新興產業時，各國也都力圖通過貿易集團化贏得國際競爭。日趨惡化的外部環境迫使各國不得不從外循環模式轉向內循環模式。
逆全球化與貿易立國的困境。一個世紀前，逆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標誌性指標是關税戰。如今關税戰不僅再現，而且正在不斷削弱世界貿易組織代表的多邊自由貿易秩序。全球化意味着商品的自由流動，不斷降低的關税曾經是測量全球化的重要指標。
然而，當市場失敗帶來的經濟危機迫使各國保護本國產業和就業時，提高關税限制商品的自由流動就成為重要的政策工具，關税因此成為測量逆全球化的重要指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金本位制崩潰後，世界貿易已經在下降，在世界產出中的佔比由1913年的27%降為1923—1928年的20%。1930年美國通過了《斯穆特—霍利關税法》，把近900種商品的進口關税一舉提高到60%。這個法案及其引發的各國反制導致世界貿易量在四年內下降三分之二。
特朗普2018年開啓的關税戰是本輪逆全球化的重要轉折點。發展到如今，不僅歐盟剛剛通過提高中國新能源汽車進口關税的決議，許多發展中國家也開始提高中國產品的關税。如果特朗普2025年1月回到白宮後真的將對華關税提高到60%，並把對其他國家的關税提高到10%-20%，不僅有可能使中國對美貿易順差歸零，而且將在世界範圍內進一步加重逆全球化的趨勢。從全球化鐘擺運動的週期來看，這是中國經濟未來10-20年裏必須面對的國際環境。
四輪關税加徵時間、附加税率及涉及產品金額
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至上原則。全球化逆轉通常帶來國際經濟秩序的崩潰，並削弱既存霸權國在其中的地位。當霸權國日益擔心自己可能被新興大國取代，地緣政治的競爭就變得十分激烈。在奔向修昔底德陷阱的路上，國家安全取代貿易帶來的效率和福利，成為大國管理經濟的新原則。地緣政治的激烈競爭徹底改變了各國對全球化時期形成的相互之間經濟依賴的看法。
在20世紀20-40年代，“生存空間”是許多國家主導對外政策的原則，最近幾年其翻版開始以“脱鈎”“去風險”“友岸”或者“近岸生產”的新形式出現。從國家安全的視角看經濟現象的另一個後果是把經濟依賴武器化，既存霸權國經常依靠經濟制裁來壓制新興大國。英國在一戰期間對德國實行了廣泛的禁運；30年代末期美國對日本的石油禁運，是日本決定偷襲珍珠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俄烏危機爆發後，西方國家把俄羅斯踢出SWIFT，並對它實施了數以萬計的經濟制裁。俄烏危機以來西方凍結俄羅斯外匯儲備的行為，導致許多國家開始尋求去美元化，這正在削弱以美元為關鍵貨幣的國際金融秩序。在這種日趨嚴峻的外部環境中，各大國之間必然會進一步降低對潛在敵對國在經濟方面的依賴性，並確保萬一爆發軍事衝突時本國供應鏈的安全。
科技革命與貿易集團的出現。科技革命帶來的新興產業在發展初期通常需要大量投資，但是同時國內市場又比較小。只有新興產業的公司進入更大的國際市場，才能實現規模經濟並獲得投資回報和利潤。當逆全球化開始影響國內就業，地緣政治競爭日趨激烈時，國與國之間的技術競爭，特別是在地緣政治中屬於不同陣營的國家之間的競爭，會推動各國組成按地緣政治劃界的貿易集團。
這種貿易集團的目的是既能擴大本國新興產業的規模經濟，又能用關税防範地緣政治中的對手。1932年，英國率領英聯邦國家締結了《渥太華協議》，隨後幾年裏德國與一系列東歐國家也簽訂了類似的協議，日本與亞洲的殖民地，包括其扶植的偽滿洲國及汪偽政權簽訂了相關的關税協議。這些協議的目的都在於擴大其新興產業產品的海外市場，擴大規模經濟和提高投資回報率和盈利。
在本輪科技革命的國際競爭中，中國企業依託本土超大規模的市場，彼此之間進行激烈的競爭，勝出的企業不斷擴大規模經濟，在光伏、風電、新能源汽車和無人機等若干產業建立起強大的競爭優勢。面對中國企業的競爭優勢，歐美國家對中國各種新興產業的出口紛紛祭出高關税，防止中國企業佔領它們的本土市場，摧毀其新興產業；同時，為擴大本國企業的規模經濟，它們也在建立各種聯盟。
三次科技革命的比較
三大歷史長週期的同頻共振與福利國家的發展
無論是逆全球化對國際經濟秩序的衝擊，還是科技革命改變了國際政治經濟中的力量對比，最後都導致既存霸權國的相對衰落和地緣政治矛盾的激化。在充滿危機的國際環境中，建設福利國家成為各國向以內循環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必然選擇。
大蕭條與福利國家
在大蕭條的衝擊下，大多數西方人都認識到，缺少束縛的市場已經成為帶來經濟危機和不平等的破壞性力量，必須要建立對它的反制。當時的共識是隻有政府才有足夠的體量、資源和意志來扮演這個角色。
羅斯福新政在三個方面重新定義了美國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一是在金融領域通過各種立法約束市場力量，包括1933年分離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併為個人儲蓄者在商業銀行的存款提供保險，1934年限制商業銀行使用保證金購買股票，併成立聯邦證券交易委員會來監督金融市場。二是在市場失靈時找到它的替代機制，例如政府通過擴大財政開支支持各種公共投資項目，《全國工業復興法》試圖支持強制性卡特爾，雖然最終被最高法院判定為違憲。三是與福利國家有關的各種項目。
美國前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
美國建設福利國家的第一大舉措是向民眾提供救濟。美國於1933年成立了聯邦緊急救濟署，這個機構在大蕭條期間先後開支達40億美元，覆蓋了兩千萬的人口，而當時美國的人口規模才1.25億。為避免州政府的腐敗和漫長的審查手續，聯邦緊急救濟署在各州福利機構之外另建一套救濟系統，並規定其工作人員必須接受社會工作專業人士的監督。
第二大舉措是提高工資，擴大勞動收入在分配中的佔比。要實現經濟的內循環，消費是需求的主要支柱，而要增加消費就要提高工人工資。大蕭條之前，美國的資本一直抵制工會提高工資的要求，工會經常訴諸罷工來對資本施加壓力，勞資對立在大蕭條期間達到新高潮。民主黨意識到，只有建立一個能約束僱主權力、增加勞工職場權利的新型勞動關係，才有可能實現勞資之間的妥協。
為此，羅斯福成立了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監督僱主與工會的談判。在民主黨政府的扶植下，美國勞工運動迅速發展，工會會員總數由1932年的不到300萬人增長到1945年的1500萬人，在工業僱員總數中的佔比從不到10%增長到35%。工會不斷擴大的政治力量迫使資本不得不拿出更大比例的利潤與工人分享，為發展美國式的基於僱主的社會保障體系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
第三大舉措是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美國於1935年成立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系統，從失業保險和老年退休金這兩個主要方面幫助美國人降低現代生活中的風險。雖然全球化從80年代初又轉向釋放市場力量，福利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也經歷了諸多改革，但它不僅沒有像許多人預測的那樣走向衰落，反而展現出比較強的韌性。
一項涉及53個發展中國家與14個發達國家的比較研究，考察了各國在1972—1995年社會保障與福利支出在GDP中佔比的變化。其中發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出現較為明顯的反差。OECD國家的社會保障與福利支出在GDP中的佔比在1972年的平均數為12%，到了1995年則變為16%。
而發展中國家的這一數字在1972-1974年為3.2%，到了1996年則降為2.5%。在此期間，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貿易和資本流動都呈現上升狀態，只有社會保障與福利支出出現不同的走向。這顯示即使在全球化加速後，發達國家對社會保障和福利支出的重要性仍然有清醒的認識。
大蕭條時期排隊領取食物的孩童
美國應對新冠疫情的措施，充分地體現了羅斯福新政在重大危機中果斷救濟的政策遺產。《紐約時報》指出：“在疫情暴發初期一片恐慌的日子裏，美國政府做了一件以前難以想象的事情：它在幾周之內就把自己轉變成一個歐洲式的福利國家，為窮人慷慨地提供醫療救助和食品券，提供新的有薪病假和看護病人假，並擴大學校免費午餐等聯邦福利，還使一些與疫情相關的福利——比如來自刺激法案的發給個人的支票和兒童税收減免——擴大到近於普適的程度。”
自從2020年3月起，美國政府據估算先後花費了5萬億美元來幫助個人和企業。1500萬名以上通常不符合社會保障與福利標準的人，如非全職僱員和依靠獨立合同為生者，被覆蓋了整整一年半。無需贅言，這些措施導致聯邦債務的急增，許多人擔心未來美國是否會爆發債務危機，而且這些短暫措施結束後美國經濟出現了消費下降的趨勢。然而，美國經濟在疫情以來的運行狀態，至少迄今為止，仍然好於其他所有大國。
科技革命與福利國家
福利國家背後的推動力，是工業化與城市化給人們帶來的一系列風險。首先，工業化需要大量靈活的、可流動的勞動力。在經濟發展的早期，工人基本上來自農村。當農民離開過去的大家庭和鄰里，就失去了傳統的社會支持，只能依靠勞動力市場維持生計。
其次，工業化帶來複雜的分工，使工人學習的專業技能，在很多情況下只能在特定的工廠使用，一旦失業，再就業就成為很大的挑戰。最後，隨着城市化使核心家庭成為主要家庭形式，老年人的贍養也成為一個挑戰。所有這些與工業化、城市化相關的風險，都要求公共的解決方案。
20世紀初電氣化和流水線技術的廣泛採用開啓了批量生產的時代，這從消費端呼喚福利國家的誕生，因為要想支撐大量生產持續運行，必須不斷擴大消費市場。這不僅需要遠高於僅能維持基本生計且不斷增長的可支配收入，還要對未來收入和抵禦風險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
美國在20世紀20年代發明了分期付款後，曾一度依靠前所未有的金融擴張帶來奢侈品消費的增長和商業繁榮，但是工資卻沒有跟上消費增長的速度。資本在只顧賺取鉅額利潤的同時，也在不知不覺中為走向大蕭條準備了條件。當工資和消費無法跟上新技術的應用，科技革命帶來的一時繁榮只能被週期性的蕭條平衡。這正是各種只強調供給側的發展模式看待經濟循環時的一大盲點。
20世紀初的英國工廠
在大蕭條的巨大沖擊下，科技革命帶來的產業結構變化，為美國建設福利國家提供了有力的政治環境。當時美國和國際投資者都放棄投資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和農業，轉而投資汽車、鋼鐵、化工等資本密集型產業。與前者把工會視為巨大威脅不同，後者對資本支出中佔比較小的勞動力成本沒有那麼敏感，它們需要的是規模更小、更穩定、素質更高的勞動力。
對資本密集型的大企業而言，民主黨推行的全國社會福利改革相當於在所有企業之間平攤改革的成本，這非常符合它們的利益。於是，資本密集型產業成為民主黨建設福利國家的政治盟友。歐洲各國的情況也與美國十分相似。
對今天的中國而言，工業機器人的廣泛應用和人工智能的迅速發展，使建設福利國家必須提上中國的議事日程。
從2022年起，中國工業機器人裝機量位居世界第一，近兩年，中國工業機器人的需求一直佔世界總需求的一半以上；其中2023年中國在世界工業機器人裝機量中的佔比電子工業為62%，汽車為48%，這兩個行業在2018—2023年每年都以平均11%的速度增長。中國新能源汽車造車新勢力搭建的“工業4.0”標準的“黑燈工廠”充分顯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將不可避免地對就業產生衝擊。
人工智能帶來的最大挑戰是，當更多的人被排除出生產過程時，如何解決分配的問題。迄今為止，世界各國的經濟制度一直是按勞分配，但隨着機器人日益取代人的勞動，越來越多的人將會失去參與按勞分配的機會。這將是人類社會在21世紀面臨的最重大的政治經濟課題之一，在此背景下，福利國家的作用將變得空前重要。
黑燈工廠
兩次世界大戰與福利國家
一個世紀前的霸權更迭週期驅動的地緣政治衝突，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這兩次規模空前的軍事衝突，對福利國家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一項關於兩次世界大戰如何影響了福利國家發展的14國比較研究有諸多發現。
第一，戰爭對福利國家的影響因戰爭的烈度而有所不同，對發動戰爭的國家影響最為深刻。同時，與發生在海外戰場的戰爭相比，發生在本土戰場的戰爭導致更多的破壞，對福利國家的需求更強。
第二，大國和準備發動戰爭的國家在戰爭準備期更關心福利國家的建設。
第三，戰時經濟管制和戰爭動員極大地加強了國家能力，政府權力的集中、財政的強化以及強有力的官僚機構的建立，都提高了政府管理福利國家的能力。
第四，一場全民戰爭要求集中權力、大眾的忠誠以及消除等級制，不僅政企之間、執政黨和在野黨之間不得不合作，而且由於兵源和工源都處於短缺狀態，工人階級和長期被邊緣化的社會羣體在國內政治中的地位上升，資本或者中產階級則要為戰爭埋單。
第五，戰敗、戰爭動員和戰爭引起的國內政治羣體勢力對比發生的變化，經常成為民主化和選舉改革的導火索。公民為國家做出的犧牲必須平等的邏輯，不僅導致税收的強化和税率的累進制，而且把選舉權推廣到社會的大部分羣體。
第六，戰爭結束後，做出各種犧牲的各國民眾要求政府滿足各種戰後需求，其規模與戰爭的烈度（動員比率、戰爭造成的破壞和人員傷亡）直接相關。戰後的社會需求在發動戰爭的國家尤其強烈，因為這些國家在戰爭後期在本土戰場有大量死亡的士兵和平民、大量被破壞的房屋和基礎設施，以及戰爭帶來的經濟蕭條、食品短缺、無家可歸與大規模失業等問題。歐洲國家在戰後初期出現大量社會立法，證明這些國家發展福利國家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們深度地捲入了兩次世界大戰。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地緣政治仍然深刻地影響着福利國家的發展，最明顯的標誌是冷戰的壓力一直把美國共和黨往左翼的方向推。共和黨的強硬派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面臨一個痛苦的選擇：是開羅斯福新政以來各種福利國家舉措的倒車，還是向工會做出更多的讓步。
如果堅持其信仰，共和黨就應該削弱工會的政治勢力，結束政府對經濟的規制，大幅度削減政府開支，重建19世紀版本的自由放任。然而，如果這樣做，共和黨也必須承擔失去選票的風險。仔細觀察這一時期的美國政治就會發現，共和黨為了反共，往往對工會做出比民主黨更多的讓步。冷戰把羅斯福新政開始的自由主義政策，從一個臨時的政治運動變成持久的政治秩序。
2018-2022年地緣政治事件
戰爭與福利國家的關係在俄烏危機中也得到凸顯。俄烏衝突後俄羅斯面臨為擴充兵員而提升參戰人員福利待遇的急迫需要。在2026年前，俄羅斯要將軍隊編制增加至150萬人，其中合同制軍人的數額將增加至69.5萬人。為解決前線兵力短缺和兵員徵集面臨的難題，俄羅斯政府開始大幅提高參戰人員的福利待遇，並開出高額報酬吸引更多的俄羅斯人蔘軍參戰。
2023年10月，俄羅斯通過法律，規定參戰人員的工資自當月起增長10.5%，支付給陣亡軍人遺屬和傷員的撫慰金也相應增加。目前，莫斯科市給合同兵的單人一次性獎勵已經增加到230萬盧布，加上工資、津貼以及家屬補助，一名合同兵服役第一年可以拿到520萬盧布，是莫斯科人均收入的4倍多。
以上分析顯示，一個世紀前西方發達國家為應對三大歷史週期同頻共振帶來的挑戰，普遍建立了以保護社會為目的的福利國家，並實現了以消費驅動需求、以內循環為主的經濟發展。在當今中國，2008年前形成的世界工廠模式仍然有強大的慣性，向以內循環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在認知層面仍然面臨巨大挑戰：為什麼世界工廠模式將難以為繼？建設福利國家為什麼可以幫中國的製造業擺脱困境？
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高柏近十年思考與寫作的結晶，以高度跨學科的分析框架，剖析“大變局”的實質，揭示各國在全球化鐘擺運動、霸權更迭和科技革命這三大歷史長週期的兩次同頻共振中面臨的挑戰及其應對的歷史同時代性和共同特徵。
本書的理論框架進化長達35年之久。作者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美貿易戰最激烈的階段，將卡爾•波蘭尼所揭示的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由釋放市場力量轉向保護社會這一歷史宏觀變量納入其理論框架，並在後來的寫作中將其擴展到對戰後資本主義的分析，概念化為“全球化的鐘擺運動”，把它作為與霸權更迭週期並重的，導致國際經濟秩序與國內政治經濟發生深刻變化的歷史驅動力。
《把脈：全球鉅變與中國經濟》，高柏著，三聯書店
當2008年以來這些歷史長週期運動又一次對國際經濟秩序產生重大影響時，特別是當中美貿易紛爭爆發後時，這些經過長期發酵和積累形成的跨學科的理論框架開始展現出強大的解釋力，為理解中國經濟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提供了十分獨特的視角。這種從歷史的縱深與比較的視野分析中國經驗與其它國家的歷史同時代性，對我們思考中國如何應對逆全球化，地緣政治和科技革命的挑戰、選擇何種未來經濟發展模式有特殊的參考價值。
從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汲取養分，創造與西方自由主義民主不同的政治哲學和治理模式，讓中國以一種新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義不容辭的責任。本書即是這方面的一個嘗試。
儒家是中國歷史上的主流政治哲學，也是中國人深層心理結構的總結。本書回到先秦儒家，從儒家經典著述裏發現和汲取養分，用現代分析哲學的方法對之進行闡釋，挖掘儒家文化的現代意義，構建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現代政治哲學。本書可以看作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方面的一種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