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斯·德羅斯特、朱莉婭·克雷蒂：被美國逼到牆角的歐盟，突然打起了中國鄰居的主意？ -朱莉婭·克雷蒂、尼爾斯·德羅斯特

近年來，歐盟對中亞的策略發生較大變化，將更多的觸手伸向中亞；自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後，這種變化也帶有了一定“攻擊性”，加大影響力爭奪，試圖將俄羅斯、中國等勢力排擠出去。因此，相互間的領導層交流互訪、各層級、各界別的論壇或會議頻頻舉辦。

不久前，4月3日至4日，中亞五國及歐盟領導人在烏茲別克斯坦的薩哈馬爾舉行首屆“中亞-歐盟”峯會，雙方宣佈建立戰略伙伴關係。這被視為近年來歐盟-中亞關係發展的最重要事件之一。

峯會前夕，歐盟主席馮德萊恩表示，歐盟將此次峯會視為歐洲對美國關税政策回應的一部分，期望實現歐盟對外貿易關係的多元化。而一向奉行“平衡”政策的中亞國家，也並不反對在符合其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在各領域擴大與歐盟的合作。正如此次峯會，聚焦能源、關鍵原材料、經貿往來、氣候合作、地區安全等諸多重要議題；歐盟也提出了在“全球門户”倡議下雄心勃勃的援助計劃，預計將達數百億。馮德萊恩在會上表示，歐盟-中亞戰略伙伴關係的啓動，説明中亞可以依靠歐盟，“最好的還在後頭”。

本文是荷蘭國際關係研究所（Clingendael Institute）今年初發布的最新研究報告。文章詳細梳理歐盟—中亞關係的演進歷程，為歐盟如何拓展其在中亞的利益“獻計獻策”。這為我們理解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新態勢提供新的視角。儘管如今歐洲自身困境重重，但在世界格局加速重構的形勢下，歐盟與中亞的戰略互動，值得我們跟蹤關注。本文為“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公眾號原創首發，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

4月3-4日，首屆“中亞-歐盟”峯會在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舉行。 路透社

【文/尼爾斯·德羅斯特、朱莉婭·克雷蒂】

引言

對五個中亞共和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而言，今年堪稱其外交大年。近月來，國際政要絡繹不絕，相繼訪問該地區一個或多個國家。中亞地區正日益成為國際舞台的焦點所在。尤其是自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後，國際社會對該地區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關注度。

這一態勢常被學界形象地比喻為“新大博弈”（new Great Game），該説法源自19世紀英俄兩大帝國為爭奪中亞影響力而展開角力。過去十年的諸多學術論著更是將中亞定位為“世界強國地緣政治角逐的主要戰場”，或被視為“大國爭霸的競技場，新一輪大博弈已然拉開帷幕”，抑或是“多國爭相角逐對這些新興國家施加影響力乃至控制權”的關鍵區域。其他諸多研究則傾向於通過前蘇聯的歷史視角觀察該地區，或將其比作“俄羅斯的後院”。

然而，這種聚焦視角實則呈現了一種扭曲的認知，“大博弈”的歷史類比難以準確映射當前的地緣政治格局。與19世紀帝國通過武力征服當地政權以爭奪實際領土的情況不同，當代國際力量更多是在中亞地區錯綜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中爭取對這些主權國家的影響力。在當前的中亞影響力角逐中，區域內國家已不再甘當新一輪“大博弈”中的被動棋子，而是正在歷史陰影中嶄露頭角。

這些國家以積極自信的態度彰顯主權獨立地位，靈活平衡各方利益，巧妙運籌帷幄，善於藉助與大國的關係謀求自身發展。正如穆爾塔扎什維利（Murtazashvili）和烏馬羅夫（Umarov）近期所述：中亞已不再是“任何國家的後院”。

歐盟官方文件指出，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及隨之而來的“政治變局”，加之2021年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後的安全挑戰，恰恰為“中亞國家真正成長為獨立自主的區域政治力量”提供了歷史契機。對於多數中亞國家而言，這一發展態勢意味着它們需在大國之間開展審慎周旋，同時積極謀求將伊朗、土耳其和美國等其他第三方國家及行為體引入區域事務，以實現戰略平衡。

2025年3月19日 歐盟委員西克拉對土庫曼斯坦進行戰略訪問，這是其訪問中亞五國的行程之一

歐盟作為另一重要戰略行為體，正積極尋求擴大其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自2007年首個歐盟中亞戰略框架確立以來，歐盟已循序漸進地深化了與該區域的全方位交往。該研究報告旨在探究歐洲聯盟增強這一影響力的有效路徑，並聚焦解答以下三大核心問題：

一、中亞各國之間的地區關係格局有何特徵，它們與全球及區域主要大國之間又形成了怎樣的互動模式？

二、在區域多方博弈的背景下，歐盟對中亞地區行為體施加了何種影響力，又存在哪些戰略與經濟利益訴求？

三、歐盟，尤其是荷蘭，如何能夠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切實提升與中亞各國的戰略伙伴關係？

本文圍繞以上三個核心問題（中亞國家間關係特徵、歐盟及荷蘭的區域影響力、互利合作前景），結合在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實地調研與文獻分析，揭示了中亞國家從“大國博弈”的被動客體向自主行為體轉變的戰略趨勢，客觀呈現出中亞地區國際關係的最新動態及域外力量的參與態勢，有助於讀者深入理解該地區日益凸顯的重要戰略意義及未來走向。

中亞地緣政治

近年來，中亞地區呈現出區域協作日益深化的積極態勢。與1991年蘇聯解體後中亞各共和國獨立初期的前25年相比，當前區域政治生態已明顯趨於緩和，合作精神空前高漲，協同發展成為主流。

圖一：中亞地緣政治參與者和關係概覽綠色實線代表良好關係，藍色虛線代表不確定關係，紅色實線代表緊張關係報告原文

從圖1所示的中亞地緣政治行為體及其關係的互動圖譜中可直觀看出這一轉變，圖中綠色線條佔據主導地位，凸顯了區域內積極互動的普遍存在。這一區域協作的歷史性拐點出現在2016年，當時烏茲別克斯坦在新任總統沙夫卡特·米爾濟約耶夫（Shavkat Mirziyoyev）的領導下開啓了對外開放的新篇章，徹底摒棄了前總統伊斯蘭·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長期奉行的封閉孤立政策。

考慮到烏茲別克斯坦與區域內其他四個中亞共和國均接壤的獨特地緣位置，米爾濟約耶夫政府將改善睦鄰關係置於外交戰略的核心位置，積極推動區域一體化進程。

在這一歷史性轉變進程中，各國領導人之間建立的個人友好關係已成為直接推動區域政府間合作深化的關鍵催化劑。

誠然，區域內仍存在某些例外情況，如近年來吉爾吉斯斯坦與塔吉克斯坦之間日趨緊張的邊境爭端。然而，縱觀全局，與十年前的地區格局相比，中亞各國之間的雙邊關係已實現質的飛躍，這種積極變化與區域各國最高領導人之間構建的良性個人關係不謀而合。

中亞國家元首和其他政府代表之間磋商會議的增多清晰地證明了這一點。自2017年起，這些在中亞各國輪值舉辦的年度峯會已發展成為推動區域協作的核心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會議達成的共識並非總能立即轉化為落地項目，但各國能夠在不依賴俄羅斯、歐盟等外部力量干預的情況下，自主聚首共商區域發展藍圖，這本身就標誌着中亞區域治理模式的重大突破。

回溯2016年之前的歷史，區域內各國對話渠道匱乏，合作機制鬆散，地區協同舉步維艱；而今，所有中亞國家均展現出前所未有的自主意識與戰略自信，區域認同感顯著增強。

尤其是自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以來，中亞區域一體化進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加速態勢。這種日益高漲的區域協作熱情源自各國深刻認識到：唯有通力合作，中亞才能在國際舞台上贏得更大話語權和影響力。

與此同時，各國也在謀求戰略自主，希望在維持與俄羅斯關係的同時，逐步降低對它的依賴。這種精心經營的區域團結與戰略平衡，正是中亞各國避免淪為“戰略棋局中被操控棋子”的關鍵屏障。更為重要的是，中亞國家共同面臨的諸多挑戰本質上跨越國界，具有鮮明的區域性特徵，涉及水資源管理、能源安全、氣候變化應對及區域安防等核心議題。

儘管具備構成中亞區域共同體的基礎要素，但一種強有力的區域共同認同感仍然缺位，這一關鍵問題近年來再次引發學界廣泛關注。此外，中亞並非一個同質化地區，它包括講突厥語的民族（分佈在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和講波斯語的族羣（主要在塔吉克斯坦）。這些國家還有着不同的遊牧和定居文化歷史傳統，且各國內部城鄉之間也存在顯著差異。

儘管區域合作日益深化，且各國也重新認識到加強協作勢在必行，但中亞地區距離實現歐盟式的一體化仍然遙遙無期。類似嘗試在歷史上曾經出現，如1994年建立的中亞聯盟（除土庫曼斯坦外所有中亞國家均參與其中）。然而，由於正式成員和候選成員之間的利益衝突、內部爭端，加之周邊大國主導的多邊機制迅速崛起，如上海合作組織（SCO）和歐亞經濟聯盟（EAEU），這一區域一體化構想最終未能開花結果。

此後，受多重因素制約，中亞各國未能在制度化區域一體化道路上邁出決定性步伐。其中一個核心原因在於，個別國家尤其是哈薩克斯坦，權衡利弊後發現單一國家經濟利益遠超區域內部協作所能帶來的紅利。實踐證明，參與外部大國主導的倡議，如歐亞經濟聯盟、上海合作組織或“一帶一路”倡議（BRI），比構建純中亞區域組織能夠獲得更為可觀的戰略收益。

因此，迄今為止，除了針對特定議題的功能性機構（如拯救鹹海國際基金會，IFAS）外，中亞地區尚未形成類似於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非洲聯盟（AU）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區域性組織。

（一）中亞區域整合的新動向

近年來，以“C5+1”（五個中亞國家加一個國際夥伴）模式為主的區域協作平台蓬勃發展，成為促進中亞區域整合的重要機制。日本於2004年率先開創了這一創新外交模式與中亞地區展開全方位合作，隨後包括美國、歐盟、德國、俄羅斯和中國在內的另外11個國家或國際組織紛紛效仿，建立了類似的對話機制。

2024年，美國首次啓動了“B5+1”商業論壇，作為“C5+1”的經濟配套機制，旨在加速中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這些平台對於促進與中亞國家之間以及中亞國家彼此之間的對話與合作至關重要，同時也有助於為共同挑戰尋求區域性解決方案。

圖二：中亞國家參與國際組織情況 準成員國：獨聯體（CIS） 觀察員：突厥語國家組織（OTS）、歐亞經濟聯盟報告原文

大多數中亞國家致力於推行所謂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multi-vector foreign policy），即這些國家願意與儘可能多的國際夥伴發展合作關係。

哈薩克斯坦總統卡瑟姆·卓瑪爾特·託卡耶夫（Kassym Jomart Tokayev）對這一理念做了很好的闡釋，他強調哈薩克斯坦致力於在“歐亞腹地實現各方共贏”而非捲入大國博弈，並願意深化與所有周邊鄰國及其他有合作意願國家的全方位關係。這種平衡多方、不偏不倚的外交政策絕非空中樓閣，而是植根於中亞獨特地緣戰略位置的必然選擇——身處地緣政治環境，同時也是古絲綢之路東西方文明交匯的歷史傳承。

然而，自2022年烏克蘭衝突升級以來，這一政策在中亞獲得了新的發展動力。中亞國家既不願意被迫選邊站隊，僅與某一大國或地緣政治集團結盟，也無意徹底疏遠與俄羅斯這一傳統夥伴的戰略關係。中亞“多元平衡外交”的精髓在於：在國際關係中不樹敵、不對抗，與所有國家保持友好關係，同時維持與俄羅斯和中國的密切戰略合作關係，充分利用其他夥伴提供的經濟機遇。

歐盟—中亞關係的歷史演進與戰略深化

縱觀過去數十年，歐盟與中亞的互動關係已從最初的有限接觸逐步發展成為重要的戰略伙伴關係，特別是在貿易、能源、投資和發展援助領域。歐盟於1995年發佈的《歐盟與中亞新獨立國家關係》（The EU’s Relations with the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of Central Asia）政策文件，首次系統闡述了其對中亞地區，尤其是能源領域的“地緣政治與經濟”戰略利益，標誌着歐盟—中亞關係構建進程的正式啓動。

歐盟—中亞關係發展的首個戰略轉折點出現在2001年，當時美國發動反恐戰爭併入侵阿富汗。北約聯盟的西方軍事力量獲准使用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軍事設施開展針對塔利班的行動，而中亞國家則關注於保障自身邊境安全。

恰是在這一關鍵歷史節點，奧地利率先發起了中亞邊境管理計劃（BOMCA），該計劃後來被納入歐盟框架體系，旨在強化中亞地區外部邊境的安全態勢。2002年歐盟發佈了首個面向中亞的戰略規劃文件，重點關注提供技術援助，包括人道主義援助、宏觀金融撥款和貸款，承諾在五年期間每年投入5000萬歐元。2005年，歐盟任命了首位中亞事務特別代表。

歐盟—中亞關係的第二個關鍵轉折點出現在2005年烏茲別克斯坦安集延事件（the Andijan massacre）之後。該事件導致歐盟與美國對烏茲別克斯坦採取了戰略疏遠政策，包括中止軍事援助在內的多項制裁措施。時任總統卡里莫夫（Karimov）亦隨之調整外交方向，與西方國家保持距離，雙邊關係陷入長期緊張狀態，直至2009年前歐盟逐步解除制裁措施。

歐盟與中亞關係的第三個，也是最具里程碑意義的轉折點發生在2007年。當年，歐盟發佈了首部區域戰略文件——《歐盟與中亞：新夥伴關係戰略》（The EU and Central Asia: Strategy for a New Partnership）。該文件將“安全與穩定利益”和“人權原則堅守”確立為歐盟在中亞地區的雙重核心利益訴求。這一戰略文件的出台標誌着歐盟對中亞從早期的基礎性接觸轉向更加系統化、制度化和深層次的區域參與模式。

2007年5月30日，歐盟通過《歐盟與中亞：新夥伴關係戰略》官網文件截圖

隨後在2019年，歐盟對其中亞戰略進行了全面更新。在其最新戰略文件中，歐盟確立了對中亞的核心戰略目標：“與中亞各國構建更加牢固且包容性的夥伴關係，推動該地區發展成為一個韌性更強、繁榮程度更高且經濟政治聯繫更為緊密的一體化空間”。實際上，促進區域合作是歐盟中亞政策的第三項關鍵優先事務，與其他戰略目標相互交織。

歐盟於2023年精心制定了一份實施路線圖，作為戰略的配套行動指南。在這一總體戰略架構下，歐盟根據地區發展變化有選擇地強化了特定關鍵領域，當前尤其注重環境保護與可再生能源發展議題，以及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

2022年2月無疑構成了歐盟—中亞關係發展歷程中的又一重大轉折點。隨着俄烏衝突爆發，中亞國家再次成為歐盟關注焦點，被視為替代俄羅斯的潛在能源供應夥伴。自2022年以來，歐盟也越來越將中亞視為替代性運輸通道。同時，歐盟認為這是一個可以加強合作的地區，通過深化參與幫助當地國家減少對俄羅斯的依賴。

儘管自1991年以來雙方關係有所發展，但區域內的關鍵利益相關方普遍認為歐盟對中亞的參與缺乏連貫性和持久性。

相比之下，俄羅斯、中國和土耳其等區域大國長期以來一直保持着在中亞的穩定存在與影響力。此外，五個中亞國家的民眾對歐盟及其倡議的瞭解仍然有限。直到2007年歐盟中亞戰略出台後，歐盟才開始在該地區提高自身存在感。歐盟已意識到這一問題，並致力於通過“積極且有針對性的傳播戰略，明確闡釋其區域參與的戰略邏輯，同時強調歐盟—中亞夥伴關係能為區域發展及其公民福祉帶來的實質性機遇”，以期全面提升其在中亞的戰略形象與影響力。

在雙邊關係層面，歐盟正與中亞各國積極推進加強夥伴關係和合作協定（EPCAs），以替代此前規範雙邊關係的夥伴關係和合作協定（PCAs）。這些新協定涵蓋投資、能源、交通、教育等多領域合作。與哈薩克斯坦的EPCA（2020年）已獲批准，與吉爾吉斯斯坦的協定（2024年）已完成簽署。

目前，歐盟與烏茲別克斯坦的EPCA正在準備簽署階段，與塔吉克斯坦的談判仍在進行中，而與土庫曼斯坦僅有一項臨時貿易協議。

自2019年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當選歐盟委員會主席以來，歐盟明確表示希望在其全球戰略中採取更具地緣政治色彩的方針。若歐盟真要實現這一目標，其政策必須通過超越能源和貿易的實質性深入合作來支撐，例如認真將教育、互聯互通和其他要素納入合作框架。

為實現這一承諾，該報告介紹了一些關鍵領域，為歐盟，尤其是荷蘭提供了進入該地區的獨特戰略切入點。這些重點領域既考慮了中亞各國的國家發展優先事項，也符合歐盟中亞戰略中確定的政策重點。

歐盟—中亞合作的重點領域

（一）能源安全與綠色轉型

能源安全是中亞地區面臨的關鍵挑戰之一。隨着區域經濟持續發展與人口不斷增長，中亞各國對能源的需求日益攀升，以支撐其經濟社會發展進程。與此同時，日益顯著的氣候變化影響正倒逼各國加速減少碳排放，並積極推動向清潔能源的系統性轉型。

儘管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擁有豐富的化石燃料儲備，但中亞所有國家在石油和天然氣供應方面仍存在對俄羅斯的結構性依賴，並經常面臨電力供應不穩定和區域性停電等能源安全問題。水力發電作為該地區最具規模的可再生能源形式，在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兩個上游國家尤為豐富。然而，水力發電與下游國家農業用水需求之間需要保持平衡。

中亞區域曾擁有一個始建於蘇聯時期的區域電網互聯繫統，但這些跨境電力基礎設施目前運行狀況不一，互聯互通水平亟待提升。理論上，增強區域電力共享與互通具有顯著可行性，但現有傳輸基礎設施普遍老化，需要大規模資金投入對區域電網進行現代化升級改造。此外，煤炭作為傳統能源在該地區尤其是哈薩克斯坦仍被廣泛使用，這進一步加劇了氣候變化和空氣污染等環境問題。

歐盟在中亞能源領域的深度參與具有多重戰略意義：一方面可開發俄羅斯化石能源供應的多元化替代渠道，另一方面能夠建立綠色能源和關鍵原材料（Critical Raw Materials, CRM）的穩定進口來源，同時促進雙方在應對氣候變化挑戰上的協同行動。這一合作重點貫穿歐盟與中亞關係的發展歷程，從1995年《歐盟與中亞新獨立國家關係》文件直至最新的戰略規劃中都有體現。

中亞地區藴藏着豐富的關鍵礦產資源，這些資源對全球能源轉型至關重要，使該地區有望發展成為全球關鍵資源供應的重要支柱。在歐盟綠色轉型所需的30種關鍵原材料中，僅哈薩克斯坦就能提供19種。在全球關鍵原材料儲量分佈上，中亞地區佔據重要份額：錳（38.6%）、鉻（30.07%）、鉛（20%）、鋅（12.6%）、鈦（8.7%）、鋁/鋁土礦（5.8%）、銅（5.3%）、鈷（5.3%）和鉬（5.2%）——這些資源大多集中在哈薩克斯坦境內。

歐盟已於2022年11月與哈薩克斯坦簽署了戰略伙伴關係諒解備忘錄，並於2024年4月與烏茲別克斯坦達成類似戰略協議，旨在確保原材料和精煉材料供應鏈的多元化和可持續性。在這一合作框架下，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提供豐富的自然資源，而歐盟則貢獻先進技術和專業能力。中亞夥伴國家致力於提升資源開採和加工能力，以推動本地工業發展並促進社會經濟進步。在中亞地區，可再生能源（RES）的開發利用已成為新興戰略趨勢。

2025年3月13日，歐盟與哈薩克斯坦簽署了兩項關鍵合作協議，進一步深化雙方在經濟、能源及關鍵原材料領域的夥伴關係哈薩克國際通訊社

此外，中亞各國均表現出強烈意願，積極推動區域能源互聯互通體系建設與跨境能源貿易發展。通過加強跨國電力傳輸網絡建設和深化區域電力市場一體化，中亞地區能夠顯著提升整體能源安全水平。這將使各國能夠充分開發本國能源資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的潛力，從而減少對俄羅斯的依賴。

要實現這一區域能源安全新格局，中亞國家需要在兩個關鍵領域取得突破：一方面需要引入大規模投資用於區域電網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升級改造；另一方面亟需推動能源貿易市場規則的統一協調。在這方面，歐盟憑藉其豐富經驗、專業知識和先進技術，被中亞國家廣泛視為理想的合作伙伴，能夠提供切實可行的最佳實踐借鑑和全方位技術支持。

（二）歐盟—中亞水資源管理合作前景

水資源管理是歐盟可以發揮技術援助和知識交流優勢的重要領域。這一合作方向與歐盟幫助中亞國家提升應對氣候變化影響韌性的戰略目標相一致，尤其考慮到中亞地區已經面臨日益嚴峻的氣候挑戰。在這個本已面臨水資源短缺的地區，冰川加速融化和河流徑流量持續下降正對區域水安全構成前所未有的威脅，歐盟致力於協助中亞克服這些挑戰。

自2009年以來，歐盟一直積極參與中亞水與能源計劃（CAWEP）的實施與推進，該計劃是與世界銀行、瑞士和英國共同建立的多邊捐助信託基金。這一區域性倡議旨在通過三大關鍵路徑促進區域水資源合作：支持數據驅動的區域政策制定、強化相關機構能力建設，以及推動水資源和能源安全投資。

此外，2022年11月，歐盟聯合歐洲投資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以及多個成員國啓動了“歐洲團隊水、能源和氣候變化倡議”（Team Europe Initiative on Water,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該倡議重點關注“發展一體化區域電力市場、跨境水資源治理，以及將氣候變化議題納入水、能源和環境區域政治對話”。該計劃預計投入7億歐元，其中包括來自歐盟預算的2億歐元。

儘管上述倡議僅針對五個中亞國家——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但中亞水與能源計劃（CAWEP）還將阿富汗納入其中，因為阿富汗是解決該地區水資源問題的關鍵參與國。要有效促進區域水資源合作，必須擴大參與範圍以包括阿富汗，同時在六國之間建立互信機制。此外，水資源的可持續和高效利用最終可能有助於緩解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間的邊界爭端。

這種合作還可能增強兩國間的互信，解決歷史遺留的分歧。國際拯救鹹海基金會（IFAS）是另一個重要的合作平台。儘管該組織是一個獨特的區域合作機制，但目前尚未能確保足夠的合作水平來實現其既定目標。該組織有望通過改革來擴大跨境水資源管理和能源互聯互通領域的合作。

（三）農業

農業作為中亞各國經濟結構的支柱產業，在區域經濟產出和就業崗位創造方面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2019年的權威統計數據，農業在烏茲別克斯坦國內生產總值（GDP）中佔比高達25.5%，在塔吉克斯坦佔19.2%，在吉爾吉斯斯坦則佔12.1%。

中亞各國有意發展農業生產和對歐洲的出口業務，包括建設食品包裝產業以及實施國際標準化和認證體系。增加加工農產品的比例也將有助於加強區域糧食安全。為實現這些戰略目標，中亞國家希望引進現代農業技術和設備，如先進温室系統。憑藉其豐富的技術專長和先進的農業科技，歐盟已被中亞各國視為農業現代化進程中值得信賴的重要合作伙伴。

（四）互聯互通與貿易發展

從公元前二世紀至15世紀中葉，中亞憑藉其獨特的地理優勢，長期佔據着連接中國與中東和歐洲的絲綢之路樞紐地位。及至近代，隨着亞歐貿易重心轉向海上航線，繼而又轉移至俄羅斯主導的北方走廊，中亞作為傳統貿易樞紐的地位日漸式微。近期，該地區在全球貿易格局中再度煥發生機。俄烏衝突爆發後，跨裏海國際運輸路線（TITR）——亦稱中間走廊——作為一條經由哈薩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魯吉亞和土耳其連接中國與歐盟的替代貿易路線，備受矚目。

2023年，該路線貨物運輸量同比激增88%，充分彰顯其發展潛力。對中亞地區而言，TITR的崛起有望推動貿易市場多元化發展，拓展產品與服務出口範圍，並創造大量就業崗位。當前，中亞國家仍是全球互聯互通程度最低的地區之一。

加強互聯互通既是這些國家的當務之急，也是歐盟的戰略重點。歐盟致力於打造中亞與歐洲之間暢通的貿易走廊，同時強調互聯互通發展必須秉持可持續、開放、包容和規則導向的原則，為可持續投資營造良好環境，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

歐盟已承諾在“全球門户”（Global Gateway）計劃框架下為TITR基礎設施投資籌集100億歐元。同時，歐盟還宣佈將在2025年啓動區域運輸計劃，為沿線國家提供技術援助。目前，該地區迫切需要引進先進的港口開發和管理經驗。荷蘭擁有管理歐洲最大港口——鹿特丹港的豐富經驗，能夠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持。

為擴大TITR對區域發展的輻射效應，歐盟正致力於深化經濟合作，鼓勵沿線國家融入歐洲價值鏈。具體措施包括通過普惠制（GSP）或GSP+ 為這些國家提供“進入歐盟市場的優惠待遇”。

目前，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已經成為受益國，塔吉克斯坦也正在進行相關談判。在數字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方面，歐盟已啓動總額4000萬歐元的歐洲團隊倡議，為各國在電信改革、網絡安全和個人數據保護等領域的治理能力建設提供技術援助。

（五）區域合作展望

中亞各國雖然面臨諸多共同的區域性挑戰，但在區域聯動應對機制方面仍顯不足。譬如，各國政府間缺乏互信，甚至無法共享水資源流量數據。因此，通過對話機制增進各國互信，是推進區域一體化進程的關鍵一步。

目前，中亞各國加強區域合作的意願日益增強。各國領導人已認識到，加強區域協作不僅能夠實現市場整合，提升對外國投資的吸引力，還能降低對俄羅斯等域外國家的依賴程度。在能源、水資源和農業等領域，通過資源共享和擴大對外貿易，區域合作潛力巨大。

作為區域一體化的成功典範，歐盟積極支持中亞區域合作進程。然而，考慮到中亞地區特殊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經濟發展現狀，推進區域合作必須立足本土實際，因地制宜，探索契合當地需求的發展路徑。譬如，在中亞國家，人際關係網絡的作用往往較制度化建設更為重要，這一特點就與歐盟模式大相徑庭。

結論與建議

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重新喚起了歐盟對中亞地區的戰略關注。與此同時，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正積極突破地緣政治束縛，全方位推進國際關係多元化發展。

這一切都發生在風雲變幻的地緣政治環境中。近年來，雖然地區國家間關係突飛猛進，但水資源與能源資源的合理分配仍是橫亙在區域合作道路上的重要挑戰。

作為影響中亞地區的戰略支點，俄羅斯的地位依然不可忽視，而中國在過去二十年間也逐步確立了區域主導地位。美國撤出阿富汗後，中亞各國已重新開啓與塔利班政權的對話渠道。與此同時，土耳其、阿塞拜疆、伊朗以及阿拉伯海灣國家等域外力量也紛紛展現出與中亞開展合作的濃厚興趣。

在權衡各方態勢之際，歐盟，尤其是荷蘭大有可為。這與歐盟提升全球地緣政治影響力的戰略訴求不謀而合。然而，若歐盟欲在中亞謀求更大作為，就必須跳出能源和貿易的固有思維，在更廣泛的領域開展深入合作。

（一）提升歐盟在中亞地區的戰略影響力

通過在上述領域深化雙邊關係，凸顯歐盟對中亞的長期戰略承諾。縱觀歷史，儘管歐盟對中亞的政治關注度時有起伏，但各類歐盟項目和實質性投資始終保持連續性。未來，應在這一良好基礎上進一步拓展合作深度與廣度。

歐盟應着力提升歐盟—中亞峯會的戰略優先級。儘管首次正式峯會原定於2024年召開，但截至目前尚未確定具體日期。為此，歐盟應將峯會納入2025年重點工作日程，同時繼續推進與中亞地區的高層互訪機制。

2024年9月17日，烏茲別克斯坦總統沙夫卡特·米爾濟約耶夫表示，烏茲別克斯坦計劃明年舉辦“中亞-歐盟”峯會哈薩克國際通訊社

歐盟成員國亟需擴大在中亞地區的外交佈局。目前，包括荷蘭在內的眾多歐盟成員國僅在哈薩克斯坦設有使館。首要考慮的是烏茲別克斯坦——這個與中亞其他國家接壤的人口大國。在塔什干設立使館辦事處可作為未來設立正式使館的第一步。

中亞國家也需加強在歐盟的機構佈局和影響力，這一建議主要面向中亞各國政府。對大多數歐洲民眾而言，中亞仍是一個遙遠而模糊的區域。推廣旅遊業或將成為改變這一局面的重要突破口。如歐盟與中亞期望實質性加強雙邊關係，雙方都需要增進彼此對各自地區和倡議的具體認知。

（二）聚焦多領域具體合作項目

在中亞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中，歐盟應採取差異化戰略，通過多領域務實合作展現其獨特影響力和價值。以下具體建議旨在提升歐盟及其成員國在該地區的實質性參與：

歐盟在中亞地區應審慎規避與俄羅斯的地緣戰略直接對抗，轉而通過多領域務實合作機制彰顯其地緣政治影響力，此策略既符合地區現實，亦能最大化歐盟在中亞的比較優勢與戰略縱深。

歐盟委員會及其駐哈薩克斯坦代表團宜積極推動“歐洲團隊綠色氫能倡議”，有效整合德國、法國和荷蘭等成員國的項目資源與融資渠道，構建公私部門協同投資機制，降低區域投資風險，從而確立歐盟在中亞綠色氫能領域的戰略參與者地位及長期夥伴關係。

荷蘭應系統性加強在水資源治理、能源轉型與氣候變化適應項目上的區域合作，充分利用“歐洲團隊倡議”這一多邊平台與芬蘭、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等歐洲夥伴建立協同機制，提升荷蘭在中亞關鍵環境安全領域的機構能見度與政策影響力。

荷蘭應戰略性地將“馬特拉資助政策框架”（the Matra Grant Policy Framework）擴展至其駐阿斯塔納使館的職能範疇，實現對中亞五國的制度化覆蓋，此舉將為荷蘭提供深度參與區域治理的制度化通道，強化其在中亞的結構性影響力與話語權。

歐盟應構建治理與法治項目與區域合作的有機結合機制，特別是與能源安全等中亞國家核心關切領域建立制度化聯繫，戰略性利用中亞夥伴對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人權與民主規範框架的正式承諾作為合作基礎。

（三）深化戰略合作新機遇

在制定面向中亞的長期合作戰略時，青年發展項目無疑是最具前瞻性和戰略意義的關鍵切入點。這一點在人權與民主領域的合作中尤為突出——為下一代創造更加美好未來是各方共同的核心願景。為此，歐盟應重點推進以下三個方面的工作：

歐盟應進一步深化並擴大歐洲與中亞高等院校之間的交流合作項目。儘管伊拉斯謨計劃（Erasmus+）以及與阿拉木圖KIMEP大學合作開展的伊拉斯謨世界碩士聯合項目（Erasmus Mundus）已取得一定成效，但與俄羅斯和中國為中亞地區學生提供的廣泛學習機會相比，歐盟項目的規模和影響力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歐盟應致力於促進中亞區域內部的教育交流網絡建設，創造條件使中亞學生能夠在區域內部進行學術流動。通過支持中亞各國高校之間的交流項目，並引入歐洲高校作為合作伙伴，這不僅能提升教育質量，更將有力推動中亞地區一體化進程的深入發展。

歐盟應考慮調整其在中亞的教育投資結構，在保持對高等教育重視的同時，顯著加大對基礎教育階段的資源投入。這一戰略調整基於一個基本事實：沒有紮實的基礎教育作為底層支撐，中亞年輕一代將難以真正充分受益於歐盟提供的各類高等教育合作項目，從而影響合作的長期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