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華：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毛澤東知道其必敗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為紀念這個偉大勝利，我們在觀察者網開設專題視頻節目——寶塔山下的制勝法寶，一起學習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文/王立華】

第一部分：扭轉歷史車輪

十六、倒行逆施逼出西安事變

這一節的主題是：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倒行逆施，逼出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1936年11月30日，山城堡戰役勝利後，彭德懷致電毛主席、周恩來、朱德等，就紅軍的行動方針提出：“在一個月內，求得再打一仗，消滅胡部 4個團左右，可能引起戰略上的變化，使敵不能不暫取守勢。”[1]

毛主席回電説：“我軍似須一面整理，一面準備作戰，再打一仗則大局定了。十二月確定在現地區隨時準備打胡姿勢，加緊休息整理。一二月後綏遠、西北、全國有起較大變化的可能。”[2]

儘管胡宗南在山城堡失敗了，張學良在盡力勸説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但他還是要調集大軍消滅紅軍，要畢其功於一役。下一步怎麼應對？毛主席贊同彭德懷再打一仗的提議，以打勝仗來逼蔣抗日。而且認為，12月份紅軍在現地區再打一仗，大局就能定了，到明年一二月後，綏遠、西北乃至全國，形勢就有起較大變化的可能。

毛主席如此判斷能相信嗎？但歷史展開後，事實不由得不信。做出這個判斷的時間是1936年12月1日，11天后西安事變爆發，到1937年一二月後形勢大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已是不可改變的大勢。

作為一個偉大的戰略家，他並不是只看到戰場博弈，而是着眼於天下大勢和矛盾發展的度。他並不知道張、楊下一步會如何逼蔣抗日，但他知道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已經到了眾叛親離、非變不可的時候了，蔣介石與張、楊的矛盾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而蔣介石並不自覺，也不思改變，反而不斷地激化矛盾，最後逼出了震驚中外的兵變。

據申伯純回憶，[3]當時他是楊虎城十七路軍交際處長，主要做東北軍中上層聯絡工作，建國後周總理指定他為編寫西安事變史料召集人，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在西安事變前的一個多月裏，張學良、楊虎城對蔣介石勸諫、諍諫、苦諫、哭諫不成，最後被逼上梁山發起兵諫。

回望歷史，反思西安事變，看似突然，實屬必然。

兩廣事變結束後不久，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就匆匆忙忙飛赴西安部署“剿共”內戰。他認為，殘餘的紅軍至多不過3萬人，可在兩三個月內殲滅在陝北地區。他還認為，只要他親自到西安，張學良、楊虎城不敢不服從他的命令。

蔣介石到西安後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先是張學良、楊虎城、邵力子（時任陝西省政府主席）等陪同登華山、遊終南山。在遊山賞景時，蔣介石問張學良近來看什麼書，張説看了兩本書，一本是唯物辯證法，一本是政治經濟學。這都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作。蔣介石聽後不高興，像老子教訓兒子一樣對張學良説：這些書都是俄國人寫的，不適合中國國情，你看了是會中毒的，以後不許你看這些書！你要好好地讀《大學》和《曾文正公全集》等書，你把這些書讀通了，將一生受用不盡。張學良只是笑了一下，沒有同蔣介石爭辯。一個正在追求進步，一個反革命起家，思想趣味完全不同啊！

兩天後，蔣介石分別對張學良、楊虎城宣佈他的“剿共”的計劃，並徵求他們的意見。張學良當場表示反對，提出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時説明，這不只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東北軍全軍的主張。楊虎城城府比較深，對蔣介石不敢公開表示不同意見，只是委婉地説，他個人服從命令沒有問題，但是部隊抗日的情緒高漲，“剿匪”士氣低落，是值得憂慮的問題。蔣介石聽後，重申他決心徹底“剿共”，勢在必行，絕不動搖。張、楊這“一勸”比較委婉，蔣介石沒有接受。

楊虎城與蔣介石

10月29日，蔣介石以躲避五十大壽為名，從西安到洛陽召集會議制訂進攻紅軍的計劃。張學良以祝壽為名，用飛機把閻錫山從太原接來，一起前往洛陽，與在那裏為蔣祝壽的傅作義、徐永昌等勸蔣停止內戰、聯合抗日，請求蔣介石准許東北軍出兵綏遠援助傅作義。[4]蔣不但不聽他的，還氣急敗壞地斥責他：“抗日，抗日，等我死了以後，你再去抗日好了！”蔣為洛陽軍官學校訓話時，還旁敲側擊地訓斥張學良：“勾結日本者是漢奸，勾結共產黨者也是漢奸！”

張學良聽後神色大變，未等蔣介石訓完話便與何柱國返回西安，他在飛機上對何柱國説：“我現在想幹什麼，連我的太太都無從知道。”[5]這“二勸”違逆了蔣介石，基本成對立面了。

11月17日，蔣介石乘飛機到太原，委託閻錫山轉告傅作義，現在不是大舉抗日的時候，不許綏東抗戰再繼續擴大，要設法把戰事停止下來。他保證南京政府從外交方面設法緩和日偽進攻，以爭取綏東停戰。閻錫山立即派人向傅作義傳達，果然綏東抗戰在收復百靈廟以後就停止了。蔣介石還飛到濟南去會韓復榘，要他促宋哲元“共同與日方調停”。[6]説來説去，就是不能與日本打起來。11月23日，蔣介石以“危害民國”的罪名，下令將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領導人沈鈞儒等“七君子”逮捕，並查封了14種國內著名刊物，在大打內戰前，對抗日救國輿論進行一次大鎮壓。

張學良對此極為不滿，親自駕飛機再到洛陽見蔣介石。張學良對蔣説，東北軍的抗日情緒已經高漲到無法抑制的程度，“剿共”軍事行動太不得人心，要求無論如何應派東北軍開赴抗日前線。而蔣介石卻對他説，日本根本無意將當前衝突擴大為全面戰爭，沒有必要再派軍隊前往綏遠，首要任務是必須集中全力消滅共產黨，不同意東北軍援綏抗日。[7]

張學良請求蔣介石釋放“七君子”。他説，上海的幾位救國領袖究竟犯了什麼罪，我想全國大多數誰也不曉得。事實上，他們根本就沒有罪。如果説他們有罪，那就真成了沈鈞儒所説的，是“愛國未遂罪”了。懇求蔣介石釋放他們，免得失去人心。但蔣介石斷然表示，決不採納張學良的意見。

張學良氣憤地説：“委員長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麼區別！”蔣介石怒視着張學良説：“全中國只有你一個人這樣看！除了在西北，除了你張學良，沒有人敢這樣對我講話和批評我的！我是委員長，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做，就是革命！不服從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進來，不革命的滾出去！”張學良聽到這話後，拉開房門摔門而去。這説明，矛盾已難以化解了。[8]這“三勸”已經撕破臉皮了。

張學良回到西安後，情緒抑鬱，坐立不安，半夜裏讓孫銘九請葉劍英到他公館緊急會晤。[9]張説與蔣談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結果非常不好。葉劍英發回的電報説“此路已絕，張將無能作為”。楊虎城在謁蔣時，提停止“剿匪”事也碰了釘子，心情一直很沉悶，有主張捉蔣的説法。

那晚密談後，葉劍英11月29日急電毛主席，要回去詳細報告情況。[10]幾天後，也就是蔣介石帶着大批隨從到西安時，葉劍英悄然離開西安。臨行前，張學良讓他帶走借給紅軍的10萬銀圓。當葉帶着銀圓到達保安城外時，時任蘇區財政部長的林伯渠早就守候在那裏，笑眯眯地迎上前來。葉劍英説：林老啊，你不是來接我的，你是來接這許多光洋的！説罷，兩人哈哈大笑。葉彙報時談到，張學良無意間露出一句：“必要時進行兵諫。”[11]

此時，蔣介石已經把嫡系精鋭部隊統統北調，下令擴大西安、蘭州兩個機場和戰時地勤設備建設，戰鬥機和轟炸機陸續調往西安和蘭州集結待命。蔣介石還任命蔣鼎文為西北“剿總” 前敵總司令，衞立煌為陝甘綏寧四省邊區“剿共”總指揮，陳誠以軍政部次長身份駐前方督“剿”。這些新任命等於撤銷了張學良西北“剿總”副司令，也撤銷了楊虎城的西安綏靖公署主任的職權，而且事先並未與張、楊商量。張學良還從蔣介石侍從室的內線那裏獲悉，已經看到擬好的調東北軍去福建的電稿，這讓張、楊如芒在背。

面對這種情況，張學良、楊虎城不得不秘密研究對策。商定：[12]第一，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決不再打內戰，除抗日作戰外，決不調到南方去，兩軍決不分開；第二，盡力説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如果這一“善説”無效，就只好逼着他抗日了；如果前兩步都失敗了，第三步就上山——跟着共產黨紅軍去打游擊，去抗日。楊虎城甚至説：“只要能達到抗日救國目的，我楊虎誠願把這個攤子（指楊的部隊）這樣摔了，也響！也值！”[13]

西安事變前夕，張學良與蔣介石

1936年12月4日晚，蔣介石帶軍政要員再度抵達西安，下車後駐臨潼華清池。一到臨潼，就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師長以上軍官分別談話，要他們聽從命令繼續徹底“剿共”。這些高級軍官表面上都唯唯諾諾，這讓蔣介石產生了一個錯覺，以為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可以供他驅使，為“剿共”內戰賣命。於是召見張學良、楊虎城，向他們提出最後通牒式的兩個方案：一是服從“剿共”命令，將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全部開到前線與紅軍作戰，中央軍在後面接應督戰；二是如不願“剿共”，就將東北軍調往福建，第十七路軍調往安徽，讓出陝甘由中央軍“剿共”。

這都是張、楊所絕對不能接受的。第一個方案，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廣大官兵反對，他們已經與紅軍友好接觸，受到抗日教育的影響，不願再去為蔣介石打內戰了；第二個方案，張、楊深知兩軍一旦離開西北，離開紅軍，兩軍又分開，必將為蔣介石所滅。蔣介石逼他們在這兩個方案中選擇，毫無其他迴旋餘地，已經沒有其他路可走了。[14]

但張學良、楊虎城還不甘心，想做最後的爭取。

12月7日下午，張學良到臨潼華清池，希望以至誠來説服感動蔣介石。他對蔣説，[15]共產黨現在的政策是民族抗日第一，紅軍的問題可用政治方法解決；當前形勢，只有對外，才能安內，一旦抗日，既能統一。他還説，現在部隊抗日情緒高漲，不可壓制，他個人對蔣一貫忠誠，正因為如此，所以不能不在這種重大問題上誓死力爭。

蔣介石聽後不但不受感動，反而比以往更生氣，罵張學良年輕無知，受了共產黨的迷惑。張學良緊頂着爭辯，“苦諫”不行變成聲淚俱下的“哭諫”，持續了3個小時之久。最後蔣介石把桌子一拍厲聲説：“你現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變！”[16]第二天，楊虎城又去勸蔣介石，也被蔣拒絕。

這“四勸”已經走到頭了，雙方誰也不能用道理改變誰，但又必須改變一方時，就只剩下強力改變了。

12月９日，“一二·九”運動一週年，在中共和救國團體領導下，西安1萬多名學生舉行紀念集會和示威遊行。要求政府“當機立斷，即日動員全國兵力，收復失地”，因為警察槍殺一名兒童，學生們去臨潼向蔣介石當面請願。蔣介石命令張學良制止，如學生不服從就“格殺勿論”。張學良趕到霸橋十里鋪，推開蔣孝先將要下達射擊令的手對學生説：請你們相信我，我張學良和你們有一樣的思想，一樣的心，你們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也許我比你們的要求還要更加迫切。你們的意見，我一定負責轉達，我去講比你們會更有分量，我保證一星期內以事實答覆你們的要求。

學生們見張學良態度十分誠懇就回西安了，張學良趕到華清池向蔣介石轉達學生的要求，蔣介石又訓斥張學良沒有站在他的立場上，站在了學生的立場上。[17]張學良只得憤憤而歸，實際上這時已經不再抱任何希望了。

1935年12月9日，北平數千學生舉行抗日救國示威遊行

12月11日，蔣介石在臨潼召集了沒有張、楊參加的軍事會議，決定12月12日頒佈第六次“剿共”總攻擊令，如果張、楊兩部不聽從命令就解除他們的武裝，還密令憲兵第三團和陝西省警察局，開出東北軍、十七路軍中的共產黨人和同情共產黨的人的黑名單，準備於動員令下達後逮捕。[18]

同一天，張學良、楊虎城反覆商量確定捉蔣時間。決定12日凌晨3時部署完畢，4時在臨潼和西安同時行動：東北軍負責到華清池活捉蔣介石，西安市東關以東由張學良負責；十七路軍負責拘禁西安城內的蔣系軍政大員，解除西安城內蔣系部隊武裝，扣留西郊飛機場的戰機等，當時市內蔣系人馬共有7000多，6500多支槍。[19]

這個時間，應當是搶在蔣介石採取行動的前面了。

12月11日晚，張學良、楊虎城聯名宴請來陝的南京文武大員，一直到晚10時才散席。散席後張學良立即回到公館，與在那裏等候的親信幹部舉行緊急會議，當眾宣佈“兵諫”計劃。他説，我們實在不能忍受了！我已經和楊主任商定，今天清晨實行兵諫，把他抓起來，現在就開始行動。”[20]

抓捕進行得比較順利。十七路軍憲兵營把西京招待所團團圍住，進至房間捉軍政大員，他們當時也不知是怎麼回事，稀裏糊塗地被捉了，但在清點人數時，只有朱紹良、衞立煌、蔣鼎文、陳繼承、陳調元、蔣作賓、蔣鋤歐、薩鎮冰、張衝、萬耀煌、蔣百里等人，發現少了陳誠、邵元衝。陳誠身材矮小，躲到地下室牆角一個倒扣的空啤酒箱裏，後來找到了；邵元衝聽到槍聲後，打開後窗逃跑，喊他站住不聽，被憲兵打中不治身亡，其實他只是民國日報社社長，不跑的話，無論如何也輪不到他去死。

蔣百里就比較灑脱，他剛從歐美考察回來，被請到西安當“客卿”，11日到，12日被捉，他隨口吟出兩句自嘲詩：昨為座上客，今作階下囚。搞得大家不勝感慨系之。後來因為與蔣介石在西安共患過難受到信任，坐上了陸軍大學校長的職位。

捉蔣介石稍有波折。他住在臨潼華清池內院最後一排房子，被槍聲和喊聲驚醒後，以為紅軍來襲，披着睡衣從房中跑出，跳後院院牆逃跑，鑽到半山腰一塊大石頭後的夾縫躲避。因為跳牆時丟掉一隻鞋子，判定他可能上山了，兩個多小時後被搜山部隊找到，架上汽車送到西安。蔣介石的秘書被亂槍打死，蔣介石侍衞長蔣孝先被槍決，侍從室主任錢大鈞被打傷。

華清池，蔣介石的卧室

西安事變時，蔣介石在這裏被捉

1936年12月12日，作為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重要轉折點的西安事變，就這樣揭幕了。

半個世紀後，已是垂暮之年的張學良回憶説，我和蔣先生的衝突沒旁的，就是兩句話：“他是要‘安內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內’。”張學良還説：“就因為學生運動時候，我不好意思再説他了，因為我真是氣呀，他説用機關槍打，我説機關槍不去打日本人，怎麼能打學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這句話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所以我才會有西安事變。”[21]

爭的什麼？是國家、民族的命運啊，這就是政治的終極底線和紅線。

晚清政府和袁世凱，突破這個底線和紅線完蛋了，蔣介石也是在衝撞這個底線和紅線，終於得到他應得的教訓。

迄今為止，西安事變已過去近90年了，看到一些人賣力地為蔣介石塗脂抹粉，把是非成敗都搞模糊甚至搞顛倒了。深深感到，認知倒退並非不能，如果丟掉國家和民族大義，不以客觀事實和實踐結果為標準，就沒有基本的人間是非可言，也不可能有思想認識的進步。

從西安事變過程中，我們能認識到什麼？

一個是蔣介石錯在哪裏？我們不從個人品質德行這些方面講，只是從治國理政的根本分析，他錯就錯在沒有認清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變成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人心共識已經變成抗日救國。抗日大旗本來是應當是他統一天下人心的法寶，但他卻拱手讓給了共產黨毛主席，一意孤行堅持打內戰，堅持對日不抵抗，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倒行逆施的結果就是眾叛親離。

在抗日反蔣的福建事變、兩廣事變失敗後，又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最後是在槍桿子的逼迫下，才順應主要矛盾要求，被迫答應聯共抗日。從蔣介石作為中國最高統治者的歷史來看，他順應主要矛盾、順應人民抗日要求的那段歷史，也是內部最平穩統一的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眾，包括國民黨內各派政治力量，都與他有了共同抗日的政治目標，不再反對他，而其他時間基本是內戰不已，根本踩不住。

張學良、楊虎城對在哪裏？對就對在接受了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正確主張，順應了天下人之心，並且敢於豁出一切與蔣介石抗爭。蔣介石主張安內攘外，張、楊主張攘外安內，看起來只是個先後次序問題，實際上是對錯是非之別。你打掉堅決抗日的共產黨和紅軍，還有可能去抗日嗎？共產黨早就表示願意與你一起抗日救國，你要是真打日本這內部不就安穩統一了嗎？張、楊的拼死一搏，不只是為救這個國，也是在救贖蔣介石，逼迫蔣介石走上了一段光明之路。

張學良90歲時感慨，他的生命只到36歲，以後就沒有了。但那36歲時的大義之舉，已成生如閃電之耀亮，永遠載入中華民族的英雄史冊。人生能有幾回搏？張、楊兩位的人生有此一舉足矣！

張學良與楊虎城

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厲害在哪裏？厲害就厲害在緊緊抓住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主動，還有順應人心的歷史自覺。

帶着九死一生的紅軍剛剛落腳陝北，還處在強敵環伺大兵壓境的局面下，就認定正在全力消滅自己的國民黨軍不再是主要敵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是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自覺高舉起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救國的大旗。在國家和民族面臨危亡之際，代表國家的蔣介石南京政府不作為，共產黨毛主席領導區區萬餘人出征抗日救國、替天行道。

從年初的紅軍東征開始到年底山城堡戰役結束，在很難看到勝利希望的內憂外患中堅定主張、堅持到底、堅決鬥爭，不到一年時間就贏得了全國各界各種政治力量包括蔣介石集團內部的廣泛響應，並在西北形成紅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以抗日救國為靈魂的三位一體聯合，掀起了民族革命的風暴，最後硬是在西安事變中實現逼蔣抗日，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局面，扭轉了歷史車輪的方向，這是什麼樣的遠見卓識、能力魄力啊！

當然，西安事變抓住蔣介石，並不必然走向合作抗日。是殺是放？是和是戰？處處刀光劍影，前景撲朔迷離，如果應對不當，也會出現不願看到的黑暗結局。如何駕馭抉擇，才能抓住契機走向光明呢？

[1]胡耀武主編：《紅軍長征年譜長編》下卷，藍天出版社2016年版，第1989頁。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17頁。

[3]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五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84-197頁。

[4]《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頁。

[5]郝建生編著：《西安事變前後的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148頁。

[6]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電文（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頁。

[7]郝建生編著：《西安事變前後的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頁。

[8]郝建生編著：《西安事變前後的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頁。

[9]《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頁。

[10]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電文（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頁。

[11]《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172頁。

[12]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五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88-189頁。

[13]郝建生編著：《西安事變前後的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頁。

[14]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五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89-190頁。

[15]胡耀武主編：《紅軍長征年譜長編》下卷，藍天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8-1999頁。

[16]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五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90頁。

[17]郝建生編著：《西安事變前後的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158頁。

[18]郝建生編著：《西安事變前後的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頁。

[19]《孔從洲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159頁。

[20]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五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94頁。

[21]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五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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