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升級的關税戰：歷史的偶然與必然

【文/李迅雷】

關税加碼背後的深層原因

年初至今，美國對他國的進口關税税率不斷加碼，儘管關税政策朝令夕改，但税率則超乎想象地往上加。如美方近日公佈的所謂“對等關税”方案，向所有貿易伙伴徵收不同水平的關税，擬對中國加徵34%關税，對歐盟、越南、中國台灣地區、日本、印度、韓國、泰國、瑞士、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柬埔寨等貿易伙伴徵收20%到49%不等的關税，對任何貿易伙伴的最低對等税率也為10%。

有研究機構統計結果表明，若該對等關税方案落地，疊加此前對個別國家加徵的關税以及針對鋼鐵、鋁和汽車等特定產品加徵的關税，美國所有進口商品的實際關税税率將從2024年年底的2.3%升至26%左右，達到131年來的最高水平。其中今年對中國加徵的關税就達到54%，若加上2018年美國對中國加徵的關税水平，已經顯著超過70%了，可謂駭人聽聞。其規格已經大大超過了2018年的貿易戰。

近年來中國對美順差的佔比已下降 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為此，我國也採取了向原產於美國的所有商品加徵34%的進口關税，鑑於美方是在今年對中國加徵20%關税基礎上再加徵34%的，説明中方加徵的關税屬於剋制的回應，且留有談判餘地。

特朗普再度當選總統之後，他的施政方略圍繞着MAGA，即對外加徵關税以獲得5000億美元以上的關税收入，又能重振美國的製造業；對內通過政府效率部（DOGE）來精簡機構、裁減公務員以節省開支、提高效率。同時，限制移民、國內減税等政策可以起到鼓勵投資、保護就業的作用。

特朗普任期與歷任總統行政令數量對比圖

問題在於，任何一項政策都是雙刃劍，既有對己有利的，又有對己不利的。如加關税勢必拉高物價，而美國目前正處在高通脹階段，對遏制通脹可謂雪上加霜；同時，限制移民又會拉高薪酬，進一步助推通脹。此外，是否因為大幅加徵關税後政府的關税收入就一定能大幅增加呢？如果出口商無利可圖，就不會向美國出口了，那也就徵不到預期中的鉅額關税。

如果關税的增量不大，那麼對企業減税的來源就成缺口，何以用減税來刺激經濟呢？如果高關税能讓製造業迴流美國，那究竟能迴流多少呢？如美國製造業工人的薪酬成本是新興經濟體的8-10倍左右，重振製造業又需要配套的基礎設施和供應鏈，尤其對於供應鏈較長的重化工業，重建的難度更大，不是兩三年時間內就可以建成的。

再如，美國要重振造船業，因為美國造船業的全球份額不到1%，而中國在50%以上，造船業實質上是一個勞動密集型行業，讓美國工人降低薪酬與中國競爭是不現實的。美國目前高端製造的優勢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產業分工結果，不可能大小通吃。

所以，美國挑起的關税戰不僅對美國經濟帶來嚴重傷害，而且也加大了全球經濟衰退的概率，因為全球經濟秩序被打亂，供應鏈可能出現的中斷及交易成本的上升帶來通脹。最近全球股市都出現大幅下跌，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全球投資者對經濟前景的擔憂。

或許特朗普希望能從大亂到大治，目前看“大亂”已成定局，“大治”則成疑問。

為何大治成疑問呢？因為人類歷史基本上都是推倒重來。二戰結束至今已經80年了，全球經歷了長達80年的和平期，全球人口從當時的26億擴大到了80億，人均壽命大幅延長。但與此同時，國家的分化、社會的分化、居民收入的分化現象越來越嚴重，不斷加深國與國之間的矛盾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

如2021年爆發的俄烏戰爭，雖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本質還是對北約東擴現象的反應；但俄烏戰爭已經演變為實質上的俄羅斯與北約之戰，如果不及時中止，則最後有可能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一戰與二戰之間只相隔21年，而二戰結束至今已經80年了。

過去80年中，美國成為全球最強大國家，建立起美國主導了國際政治秩序、社會法律秩序和經濟和金融秩序，在這樣一種長期不變的遊戲規則下，分化的加劇如水滴石穿一般，最後導致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的扭曲。

貧富差距擴大的“大象曲線” 資料來源：Branko Milanovic, WorId Bank,中泰證券研究所

以美國為例，在拜登政府執政的四年間，儘管經濟增速領先於其他發達國家，但貧富差距則繼續擴大。至於不斷擴大的政府債務和長期的貿易逆差，與美國的財政政策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有關。如金融理論中的“特里芬悖論”就認為，既要維持美元的國際地位，又要實現貿易順差是不可能的。

如今，特朗普要改變的正是當時美國主導下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但他認為美國吃虧了。他要實現貿易平衡，又想在維持強勢美元地位的前提下讓美元貶值，這就更難做到了。

如今，在經歷了長達80年的和平期後，全球大部分經濟體都面臨各種各樣的困難，家家都有一本難唸的經，如日本的超老齡化導致經濟長期不振，歐盟的移民和債務問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機會缺失問題等。儘管各經濟體都希望通過改革、引入外資和結構調整來卸下包袱，但談何容易，美國也不例外。

百年前的盈利模式還能持續百年嗎？

記得我在19年前寫過一篇文章叫《百年前的盈利模式還能持續百年嗎》，因為中國在19世紀初或更早的時候，就是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GDP總量最高時佔全球三分之一左右，幾乎對所有國家都是貿易順差，其中對英國的出口佔全球出口比重達到70%以上，且順差最大，1830-1833年年均順差261.5萬兩白銀，這就成為了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誘因。

1765-1833年中國與歐美國家的進出口貿易狀況（單位：白銀/兩） 來源：《百年前的盈利模式還能持續百年嗎》（2006，李迅雷）

英國憑藉着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成果，用堅船利炮撬開了中國大門，從此中國經濟陷入了長期一蹶不振的境地，因為清政府腐敗無能，科技和製造業落後，全國勞動生產率低下。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經濟再度崛起，GDP佔全球的份額從1992年的2%，提高到如今的17%左右，與美國的差距不斷縮小，而歐盟則出現了長期趨弱的勢頭。但如果按購買力平價或國際元來計算，則中國的GDP早在2015年前後就超過了美國。

2024年中國GDP佔全球份額為17% 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中國經濟的崛起，主要靠製造業；美國GDP超過中國，完全靠服務業。我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比重超過30%，如果按我國製造業的產能佔全球份額看，估計很多行業都在40%左右，甚至超過50%的也不少。

所以，出口對於我國而言確實是至關重要的。這些年來，為規避高關税，通過新興經濟體的轉口貿易明顯增加，但如果在美國對新興經濟體大幅加關税的背景下，則轉口貿易受阻，2025年我國出口在如此高關税的條件下勢必出現負增長。

新興經濟體佔中國出口比例提升 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因此，在關税戰不斷升級的情況下，外循環的阻力明顯增加，穩增長將更加依賴內需。相比2006年，我國出口佔全球的份額大幅提升，從8%提高到15%，但出口的依存度則大幅下降，説明我國的出口競爭力有了明顯提升。

我國出口佔全球的份額穩步提升 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儘管如此，2024年淨出口對GDP增長率的貢獻仍佔了30%，今年預計貢獻為負。因此，今後應逐步減少對外需的依賴，擴大內需將是必由之路，不能再心存僥倖了。也就是説，185年前明清在銀本位制度下建立起來的依賴出口的盈利模式，又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從1978年起經歷了改革開放47年後，已經很難再持續下去了。

遇到特朗普這樣奉行單邊主義的大國決策者，從歷史上看確實有其偶然性，但作為全球霸主的美國，長期排擠和打壓崛起的中國卻帶有歷史的必然性。如拜登奉行的是“去中國化”，特朗普則奉行“去全球化”，堅持美國優先的孤立主義，並更加猛烈地打壓中國，這就是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

如何應對——加快建立區域聯盟

隨着關税戰的升級，美國對中國的打壓除了關税層面外，還將擴大對華遏制戰略的範圍，如過去已經在實施的科技封鎖、投資限制和地緣政治封鎖等舉措。

資料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在2月21日公佈的《美國優先投資政策》的總統備忘錄中，加強對中國在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技術等戰略領域投資的審查，並擴大到“醫療、農業、能源、原材料和其它戰略行業”。

在地緣政治方面，即便在拜登執政期間，美國就明確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估計特朗普會繼承拜登政府的部分對華政策遺產：包括“印太戰略”，維持美英澳三邊同盟（AUKUS）、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等機制。

我國在2020年就提出構建以中國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故在當前美國奉行孤立主義的背景下，暢通國際大循環尤為重要，通過加大國際間的經貿合作力度的多邊主義來應對美國的單邊主義政策。

特朗普這種單邊主義做法或將嚴重削弱美國的軟實力和盟友信任，加速美國盟友尋求多元化戰略。同時，或間接推動推動歐盟、日本等美國傳統盟友加強與中國等國家的經濟貿易往來。

積極利用區域經貿協定開展投資合作，如在推動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過程中，增強對東盟優質資產的配置空間；在國家層面推動對接CPTPP規則的過程中，加大對協定夥伴國家優質資產的配置力度。

在東亞，可以進一步加大與日韓之間的合作，討論加快三國自貿協定談判，以期達成自由、公平、全面、高質量、互惠且具有自身價值的自貿協定。目前我國出口最多的歐盟，且歐盟已經對美國加徵關税採取了反制措施，今後與歐盟的經貿合作也可以進一步加強。

此外，中國與南美的經貿互補性更強。由於南美是我國進口的農產品、各類礦產的主要來源，在美國加徵高關税和中國反制美國的背景下，我國對南美的進口依賴度將進一步提高。以大豆為例，2024年我國從美國的進口量達到2348萬噸，但從巴西的進口量是美國的兩倍多，今後則將更多向巴西等南美國家進口。因此，要進一步加大與南美的經貿合作，甚至進一步降低關税。

在國際大循環中，保持我國外貿航運暢通非常重要，應與相關國家保持友好關係。例如，維護我國在巴拿馬運河的合法權利意義重大，如巴西的90%大豆是通過巴拿馬運河運往中國，因為通過巴拿馬運河這條航線可以節省約8000公里的航程。

全身心促消費：增量促穩，改革促進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最終消費支出佔GDP比例為55.6%，比當年全球平均水平低了17.4個百分點。這不僅明顯低於一些發達經濟體，與主要新興經濟體相比也有較大差距。這説明我國提升消費的空間還很大，但也要客觀看待提振消費的難度。中國消費佔GDP比例長期低於全球平均水平，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持續回落，這表明中國的消費內生動能不足。

今年以來，我國高度重視提振消費。政府工作報告將“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列為各項重點任務之首，“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排在全方位擴大內需各項任務的最前面。上個月，中辦和國辦印發《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對提振消費進行全面部署。

為了應對美國超預期加徵關税及後續可能出現的關税報復升級，必須擴大內需，暢通內循環，尤其要通過大力度促消費來改善供需關係。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羣眾就業增收面臨壓力”，《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提出，部署實施城鄉居民增收促進行動，在目前出口面臨巨大壓力的情況下，出口部門的就業問題和收入問題或更加突出，出口不暢帶來的產能過剩壓力也將逐步體現出來。

為此，需要及時採取應對方案，如對財政預算結構和支出規模再調整，增加財政支出中用於消費的比重，適度降低用於投資的比重，同時再增加赤字規模，用於惠民生、促消費。具體舉措方面，是否可以再增加1萬億超長期特別國債，用於促消費？具體可以體現在發放失業補貼、對低收入者發放食品券，對已畢業但尚未找到工作的大中專畢業生，給予適當的生活補助等。

我國中央政府的槓桿率水平只有25%左右，故存在較大的加槓桿空間。相比之下，美國聯邦政府的槓桿率高達120%以上，且面臨的財政危機正在加重，如三年美國到期國債規模有17萬億美元；去年四季度中日英三國大幅減持美債，目前國外持有的比例跌破24%。因此，當前的關税大戰背後，實際上也是國家財政在比拼實力。

在改革方面，主要是要優化存量。目前我國居民部門的銀行存款高達157萬億元，高儲蓄率是我國的居民部門的一大特色，這一方面與我國居民部門的槓桿率水平偏高，償債壓力偏大有關，另一方面則與富裕階層的消費意願不足和投資收縮有關。

因此，促消費可以分類對待，即對中低收入羣體採取各種補貼、增加收入、增加養老金等舉措；對富裕羣體則提供更多的消費場景，鼓勵消費，尤其在服務消費領域。消費不僅可以應對產能過剩，還可以帶動就業，而擴大就業又能帶動消費。故不能簡單認為補貼都是一次性的，而忽視是其乘數效應。

主要經濟體居民可支配收入用於還本付息比例 資料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因此，有必要進一步落實國民收入再分配改革，繼續發揮財税改革對促消費的牽引作用。在共同富裕的目標下，通過推進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來增加中低收入羣體在收入分配中的佔比，從而起到提振消費的作用。如推進個税改革，以家庭為單位徵收綜合税，這樣可以更合理地優化中高收入羣體的納税水平。

三次分配方面，建議提倡高收入為低收入者捐款，共克時艱，富幫窮，發展社會慈善事業，走共同富裕之路。

我國不同收入羣體的可支配收入佔比 來源：國家統計局，中泰證券研究所

如2024年佔我國人口60%（包括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三組）的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佔整個居民部門的收入佔比只有30%，如果能夠擴大中低收入羣體的收入佔比，假設每年該羣體的收入佔比提高至1%，則對提振消費作用明顯。假設該羣體增加1%的平均消費傾向為60%，而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羣體的佔比相應減少1%的平均消費傾向減少10%，則在居民可支配總收入不變的情況下至少每年可帶來超過2500億元的消費增量。

應儘快擇機實施有力度的降準降息

從物價水平看，美國面臨高通脹壓力，在關税戰升級的當下，美國通脹將繼續走高，故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認為，美國面臨着高度不確定的前景，失業率上升和通脹率上升的風險都很高。美聯儲會評估政府政策變化可能產生的影響，觀察經濟行為，並以最能實現美聯儲使命目標的方式制定貨幣政策。言下之意就是當下不能降息，儘管美國衰退的概率在上升。

在關税升級的同樣背景下，我國與美國恰好相反，或將面臨物價下行壓力，降準降息有利於釋放流動性，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和居民部門的貸款壓力。

在降息問題上，是否存在三大擔憂：一是匯率穩定，二是銀行淨息差縮小，三是資金空轉。但在高關税的情況下，主動實施匯率下調也是應對之策；當下防止發生金融系統性風險是首要任務，其他問題暫且擱置。因為任何政策都是有利有弊的。

對實體經濟而言，高關税下，二季度以後的外貿訂單會大幅下降，直接影響出口導向型企業的盈利和就業，並有可能形成一定的連鎖反應，如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

為了防範發生系統性風險，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資本市場，此刻更需要及時體現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既合情，也合理。即當下正是實施有力度降準降息的較佳時機，因為在關税戰升級的情況下，包括美股在內的全球大部分股市都出現了暴跌，我國股市同樣面臨由於外部環境惡化和劇變帶來的系統性風險。

（本文來源於微信公眾號“lixunlei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