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海全球對話實錄 | 對話傑弗裏 · 薩克斯-傑弗裏·薩克斯、楊光斌、王一鳴、翟東昇

編者按：2025年3月20日，中國人民大學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高等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邀請著名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哈佛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傑弗裏·薩克斯參與澄海全球對話活動。

該對話分為上下半場，分別關注全球發展與美國經濟政策話題，包括俄烏衝突；第二屆特朗普政府對世界秩序、世界政治帶來的衝擊；如何在現在世界政治條件下實現開放、包容、普惠的發展；美元債務和關税政策是否可持續；如何看待人工智能時代中美歐三大經濟體競爭與合作等問題展開深入討論。

觀察者網全文轉載對話內容，為讀者展示中外學者對相關問題的深入思考。

第一階段討論

**呂傑：**各位嘉賓、朋友們、同事們、女士們、先生們，歡迎大家出席澄海全球對話，這一對話由中國人民大學澄海研究院支持，我是呂傑，國際關係學院的副院長。

今天分兩個半場，我非常榮幸能夠主持上半場的對話，上半場對話有兩位傑出的學者，傑弗裏·薩克斯教授和楊光斌教授。薩克斯教授是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的主任。同時，他還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研究解決方案網絡的主任。

楊光斌教授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長。同時，他還是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的成員。這兩位教授都是知名學者，他們出版過很多專著，並且寫過若干的學術著作。同時他們也都有深入的參政議政經驗。因此，我們非常感謝他們願意在此分享一些對重要和緊迫問題的觀點。他們之間的觀點交流，肯定會給我們帶來大量的啓發，使我們能夠更好地認識當今的世界。

今天的上半場主題是“中國與新世界秩序”。我們會問三輪問題。這45分鐘會非常緊張，還包括10分鐘的問答時間，現在就不耽誤時間了。首先是今天的第一個問題，俄烏衝突和第二屆特朗普政府對世界秩序、世界政治帶來了怎樣的變化。首先，我想有請傑弗裏·薩克斯教授先發言。

對話現場

**傑弗裏·薩克斯：**謝謝！非常感謝，非常高興，非常榮幸能夠到此參會。我們現在確實迫切需要進行對話，因為世界格局正在快速地發生變化，而且它的變化方式前所未有，非常罕見。我想説，現在美國的形勢非常不穩定，它現在的情況並沒有遵循常識，特朗普總統是一個極具顛覆性的政界人士，不僅僅體現在他的個人行事風格，也很顯然體現在他的政府當前所做的一些嘗試。

事實上，我們正在目睹一些在歷史記憶中從未在美國發生過的事情。我們的政府正在被系統性地從內部顛覆，發生的原因以及方式還尚不清楚。我想説，對我這樣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密切關注美國政治的發展的人來説，我看到現在有一個非常具有破壞性的進程正在發生，我們很難得知它會有多深入，或者是它的動機是什麼。我們也很難知道這樣的一個進程是否會停止，因為美國的制度設計從一開始就是制衡的設計，我們現在正在等着去觀察，去理解，這些制衡是否仍然發揮作用。

一般而言，在幾十年的時間，或者説大概從二戰結束以來的80年間，美國發展出行政制度為主導，而三權制衡相對減弱的體系。這個進程是二戰後開始的，在美國成了全世界的超級大國之後美國的安全國家體制成了由行政部門主導的體制，軍隊、情報和安全事務均歸屬行政分支。我們制定了許多法律，其中最重要的是1947年的《國家安全法》，它建立了美國的國家安全架構。這樣一來，總統對行政和司法、立法都有了主導地位。然而，即便在那些時候，立法和司法機關仍然擁有相當大的權力。

隨着時間的推移，在美國政治中國會（也就是立法部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小，特別是在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美國幾乎是持續不斷的參與大多數戰爭，各類戰爭層出不窮，包括小規模戰爭、代理人戰爭、直接戰爭等等——這些戰爭幾乎全部都是在沒有國會明確授權、也未受到司法部門任何限制的情況下進行的。

今天，特別是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上台之後的前幾周內，我們看到的情況更為極端：國家的治理幾乎完全通過行政令的方式來進行。自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總統就任以來，我不記得有哪一項命令是基於國會通過的法律。你所看到的所有行為，無論是簽證，還是對烏克蘭、中東、中國的外交政策，還是關税與貿易政策，都是通過總統行政命令實施的。這其實並非美國政府傳統的方式。

特朗普簽署行政令

關税是一種税收，而按照美國的憲法，所有的税收權力都屬於國會。實際上這是美國憲法的根本原則之一，只有國會的下院，也就是眾議院能夠發起關於税收的立法。但是現在所有的這些關税動作都純粹是通過行政令的方式來發布的。總統宣佈了緊急狀態行政令就可以發揮作用了，包括他因芬太尼的問題要對中國緊急採取行動也是採用這種方式。顯然，這並非國家已經到了緊急狀態本質，而是一個藉口，一個“正好符合立法框架”的藉口，一個符合我們立法體系中“緊急權力”條款的藉口，這些條款早已被納入美國的國家安全體制之中。

作為開場的總結，我們處於一個“個人統治”階段，這對美國製度來説是很不常見的。我們不知道這樣的一種統治是否會持續，將會持續多長時間，總統是不是會凌駕於法院命令之上（這正是他威脅要做的）。因為一些法官正在做出反對政府命令的這種裁決，行政部門則表示應該讓這些法官下台。其中一個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是我50年前的同班同學。他做了一個聲明，説這是不恰當的。總統用這樣的語言確實是不妥當的，他不能用這樣的一種方式來讓法官下台。

我們確實處於一個全新的領域，我們會討論這樣的一種情況帶來的影響。但是，我只想強調，對於我們所有人來説，這個狀態並非常見。最終他是否會打破歷經眾多危機美國的治理制度，這一點我們還要觀望，但是這確實並非我們過去多年來見到的美國政治運行的方式，那麼它對於全世界有什麼影響？我們可以進行討論。也許他確實可能會帶來俄烏衝突的終結，在我看來這是唯一一個可能的正面的結果。但同時也可能意味着更多的戰爭，包括在中東的戰爭，就好像在過去兩天我們看到的那樣，以色列悍然地打破了停火協議，而顯然這得到了白宮的批准。

這就表明，可能會發生更多的戰爭，而在對華問題上，這種方式也可能會意味着更多的衝突。當然，其中又存在許多相互矛盾與衝突的要素，值得我們更進一步的討論。謝謝！

**呂傑：**薩克斯教授給我們談到了美國的政治發展，因為美國曾經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説，是一個自由民主的樣板，但是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下面我請楊光斌教授發言。

**楊光斌：**我是1981年開始上大學，從大學時代到2010年，30年的時間，我們一直在被告訴美國的自由民主主義是如何的好，但是大概從2016年開始，我就提出我們要認識一個“新美國”。就是美國自由主義民主是一方面，當然可能還有它的另外一面我們沒有認識到。它的另外一面可能正在展示得越來越充分。我認為二戰以後建立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正在面臨坍塌，特朗普是一個關鍵時刻，與特朗普相配套的另外一個關鍵時刻就是俄烏戰爭。我更願意從大歷史這個角度看俄羅斯的行為對中國、對世界秩序的影響。

大概1875年，按照霍布斯鮑姆的説法，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已經形成，但在這個世界體系當中，它的中心、半中心、邊緣地帶這三個劃分，俄羅斯處於半中心地帶，它對現在的體制不滿，發生了1917年革命。這個革命對中國來説意味着什麼？首先這個革命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改變了，撕開了，接下來它建立了第三國際，中國共產黨當時是它的一個支部。後面第三國際解散，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從蘇聯、東歐到新中國，這個世界體系變成兩極，一個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是社會主義的。這是俄羅斯第一次對世界體系的衝擊和改造。

到1991年以後蘇聯解體，俄羅斯好像又是一個受害者，尤其是北約不停地往俄羅斯邊境東擴，壓得俄羅斯喘不過氣來，所以在我看來俄羅斯對這個世界體系的不滿，開啓了第二次抗爭。

如果説第一次抗爭是解放了中國，讓中國在1949年站起來，第二次抗爭是趕上中國崛起的時代。這對中國的崛起有什麼幫助？我們很難評估。我們只是知道，俄烏戰爭最大的受害者當然是俄烏兩國，其次是歐盟。

其實美國肯定不是一個贏家，從一開始，我三年前寫的文章，美國肯定不是一個贏家，它付出的是道德代價。作為一個霸權國家，道德高地失去了這是非常危險的。按照資產負債表來算，俄烏戰爭的意外結果可能是延長了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加速形成新的世界秩序。我簡單講這麼多，謝謝！

**呂傑：**非常感謝楊光斌教授剛才幫助我們回顧了一下世界秩序的形成，還從歷史的角度來評估了俄烏衝突及其對中國的影響。現在，我們來談談今天第二個問題。合作對於人類發展和應對共同挑戰至關重要。為什麼中國更重視合作，而美國更重視競爭？在這一輪討論中，我們首先邀請楊教授分享他的看法。

**楊光斌：**我們的外交官在和美國人見面的時候，總是要談到合作有多好，包括傑弗裏·薩克斯教授的基本觀點，開放、合作、包容、普惠。但是，當中國人強調合作與競爭的時候，就是合作第一，競爭第二。美國人則總是競爭優先，合作在後面。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我也瞭解薩克斯教授關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形成這個過程的看法，這當然是一個過程。但是，我認為這取決於東西方歷史在軸心文明時候的差異。軸心文明時代，大概公元前四五世紀在希臘開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講的城邦國家，那塊兒很小的地方，158個城邦國家，到羅馬時代雖然是帝國，但是推行了地方自治，其實也是碎片化政治。羅馬帝國以後，歐洲那塊兒很小的地方變成成千上萬個城邦國家。因此，戰爭製造國家，國家發動戰爭。

我記得1962年麥克尼爾在他的全球史的誕生著作《人類共同體史》，這是全球史的標誌性著作，他説比較各個民族，歐洲民族是最血腥的。什麼意思呢？就是説其實從希臘羅馬開始，歐洲人就開始以對抗、競爭的方式來分配資源。所以説，全世界流行的政治學教科書全是韋伯告訴我們的，什麼是政治？他説政治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際的，都是權力分配問題。其實這是一個高度的對歷史的濃縮。

權力分配的背後是什麼？就是戰爭、競爭。所以説，馬基雅維利説政治是什麼？為了這個國家可以不擇手段。到後來的霍布斯，説人與人之間是狼的關係，自然狀態，再到後來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説戰爭是政治的延續。這一路走來，歐洲人看政治就是戰爭、競爭。因此，作為羅馬帝國的翻版的美國，其實它血液當中、基因當中，看待政治的出發點就是戰爭，就是競爭。

相反，中國3000年以前，它是以大一統的身份進入歷史的，就是説，它一開始就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這個統一的國家怎麼存續？怎麼來保證它的大一統？它強調的是治理、合作、民心。所以説，文明起點的不同，塑造了各自文明的基因，以及文明的長河一路走過來，反映在今天的中美關係上。所以説，我跟我們的外交官説，你給美國人講合作，他們聽不懂你在説什麼。謝謝！

**呂傑：**非常感謝楊教授從一個大歷史的角度，幫我們回顧了從歷史和文化淵源的角度上審視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下面我們有請傑弗裏·薩克斯教授來分享一下他的看法。

**傑弗裏·薩克斯：**非常感謝。首先我強烈同意楊教授剛才表達的觀點，那就是從一個大歷史的角度來説，中國和西歐之間的文化的差別，非常大地影響了雙方的世界觀，而雙方社會不同的世界觀也都可以追溯到我們不同的歷史和起源。

羅馬帝國和漢朝在某種意義上是相似的。它們是同時期的統一帝國，羅馬帝國統一了大部分歐洲。但是，羅馬帝國它在公元427年分裂之後，歐洲的統一就一去不復返了。漢代之後也曾崩解，我們之後也看到了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上的分裂。但是，我們看到之後的唐代、宋代，還有就是元、明、清代。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歷史的這一階段之中，可以説在這1500年之中，在地緣政治方面上，中國都是統一的。即使有北方的匈奴不斷來犯，但是那時候中國都是統一的，與此同時歐洲都是分裂的。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但它確實反映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差異，正如楊教授所説，歐洲的民族國家是在對抗當中產生的。在17世紀，還有18世紀的時候，這種格局被確立：歐洲在名義上同屬於基督教世界，但是在政治上它確實是紛爭的。之後因為基督教的大分裂，天主教和新教的分家，使得歐洲在200多年時間內引發了一輪又一輪血腥的戰爭。到了18世紀之後，歐洲有一些新興的民族國家，同時也有一些全球性質的帝國的崛起。

而中國在1434年犯下了一個比較嚴重的錯誤，我認為這可以説是全球軍事史上最嚴重的錯誤，這就是鄭和艦隊的解散，中國把制海權讓給了歐洲人。歐洲人奪下了制海權之後，就成為全球性的帝國主義強國。在之後的幾百年之中，一直稱霸海上。

那時候我們看到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這些國家一直相互戰爭，世界大戰就是他們開創的先例，他們不僅僅把歐洲作為戰場，還在自己海外的殖民地上燃起戰火。我們看到其實第一次世界性的戰爭是18世紀就發起的（觀察者網注，大概率指的是七年戰爭），它不僅發生在歐洲的土地上，它還擴散到了印度，波及了中東，殃及了拉美。

我們要明確的一點是，制海權在征服世界方面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抓手。因此，18世紀初英國成為海上的霸主，在19世紀的時候，英國就成為世界的霸主。剛才您講到了霍布斯的看法，霍布斯的看法，也就是人不加剋制的慾望就會造成衝突。在人的慾望的語境之中，它完全沒有像孔子的這種君子需要剋制自己的想法，它所關注的就是對所有人的戰爭。

也許在一國內部，政府對戰爭還能加以限制，但是那時候不存在一個高於國家的秩序。因此，盎格魯-撒克遜世界觀認為，在全球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美國是這種思維的繼承者，我們的國際關係學者也會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我一個非常好的朋友，他是米爾斯海默教授，非常重要的一個泰斗，他其實也是這種觀點，我們經常會辯論，會討論一些事情。

米爾斯海默教授他認為大國最終的命運都是悲劇，但是我不這麼認為，我認為我們可以在悲劇之中突圍，我們可以去回到合作。我也相信，中國和美國的未來是不一樣的，米爾斯海默認為中國最後會像美國一樣富有進攻性。

但是，我認為自從1368年，也就是從明代的開端一直到鴉片戰爭開始的前一年1839年，這個階段之中的中國一直非常和平，無論是中國、越南、日本，還有韓國，這些國家幾百年之中是完全沒有戰爭。除了一些很罕見的時刻，比如日本在1592年，在瘋狂的豐臣政權的領導下，迫切想要入侵朝鮮半島，但是被中國軍隊打敗。

明朝將領李如松

從1410年到1427年，中越之間，或者中國跟安南之間有過戰爭，但是大部分時間都是和平的，直到英國人來到珠江的時候，也就是1839年，這個地區才成了一個充斥着衝突的地區，而這個衝突是外來者帶來的。我認為我們是能夠實現孔子式的和平，或者説儒家的和平的，我們需要以此為目標。

我給大家講一個故事，講一講為什麼我們今天的世界觀如此扭曲？最近巴林政府建議聯合國形成一個非常典型的決議，就是“和平共處國際日”，也就是1月27日建立“和平共處國際日”，這樣一些決議坦率地説意義不大。但是，巴林提出了這樣一個建議，是出於善意，而美國投了反對票，因為它説和平共處這個詞聽起來就太中式了，可能就暗示接受中國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此外，這個文件或者説決議草案裏邊還提及，和平共處應該支持可持續發展目標和可持續發展，而美國新政府説它在原則上反對可持續發展目標。因此，它就不會接受任何裏面寫到可持續發展的決議。這就是為什麼我説我們進入了未知的領地，因為我們此前從未見過如此荒謬的場景。

**呂傑：**謝謝薩克斯教授，他提到了他的朋友米爾斯海默，你們雙方的發言都被大家看到很多。米爾斯海默也到我們這兒來過，當時吸引了很多人聽他的講座。第三個問題，許多人認為全球化正在倒退，事實是這樣的嗎？如何在現在的世界政治條件下實現開放、包容和普惠的發展？這一輪請薩克斯教授先講。

**傑弗裏·薩克斯：**全球化在我看來是人類生活的一個事實，我五年前寫過一本書，叫作《全球化時代》。在這本書裏面我説道，人類歷史的全部其實就是一個全球化的進程，即便是7萬年前在人類伊始走出非洲走向世界的過程也是如此。然後，我們經歷了全球化的很多不同的年代。我們現在所處的每個時刻，整個世界都在變得更全球化一些。每個時刻我們看到的信息，買到的產品，參與的活動，不管我們知道與否，都是全球性的。

我們早上喝的咖啡，我可以保證這個咖啡不是在北京種的，甚至很可能不是在中國種的。咖啡豆很可能來自印尼、巴西、埃塞或肯尼亞，也有可能是這些豆子的一個混合產品，這取決於你喝哪種咖啡。我們是全球性的，並且仍然會保持全球性的。但是，歷史仍然表明，一些時間階段我們會面臨重大的危機，全球秩序會崩潰。

而這裏邊最具戲劇性的就是在1930年代到1945年，當時歐洲主導的全球秩序因為一戰而崩潰了，但是30年代也確實決定性地帶來了歐洲帝國秩序的終結。從1945年到1980年代，我們重新建立了一個全球的相互聯通的體系，它幫助中國富起來了，幫助美國富起來了。

因為全球的經濟體系非常重要，非常高效，而且也是互利的。一個開放的全球體系是能帶來共贏的，這就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的《國富論》中就寫過的。這本書的主要論點是，如果全世界的各個地區通過貿易連接起來，各個國家會實現專門化，它的生產率會得到提高。那麼，從這樣一個開放的體系中，所有人都會獲益。

很顯然，我們目前面臨的這個時刻就是這一點受到了威脅。威脅首先來自美國，為什麼美國正在打破它自己一手創建起來的這個貿易體系呢？一個顯然的原因就是中國。美國不喜歡中國的現狀，美國的領導人害怕中國會取代美國的地位，威脅美國的領導地位，這一點是非常具有政治性的反應。

在我看來，這是錯誤的、危險的、誤導性的，而且在經濟上是毫無常識的。因為特朗普政府採取的或者説建議採取的措施對美國沒有意義，更不用説對全世界。我甚至覺得它也不符合美國人的利益，在他提出這些關税，或者説這些顛覆性措施的時候，其實都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他想要維持美國的主導地位，這無法成功，但這就是他的目標。

關税多米諾骨牌

那麼，該怎麼辦呢？在我看來，極為重要的是世界其他國家不要仿照特朗普“多米諾骨牌”式地採取保護主義。中國有一點講得很對，就是我們需要維護和促進國際貿易體系和國際貿易秩序和規則。我的建議是，中國堅決地與世界其他國家合作，如果美國變成保護主義國家，至少世界其他國家仍會相互開放。

當然，歐洲得打一個問號，因為歐洲也有一種相同的防禦性心態，或者像美國一樣失敗主義的態度，但同時世界其他地方則渴望開放。我相信這是關鍵，它將幫助中國持續保持開放，不僅僅是向全世界其他地方出口產品，因為中國在如此之多的領域都非常具有競爭力。

同時，它也有助於中國在世界其他地方投資生產。因為從政治上來講，政界人士希望本國人民獲得更多的工作機會。因此，中國的企業在東南亞，在非洲、中東進行投資，這是人們會有非常積極的觀點，因為它會帶來收入，帶來工作機會，也有助於保護國際貿易體系。

美國會變得更具有保護主義，中國在這方面可能沒辦法在特朗普時期和美方談判，達成協議，因為特朗普在經濟方面得到的知識不多，經濟素養不夠，他相信保護主義，這是錯誤的，而且對美國來説是一個註定失敗的選擇，但是這種政策在幾年內不會消失，這是我認為我們面臨的環境。

**呂傑：**謝謝薩克斯教授，我想您對於全球化其實是非常樂觀的，我也同意您的觀點，同意全球化的重要性。但是，當前世界仍然存在着顛覆和危機，比如説“多米諾效應”也許會讓各國迴歸理性。有請楊教授。

**楊光斌：**我聽了薩克斯教授的講話，我覺得他不但是一個經濟學家，還是一個歷史學家。我們人民大學歷史政治學在全國很有名，我覺得您可以成為我們的特聘歷史政治學教授，您可以考慮考慮。當然，剛才我們談到的全球化，其實和我們前面討論的合作與競爭都有關係，當美國不能引領全球化的時候，它就不再合作，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在中國，包括在世界上，很多人認為全球化已經死了，但是我認為歐美開創的全球化可能是出現大問題了。

我的理解是，歐美領導的全球化我稱之為“經濟壟斷式全球化”，比如説，我研究生剛畢業，在人民大學教書的時候，我的月工資大概就是120塊錢人民幣，當時安裝一部電話5000人民幣。為什麼會這麼貴？因為程控機是西門子的，是西方的。而今天呢？所有過去只有西方人能夠享用的高端消費品在中國都變成白菜價，以及在世界變成白菜價。

所以，我用一個詞“價格革命”，它是一個機制，把“經濟壟斷式全球化”變為“經濟解放式全球化”，或者經濟平等式全球化，當然我們也可以稱之為開放包容式全球化。

怎麼講呢？比如説，十年前、二十年前，我們開的車，就是控制汽車的一個零部件比如窗户升降這樣一個芯片，德州儀器生產的可能要100美元，而今天多少錢呢？是1%的價格。從大型盾構機到小小的芯片，只要中國參與，它都會發生價格革命。

我們知道16世紀有一次價格革命，叫“白銀資本”，當時西班牙太多的白銀從南美來以後，把歐洲整個物價抬高起來了，然後西班牙帝國衰落，相應的周邊國家興起了，法國、德國的生產興起了，這是第一次價格革命。

第二次價格革命是什麼呢？就是中國發動的“白菜價”，這個白菜價不單是解放了中國人民，我們都消費得起了，同時也解放了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全球南方”國家開展的數據通信業務，比如在非洲、墨西哥、南美等地區，都很快地使這個國家從落後的農業國家變為一個信息化國家。很多研究表明，一個國家的數字化程度與它的GDP增長是有密切關係的。

中國工業

所以，我認為一方面兩種全球化，就是美國、歐洲領導的全球化可能確實遇到了重大挫折。但另一種全球化，就是新型全球化，經濟解放式全球化正在興起，這個全球化把傳統意義上的落後國家、邊緣國家捲入世界經濟中心。  最後我再説一句話，薩克斯教授的思想只有在中國才能夠實現。

**呂傑：**謝謝楊教授，幫助我們區分不同類型的全球化，不同國家主導的現代化的特徵和他們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我想我已經問完了三輪問題，俄烏衝突、美國政治、全球化，以及中美對這些話題的影響。我們有請現場觀眾提問。

**Q1：**薩克斯教授您好，我是來自新華社的一名記者。今天正好是特朗普政府上任兩個月。這兩個月期間，特朗普政府其實在內政、外交、經濟上帶來了很多的混亂。我的問題是：第一，剛才您也提到，特朗普的經濟政策是不會奏效的，為什麼他的這一套保護主義政策不能奏效？因為我們從這兩個月看，特朗普政府加徵關税的政策已經給全世界的經濟帶來了很多傷害，也給美國自身帶來了傷害。您能否從經濟學的角度給我們講一講。

第二，關於國際格局的情況，特朗普上台的兩個月期間跟歐洲鬧掰了，美歐打破了二戰以後形成的戰略共識，美國跟俄羅斯又在迅速地走近。所以我想問一下，您從這個角度看，這個國際格局會怎麼變化，美俄的走近會達到什麼程度？剛才您提到特朗普上台會意味着更多的衝突，尤其對中國來説可能會帶來更多的壓力。這個國際格局的演變，您覺得會對中國有什麼影響？謝謝！

**傑弗裏·薩克斯：**我們今天世界上最主要的一個底色就是我們處在一個多極化的世界，至少在過去的十年是這樣。但是美國政府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更沒有接受這一事實，至少在拜登政府執政期間是這樣。拜登政府仍然認為世界秩序是由美國主導的，美國需要去捍衞其主導地位。對於我們當前的形勢，最重要的一個描述是我們的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説的，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多極化世界之中。同樣，這並不是新的觀點，而這只是顯示出來了美國政府相比於過去不同的表態。

而我看到美俄之間的關係走近，這讓我很欣慰的，因為之前的思路讓我們走到了核戰爭的邊緣，而且之前這種對峙的做法也是給俄烏衝突埋下了種子。烏克蘭是被夾在了美國所主導的聯盟和俄羅斯中間，而他唯一能夠求安全的方式就是保持中立。但是，美國想讓烏克蘭加入美國的陣營，也就是北約，俄羅斯不同意。這就是為什麼衝突爆發了。簡單地説，美國無法接受它對俄羅斯勢力範圍的影響有限。因此，轉向更加現實的做法非常好。

俄軍用榛子中程導彈打擊烏克蘭

而在東亞地區，美國與此相對應措施是美國停止對台軍售，這是緩解中美緊張局勢的最果斷行動。目前，這不在美國的政治議程上，特朗普和他的反對者都不這麼認為。美國政界幾乎一致認為，美國應該武裝並保衞台灣。至少有些人認為，美國應該為台灣問題與中國開戰做好準備。我必須説，這種想法非常危險、錯誤且幼稚。但美國確實存在這種想法。

所以如果你問我，我們今天在這些問題上進展如何？我們現在在美俄方面稍微有一點進步，但是美中關係上沒有取得進展，至少到目前為止沒有，特朗普對台軍援，也對全球出台關税。這是一個非常複雜、奇怪、不一致、令人費解的政策，也許政策都不是正確的表述，只能説是一堆雜亂的行動，而無法成為連貫的戰略。這是第一點。

我們現在所處的地緣政治環境並不穩定，也很難預測。但是我覺得唯一一個好消息也就是美俄元首開始直接溝通，並試圖結束戰爭。這是一件好事。那麼，這會不會帶來一個美俄之間的聯盟呢？當然不會，完全沒有這樣的跡象。俄羅斯仍然會是一個獨立的大國，而且仍然會與中國有一個積極且強大的關係。

金磚國家集團非常重要，我認為它在全世界扮演一個建設性的角色，因為它為多極化奠定了基礎，而且它是一種非對抗性的關係，能夠給我們帶來一個新的、可能更加穩定，更加現實，而且更加和平的秩序，而不是我們之前熟知的那種單極，或者是兩極世界。我不認為美國能夠改變這一點，順便説一句，這只是題外話。

特朗普説金磚國家集團已經辦不下去了，因為我説他們辦不下去了，這其實就是特朗普的一廂情願。金磚國家集團還非常強勁，他們仍然會非常的活躍，在未來的多年之中仍將是重要的國家集團。

最後，説到保護主義，它有很多背後的考慮。首先就是特朗普認為有些產業必須留在美國國內，這樣才能夠確保美國的軍事力量，例如鋼鐵行業或鋁行業。第二個動機是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4年的大選之所以勝選，就是因為他對美國的中西部各種工業部門的工人説，他將保證他們免受中國競爭的影響，這是政治上的考量。還有第三點，貿易保護主義旨在傷害中國經濟，這是因為中國顯然有大量的產品出口美國，而且在過去的十多年之中，中國對美的出口和中國經濟的繁榮是緊密相關的。最近的措施加劇了這一點。

但是在我看來這些對於美國的經濟繁榮或者復甦沒有任何意義，因此我不支持這些政策措施。我相信它們在本屆政府任期內會持續存在，我並不認為某一天特朗普可能會和習近平主席説，我們現在所有的爭端已經解決了，我們現在貿易上已經握手言和了。我不會指望這一點，我預計未來很多年美國的貿易環境都會充滿保護主義色彩。

第二階段討論

**李巍：**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我們現在開始第二階段討論。尊敬的傑弗裏·薩克斯教授，再次歡迎您來到中國人民大學，來到澄海高研院。我們這一階段討論的主題是“全球經濟與貨幣體系：挑戰與未來的方向”。我們今天非常榮幸地邀請到了兩位來自中國的頂尖的政治經濟學家來跟您對話。

其中一位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先生，他曾經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擔任副主任，這兩個機構是中國最頂級的智庫和科研機構。另一位對話人是我的同事，也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副院長、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他在我們中國人民大學很受學生歡迎。今天我們的對話大約有30分鐘的時間，每一個問題每位發言人大約有3分鐘的時間。

我們的第一個問題圍繞美國債務展開，我們知道特朗普現在面臨着比較嚴重的債務問題，特別是美國的債務已經佔到了GDP的比重大約130%左右。首先，請問傑弗裏·薩克斯，如何看待美國面臨的債務問題，這個債務是否可持續。

**傑弗裏·薩克斯：**美國財政政策上的主要問題在於，美國國內對於政府的角色、應支出哪些項目以及為支付這些支出應徵收何種税收缺乏共識。美國的政治體系也存在較多的腐敗，因為競選捐款由最富裕的美國人提供。他們幾乎作為一個階級——近乎以一種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方式——支持為最富裕人羣實施低税收政策。而這一點兩黨都是如此。因此，美國既未就公共秩序達成共識，公眾對此也知之甚少。

目前美國的財政赤字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7%。由於人口老齡化，赤字將隨時間推移而上升，而聯邦層面的税收停滯在GDP的16%左右，而聯邦支出約佔GDP的23%。特朗普正提出要進一步減税，因為這是他的階級支持者需要的，而且支持者們會這樣做。

截至北京時間3月25日下午美國國債鍾

但這並不會解決美國的問題，而只會使它的財政狀況更為糟糕：他們試圖削減的主要是面向貧困人口的支出。然而，我們已然面臨着巨大的收入與財富不平等，貧富羣體間的預期壽命差距顯著。而特朗普政府未來幾周將提出的主要政策，是通過削減貧困人口的醫療保障來為富裕階層的減税買單。這樣的做法顯然不會解決任何問題，在政治上也不會成功，這既不會為他的選民基礎帶來福祉，關税政策也同樣不會創造福利。

因此美國在未來多年仍將處於不穩定環境中。很遺憾，本屆政府不會成為成功的執政團隊——儘管我期望政府能有所作為——但他們沒有任何可行的執政理念。因為他們為富人減税，削減窮人福利的政策與不斷增長的財政赤字之間是存在根本性衝突的。這個問題本質上在未來多年內都不會產生政治解決方案。這在某種意義上將動搖美國的穩定性：雖然不意味着即刻的經濟崩潰，但預示着美國的社會、環境與經濟問題將得不到解決。

**李巍：**我今天早上來的時候剛剛聽到一個新聞，説特朗普想要關閉教育部，不知道是不是與美國的債務問題有關係。我們下面聽一聽王一鳴先生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王一鳴：**我先説個數字，是美國財政部的數據。去年底，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規模已經突破了36萬億美元，而疫情前2019年的時候規模是23萬億美元。也就是説，短短的五年間，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增加了13萬億美元。最近國會又在討論美國政府的債務上限問題，它的上限調整的頻率也越來越頻繁，而且調整的幅度也在增大。所以，這意味着聯邦政府的債務上限在不斷地提升，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的可持續性就面臨越來越大的風險。

我們再看一下去年，美國現在處在一個利率比較高的時期，儘管去年美聯儲降了三次息，但依然是4.25%～4.5%的利率，所以它的付息成本就很高。去年的聯邦政府債務的利息支出為8920億美元，相當於GDP的3.1%，也就是説它的赤字率必須維持在3%以上才能還息，要不政府就破產了。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特朗普時期美國債務風險會不會上升呢？特朗普加徵關税會給美國財政帶來收入。但是，我們要看到特朗普也承諾了要減税，就是企業和家庭的，居民的税收要減少。再加上今年的預算報告顯示國防預算是提高的。然後，他還承諾要建設美國的基礎設施。所以總的來看，美國的債務負擔還會上升。

美國聯邦預算問責委員會做了一個測算，他們説特朗普這個時期，他的債務會增加7.5萬億，特朗普説聯邦政府債務要削減2萬億。但是，美國機構預測，它是會增加的，而且債務佔GDP的比重會提高到143%。

那麼，美國債務會不會帶來違約風險呢？我們的判斷是短期還不會，因為美國經濟的韌性還是非常強的，IMF最近1月份的預測，美國今年GDP的增長是2.7%，比去年10月份的預測大幅提高了。所以，如果美國GDP能夠保持比較高的增速，短期來看它的債務的風險似乎還不是很大。

但是，從中長期看，如果美國債務赤字的模式不加以調整，美國長期依靠擴大負債來維持運行這個模式，長期會有損人們對美元的信心，也會使一些持有美債的經濟體拋出美元。所以，長期來説，還是有風險的，這個也關係到美元能不能維繫二戰以後建立的國際貨幣地位。所以，美債的風險，美元地位的變化，也意味着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會發生調整，我們當然要拭目以待。

2007年8月至2025年3月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走勢

**李巍：**謝謝王一鳴先生，我們中國學者關心美國債務問題，因為美元債務直接關係到美元霸權的走向，而美元是一個國際貨幣，所以我們十分關心。接下來有請翟東昇教授。

**翟東昇：**剛才兩位教授講得都非常精彩，我做一點補充。我覺得正如薩克斯教授剛剛提到的，債務利息支出是理解特朗普和理解美國債務可持續性的關鍵。而且我個人認為，它也是理解特朗普第二任期執政邏輯的關鍵。許多事情其實都是為了控制債務利息支出，從而使他儘可能避免被民主黨用債務上限的問題約束。

比如説加關税的問題，他直接承認過。我可能是全世界第一個寫論文揭露這一點，就是關税除了剛才薩克斯教授提到的保護主義三大功能，還有關税本身也是目的，通過關税可以增加收入。特朗普總統自己也説，以後我們要把國內的税收轉變成國際税收，甚至成立一個新的國際税收部門。

比如説，讓馬斯克大砍政府機構，也是為了省錢。還比如説，他現在試圖迫使美聯儲降息，理論上來講美聯儲應該是獨立的，但是特朗普總統第一任期，第二任期都是迫使美聯儲降息，目的也是控制住他的國債利息滾動的成本。去年將近9000多億美元，超過了美國的軍費開支。按照今年借新債還舊債，新債利息貴，舊債利息便宜，這樣算2025年、2026年利息支出將會超過1.2萬億，甚至1.3萬億美元。

所以，美國的債務可不可持續？第一，取決於國會是不是可以通過債務上限的提升，幫他暫時緩解問題。第二，是不是有人持續去買入美國國債，比如現在中國、日本都買不了更多債了，誰來買呢？最後的買家只有一個，就是美聯儲。美聯儲怎麼買？通過美聯儲擴表。所以，美聯儲現在資產負債表7萬億美元，我估計也許下一輪危機之後，可能就十幾萬億了，沒有別的辦法。

為什麼它可以隨便擴表，而不用擔心美元貶值呢？為什麼美國國債持續上升，不用擔心貶值呢？歸根結底就是美元霸權。從1971年之後，美元是無需用黃金按照固定價格兑付的，這才是問題的關鍵。謝謝！

**李巍：**謝謝翟東昇教授，我們現在進入到第二個話題，是全世界都非常關心的關税問題，事實上薩克斯教授在上半場已經兩次提到了關税問題。請問薩克斯教授，您如何看待特朗普正在對全世界發動的關税戰，您認為關税能夠幫助美國解決非常嚴峻的貿易逆差問題嗎？

**傑弗裏·薩克斯：**首先我想談一下，之前的那個問題補充一句：埃隆·馬斯克做的事情，政府效率部做的這些事情，包括關閉政府部門等等，這些涉及的資金規模不大。因為聯邦支出的主體集中於幾大核心領域，它包括軍隊，包括債務的利息支付，還包括社會保險（也就是我們的養老金制度），還包括醫療保險制度（也就是針對老年人的衞生保健制度，還包括針對窮人的這種醫療福利），這幾大項。其餘所有政府機構的開支總和佔比極小。聯邦支出的根源並非公務員體系成本，這正是公眾認知存在混亂之處——儘管關閉機構的動作頻現，但它不會真正改變美國的財政局面。

與此類似，關税也增加不了多少財政收入，不能夠解決美國面臨的財政危機，它沒辦法減少預算赤字。美國的進口只佔GDP的12%左右，即使對此增加高額關税，它帶來的GDP增長可能還沒有一個百分點，也許最多能增加2個百分點。但是，我們談到的政府赤字已經佔到了GDP的7%，並且特朗普還想為富人大規模地減税。所有的這些綜合起來，從數據或者統計的角度來講根本無從平衡。

當前美國政府展現出令人震驚的非理性決策能力。也就是説，這正是個人統治的本質體現：沒有官僚體系進行數據核算，缺乏國會制約機制。也許他非常瘋狂，並且非常獨斷，只要決策符合社交媒體傳播邏輯並獲得簽署，無論什麼政策都可以推行，但這種行為顯然不合理。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而且這一點要反覆地強調：關税也沒辦法解決美國經濟的問題，購買進口產品的人們的生活水平會受到影響，雖被冠以“抑制通脹”之名，實則意味着民眾實際收入縮水。

特朗普再次明確表達讓美聯儲降息和提升關税的訴求

這種政策將降低經濟效率，或許能短期刺激特定產業，但是不會改變經濟增長的曲線。值得注意的是，美聯儲昨日剛將美國經濟增長預期下調至2%以下，雖然我還沒有閲讀具體細節。但也是一個跡象，表明工商業界因個人統治而產生的巨大不確定性與焦慮。這就是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也就是政策的不連貫與不一致。

**李巍：**非常謝謝薩克斯教授告訴我們，關税是不起作用的，不會解決美國的問題。我覺得非常遺憾，特朗普沒有讀哥倫比亞大學，他如果能夠到哥倫比亞大學去上薩克斯教授的課程，也許他不會採取這樣的關税政策。下面我們聽聽兩位中國學者對於關税問題的看法，有請王一鳴教授。

**王一鳴：**特朗普為什麼要加關税，當然我們説它是税收的一個來源。同時，特朗普也強調了製造業的迴流，他覺得這個對美國來説是必須的，還強調要降低對中國的依賴，確保在美國全球的這種競爭優勢的地位。

他加徵關税能不能達到這些目標呢？首先我們看一下他對中國加徵關税的情況。第一任期的時候他累計的税率大體是接近20%，覆蓋中國的商品額為3600億美元。第二任期他已經分兩次，以芬太尼為由加徵20%的關税了，累計有40%了。為什麼要以芬太尼為由，薩克斯教授也説了，因為他不需要經過301調查，不需要經過國會，芬太尼可以啓用《緊急經濟狀態法案》，可以用行政法案來加税。

但是我們現在更關注他下一步怎麼做。我看很多學者説很難判斷。最近他上任以後，讓美國貿易委員會評估他第一任期達成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大體4月初會有一個評估的結果，他要依據那個評估來決定下一步怎麼辦，所以還有待觀察。

但是，最近有些信息可以看到，美國貿易委員會在幫他設計，現在他已經提出簽署《對等關税法案》，對等關税怎麼實施呢？世界那麼多國家，如果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去談判，交易成本太高了，所以提出能不能分三檔。但是我看媒體報道特朗普否了，比如中國，他就要跟你一個一個來談。所以，下一步該怎麼演變還有待觀察。

我想討論的是關税能不能起到縮減美國貿易逆差的作用呢？從上一輪美國加徵關税的結果來看，貿易逆差並沒有縮減。去年美國貨物貿易逆差大體是1.2萬億美元，比特朗普第一任期加徵關税前擴大了50%，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是縮減了1/5，只是他對中國的貿易轉移到其他經濟體了，轉移到墨西哥，轉移到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但是，美國對整個其他經濟體的貿易逆差並沒有縮減，反而大幅提升了。所以，加徵關税沒法縮減貿易逆差。

美國國際收支平衡表（1983-2024）

為什麼美國會有貿易逆差？我覺得是美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美元的國際地位決定的，美國經濟模式就是它的儲蓄率低，消費率更高，消費跟儲蓄形成一個缺口，這個缺口是要由進口來填補的。再有一個就是美元的國際地位，你不能單方面既要美元的國際地位，又要實現美國的貿易平衡，這個也是很難做到的。

加徵關税對美國會帶來什麼影響？原來對中國加徵關税轉移到其他經濟體了，現在對所有的經濟體都對等關税，會帶來什麼後果呢？就是美國生活成本的大幅度提升，就是通脹。美國有很多測算，我們也做過很多測算，大家知道，特朗普為什麼能上台，因為拜登政府沒有很好地解決通脹問題。儘管它的經濟數據很好看，但是沒有解決通脹問題，雞蛋價格不斷地上漲，老百姓不接受。如果特朗普不能解決通脹的問題，大家就想得清楚了，他任期會面臨什麼樣的局面？我就説這些，謝謝！

**李巍：**謝謝，接下來有請翟東昇教授分享你的看法。

**翟東昇：**時間關係，我就説三個原則：第一，自由貿易原則，也即低關税。在中國加入WTO之後，中美之間都是低關税，自80年代以來，在新自由主義原則之下，美國向世界其他地區開放市場，關税税率是全球最低之一，平均約為3%。但是，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剛才薩克斯教授已經講到了。

第二，對等關税原則，你向我徵多少，我也向你徵多少。我認為對等關税原則也不能實現特朗普想要解決的貿易逆差問題，或者製造業迴歸，這個原理剛才王主任已經解釋過了。

第三，我主張中國也好、歐洲也好、墨西哥也好、加拿大也好，在與美國，尤其是跟特朗普總統談論新的關税原則時，我們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必須考慮非歧視原則。非歧視原則，並不是什麼新概念，這是WTO的基本準則之一。只要你不歧視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你想加徵關税，這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們經常説，愛情其實是一個人的事情，我愛不愛你，跟你愛不愛我沒有關係。關税也是同樣的道理，你想加徵關税，這是你的事情，但是你不要歧視中國，也不要歧視墨西哥，也不要歧視特定國家。只要關税普遍一致，就不會產生貿易轉移效應，也不會對其他國家的福利產生實質性損害。但是，其他國家之間可以自由從事自由貿易。

**李巍：**下面我們進入到第三個話題，同樣非常激動人心。最近萬斯批評了歐盟的人工智能政策，美國啓動了“星際之門”計劃，中國的DeepSeek也是震撼了全世界，第三個話題我們將圍繞中美歐的人工智能的競爭與合作來展開。首先，請問傑弗裏·薩克斯教授，您認為在人工智能這樣一個新的時代，中美歐這三大經濟體的合作與競爭面臨着什麼樣的機遇和挑戰？

**傑弗裏·薩克斯：**顯然，人工智能是技術上的一大突破，能夠給整個經濟體帶來重大而且積極的影響，而且有些影響我們已經在經歷了。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AI有可能會造成一些非常大的威脅。首先，就是AI可能會被軍事化應用。其次，AI能夠去賦能大規模的監控，有可能會侵蝕隱私。再者，AI也可能會促進不當的或者是污衊性的言論，以及虛假信息的加速傳播。此外還存在失控風險——由於自主編程特性與設計缺陷，機器的行為模式具有不可預測的湧現性特徵，可能偏離人類預期。

那麼，我們是否能夠在AI之中掌握主動權呢？我覺得答案是否定的。這背後的原因就是至少有三個相互競爭的，而且是相互矛盾的領域，有三點：

其一，軍方與情報機構視其為戰略基石。這種認知在特朗普政府施政方針中有所體現——其背後的權力支柱正是硅谷資本巨擘。埃隆·馬斯克雖是最顯著的代言人，但彼得·蒂爾、亞歷克斯·卡普等業界巨頭同樣與五角大樓、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等機構簽署鉅額合同，推動人工智能軍事化進程。

其二，則是美國主導模式中的私營利益集團，無論是Meta、微軟、蘋果、亞馬遜還是OpenAI，這些以營利為核心的超級企業均涉及龐大經濟利益考量。

美國股市幾乎完全靠七個公司拉動上漲

其三，是公共利益領域，公眾相比於這些國家的安全機構來説是沒有那麼大的權力，也沒有這些精英企業的財力，無法對政治產生影響。因此在美國現行體制下，我完全看不到建立誠信監管人工智能的公共秩序之可能。

這本質上折射出美國的普遍現實：尖端技術從未處於任何負責任的公益力量掌控之下，生物技術如此，人工智能亦然。真正主導技術發展的，是軍工複合體與私營部門的利益共生體，而非公共利益。更可悲的是，美國當前對這些技術甚至缺乏公益維度的公共討論。

我們再看歐洲的情況，歐洲是缺乏這些先進的技術的，大家聽説過歐洲有哪個AI的巨頭嗎？沒有聽説過，因為沒有。在過去至少20年之中，很多歐洲的一些成就其實最後都是在美國落地的。歐洲精於監管卻拙於創新，這正是其體系的重大缺陷。

即便在尖端光刻機領域（如生產Nvidia級別納米芯片的極紫外光刻技術），荷蘭ASML雖為行業翹楚，卻完全受制於美國政策操控，歐洲在此領域毫無話語權。因此在這場技術博弈中，歐洲已然邊緣化——儘管這令人遺憾，但現實就是如此殘酷。真相是，當前全球根本不存在所謂“談判桌”，一切決策皆由美國私營利益集團與安全部門主導。

**李巍：**硅谷的科技精英和華盛頓，特別是國防部有着密切聯繫。我由此想到在特朗普離任之際，提到美國要建立一個科技工業複合體，就像當年艾森豪威爾想要一個軍工複合體，我覺得這是我們從事美國研究非常重要的需要觀察的一個點。接下來有請兩位中國學者，請王一鳴先生。

**王一鳴：**AI是大國博弈的一個高地，因為它是新科技革命最活躍的領域之一。這個戰略競爭，我覺得主要在兩個方向上展開，一是技術，就是技術的優勢，二是治理，包括國際安全的治理。剛才薩克斯教授談到AI的國際治理合作，應該説非常重要。現在聯合國也在推進這件事。

中美歐三個經濟體在AI方面的表現和優勢都是不一樣的。在人工智能領域，美國主要依託其技術的先發優勢，無論是硬件還是軟件，它都是先發的。同時，美國也在依託他這個優勢進行技術和投資的管制。例如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如英偉達芯片；以及阻止歐洲向中國出口機器，即荷蘭的超紫外光刻機。

美國政府還與企業建立了一個戰略聯盟，這個現象是今天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需要去研究的。現在我們知道，馬斯克在美國政府內部有很大的話語權。美國這些高科技公司通過捐贈與特朗普上任形成一個債務聯盟，會影響到全球AI的發展格局。這實際上是政治和技術力量形成一個結合。對於歐盟，我覺得它主要是在規則制定方面發揮作用，因為它是個單一市場，通過制定標準和規則去增強它的影響力。但在AI在初創時期，嚴格監管下它是很難成長的。所以，這也是歐盟沒有有國際競爭力的AI企業的原因。

馬斯克影響力極大

中國是什麼特徵呢？我覺得中國最大的優勢在於市場優勢，超大規模的市場。中國也有相當的技術研發能力。所以，中國憑藉市場的優勢，強大的學習能力來形成中國AI的獨特的發展格局。最近最活躍的就是DeepSeek的興起，引起了全球的振動，它依託什麼呢？中國正在利用超大規模的市場和低成本迅速擴張並獲得競爭力，特別是在發展中經濟體獲得了競爭優勢。

所以，未來的格局會是什麼？我覺得短期內很難看到歐盟會成為AI的一個重要的參與方。所以，未來AI的競爭仍是一場中美之間的競爭。美國的優勢是利用他的國際化程度，政府和企業的戰略聯盟，能夠在國際上贏得相當大的市場份額。如果中國能夠有效地擴大其在國際市場的份額，那麼中美競爭的格局我覺得會發生新的變化，中國會取得更大的優勢。

**李巍：**翟老師，最後1分鐘，對這個話題做一個總結。

**翟東昇：**我補充一下，不做總結了。剛才兩位教授講得非常好，首先歐洲目前不在競爭中，但未來兩三年有一個變數，假如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右翼政黨，能夠突破藩籬成功上台，或許歐洲會有迎頭趕上的機會。中國來説，除了王主任剛才講的優勢之外，還有另一個優勢。大家有沒有發現，全世界搞AI的有大量都是中國人，華人。所以，我覺得這個潛在優勢我們要發揮好。

最後，我想説關於美國，薩克斯教授剛才講到彼得·蒂爾和馬斯克。馬斯克站在前台，但真正的老闆不是他，是彼得·蒂爾，就是所謂的“PayPal黑幫”。我提醒大家一下，我們應該加強對一個概念的研究，叫加速主義，右翼加速主義。這聽起來可能有些激進或極端，但這是科技界的一股新思潮。如果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時候共和黨幕後的大老闆是以科赫兄弟為核心的美國資本家，那麼特朗普第二任期時他的團隊背後最大的下注者，就是以彼得·蒂爾為核心的科技右翼。

（原文發表在“人民大學國政評論”公眾號，原標題：“澄海全球對話實錄 | 對話傑弗裏 · 薩克斯”。轉載有刪改，僅供讀者參考，不代表觀察者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