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觀察所：誰是美國對華科技戰“總架構師”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心智觀察所】

從華盛頓政客、硅谷金主到情報分析師、智庫學者，心智觀察所此前已通過多篇特寫，細緻梳理過美國對華科技戰的各個關鍵節點，為其中核心人物“立此存照”。

隨着籠罩於這一巨大共同體周身的迷霧消散，是時候進行更深層的透視了。

一個首當其衝的追問或許應該是：這台技術管制機器的方法、工具、資源，真的是從混沌中自發結合而來的麼？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回望特朗普第一任期，儘管針對華為的全面絞殺已然開始，遏制中國科技進步的更激進設想也層出不窮，但這些議程及其倡議者之間明顯沒有協調性可言，甚至彼此還存在着激烈的掣肘與傾軋，以至於當時的華盛頓內部人士發出瞭如此抱怨：

“這不像是同一籠雞，而是把三個雞舍的雞混在了一起。”

然而“華為禁令”短短三年後，志在鎖死中國先進半導體發展的“十月風暴”，卻已經是一次華盛頓與硅谷之間官產學生態系統動員充分、協調一致的突襲，從那時起直到今天，這台機器的狀態已磨合得越來越順暢、高效，乃至MAGA衝擊波也無損於其精密齧合。

鮮為人知的是，從混沌到有序，這場“進化突變”，離不開一隻有形之手的精心調控。

“偉大的人際網絡”

2022年10月，對華先進芯片與半導體設備管制新規發佈後不久，時任美國商務部主管工業與安全的副部長艾倫·埃斯特維茲（Alan Estevez）曾出席了一場公開活動。

前所未有的管制政策，使埃斯特維茲當天的發言吸引了大批觀眾，但這位出口管制“沙皇”最先表達的，卻是對一位故人的緬懷：

“阿什·卡特（Ash Carter）是我的私人朋友，是我的良師益友，也是整個國家安全體系中一個偉大的人際網絡。事實上，如果沒有阿什，我現在可能不會坐在這個位置上談論我的工作，是他在雷蒙多（時任商務部長）打電話給我後勸我接手這份工作。”

阿什·卡特，前美國國防部長，時任哈佛大學貝爾弗中心主任，在半導體出口管制新規出台後不久，於2022年10月24日心臟病突發離世。

阿什·卡特 資料圖：AP

單看其頭銜，恐怕很少有人能意識到此公在數以十計的前防長、數以百計的前總統核心團隊成員、數以千計的華盛頓台前幕後“大人物”裏能有什麼超乎尋常之處，更難以理解為何其影響能延續至今。

然而正如埃斯特維茲所暴露的，回顧美國對華科技戰從醖釀靈感到協調資源、推動議程、直到最終完成頂層戰略轉向，其中幾乎所有關鍵節點與人物，都與卡特有着非同一般的聯繫。

早在2014年，美國軍界便出現了所謂“第三次抵消”戰略倡議，迴歸對大國競爭的關注，並期待以新技術革命再次拉開與對手的代差。

包括卡特在內，這一倡議的設計者們清楚認識到，這一次，國防開支已無法再次成為推動創新的最大動力源，今天的大部分技術創新都來自商業領域——尤其是硅谷。因此第三次抵消戰略的成敗關鍵，就在於培育硅谷科技界與美國軍界之間新的融合生態。

正是在這一年，卡特短暫離開軍界，舉家來到硅谷，在為投資基金和科技公司提供諮詢的同時，也接受了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職位，開始進入硅谷商業世界。

2015年，他重回華盛頓執掌國防部，很快就打破近二十年不相往來的現狀，以國防部長身份訪問硅谷，不久創建了所謂國防創新實驗單位（DIU-X），以幫助五角大樓在硅谷建立觸角。

2016年，長袖善舞的卡特又創立國防創新委員會（DIB），力邀埃裏克·施密特（谷歌）、傑夫·貝佐斯（亞馬遜）、裏德·霍夫曼（領英創始人，PayPal黑手黨一員）等硅谷大佬加入，搭建了東西海岸新舊精英之間的對話平台。

其彼時發掘的關鍵合作伙伴埃裏克·施密特的一段回憶，充分展現了卡特編織人際網絡的功力：

“直到2016年，我對華盛頓的記憶只有兩件：在阿靈頓長大，以及作為谷歌首席執行官兼董事長在國會作證。但那一年，阿什·卡特打電話給我。他希望我和他一起為國家服務……從根本上講，阿什創辦的DIB以及DIU-X等相關舉措，為華盛頓和硅谷之間建立了新的夥伴關係。他不僅重建了信任，還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關係。由於他的外聯活動和他找到的願意合作的夥伴，技術工程師簽署反對與美國政府合作的請願書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在應他邀請為國效力的六年裏，我自豪地致力於推進這兩項使命——幫助五角大樓和美國政府更廣泛地利用保護美國安全所需的技術，並鼓勵硅谷及其他地區的公司幫助我們的政府。”

登堂入室

正是在這個看起來仍然“草台”的共同體內，以人工智能為中心的大國競爭靈感已然生成。

2018年，施密特牽頭的美國國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員會（NSCAI）正式成立，標誌着這個小團體進一步登堂入室。該委員會旨在為美國總統和國會提出政策諮詢建議，“推進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和相關技術的發展，以全面滿足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國防需求”。在其成員名單中，委員會主席施密特、副主席羅伯特·沃克皆為卡特密友，而心智觀察所此前“拆解”過的關鍵人物如吉爾曼·路易、傑森·馬瑟尼，也均與卡特有着深厚聯繫。

例如，馬瑟尼不僅委託當時卡特領導的貝爾弗中心開展人工智能政策研究，其成立的常設智庫平台——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CSET），也接收了多名卡特助手擔任分析師，成為這一人際網絡中重要的後備人才蓄水池。

2021年拜登新團隊上任前後，業已被打磨多年的對華科技戰總方略開始注入美國官方政策，其核心要點，已經由卡特副手埃裏克·羅森巴赫預告。

羅森巴赫提出，針對人工智能、5G、半導體等戰略科技領域，美國必須做到：

1.控制關鍵供應網絡和技術信息流動；

2.有能力“發動其他形式的戰爭”（wage war by other means）；

3.振興國內生產與科研；

4.壟斷全球標準制定和價值判斷的定義權。

於是，一面是傑克·沙利文帶領着兩位CSET分析師查布拉（Tarun Chhabra）、可汗（Saif Khan）着手設計新出口管制監管框架，其中除了沙利文這位卡特提攜的後進，查布拉也曾在國防部擔任過卡特秘書。

沙利文和拜登時期的亞洲政策“沙皇”坎貝爾，均與卡特有着深厚聯繫

另一方面，承擔產業政策與貿易政策重任的時任美國商務部部長吉娜·雷蒙多，則在上任後頻頻聯繫卡特，對其言聽計從，埃斯特維茲被安插到關鍵位置恰是明證。

從技術情報分析師、專業律師到中高層關鍵官僚，當“正確配方”被組合在一起，2022年10月的“完美風暴”也就水到渠成。

從美國精英的視角看，稱呼卡特為“整個國家安全體系中一個偉大的人際網絡”，的確名副其實。

綿長的“遺產”

直到離世的那一天，卡特依然在不遺餘力推動着其政策議程，他的長期搭檔格雷厄姆·艾利森就曾提到，卡特在當天正準備去華盛頓參加白宮關於供應鏈安全的會議。

這位導演美國對華科技絞殺的始作俑者，儘管未能親眼看到2022年後更跌宕起伏的大戲，但其着力培育的利益集團，已在華盛頓與硅谷深深紮根。

看看他門徒們的去向吧：

埃裏克·施密特，已經從華盛頓“小白”成長為超級金主，他也知恩圖報，將巴亞克塔裏（Ylli Bajraktari）為首的一班卡特助手，安頓到了所謂特別競爭研究項目（SCSP）。SCSP通過主辦AI Expo和阿什卡特論壇等活動，已成為目前華盛頓最具影響力的AI政策策源地。

吉爾曼·路易，情報與科技雙重背景的華裔精英，在卡特和施密特支持下創立美國前沿基金會，近年來着力搭建所謂的印太區域四方投資網絡，該基金會對於卡特的去世也發表了聲明，強調“他的去世對我們國家來説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對我們所有有幸擁有他作為老師、導師和朋友的人來説也是如此。我們希望在未來的歲月裏能夠繼承他的服務精神”。

傑森·馬瑟尼，則在來自硅谷金主的大筆資助加持下，已經坐上了蘭德公司總裁這一華盛頓智庫金字塔的頂點。

卡特助理查卡創辦的WESTEXEC，是目前民主黨新一代精英的勾連樞紐

而從創立民主黨旋轉門核心樞軸的尼廷·查卡（Nitin Chadda），到為Palantir進行華盛頓遊説事務的温蒂·安德森（Wendy Anderson），乃至熟門熟路回到貝爾弗中心的傑克沙利文……卡特栽培提攜的後進們，仍然在各自的關鍵位置上“發光發熱”。

至於對華技術出口管制的最直接出口——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其在拜登時期搭建的組織和流程，也已平穩渡過了特朗普重回白宮後的MAGA颶風。根據內部人士爆料，“政府效率部”（DOGE）介入後，BIS僅僅只有象徵性的裁員（約500人中15人），這支規模龐大，在駐華使領館也有特派員的隊伍，顯然同樣符合華盛頓新貴們的意志，並將在接下來的四年繼續發揮其作用，不久前54家中國機構被新納入BIS實體清單，標誌着短暫的人事震盪期已告結束。

卡特深厚綿長的影響，也無意中印證了基辛格的一段感慨。

《白宮歲月》一書中，亨利·基辛格曾談起，他在政府中所運用的所有理念都是從學術生涯帶來的——因為在任期中他太忙了，沒有時間產生新的想法，“高級職位教會的是決策，而不是戰略的實質內容。它消耗智力資本；它不創造智力資本。大多數高級官員帶着自己的看法和見解進入白宮，他們學會了如何做決定，但不知道該做什麼樣的決定”。

或許正是這種華盛頓越來越尋常的氛圍，無形中放大了卡特這樣既具備深厚學術背景、又精通人脈編織的官僚影響力，他所締造的那個聯通東西海岸、凝聚左右共識的科技競爭議程，在接下來的很長時間內或許依然將籠罩着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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