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日美關係出現了信任危機……

編者按：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當地時間4月2日宣佈，美國對所有貿易伙伴設立10%的“最低基準關税”，並對某些貿易伙伴徵收更高關税。數據顯示，美國對日本進口產品徵收的關税税率提升至24%。這一消息使得東京股市連續重挫，尤其是日本金融股遭遇暴跌。據法新社報道，日本首相石破茂4日回應稱，“特朗普政府對日本商品加徵關税是一場‘國家危機’，政府正與各方盡最大努力減輕影響”。

在特朗普關税大棒的背景下，全球貿易秩序和國際關係面臨重新洗牌。日本還能和美國保持原來的關係嗎？《外交政策》雜誌於4月1日刊登的一篇文章分析了當下美日關係面臨的矛盾，觀察者網翻譯，供各位讀者參考。

【翻譯/觀察者網 唐曉甫】

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週末在日本停留，一切都出奇地正常。

在週六於硫磺島舉行的聯合紀念儀式上以及週日與日本防衞大臣中谷元會晤後，這位美國國防部長在講話中強調了美日同盟對於維護“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重要性，稱日本為“遏制共產主義中國軍事行動的不可或缺的夥伴”，並表示美國將致力於升級駐日美軍，以實現與日本自衞隊更緊密的協同作戰。

他在講話中沒有威脅如果日本不增加防務預算或增加支付對美軍駐留經費，美國就會放棄日本。雖然在美日關係中，涉及“殺傷力”和“作戰能力”的措辭比以往更為激烈，但總體上依然符合現有狀態。

理論上説，在經歷國務卿馬可·魯比奧上任第一天舉行的會晤（包括四方外長會議）以及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與日本首相石破茂於二月初舉行的峯會之後的第三次訪問，本應讓東京確信美國在亞洲的安全同盟依然有效。

但或許情況並非如此。

對東京來説，問題具有三個方面的複雜性。

儘管特朗普政府對日美安保同盟作出了言辭上的承諾，但日本政府仍深陷在同盟關係中常見的被盟友遺棄恐懼的困擾。即使在拜登政府時期，由於區域安全環境的變化——特別是中國和朝鮮核武器技術日益進步——東京不得不尋求美國為其“延伸威懾”提供更大的保障。

美日聯合軍演

冷戰時期，戴高樂曾提出一個問題：“美國真的準備以紐約換取巴黎嗎？”這一問題在今天依然具有現實意義，尤其是在特朗普時期。美國總統放棄烏克蘭以及不斷擴大的美歐關係裂痕，正在進一步加劇東京的憂慮。

即便特朗普及其官員在雙邊會談中都説得言之鑿鑿，但當東京看到德國大幅增加國防投入，或法國總統馬克龍提出為歐洲提供法國核保護傘的想法時，不免隨之思考是否也應採取類似措施。

除了一般意義上的被拋棄的擔憂外，東京還面臨着一個更大的挑戰：如何判斷特朗普政府的整體戰略。也許美國對歐洲盟友和對亞洲盟友的態度差異，僅僅意味着特朗普正在推行自己的"轉向亞洲"戰略版本。

然而，特朗普政府內部並非所有派系都必然堅持“亞洲優先”，而且特朗普本人對與朝鮮或中國國家領導人進行外交接觸的意圖也尚不明確。特朗普如何應對這些對手，將至少與他本人或其他高級官員的言辭一樣，揭示出特朗普政府對亞洲的真實態度。

與此同時，即使只看特朗普政府優先考慮的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策略，其競爭策略的覆蓋範圍明顯較前任政府更為有限。不足一年前，石破茂的前任岸田文雄曾在美國國會聯合會議上談及日美全球夥伴關係，共同維護一個“倡導自由與民主”、“促進國家穩定與繁榮”的國際秩序——這些都是岸田當時的原話。而特朗普政府對國際援助、民主推廣、科學研究以及外國學生安全的打擊，徹底削弱了美國繼續堅守這些承諾的可能性。

即便日本相信特朗普政府在安全上會繼續防衞日本，它也可能發現自己正與一個行為日益背離日本國家利益和價值觀，甚至對日本持敵對態度的美國結盟。岸田曾熱衷於談論“基於法治的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這樣的話語對日本政府來説，絕非僅僅是敷衍美國之詞。

正如日本《2022年國家安全戰略》中所闡明的那樣：“確保一個有利於跨境經濟與社會活動的國際環境，例如商品、能源和食品貿易，以及人員流動——這些對產業至關重要——是日本根本的國家利益。”與此同時，作為一個鄰近俄羅斯和中國的小國，日本在俄羅斯打響俄烏戰爭後很快意識到，這一行動對日本安全構成了威脅，因為一旦這一行動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就意味着新的世界秩序與以拒絕領土征服為基礎的舊國際秩序徹底決裂。

如今，東京面臨的情況不僅在於美國暗示要獎賞俄羅斯的戰爭行為，還在於美國正威脅要求其鄰國和盟友退出那些提供關鍵全球公共產品的國際組織，並肆意設置新的貿易壁壘。

當然，日本早就已經不得不面對與美國之間的某種“認知錯位”，至少自特朗普宣佈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以來便是如此。這項多邊協議原本旨在促進貿易、制衡中國影響力，而當時的退出卻得到了不少民主黨人的支持。

東京已認識到，美國的亞洲政策首先側重於軍事力量，這迫使日本在促進經濟繁榮方面，不得不尋求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區域夥伴建立更緊密的經濟一體化合作。但如果特朗普政府奉行的是一種“唯軍事”的亞洲戰略，不僅退出區域經濟合作機制，並主動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貿易體系，那麼這種認知錯位將會愈發嚴重。

在心理學中，“認知失調”通常通過調整個人信念或改變行為來緩解。隨着時間推移，特朗普政府與戰後國際秩序的決裂可能會迫使日本作出類似選擇：東京可能最終不得不決定是否接受一個“美國優先”的世界——即便這意味着要麼選擇犧牲那些對自己國家利益至關重要的國際機構、規則和規範，要麼認為與美國維持安全同盟的代價過高，需像歐洲那樣，顯著增加國防投入，並與其他致力於維護以規則為基礎國際秩序的國家更加緊密地合作。

儘管舉行類似此次國防部長級雙邊會晤可能使東京部分人士認為，可以暫時擱置與一個敵視規則秩序的美國結盟所帶來的內在矛盾，但日本絕不可抱有此類幻想。正如加拿大人和歐洲人已經認識到的那樣，改變可以來得非常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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