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歷史正在鬆動，德國人對軍工企業的看法變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俄烏戰爭的硝煙，為德國軍工巨頭萊茵金屬公司（Rheinmetall）帶來了空前的商機。這場始於2022年的軍事衝突，不僅重塑了歐洲的安全格局，也改變了軍火產業的發展軌跡。

2024年，萊茵金屬交出了一份令人矚目的成績單：根據公司自己提供的數據，營業額較上年增長了36%，高達97.51億歐元；營業利潤15億歐元，同比增長61%。預計今年的增長率可達25%至30%。

公司的訂單總額已攀升至550億歐元，較戰前翻了一番多。從坦克到火炮，從彈藥到軍用卡車，萊茵金屬的產品線滿足了現代戰場的眾多需求。

萊茵金屬兩年來的業績飆升，可以説是地緣政治變局的直接體現。

萊茵金屬1998年至2024年的營業額圖表

訂單像雪花一樣飄來，政府也與軍工企業簽署了確保可持續性發展的框架協議，聯邦議會和參議院已批准了大手筆資金儲備等……這一切似乎都預示着德國軍火企業的春天到來了。

為了應對眼下的“供不應求”局面，萊茵金屬在加大投資、增建新廠的同時，也把眼光瞄準不景氣的德國汽車行業，呼籲那裏失業或面臨失業的工人前來加盟。

資本市場對這一趨勢做出了積極響應。自俄烏戰爭以來，萊茵金屬的股價實現了驚人的十倍增長。這一漲幅不僅反映了投資者對公司前景的看好，更折射出整個歐洲正在進入一個新的軍備競賽時代。

當然，萊茵金屬的成功並非孤立現象。它是歐洲，尤其是北約國家整體防務政策調整的縮影。

在戰爭陰影下，各國紛紛提高軍費開支，為軍工企業創造了巨大的市場空間。萊茵金屬正是這一趨勢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的業務重心正在發生明顯的轉移。目前，80%的收入來自軍事領域，而其作為汽車零部件供應商的角色日漸式微。

這一轉變不僅體現了公司的戰略調整，也反映了整個工業界對地緣政治變化的回應。

德國人為何對軍工企業頗有牴觸？

俄烏戰爭給德國的軍火工業帶來了高光時刻。

可是，曾幾何時，非軍工企業的老闆以及政府官員在公開場合連與萊茵金屬CEO帕珀格（Armin Papperger）同框都躲之不及。

生產坦克變速箱和軍艦推進系統的倫克公司（Renk）董事長維甘德（Susanne Wiegand）也發現，政客們又開始樂於在坦克或飛機前拍照了。她説：“這在以往是不可能的。看來，軍工業已擺脱了之前骯髒的形象。”

德國政界對軍火商態度複雜。前排從左起：萊茵金屬老闆帕珀格，時任國防部長皮斯托裏烏斯，時任總理朔爾茨。圖像來源: Fabian Bimmer/REUTERS

那麼，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裏，軍工企業和軍火生意在德國為何如同色情或賭博業一樣令人不齒呢？

説來這還與德國兩次發動世界大戰而又兩次戰敗的歷史密切相關。

二戰中，德國的軍工企業遭受重創。理由很簡單，盟軍認為它是支撐納粹政權和軍事擴張的主要棟樑，因此將其鎖定為軍事打擊的主要目標。

戰後，由於擔心德國會死灰復燃，重新對鄰國乃至世界構成威脅，戰勝國對德國軍工企業再次施以重手。同時，作為賠償的一部分，很多軍工器械都被拆裝打包，運往戰勝國（特別是蘇聯）。

這是二戰在物質層面給德國軍工帶來的巨大損失。

但盟軍很清楚，物質層面的損失並不能從根本上打垮德國人。畢竟，一戰後的《凡爾賽和約》也對德國實施了嚴懲，但最後都被納粹一一化解，並在二十年後捲土重來。

於是，從1945年7月開始直至1951年4月，四大戰勝國在各自的佔領區內實施了所謂“去納粹化”（Entnazifizierung）措施，目的是從社會、文化、新聞、經濟、司法、軍事和政治領域清除納粹影響。

換而言之，就是將原先的國家機器徹底砸爛重構，在公共行政部門將納粹分子和軍國主義分子清理出去，在意識形態方面對人進行“洗腦”。

這場歷時差不多6年之久的“去納粹化”運動，對德國社會以及人們的思想帶來了巨大影響，德國官民對軍工企業和軍火商的負面看法也由此而生。

具體説，這個“負面印象”主要基於以下兩個認知：

1）德國軍火企業讓納粹政權“如虎添翼”，因此同樣要對戰爭及其後果負責。也就是説，很多德國人在經過“洗腦”後也認為，德國的窮兵黷武以及後來的戰敗結局與軍火企業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2）德國軍工企業從納粹的戰爭機器和廉價的強迫勞動中獲利。這些勞力中有相當部分是被關押的猶太人、戰俘和擄來的外國平民，而且勞動和生活條件非常不人道。戰後，這些企業雖然受到抑制和削弱，但許多公司負責人並未受到法律追究，也沒有負罪感。

以德國著名軍工企業“黑克勒&科赫”（Heckler & Koch）為例：

公司創辦人黑克勒（Edmund Heckler）可以算是位“老軍工”了。他從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在以生產反坦克武器“鐵拳”（Panzerfaust）而出名的雨果·施耐德股份公司（Hugo Schneider AG）工作；1940年後接管了該公司位於萊比錫附近一家分廠的管理工作；同年，他加入了納粹黨。

據歷史學家們披露，來自奧斯維辛、布痕瓦爾德等集中營的1000多名囚犯，被帶到他那裏從事強迫勞動。他們經常受到折磨和虐待，有的甚至失去了生命。在戰爭的最後幾天，包括黑克勒在內的公司負責人擔心工人們會出來作證，揭露非人道待遇和非正常死亡情況，所以匆匆遣散了上千名強迫勞工，其中不乏婦女。

在戰後的“去納粹化”審查中，黑克勒由於沒有擔任過納粹行政職務而被劃為“五類分子”中的第四類——“追隨者”（Mitläufer），即“只是名義上參與或支持納粹統治的人，如繳納黨費、被動參加集會、履行普通義務等。

與前三種人（“主犯”、“重大責任者”和“較輕責任者”）相比，“追隨者”受到的處罰不重，只是有一定的報告義務以及居住和職業限制，還有就是喪失被選舉權，並要求向“戰爭賠償基金”支付一定的罰款。

其實，黑克勒戰後“倖免於難”，最關鍵的原因在於他與美方打交道時表現得“極其合作”。

戰後，黑克勒成立了一家以生產縫紉機零件等民用產品為主的公司。1955年5月，西德加入北約，開始重新武裝，黑克勒抓住這個機會，迅速從原先的毛瑟槍兵工廠招兵買馬，為後來的“黑克勒&科赫”軍工企業打下了基礎。

鑑於上述歷史和民眾的厭戰心理，德國政界對軍工的態度不是疏遠就是若即若離。據説，默克爾當年對軍火生意也比較牴觸。

2014年第一次烏克蘭危機爆發後，時任德國副總理兼經濟和能源部長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與聯合政府中的基社盟主席澤霍費爾（Horst Seehofer），曾就“放寬還是審慎對待武器出口”問題發生過一場激烈的爭論。

社民黨籍的加布里爾明確表示，德國不應為了經濟利益而過於草率地與外國做“與死亡有關的生意”（Geschäft mit dem Tod）。

政府對軍工的這類消極態度導致兩個結果：第一，對軍火出口管制嚴格，程序複雜；第二，德國軍工企業不得不“狡兔三窟”，在其他國家和地區開廠生產，以避開本國嚴苛的出口管制。

德國人是個相當“心重”的民族，戰敗這個“十字架”背了幾十年，有些心理陰影漸漸成了一種社會“常態”。而這類戰爭“後遺症”在前蘇聯和美國就不存在，那裏的軍工被稱為“國之重器”，武器出口一直是引以為傲的外匯來源。

對比之下，兩者的區別其實就一個：戰敗國與戰勝國。

隨着俄烏戰爭的爆發以及歐洲戰略脱美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人們開始意識到軍火工業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德國工業聯合會主席萊賓格（Peter Leibinger）指出，“這方面社會觀念的轉變雖然才發生不久，但是，投身國防科技研發生產的人，最起碼可以不用再覺得自己從事的是有道德缺陷的行業了。”

真的是這樣嗎？未必全是。

德甲賽季首場比賽即遭遇抗議，球迷舉起的橫幅上寫道：“操蛋萊茵金屬交易”，“沾滿鮮血的2000萬”，“金錢第一，道德第二”，“喪盡天良”

就在去年五月，生意上揚眉吐氣的萊茵金屬向德國著名甲級足球俱樂部多特蒙德開出豐厚的條件，並最終簽訂了贊助協議。沒想到，這筆交易引發一場不小的爭議：和平主義者、人權組織及部分球迷對此提出了尖鋭批評。

由此可見，即便在“生意經”大有改觀的今天，德國社會對軍工的成見並未消失得無影無蹤。

萊茵金屬的歷史“污點”及反思態度

德國的戰敗，也讓本國許多企業受到程度不同的“牽連”，有的甚至被跟着一起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譬如：

上世紀二十年代成立、開始以生產男裝為主的雨果博斯（Hugo Boss），它在當時的經濟蕭條中幾近破產，後來轉營為國防軍、衝鋒隊、黨衞隊生產製服，戰後也因此而“獲罪”。

慕尼黑的寶馬公司在納粹掌權後，得益於希特勒的戰爭計劃，公司營業額從1933年的3250萬帝國馬克增長到1939年的2.8億帝國馬克。既然是納粹的既得利益者，戰後必然受到了牽連。

最富戲劇性的是保時捷的命運：對創始人費迪南德·保時捷（Ferdinand Porsche）來説，1933年5月與希特勒的那次會面是一個轉折點。時年57歲的他因經營不善而債台高築，因此想利用這次來之不易的覲見機會，從元首那裏拿到高額的國家補貼。希特勒原本打算把這些補貼全數撥給奔馳，但最後還是決定給了保時捷。公司業務從此時來運轉，蒸蒸日上，同時也把自己綁在了希特勒的“戰車”上，戰後自然是“吃不了兜着走”。

歷史不可逆，生意還得做。糾結於歷史和現實的德國軍工企業該怎麼辦？

為了過關和減少處罰，它們程度不同地試圖隱瞞各自“不光彩”的歷史，設法與納粹撇清關係，做必要的切割。

萊茵金屬集團也不例外：它雖然宣稱在對待歷史問題時會力求透明，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萊茵金屬公司網頁上“125週年回顧專稿”封面圖

公司的官方網站刊登了紀念企業成立125週年的回顧專稿，其中雖有涉及“強制勞動”和“倖存者回憶”，但找不到多少深挖和檢討的筆觸。有趣的是，編輯煞費苦心地稱這些文稿是“偏離主流敍事”（abseits des historischen Mainstreams）的作品，其意圖不言而喻。

其實，萊茵金屬對納粹政權至關重要，也因此被完全國有化，改名為“赫爾曼·戈林帝國工業聯合企業”（Reichswerke Hermann Göring）。它與法本公司（I.G. Farben AG）和聯合鋼鐵股份公司（Die Vereinigte Stahlwerke AG）一起，並列為納粹德國最大的企業集團。

然而，公司網站並未提及這些比較“棘手”的信息，更多的是描述企業戰時面臨的挑戰，如大量工人被徵召入伍，不得不由婦女和強制勞工接替軍需生產；還有就是抱怨官僚機構阻礙了戰時所需的武器生產等等。

萊茵金屬的另一個歷史“污點”，是更早前與德國極右勢力的關係。

1918年-1919年間，德國爆發“十一月革命”（November revolution）。萊茵金屬也捲入其中：它資助的“反布爾什維克聯盟”極右組織參與了對“斯巴達克同盟”起義的鎮壓，以及針對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這兩位革命黨領導人的暗殺行動。

1933年，瀕臨破產的萊茵金屬被納粹接管，成為“國企”。二戰期間，公司擴大生產規模，大量使用強制勞工、戰俘和囚徒。

萊茵金屬一方面承認使用過非法勞動力，但聲稱並不清楚這些人當時所受的非人待遇；同時，又通過“非主流敍事”等方式來為自己“洗白”。

萊茵金屬的這種做法，在德國傳統大企業中很具代表性。

軍火工業中的“德國元素”

從最先的火藥運用到後來生產的標準化、完整化和系列化，軍火工業的發展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在19世紀工業化進程中，西歐軍工業持續發展。最初僅有少數傳統國營兵工廠生產火器，後來英法德等國內逐漸湧現出一批私營巨頭：

法國“鋼鐵之王”施耐德家族（Schneider）的大型鋼鐵廠承接大量戰爭物資的生產，其在大西洋沿岸的造船廠，被用以開發潛艇和魚雷。

歐洲的軍艦建造則由英國主導，特別是維克斯公司（Vickers）。它還製造火炮、彈藥、汽車和飛機。上世紀二十年代，維克斯與其最強勁的競爭對手——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斯公司（Armstrong Whitworth）合併，實力變得更加強大。

作為一個新興列強，德國的企業和科研成果也在軍工發展中留下過濃重的筆墨。當時德國軍火工業的代表首推被譽為“德意志帝國的火炮鍛造廠”的克虜伯公司（Krupp）。

最初，它通過為鐵路生產無縫鑄鋼而獲得豐厚利潤。後來，在1870/71年普法戰爭中，阿爾弗雷德·克虜伯（Alfred Krupp）研製的鋼製後膛炮（C/64/67型）射程超4公里（是當時常規火炮兩倍以上），其高射速（每分鐘10發）與精準度在色當戰役中形成毀滅性打擊。法軍雖在沙斯波步槍與米特拉約斯機槍的射速方面佔優，仍難抵擋普魯士後膛針發槍的攻勢。

從此，克虜伯產品威名遠揚，一發不可收拾，成為軍火工業中的佼佼者。

克虜伯公司生產鋼製後裝炮的車間，這種炮使該公司在國外也享有盛名（1904年）。圖片來源：ullstein bild

克虜伯不僅會造槍炮，也很會搞關係。

公司與帝國政府和德皇本人的私交都很好，加上當時缺乏有力的火炮同行競爭，所以，它在德國軍備生產中獲得了近乎壟斷的地位，產品甚至遠銷中國。

不過，由於受軍國主義宣傳的影響，當時的軍工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長期被高估。例如，1907年德國其實只有不超過2%的工人從事戰爭物資生產。

今天的歷史學家普遍認為，大型軍火公司在一戰爆發時並未起到決定性作用，但軍方與經濟界的合作的確越來越緊密。

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德國化學工業：

1915年，一戰才進行一年，德軍就因協約國封鎖硝石供應而面臨彈藥耗盡。眾所周知，硝石是製造火藥和炸彈不可或缺的原料。

在這個緊要關頭，幸好化學家哈伯（Fritz Haber）和博什（Carl Bosch）在戰前就研發出氨合成法（Ammoniaksynthese）。這項突破性工藝一方面實現了人造肥料的大規模生產（堪稱一場農業革命），同時，它也可以被用於批量製造硝酸。

經過軍方、化工企業與科學界的共同協商和通力合作，當時已是化工巨頭的巴斯夫公司（BASF）利用國家資金建造了大型工業化生產線，挽回了德軍所處的窘境，戰爭得以持續。

可以説，是德國化學工業暫時改變了一戰的進程。

另一個化工影響戰局的例子是毒氣生產：當時，哈伯研究所陸續開發出多種毒氣，由德國拜耳公司生產。首次將毒氣投入戰場是1915年在比利時北部佛蘭德附近的伊珀爾（Ypern）。

此外，交戰雙方都需要化學家用科學手段來尋找被封鎖物資的替代品。譬如，協約國亟缺化工和光學產品，而同盟國則面臨原料短缺。由此，化學工業獲得了全新的軍事地位，也首次預示着鋼鐵製造商即將失去其在軍工業的主導地位。

兩次世界大戰被稱為“工業化”戰爭，也是民用工業的創新成果被轉化為軍事用途的“試驗場”。

1939年，就在二戰爆發前夕，德國亨克爾公司（Heinkel）研製的首架噴氣式戰鬥機（He 178）成功首飛。此外，它還生產了世界上第一架使用“彈出式座椅”的軍用飛機。

德國的火箭技術也曾領先世界：1944年，德國“V-2”火箭成為該技術的首個實戰應用，給英國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壓力，並差點兒改變二戰的最後結局。

在二戰期間，工業界前所未有地轉型為戰爭物資供應商。相較於一戰，軍工的研發與生產決策權進一步集中到政府、軍方、工業界與科研機構組成的聯合部門。

在戰爭後期，納粹德國由於機構重疊而嚴重影響了戰時經濟的效率。相比之下，美國則完善了“軍工複合體”的協作模式。最後，歐洲諸如維克斯、克虜伯這樣的傳統軍工巨頭漸落下風。

1945年8月簽署的《波茨坦協定》規定對戰後德國進行所謂“4D”改造，即，非軍事化（demilitarisation）、去納粹化（denazification）、分權化（decentralisation）和民主化（democratisation）。

德國軍工業在“非軍事化”過程中幾乎被拆了個精光，直到50年代中期西德融入西方並開始重新武裝後，德國軍工才慢慢恢復元氣。

德國嚴格的軍火出口管制

在德國，軍事物資除了武器和彈藥之外，還包括運載工具，導航技術和防身裝置。聯邦國防軍（Bundeswehr）本身不生產，但參與武器系統的測試和對友軍的培訓。

德國《基本法》（Grundgesetz）第26條共含兩則：第一，禁止本國發動侵略性戰爭，也就是説，任何從德國領土對外發動的戰爭都是違憲行為，都會受到懲罰。第二，用於戰爭的武器，都必須經過德國政府的批准，方可進行生產、運輸和投入使用。

除基本法外，軍火出口還須遵守《對外經濟法》、《對外經濟條例》和《戰爭武器管制法》。其中，出口戰爭武器必須符合《戰爭武器管制法》，其他軍事物資則依據《對外經濟法》。

德國聯邦政府的武器出口政策歸納起來有以下重點:

·人權考量：在決定是否批准武器和軍事裝備出口時，目的地國家和最終用户國的人權狀況是一個關鍵考量因素。

·最終用途控制：必須有效確保武器和軍事裝備留在訂貨的最終用户手中。在批准出口之前，會對最終用途進行全面審查和評估。

·對歐盟、北約及其盟國的出口：原則上不受限制，除非有特殊政治原因。

·對第三國的出口：採取限制性政策。除非有特殊的外交或安全政策利益，否則不批准出口戰爭武器。

·小型武器：原則上不再批准向第三國出口小型武器。

·衝突地區：不批准向捲入武裝衝突或可能爆發武裝衝突的國家出口武器。

·可持續發展：關注軍費開支過度膨脹是否會嚴重損害接收國的可持續發展。

·國際義務：考慮接收國在反恐、遵守國際義務、軍控和裁軍等方面的表現。

這些原則體現了德國政府在武器出口問題上採取的謹慎和限制態度，特別強調了人權、衝突預防和國際義務等因素。

但在實踐中經常出現與上述原則相矛盾的情況，譬如，在西方眼裏人權紀錄不佳的沙特，民主架構有嚴重缺陷的埃及，衝突主要參與國以色列等，都是德國武器的接受國。因此，德國在野黨，還有媒體輿論，多有對政府軍火出口實踐的詬病。

根據官方提供的數據，2024年，聯邦德國政府批准的武器出口創新高，總額達到132億歐元，其中包括81億歐元的戰爭武器和約51億歐元的其他軍事裝備。

出口量創紀錄的主因是俄烏戰爭：援烏軍火出口額達81億歐元，佔所有批准出口的62%。

結語

深諳辯術的古羅馬政治家兼哲學家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既留下“整個世界都是瘋人院”這般至今仍發人深省的洞見，也為軍火商們提供了“欲求和平，先備戰爭”（Si vis pacem para bellum）的致富箴言。

烏克蘭戰局似乎印證了這句古訓。

如今，令西方主流媒體和和平主義者陷入兩難境地的是，若非歐美持續不斷的“軍援”，烏克蘭這個國家恐怕早已從地圖上消失了。

換而言之，沒有他們嗤之以鼻的殺人武器，被他們高歌頌揚和竭力維護的和平與自由可能已不復存在。因此，對他們而言，“民主與自由”的防線不再侷限於阿富汗的興都庫什山脈，而已擴延至烏克蘭的基輔、哈爾科夫或赫爾松。

在軍火生意火爆的今天，德國社會在問：靠軍火牟利在道德上真能自洽嗎？這難道不是向現實政治投降嗎？

這也是當年倡導和平的德國“六八學運”老將們和“週五為未來”（Fridays for Future）的年輕抗議者對現狀發出的警告。

苦澀的結論是：在可預見的未來裏，世界仍離不開武器。

德國總理府前的“非暴力”藝術裝置照片。德新社

德國記者和作家伯克（Uwe Bork）這樣評論道：“我們絕不能倒退至將戰爭視為正當政治手段的年代。投資軍火或許能讓我的銀行賬户充盈，但更可能令我夜不能寐。大炮轟鳴中榨取的利潤，終究沾着血污。”

他認為，既然德國政府剛通過上千億加強國防的計劃，何不順勢將軍工生產收歸國有？將其作為公共事業並加強監管，或許更為妥當。

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哲學家和散文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是阿什肯納茲猶太人。1933年，他為逃避納粹而流亡巴黎。七年後，德軍攻入巴黎，法國淪陷。他不得不再次逃亡，最後在西班牙的邊境小鎮波爾沃附近自殺身亡。

他生前曾針對西塞羅的“欲求和平，先備戰爭”説過這麼一句話：“渴望和平者，應當談論戰爭——不為備戰，只為警示，警示它的恐怖與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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