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濱：西方對中俄關系研究分成兩個派系，但目的都一樣

編者按：中俄關系從“存疑”到“求同”，這個過程中經歷了什麼？西方一直以來的“聯俄抗中”企圖，為什麼無法實現？

3月31日至4月1日，2025“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中俄分組會在華東師範大學舉辦，在題為“中俄：多極世界中的戰略伙伴關係”的研討環節，美國文博大學政治系教授、上海美國學會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於濱，作了題為“中俄正常關係的內涵和外延”的演講，解答以上問題。觀察者網整理成文，供各位讀者交流分享。

於濱：

一個平等、穩定、互利共存的中俄關系，始於冷戰兩極體制，跨越了後冷戰的單極架構，正步入一個不乏憧憬卻又險象環生的多極世界（a brave and grave new world of multipolarity）。

1989年5月，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訪華，中蘇關係實現正常化

中俄正常關係的挑戰

1989年以來中俄關系正常化的36年裏，中俄雙邊關係的基本走向是循序漸進、相互適應。從“存疑”到“求同”，既致力於本國福祉，又兼顧對方利益，且不斷拓展多邊合作的深度和廣度，此種正常關係的定位，我個人認為至少取決於三個座標。

首先，中俄的正常關係有別於冷戰期間冷熱不均、大起大落、情緒化、意識形態化的雙邊關係。第二，中俄雙邊關係中排除和超越了傳統軍事同盟中的“自動鎖定”機制（Automatic inter-locking mechanism）。第三，在經歷了近代交往史中的非對稱性、有時甚至是零和式的雙邊關係後，中俄作為擁有獨立的外交和軍事戰略的超大文明體，有意願、也有能力按照自身利益的是非曲直行事。

如果排除近年來中俄雙邊關係中一些常見的外延，比如“建設性的”、“全面的”、“戰略協同”或者“面向21世紀”等等的包裝和修辭，中俄關系的內核就是一種正常關係。就像俄羅斯市場上出售的普京套娃，外面是普京總統，層層剝去，最後是彼得大帝。

説句題外話，在英語世界（Anglosphere）中，我是第一個使用“普京大帝”（Putin the Great）的人。當時普京剛剛連任總統，我在2004年夏季號的《哈佛國際評論》（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上發了一篇文章，使用了“Putin the Great”一詞。

後來一位美國陸軍將軍問我，你為什麼要用“普京大帝”這個詞？在他看來，應該是“普京雷帝”（Putin the Terrible）。我的回答是，這取決於從哪個角度看普京總統。普京政績優劣，不僅在於西方如何評判，更要看俄國人怎麼看。2004年普京連任時獲得了71%的選票，這説明絕大多數俄羅斯人支持普京。那位將軍無言以對。

回到中俄關系。中俄關系正常化以來所衍生的種種外延，比如近期中國官方的表述為：“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復旦大學的趙華勝教授認為，這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正常關係，我很贊同。邢廣程老師也講過不斷疊加的各種各樣的外延，有深度和廣度的不斷擴展，這是非常準確的表達方式。在這個意義上，中俄正常關係深化和拓展的潛力非常之大，可以説是無止境、無上限的。

西論的傲慢與偏見

中俄正常關係發展到今天，不僅僅有強大的內生力和擴展潛力，還挑戰了西方在理論和政策層面的短視和盲區。西方持久不衰的聯俄抗中的意向，不僅僅是西方對非西方世界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手段的延續，還揭示了西方主要國際關係理論範式的傲慢與偏見。

比如，西方自由主義認為，意識形態、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不可能和平共處，只有在民主國家之間才能實現持久和平，也就是所謂的“民主和平論”（Democracy Peace Theory）。西方現實主義則認為，國與國之間的實力消漲必然導致國與國之間的紛爭和衝突。比如，米爾斯海默教授的大國衝突論，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埃利森（Graham Allison）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論（Thucydides’ Trap），等等。

修昔底德雕像，其對伯羅奔尼撒戰爭起因的分析——“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引發的斯巴達的恐懼，使得戰爭不可避免”，被現代學者抽象為“修昔底德陷阱”

在西方研究中俄關系的浩瀚書海中，基本有兩個派系：一種是“中俄關系有限論”，另一個是“中俄威脅論”，鮮有中間層次。

一方面，在有限論者看來，中俄在歷史、文化、政體、國力甚至種族方面的巨大差異，使得雙方關係的任何改善都是暫時的、有限的，這也給了所謂的“聯俄製華派”無限的想象空間。有些非常優秀的學者，也支持有限論。比如説波波·羅（Bobo Lo），就支持這一觀點。

在其著作《權宜軸心》（The Axis of Convenience）一書中，他把“正常關係”加上引號，即“所謂的正常關係”。波波·羅的文筆非常了得，可讀性極高。但在這樣的思維框架裏，無論是中俄關系怎麼改善都有限度。也許正因為如此，在特朗普或者美國保守派看來，分裂中俄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還有實際操作的可行性。

另一方面，“中國威脅論”相信，中俄之間任何的交往都是聯手對抗西方的動作，不可掉以輕心，必毀之而後快。

由於此種極端性的思維方式，這兩大研究中俄關系的派系缺少最基本的現實感，陷入了非黑即白、非友即敵的“二元論”，忽略排斥了廣闊的中間層次。他們不相信中俄能在政策層面實現平等、友好、共存，同時致力於誣衊、離間、瓦解中俄之間的正常關係。

大國/文明共處之道

然而從非西方中心視角的“第三隻眼”審視，我認為中俄關系是一種正常關係。事實證明，在充滿風險和戰亂的21世紀，中俄正常關係的拓展和深化，不僅不以西方意志為轉移，也對探索不同文明之間的共存之道、塑造一個正常、穩定的國際秩序，提供了有益、可行的範例。

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是中俄關系的核心要義

比如，困擾中俄300餘年的邊境問題徹底解決，正是雙方在後冷戰時期致力於務實合作政策的結果。冷戰結束前後，俄羅斯東西兩條漫長的邊境，幾乎都處於同樣不確定的狀態。因為大廈轟然倒塌，對周邊的影響非常大，況且前蘇聯還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

如今，俄羅斯東西兩條邊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東線無戰事，西線則烽火連天。為何俄羅斯東西兩線的宿命為何如此不同？一個致力於融入西方的俄羅斯，為什麼會被一步步逼入絕境，而不惜一戰，如今卻欲罷不能？！

為何中國在俄羅斯東邊穩步崛起的同時，選擇了與鄰為友，和平共存，而非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歐亞大陸兩個最大而又完全不同的文明載體，為何在西方主導的亂世中，實現了自17世紀以來最平等、最正常的國與國關係？同時致力於地區穩定、和諧共處？這一切都是西方中心理論無法解答、也不願正視的現實。

回到我提出“普京大帝”一詞的2004年，我在王輯思老師創辦的北大《國際政治研究》期刊上，對中俄之間的正常關係寫過這樣一段文字，今天仍可刊用：

21世紀對中俄雙邊關係的最大挑戰，恐怕是目前來之不易的正常關係本身。無論如何，冷戰時中蘇從“蜜月”到反目，雖酸甜苦辣，自不在言，卻都快刀斬麻，一蹴而就。比之那個激情燃燒時代中蘇之間浪漫的“沸點”和悲壯的“冰點”，雙方目前正常的“柴米油鹽”關係更是一場韌性角力，在經歷了十五年的“磨合”之後，中俄兩國在新世紀中要相干無事、善待對方，仍任重而道遠。

國際關係和男女關係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都很複雜，很難駕馭。就像剛剛馮紹雷老師提到丘吉爾曾説過，“我花了極大的精力研究自己的緊密夥伴，但這遠遠比不上年輕情侶在熱戀中對對方各種奇思妙想所花的功夫，” 這種“年輕伴侶”的關係，浪漫卻不穩定。

而正常的夫妻關係雖更加穩定，但也更具挑戰性，因為這個時期我們看待對方不是以貌取人、或是追求一個想象的完美對方，而是要正視一個實實在在的人。我認為，這就是馮老師所説的成熟關係。所以維繫一個持久的、正常的中俄關系，即“柴米油鹽”關係，恐怕更具有挑戰性和複雜性。

展望未來：使美國/西方對世界更安全

20年後的今天，我仍然認為維護和發展中俄之間的正常關係並非易事，但我必須修正我2004年文章的結論：中俄不僅要相安無事、善待對方，更要放眼世界，高屋建瓴。因為中俄穩定正常的雙邊關係不僅僅是為了兩大文明和兩國人民的福祉，更是因為這種正常的大國關係，也是對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以來西方所習慣的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徹底揚棄。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認儀式

最後，我想借用美國總統威爾遜1917年要求美國國會對德國宣戰時的一句話：“使世界對民主更安全”（“Make the world safe democracy”），但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中俄兩國不僅需要不斷擴展、深化平等互利不結盟的正常關係，更要以穩定、正常的中俄關系為例，影響國際關係、尤其時大國關係的走向，致力於“使美國和西方對世界更安全” （make America and the West safe for the world）。

這裏我僅僅提供一個願景，以此拋磚引玉。雖然我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個提出這一問題的人，但要達此目的，不僅僅取決於兩國的實力，更需要高超的外交藝術。

在一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與人工智能存在極其危險性的新世界中（A brave and grave new world），這也許是國際社會和諧相處的唯一選項。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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