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出師未捷名先損，默茨的新聯合政府藏了哪些細節？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上一屆“交通燈“政府在成立之初躊躇滿志，曾自稱是“進步組合”（Fortschrittkoalition）。默茨也想給自己將領導的新政府取一個合適和響亮的名稱。

他本人提出的建議是“黑-紅工作組合”（Schwarz-rote Arbeitskoalition）。他的黨總幹事長李訥曼（Carsten Linnemann）附和道：“沒錯，新政府叫什麼無所謂，重要的是得工作。”

沒想到，默茨的建議招來一通“奚落”，甚至還殃及其本人。有評論説：“能提出這種名稱的人，一定是個枯燥乏味，情商極低的人。”無奈中，老默只好自嘲道：“我那只是拋磚引玉，下面就看大家的了。”

還別説，這場對外“徵名”活動真的引來了不少“玉”。

譬如，鑑於以往的聯合政府——除用顏色來做象徵外——還多以國旗色取名，如“牙買加組合”、“德國組合”、“肯尼亞組合”等，所以，這次有人建議用“阿爾巴尼亞組合”。

在所有建議中，最刻薄的來自這次大選出局的自民黨（FDP）：“債務組合”（SchuKo），意指新政府還沒上台就欠了一屁股債；既貼切又可愛的建議則來自網絡：“花大姐組合”（Marienkäfer-Koalition）。

在本週三（4月9日），紅底黑點的“花大姐”展翅起飛：經過數週的討價還價，德國聯盟黨（Union）和社民黨（SPD）終於就未來的聯合執政達成協議。

前情回顧

本屆德國聯邦議會選舉於今年2月23日舉行。2月24日上午公佈初步官方結果，聯邦選舉委員會於3月14日確認最終結果。

與往年類似，本次大選無一政黨獲得絕對多數，因此需組建聯合政府。

由於默茨（Friedrich Merz）選前就明確拒絕了選項黨（AfD）的合作意向，中右的自民黨（FDP）又未過5%的入院線，作為第一大黨的聯盟黨，其組閣的選項理論上有兩個：“黑紅”兩黨組合或“黑紅綠”三黨的所謂“肯尼亞組合”。

在經歷了上屆“交通燈”政府的破裂之後，三黨模式已不受歡迎，所以，勉強過議會多數的“黑紅”聯合實際上成為未來政府的唯一選項。

只不過，這次德國大選有些“生不逢時”：

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職後，推出的各項政策幾近瘋狂，把國際局勢攪動得濁浪滔天。歐盟內外交困，焦頭爛額：一方面要應對來自東西方的兩面夾擊（東有普京，西有特朗普），同時又堅持繼續援助烏克蘭。

世界亂象頻生，德國卻羣龍無首。

“交通燈”政府於去年11月破裂後，朔爾茨領導的內閣在議會中已失去多數，執政力大大削弱；而新政府尚未出籠，德國實際上處於“政治休克”狀態。因此，歐洲的諸多重大決策和行動，如重新武裝、組建援烏的“意願聯盟”等，柏林方面幾乎無聲無息，站在聚光燈下的基本上是法國的馬克龍和英國的斯塔默。

基於這個原因，有望成為下屆總理的默茨不願浪費任何時間，在選後的第二天即馬不停蹄地開啓了聯合政府的組建談判。

組閣流程以及職位分配的“潛規則”

在德國，聯合政府的組建是一個複雜而多階段的過程，包括政治談判（“摸底”接觸和正式談判）、討價還價後達成妥協結果、黨內對聯合執政協議進行表決、總統推舉和議會選舉總理等環節。

既然“黑紅”組合是唯一現實的選項，所以，這次聯盟黨和社民黨的“摸底”階段（Sondierungsgespräch）為時很短。雙方三黨（所謂”聯盟黨”其實包括基民盟和基社盟這兩個姐妹黨）很快達成一致，並於3月13日正式啓動正式談判。

為此專門設立了16個工作組，分別負責處理經濟、移民、財政等核心議題。每個工作組深入探討其負責領域中的具體政策，並提出建議和妥協方案。這些結果隨後被提交給由雙方領導人組成的指導小組進行審議。

之後，談判方進入聯合執政協議起草階段。對於一些難度較大懸而未決的關鍵問題，例如移民政策或財政預算分配，雙方通過進一步的高層磋商達成了現在的最終妥協。

達成協議並不是政府成立。按照程序，最後形成的協議草案還將提交給各黨進行內部表決：聯盟黨這邊由“聯邦執委會”（Bundesvorstand）和所謂的“小型黨代會”（Kleiner Parteitag：Bundesausschuss）批准，而不需要進行黨員投票。社民黨這邊的程序相對複雜：草案是否能通過，必須由基層表決結果來定奪。

再下一步就是聯邦總統向聯邦議會提名總理候選人，由議會進行表決。《基本法》沒有就這一環節規定具體的時限，只是要求總統在“合適”的時間內推動此事。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聯邦議會的總理選舉將於5月初進行。作為第一大黨的主席和聯盟黨的總理候選人，加上未來聯合政府夥伴社民黨的支持，默茨這次入主總理府已無懸念。

1990至2021年曆屆德國政府組閣所花費的天數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默克爾的最後一屆聯合政府組閣（2017年）最艱難，破紀錄地長達171天，差不多半年。本次政府耗時兩個多月，與之前相比不算太長。

內閣職位的分配通常在整個談判的最後階段完成，但真正宣佈要等到各黨通過“聯合執政協議”之後。

這個看似“水到渠成”的人事安排絕對不是簡單的按個人能力推舉出來的結果，而是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展現了複雜的政治平衡。

首先，黨派之間的比例分配（Proporz）是一個關鍵因素。參與組閣的政黨通常會根據選舉結果和談判中的“權力分配”協議，決定每個政黨可以獲得多少個部長職位。

根據週三新聞發佈會上黨魁們零星透露的消息，這次的組閣似乎採用了“7-7-3”公式，即基民盟（CDU）和社民黨（SPD）各得7個部，基社盟（CSU）獲得3個部。這種比例分配既要大體反應民意，又要確保了各黨派在聯合政府中的相對平衡。

其次，地區代表性也是一個重要考量。各黨派之所以努力在內閣中平衡來自不同聯邦州的代表，主要出於“政治象徵”、“實力體現”和“山頭派系”等三個方面的原因：

“政治象徵”在於強調國內各州的 “團結”，譬如，德國統一後，每屆政府都會給原東德那幾個州一定的比例，當年默克爾進入科爾內閣就是一個例子。

“實力體現”是指顧及黨內各州黨部的實力。德國主要政黨在16個州里都有自己的黨部，成員人數不等；它們在黨內事務中的作用舉足輕重。以基民盟為例，它在西部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黨部實力最強，無論是選黨主席，還是確定總理候選人，默茨都離不開該黨部的鼎力支持。所以，它在聯邦內閣的人事佈局中應該會有所體現。

“山頭派系”是指平衡黨內以及地方勢力。德國各政黨內也存在各種“派系”，而且成因不同，有歷史形成的，有區域特色的，也有不同意識形態立場造成的，如綠黨中的“理想派”（Fundi）和“現實派”（Realo）。

黨領導既要依仗地方實力派，同時又要保持力量平衡。譬如，默克爾執政末期，為了不讓對她“三心二意”的北威州派在黨內影響太大，她在組閣時故意將天秤偏向西南邊境的薩爾小州（Saarland），外長馬斯（Heiko Maas）、防長克蘭普-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和經濟部長阿爾特邁爾（Peter Altmaier）均來自那裏。

此外，性別平衡和世代更新也是近年來越來越受到重視的因素。特別是在社民黨內部，通常會強調內閣成員的性別平等，並推動年輕一代政治家進入領導層。而基民盟方面，也面臨着如何在傳統男性主導的政治文化中提升女性代表性的問題。

最後，個人政治前途和黨派利益也在職位分配中起到重要作用。一些關鍵職位，例如財政部長或外交部長，被視為具有戰略意義的職位，不僅影響政府政策方向，還可能為未來的總理候選人提供平台。例如，這次社民黨領導人克林拜爾據説將出任財政部長兼副總理，顯然是在為其2029年競選總理鋪路。

這屆政府雖然是“黑紅”的雙組合，但由於聯盟黨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組成，這屆政府實際上是“三黨”聯合執政。這自然也會體現在部委歸屬的問題上。

一般來説，財政部、內政部、國防部、經濟部、勞工部和外交部被稱為“六大部”，可見其重要性。由於總理府部長（“大內總管”）一職通常都由總理本人的黨內親信擔任，所以，上述六個大部中聯盟黨和社民黨各佔一半。

在內閣責任制的體制內，各部實行的也是“首長制”，即，哪個黨執掌的部，就由哪個黨説了算。但無論哪個部都離不開財政部的撥款，因此它是總理府之外唯一一個參與內閣所有議題的部門。

組閣時，哪個黨出任總理，另一個執政夥伴黨一般會拿到財政部這個“錢袋子”。財政部長有時還兼任副總理，形成對總理府的有力掣肘。

同理，哪個黨拿下內政部，那麼夥伴黨就會分得司法部。根據三權分立的原則，隸屬內政部的警務系統，則會受到司法部的監督；外交部和發展援助部（Entwicklungsministerium）也是相互補充和牽制的關係，一般會分屬兩黨。

根據未經證實的消息，外交、經濟和數字化等部將由基民盟負責；社民黨將執掌財政、國防、司法等部；基社盟則領銜內政、科研以及食品與農業部。

默茨：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出師未捷名先損

黑紅聯合執政的正式協議業已敲定，默茨成為下屆德國總理已成定局。

從1972年加入基民盟到2025年入主總理府，默茨的政治仕途曾有過很大的起伏，而分水嶺就是千禧年後的第四年。

之前，他的政途可謂一馬平川，順風順水。

2000年，科爾因“獻金醜聞”辭去黨的名譽主席一職，其繼任者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也隨之下台，基民盟一時羣龍無首。

這個局面的兩位直接受益者是“新生代”的默克爾和默茨：前者當上了黨主席，後者就任聯盟黨議會黨團主席。倆人雄心勃勃，很快成為“你死我活”的競爭對手。

擁有黨內少壯派及若干“長老”支持的默茨，嚴重低估了默克爾的政治手腕，2004年被迫離開黨內領導層，2009年退出政壇，之後自我放逐10年之久。期間，他重操律師職業，2016年起還擔任過全球最大投資管理公司“貝萊德集團”（BlackRock Inc.）德國區負責人。

2018年，默克爾辭去黨主席。默茨看到復出的機會來了，宣佈參與競爭黨魁一職，可兩次均敗給在黨內被劃為默克爾陣營的候選人：第一次輸給克蘭普-卡倫鮑爾，三年後（2021）又輸給拉舍特（Armin Laschet）。直到在2022年的第三輪競選中，時年66歲的默茨才終於坐上黨內的第一把交椅。

雖然他一直否認或避談，但“雪恥”無疑是他放棄相當成功的商業仕途、殺回政壇的最主要動力。而且，擔任黨魁只是“階段性”勝利，他的終極目標就是總理府。

如今他勝利在望，多年的“媳婦”就快熬成“婆”了。

但在大選和組閣的最後衝刺階段，默茨也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價，特別是聲譽方面。

政客中一般有兩類人：第一類人追求權力是為了實現某種政治目標，即通過掌權來推動理念的落實；第二類則是為了權力本身而追求職位，而且一旦謀得就再難放下。

曾幾何時，在不少德國人眼裏，默茨屬於第一類，而默克爾屬於第二類。現在，人們發現，為了入主總理府，默茨可以輕易改變政治初心和承諾，甚至不惜借用極右勢力之手來達到目的。

德文中“Ein Mensch. Ein Wort”翻譯成中文就是“一諾千金”的意思。如今，這句德語被惡搞竄改，變成“Ein Merz. Ein Wortbruch”，翻譯成中文可以是“默茨食言”或“默茨=食言”

“食言”如今似乎成了他的另一個政治標籤。

例一：大選最後階段，為了與右翼勢力爭奪選民，為自己和聯盟黨造勢，默茨借用難民行兇造成人員傷亡的惡性事件，在第一時間推出緊縮移民政策的所謂的“五點計劃”，其中相當部分與極右選項黨（AfD）的立場幾乎一致。選項黨直接指出默茨就是在照搬和“盜用”他們的主張。

不僅如此，讓民主派目瞪口呆和義憤填膺的是，默茨為了在聯邦議會通過自己的動議，居然不惜利用選項黨的票。這不僅進一步增加了選項黨的熱度，更違反了他本人去年11月作出的“不與選項党進行任何形式合作”的承諾。

例二：默茨接手基民盟時，該黨的核心主張幾乎已被掏空或磨盡，綱領基本上只剩以下兩條還在吸引着選民：1）支持以“債務剎車”（Schuldenbremse）為核心的穩健財政政策，2）反對任何形式的增税措施。默茨還增加了第三點，以此與社民黨和綠黨劃清界限：徹底擺脱默克爾的難民政策。

雖然他偶爾暗示為了各州的利益可以討論修改“債務剎車”，但他明確表示，這絕不會發生在他總理任期的開始階段。即便在大選結束後的頭兩天，他還劃下了紅線：“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不可能改革‘債務剎車’。如果真的要進行改革，那將是一項非常複雜且困難的工作。”

然而，這一誓言僅僅維持了幾天。默茨很快與社民黨達成一致，同意撥款5000億歐元用於基礎設施投資，併為加強國家安全而允許無限制地借貸。

他似乎完全忘記了自己向選民承諾過的一切：進行誠實的財政清賬，全面審查所有政府支出，儘量靠每年的税收進項（即1萬億歐元）來維持政府運作，而不過度依賴借貸。

例三：改革“債務剎車”法規就必須修憲，而修憲則需要議會三分之二票的支持。可聯盟黨與社民黨在議會的席位加在一起不夠三分之二，因此還必須得到綠黨的支持。綠黨乘機獅子大開口，迫使聯盟黨同意從“特別投資基金”中撥出1000億歐元用於現有的氣候與能源轉型。

綠黨的“生態民粹主義”原來是默茨所不齒的，因為他一直強烈反對綠黨的經濟政策，竭力主張“經濟優先”和“經濟轉型”，而綠黨的政策不僅無法阻止德國工業化進程的倒退，反而會加速這一趨勢。

但默茨為了促成改革“債務剎車”法案，對綠黨作出了很大的妥協。難怪德國記者和作家穆勒-沃格（Hugo Müller-Vogg）這麼評價道：默茨已判若兩人，現在的他是“總理府優先，政策內容其次”（Kanzleramt first, Inhalte second）。

以上案例説明，以前給人印象一直比較“愛惜羽毛”的默茨，如今還沒正式入主總理府，其誠信已經被大打折扣。

這樣的“開局”對德國是禍是福還真不好説。

社民黨：輸了大選，贏了組閣，丟了未來？

2月23日的聯邦議會大選中，朔爾茨的社民黨從上屆議會的第一大黨淪為老三，得票率暴跌9.3%，成為大選失分最多的政黨，也是該黨自1890年以來交出的最差一份考卷。作為一個傳統勞工政黨，它在本次大選中僅贏得了12%的工人選票。

但是，社民黨雖然輸了大選，卻在組閣時成了“贏家”。

首先，它以16.4%的得票率獲得120個席位，與聯盟黨（28.5%）的208個席位加在一起，超過議會絕對多數（316）12票，足以在沒有綠黨的情況下與聯盟黨聯合執政。

其次，由於默茨選前排除了與“選項黨”聯合的可能性，綠黨的得票率又太少，社民黨於是成為聯盟黨組閣的唯一選擇。有了這個地位，社民黨既可“漫天要價”，也可“待價而沽”。而贏得大選的聯盟黨反而被動，因為它沒有其他選項。

最後，出乎絕大多數觀察員的預料，大選中得票率與聯盟黨相差12個百分點的社民黨居然分到了7個部委。真可謂：贏了大選，輸了組閣。

社民黨聯合主席克林拜爾（Lars Klingbeil）一方面營造和諧氣氛，表示與基民盟主席默茨相當默契，同時對本黨“先輸後贏”的局面忍不住搓手竊喜，他説：“當歷史來敲門時，你必須開門。”但這並不能央視社民黨存在的根本問題。

大選後，社民黨聲稱要邊談邊改。“邊談”是指與聯盟黨商談聯合組閣事宜，“邊改”是向廣大選民和黨內基層表達總結經驗、改正錯誤（人事和政策）的決心。

現在黨內黨外都發現，社民黨在“邊談”方面的確在快馬加鞭：與聯盟黨相談甚歡，進展迅速，大有不惜代價都要參與執政的架勢。但在“糾錯”方面卻不見動靜，譬如，被社民黨青年組織（Juso）主席特莫（Philipp Türmer）指責為“敗選設計師”的黨主席克林拜爾不僅沒有引咎辭職，反而被推舉為社民黨議會黨團主席，並領導了與聯盟黨的組閣談判，最後還近水樓台，為自己在政府裏謀得了一個關鍵職位（財長兼副總理）。

在不少選民和黨員眼裏，社民黨已墮落為一台純粹的“權力維繫機器”（Machterhaltungs- und Regierungsbeteiligungsmaschine），只為保住執政地位，毫無願景、理念或戰略。有數據表明，基層黨員仍在不斷流失。

最致命的是，社民黨黨領導完全缺乏對局勢的認知。

社會學家巴特韋格（Christoph Butterwegge）指出，該黨領導的上屆政府已經非常不接地氣，其分配政策導致貧困逐漸蔓延至中產階級，財富日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讓德國社會變得更加不平等、更加分裂。

如今，黨內建制派又把希望寄託在改革“債務剎車”上，彷彿這能解決困擾德國社會的嚴重問題。但是，更多的債務並不能解決貧富分化、財富過度集中、普通民眾中日益增長的挫敗感等問題。

德國新政府“合夥人”：（從左至右）基社盟主席索德爾、基民盟主席默茨、社民黨聯合主席克林拜爾、社民黨聯合主席愛斯肯

社民黨如果只滿足於眼下組閣成功中“雖敗猶榮”的成績，繼續為這份“僥倖”沾沾自喜，而忽略這次大選失敗的根本原因，那麼，今後很有可能被選民徹底拋棄。

德國自由記者戈斯曼（David Goeßmann）認為：“1919年的歷史正在重演，當時，社民黨精英在議會批准一戰軍費並支持鎮壓工人起義，同時向資產階級精英靠攏。隨後，社民黨選舉慘敗，失去工人階級支持，客觀上為納粹上台鋪路。如今，社民黨再次支持軍費擴張，對底層和異見者展現冷酷，只為保住權力。這是一場危險的玩火遊戲。”

他甚至稱克林拜爾為社民黨的“掘墓人”。

結語

“別無選擇”（Alternativlosigkeit）這個詞，是默克爾任內應對危機時的一句口頭禪。該詞有時可被解讀為“情非得已”，有時則是“勢在必行”。總之，她是想以此來爭取國民和精英們的理解和支持。

默茨在大選結束後似乎也找到了自己的“危機公關”口號：不惜代價（Whatever it takes）。意思是“非常時期，非常手段。”

毫無疑問，今天的世界的確處於一個“非常時期”。那麼，這裏所説的“非常手段”具體指什麼呢？

概括起來説，就是未來準備聯合執政的黑紅兩黨，利用新議會尚未到位，舊議會尚可運營的很短的“空窗期”，聯手未來在野的綠黨，以聯邦議院三分之二的法定票數，修改了“債務剎車”（Schuldenbremse）法規，為新政府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貸款空間：一萬億歐元。

選前還堅持“債務剎車”的默茨，之所以能在極短的時間內不惜背信食言而決定大量舉債，一定與社民黨的“言傳身教”有關。社民黨對政府拮据的窘境有着切膚之痛，上屆政府正是因為當時聯合執政的三黨對如何“籌錢”意見不一而破裂的。

默茨此時意識到，面對國內外的嚴峻挑戰，光靠他選前宣揚的“節流”肯定是遠遠不夠的，德國還需要大規模地“開源”。還有，要想讓社民黨同意上他的船，不從根本上解決錢袋子問題肯定是不行的。

《聖經》中《出埃及記》第32章，講述了一個關於“金牛犢”的故事：

摩西上西奈山與神交流時曾離開自己的族人長達四十天之久，以色列人因等待過久而變得不耐煩。他們要求摩西的兄弟亞倫為他們製造一個可以崇拜的偶像。亞倫收集了他們的金耳環和飾品，用這些金子鑄造了一個金牛犢，並宣稱：“這是帶領你們出埃及的神。”隨後，亞倫還為金牛犢建造了祭壇，並宣佈第二天為慶祝日。以色列人開始獻祭、飲酒和跳舞，完全背離了神的教導，差點引來上帝的懲罰。

默茨手中的“大筆錢”未必就一定會轉化為解決問題的“大手筆”。關鍵要看如何避免浪費和腐敗，如何將錢用在刀刃上，而不是為了取悦於某個羣體和階層去“大撒幣”，或為了堵某些財政缺口而“大挪移”。

默茨的開局看似氣勢如虹，然而魔鬼藏在細節中。新政府的計劃中有太多的細節不詳，因而內含的風險很大。

最令人不安的是，今後等人們發現問題時，時間和金錢或許已經浪費了許多，補救也已為時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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