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爾·索爾蒂: 歐盟需要獨立宣言，中國是華盛頓共識的最後捍衞者-英格爾·索爾蒂、思想者茶座

**編者按：**歐洲正在遭遇大麻煩。特朗普上台以來，對歐政策和對俄烏衝突態度發生180度大轉折。被美國“脱鈎”之後的歐洲，一邊渲染“戰俄”英雄敍事，一邊宣佈“重新武裝歐洲”。英國宣佈，到2027年將國防開支佔GDP的比重提升至2.5%。歐盟的“歐洲再武裝” 計劃將在4年內調動資金8000億歐元，意味着軍事支出目標從當前2.18% 升至3.5%附近。其中最引入矚目的是德國，該國通過法案取消了二戰以來國防開支佔比限制，宣佈未來軍費開支佔比可能增長到3-3.5%。歐洲軍備競賽呈現愈演愈烈局勢。

值得注意的是，歐洲的另一支迅速崛起中的右翼力量，與特朗普的MAGA運動遙相呼應：他們反對移民、主張脱歐，有時候表現得更為“親俄”，“親華”，似乎為中國的外交留出了想象空間。

如何看清歐洲當前的形勢，如何研判中歐未來合作的可能性？近期，觀察者網與德國羅薩盧森堡基金會外交、和平與安全政策高級研究員英格爾·索爾蒂（Ingar Solty )進行了一場對話。英格爾·索爾蒂是著述頗豐，其中包括《奧巴馬領導下的美國》、《站在卡爾·馬克思的肩膀上》和《36卷版馬克思主義》。

【羅莎·盧森堡基金會是一個總部設在德國柏林的非盈利基金會，傾向於德國左翼黨，得名於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羅莎·盧森堡。羅莎·盧森堡基金會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政治研究和教育組織之一】

英格爾·索爾蒂（Ingar Solty）與觀察者網連線

【對話/觀察者網 高豔平】

觀察者網：您剛剛從中國回來，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從一個德國左翼學者眼裏，中國給您的印象？

**英格爾·索爾蒂：**過去18個月裏，我去過四次中國。我第一次去中國是受當代世界研究中心之邀參加了一個關於“全球金融危機下的世界社會主義前景”的研討會，那已經是12年前的事了。每次看到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我都感到無比驚歎——你知道的，這個國家變化如此之快，以至於身處其中的你們可能也無法察覺。

比如，過去常見的汽油摩托車正逐漸被電動車取代，諸如此類的變化實在令人驚歎。中國社會展現出的活力令人矚目。而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國在電動車革命方面取得的驚人進展。這一點與過去四五年西方國家電動車革命屢屢受挫的情形形成鮮明對比。這點讓我非常震撼。

此外，中國人的自信也令我印象深刻。比如我2013年訪問中國時，我很開心地看到，中國人在養老金改革（丹麥案例）或勞動力市場改革（比利時案例）方面的知識儲備非常豐富。要知道，這是一個擁有四五千年文明的古國，卻對歐洲如此小的國家及其社會改革的細節瞭如指掌。我逐漸意識到，這與中國人的發展主義視角密切相關。

但如今中國在許多方面比歐洲和美國更為發達，這種自信讓我由衷讚賞。我也注意到基尼係數在下降，財富差距正在縮小。中國正成為一個更具社會公平性的國家，並朝着這個方向穩步邁進，這一點我高度認可。

同樣重要的是，我曾經到青海切身感受中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當時有來自斐濟、巴基斯坦、阿富汗、南非、拉美等國的眾多領導人齊聚一堂。我們一起目睹了中國如何為全球南方國家——尤其是在氣候政策和綠色技術領域——探索出了一條現代化發展的替代路徑，我認為這具有不可估量的世界歷史意義，其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

青海生態文明建設成果展覽作品《救助藏羚羊》 作者：仁增多傑

自 1949 年以來，中國曆經了社會主義革命，也已經從蘇聯式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失敗中吸取了教訓，又試圖利用市場作為發展生產力的手段，但同時接納了市場帶來的破壞性。可以説，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實驗，它不僅影響着世界歷史，而且與西方社會所鋪設的現代化道路不同。要知道，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一個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社會之前，必須經歷資本主義階段。所以，我認為，就世界歷史而言，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意義非凡。

特朗普刻意塑造了“國際西方極右翼”代表的形象

觀察者網：我看到您曾經和一位作者探討過法西斯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民粹主義。當下的西方世界，特朗普的“MAGA”意識形態不僅僅在美國有大量的追隨者，而且在歐洲也有不少類似的意識形態形式，比如我們看到德國選擇黨、法國“國民陣線”，以及在奧地利被西方媒體稱作“極右翼”的政府，都有不少民眾基礎。在您看來，他們一樣嗎？您如何看待這股保守思潮在西方的流行？

**英格爾·索爾蒂：**我認為每個國家的意識形態肯定是獨一無二的。我的意思是，當然存在國家差異和具體國情，但公平地説，它們是同一運動、相同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也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矛盾衝突的結果。他們對自己也是這樣認識的。

可以説，從特朗普的就職典禮不難發現，他刻意塑造了自己“國際西方極右翼”代表的形象，而非西方國際社會的網絡意見領袖。值得注意的是，他未邀請現任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甚至未邀請即將接任德國總理的可能人選弗里德里希·默茨，相反，卻邀請了德國極右翼選擇黨（AfD）領導人愛麗絲·魏德爾，以及意大利總理喬治婭·梅洛尼。這一選擇極具象徵意義——顯然這是向全球極右翼勢力傳遞明確信號。

歐洲極右翼崛起：從左至右 德國選擇黨領袖愛麗絲·魏德爾、荷蘭版特朗普自由黨領袖威爾德斯、意大利總理喬治婭·梅洛尼

當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極右翼勢力已形成顯著政治氣候：在法國接近掌權，在荷蘭成了議會第一大黨，在奧地利和意大利實現了執政，在美國更是實現了總統職位的二次蟬聯。這股強勁趨勢表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存在着深層的結構性誘因，這些結構性矛盾為極右翼的崛起提供了肥沃土壤，最終導致這些政治力量的登台。總體而言，這種運動在許多方面具有法西斯主義或法西斯主義前身組織的特徵，儘管仍然存在差異。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政治力量內部確實存在右翼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元素。但值得注意的是，其政治綱領的確有意識地試圖突破傳統自由議會制框架，既非簡單的威權統治模式，也未否定普選制度。雖然如此，其核心訴求是顯著強化行政權力。

從歷史經驗看，儘管二者存在差異，自由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本質上是資本主義下資產階級統治的兩種形式。關於資本主義政治國家形態曾有兩個武斷的錯誤結論——即列寧所言“民主是資本主義最優秀的孩子”，還有法蘭克福學派斷言“法西斯主義是晚期資本主義的理想政治形態”。歷史證明，資本主義制度既能與威權主義、法西斯主義國家形態共存，也能與自由主義體制相容。

縱觀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重大危機：19世紀末長期經濟蕭條、1929-1939年世界經濟大危機、20世紀70年代福特主義危機，直至當前新自由主義金融資本主義危機，每一次危機都在重塑國內生產關係、重構國家治理形式，並改寫全球秩序格局。自由主義體系關心諸如以下問題：是否存在自由貿易？是否存在保護主義？等等。

而在面對右翼威權主義或新法西斯主義運動時，我認為關鍵是要通過功能（而非形式）來審視它們——判斷它們是否服務於資本主導派系的需求，還是與之利益相悖。此外還需追問：專制主義或法西斯主義是否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所分析的，是階級力量平衡的產物？又或如尼科斯·普蘭查斯所言，恰恰相反，由於社會主義力量過於弱小，無法指明一條平等國際主義的路徑以突破危機，因而這是資本主義面對危機難以為繼的產物？

我認為，普蘭查斯的視角更貼近當下現實。當代資本主義西方的矛盾已激化到如此程度，以至於極右翼藉機崛起，並拋出‘資源已不足以滿足所有人’的口號。我們被迫拋棄人權——無論是希臘債務危機中對希臘人民的剝奪，2015年難民危機中對敍利亞難民的排斥，還是對底層民眾的漠視。我認為，這正是極右翼運動興起的根源：它們始終在為剝奪其他社會羣體的權利正名，將特定羣體排除在民主參與權和經濟參與權之外。

透過這一分析框架，我們可以清晰觀察到所謂“不守規矩的極右翼民粹主義民族主義者”在執政後的行為邏輯。從英國脱歐到特朗普當選，從2017年奧地利極右翼政黨首次參與組閣，這些案例印證了我們的判斷：這些政治力量長期被視為西方資本主義主導階級（即跨國公司集團）的“功能失調”的產物，似乎只是新自由主義金融資本主義危機爆發時的症狀性反應。

他們高調反對移民，卻對催生移民潮的戰爭保持沉默；他們譴責移民問題，卻縱容摧毀非洲小規模自給農民生存的自由貿易政策；他們聲討犯罪現象，卻迴避加劇社會不公的貧富鴻溝——以拉丁美洲為例，這種鴻溝會進而催生犯罪；他們痛斥城鄉差距，卻維護着造成這種分裂的市場機制——就像倫敦、巴黎、德國南部這些運轉良好的城市區域，與陷入衰敗的農村形成鮮明對比，後者交通癱瘓、醫療匱乏、房產貶值，民生凋敝。

所有這些現象表明，極右翼勢力最初看似與跨國資本體系格格不入。以寶馬、拜耳或戴姆勒等跨國公司為例，歐盟及歐元體系是其進入全球市場的重要跳板；而全球北約軍事聯盟則是維護全球資本利益的工具——尤其是通過海上控制。因此，極右翼若想參與政權，就必須默認跨國資本的核心利益。

但值得注意的是，當前西方資本主義已顯露衰頹跡象，其鼓吹的“經濟民族主義”——包括懲罰性關税、貿易戰和保護主義——反而成為維持資本主義體系的實用策略。這種轉變揭示出：當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遭遇困境時，極右翼勢力通過煽動排外情緒和政策轉向，客觀上為跨國資本調整全球佈局提供了政治掩護。

法國極右翼政黨領袖勒龐（左）被控濫用資金獲刑四年，禁選公職5年，特朗普及歐洲極右翼政黨領導人聲援

正如我在著作《特朗普的勝利？》（Trump’s Triumph?）中所分析的，特朗普政府曾試圖對美國國家體系進行極權主義轉型。然而，這一進程中更深刻的歷史動力與結構性趨勢，實則與特朗普本人無直接關聯，而更多根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深層危機。值得注意的是，基於我2020年的著作《即將到來的中美戰爭》（The Coming War with China），該書聚焦中美高科技競爭，我提出：中國在走出全球金融危機後展現了超強競爭力——其通過大規模國家干預實施的危機應對策略，已被證明優於西方的緊縮政策。

西方國家在2008年採取的“成本與勞動力的內部貶值”戰略，本質上是將危機代價轉嫁給勞動大眾。因此，我在2020年的核心結論是：西方必須作出抉擇——效仿中國的國家干預模式，建立自身的產業政策並扶持國家龍頭企業可能是上策。

從拜登經濟學視角觀察，《通脹削減法案》《芯片與科學法案》以及歐盟《芯片法案》等政策舉措，實質上都是在嘗試複製中國產業政策模式——通過税收優惠吸引英特爾、蘋果、台積電（TSM）等半導體企業投資。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動態引資政策與歐洲綠色轉型計劃同樣遭遇失敗。當前西方對中國加徵懲罰性關税、轉向威權主義國家形態的舉措，正是這種政策失利的必然結果。我的核心論點是：西方正在中國超強競爭力的壓力下，通過被動革命走向威權主義國家形態。因為它們逐漸意識到，在與中國競爭中，自由議會制框架已顯現功能性障礙——既無法有效動員產業政策資源，更難以維持科技創新優勢。

西方半個世紀的新自由主義已嚴重削弱其社會解決問題的能力，甚至在資本積累與國家管理的狹義邏輯框架內亦然。新自由主義令西方社會陷入功能失調：經濟、政治乃至意識形態層面皆是如此。

如今，維持西方霸權的訴求正促使西方摒棄自由議會制體系，轉向強化行政主導體制。這並不意味着普選權將被廢除，選舉仍將舉行，但議會將被虛化。美國通過行政令治國的路徑，以及德國與歐盟軍事化進程（例如我稱之為德國“內部時代轉折”的轉型）——這一切都昭示着一種歷史性趨勢。

“美國不會疏離歐洲，美國仍需要歐洲加入抗中聯盟”

觀察者網：我剛剛讀到你撰寫的關於烏克蘭危機的文章，這場危機如今既是歐洲的核心議題，也在中國引發廣泛討論。你曾指出“自由主義妄想”（Liberal delusion）拯救不了烏克蘭，但如今美國政府已經不再堅定地提供軍援給烏克蘭，而歐洲的德國、英國、法國等國卻仍在援助烏克蘭。那麼，你認為驅動德國政策偏離美國路線的關鍵因素是什麼？這是標誌着歐盟戰略自主的顯現，還是跨大西洋協調機制出現了根本性裂痕？既然你斷言“自由主義妄想”無法拯救烏克蘭，那麼，哪些力量能夠支撐俄烏問題的實質性解決？

**英格爾·索爾蒂：**很好的問題。首先，我不確定——或者説，我認為我們不必過分強調拜登在烏克蘭政策上與特朗普的決裂。表面上看，拜登的政策似乎與特朗普的新政策完全相反，畢竟拜登政府此前還批評過特朗普對烏政策。但無論如何，我認為特朗普實際上是來摘桃的，他正在收割拜登培育的果實——換句話説，美國在烏克蘭已經實現了大部分（甚至全部）無需直接部署美軍即可達成的目標，而直接派兵將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戰和核時代的爆發，這是他們不願冒險的。

當前局勢可概括如下：戰爭實質上已進入僵局。衝突本身尚未終結，但已陷入停滯——並非因烏克蘭無法獲取更多武器，而在於其政府缺乏自願參軍的士兵，即那些願意且有能力使用武器的志願兵。從根本上説，烏克蘭工人階級正通過抵制強制徵兵來終結戰爭：他們藏身躲避、營救同伴、槍殺強徵士兵的軍官、炸燬徵兵站等。如今，烏克蘭政府正試圖通過“經濟徵兵”——即以經濟手段迫使民眾參軍——尋找更多志願者。

這本質上是在用‘玩俄羅斯輪盤賭’的承諾，吸引可憐的18至24歲年輕人蔘軍——他們可能喪命、殘廢、精神崩潰，也可能在一年內賺到原本需要十年才能掙到的錢。他們能得到免息抵押貸款、免費大學教育等等。這就是這一切發生的唯一邏輯。顯然，這些錢來自歐洲，烏克蘭政府根本沒有這些資源。因此，歐洲各國政府實際上是在故意拖延不可避免的結局：一場註定無法取勝的消耗戰、一場極其血腥的戰爭，他們試圖推遲‘真相時刻’，即承認必須通過談判實現停火，隨後簽訂和平條約，並建立歐洲新的共同安全架構。而美國則基本上宣佈停戰了，我猜這樣更現實，美國也從戰爭中獲利更多。

我的意思是，烏克蘭政府被西方逼迫私有化其國家資產，就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西方結構性調整計劃一貫的做法一樣。這一切由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基金美國貝萊德（Blackrock）公司主導。這種情況早在拜登執政時就已經開始實施，而現在特朗普只是更公開地談論此事——比如他想攫取哪些稀土、鋰礦、其他礦物和土地。而歐洲人正被排擠在外，這也是他們試圖反抗卻缺乏實際能力的原因。

有人認為美國正在疏遠歐洲，我不太認同這種説法。他們説，特朗普如同一名“衰落管控者”，正試圖推行新版“門羅主義”——這項“主義”認為，美國應像其過去主導西半球時那樣，重新確立對該地區的霸權。比如他迫使巴拿馬政府驅逐中國投資，他還強迫巴拿馬退出2017年加入的“一帶一路”倡議。再比如那些認為美國正在推行一種“基辛格式現實主義”的聲音，等等。

但我目前並不認同。我認為美國仍需要歐洲來實現我所説的‘跨大西洋分工對抗中國’的戰略。儘管歐洲現在試圖軍事化，努力成為一支軍事化力量，但歐洲資本仍然需要美國來維護其國際利益。因此，我並不認為跨大西洋關係會陷入長期裂痕。

我認為我們絕不能低估的是，正如我上週在德國國家廣播電台中也提到的，歐洲社會因這場衝突變得非理性化，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趨勢。

我的意思是，歐洲人——尤其是德國人——被引導相信他們可以首次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相信他們此次對抗普京就如同當年抗擊希特勒。他們被灌輸這樣一種觀念：憑藉美國與歐洲的經濟合力，他們能夠輕易擊敗俄羅斯，並自詡在經濟、政治、文化及道德層面凌駕於俄羅斯之上——這種傲慢姿態恰如前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將俄羅斯蔑稱為“擁有核武器的上沃爾特”（Upper Volta with nuclear missiles，Upper Volta是布基拉法索的舊稱）的隱喻。

這種敍事方式就像好萊塢電影般，讓‘正義必然戰勝邪惡’，彷彿《指環王》中夏爾對抗魔多、《星球大戰》中的萊婭公主對抗死星Death Star與達斯·維達（Darth Vader），或是《哈利·波特》中哈利對抗伏地魔一樣。簡而言之，整個戰爭被包裝成了善與惡的終極對決。

恐俄敍事仍佔歐洲主流，俄烏衝突被包裝成一場“善惡的對決”

如今， 歐洲社會不得不接受挫敗的現實，而這種挫敗正深刻影響着大眾心理——他們開始自問：“我們曾擊敗希特勒，為何這次會失敗？”

他們的認知是：“普京等同於希特勒；特朗普等同於普京，因而也是希特勒。如今特朗普-希特勒與馬斯克-希特勒正試圖將德國極右翼勢力推向權力巔峯。”這種無力感與自戀性屈辱（源於歐洲對烏政策的失敗），使得歐洲自由派如同遭受創傷的受害者，將自身攻擊行為合理化為正當防衞。

這種現象為自由派激進主義提供了藉口，助長報復性情緒，最終導致軍費開支的無節制擴張——全然背離理性邏輯。與此同時，這種非理性主義正被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始終主張提高軍費、推動帝國式冒險的外交政策精英共識所利用。

歐洲需要共同安全架構，但有些恐俄分子卻在呼籲擁核

觀察者網： 從中國人的局外視角來看，特朗普要求北約的歐洲國家軍費開支到GDP的5%，德國計劃將軍費開支從當前的2%增加到3.5%，英國也有類似增加軍費的計劃。這種爭相增加軍費的態勢會導致歐洲的軍備競賽嗎？而且，我們知道曾經作為歐洲經濟支柱的德國，經濟已經明顯出現衰退，德國怎麼去平衡國防開支以及經濟發展？

**英格爾·索爾蒂：**問得好。2022年2月27日——俄烏戰爭爆發僅三天後——德國政府（或者説德國總理）既未與議會協商，也未與執政黨內部討論，更未經德國社會各界（工會、大學、民間團體等）的辯論，便倉促宣佈了千億歐元的特別軍事基金。而我當時正擔任德國聯邦議院的顧問，我反對增加軍費開支。

我當時明確指出，這種軍事開支實際上是不必要的，並將引發軍備競賽，加劇歐洲大陸的不安全感——即便沒有美國支持也在所難免。當時的主流觀點是：如果特朗普當選總統並撤銷北約的第 5 條承諾（集體防禦），我們是要坐視俄羅斯“吞噬”歐洲嗎？在 2022 年和今天，這一直是德國的主流敍事。

德國外交部長在2025年的競選期間曾聲稱：“波蘭將是下一個目標，然後是德國的勃蘭登堡”。他們甚至不再堅持“俄羅斯可能攻擊歐洲或北約波羅的海成員國”的論調。然而，即便沒有美國支持，歐洲北約成員國在常規武器系統上也具備兩倍軍事優勢：歐洲現役軍人總數達190萬，而俄羅斯僅為90萬。況且，這些俄羅斯的兵力分佈覆蓋於全球最大的陸地板塊，即歐亞大陸。

政治與媒體領域非理性主義的核心邏輯在於：將俄羅斯建構為法西斯國家，並據此認定其企圖吞噬歐洲。他們不去關注實際行動，而是緊盯言辭表象——由此將俄羅斯針對國內民眾的敍事（如民族主義宣傳）直接等同於現實威脅。

比如，他們聲稱俄羅斯要滅絕烏克蘭並征服整個國家，將其吸收進俄羅斯版圖——但沒有人會瘋狂到試圖佔領一個面積230萬平方英里、人口4400萬、擁有16-19萬士兵軍隊的國家。如果對比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或者1941年德國發動對蘇聯的殲滅戰就會發現，當時德軍投入了350萬士兵，仍陷入了血腥的游擊戰。俄羅斯當前的軍事戰略根本無法支撐‘即將襲擊’歐洲的推測。即便真有襲擊風險，歐洲也絕非毫無防備。

這一觀點與我去年在北京參加“萬壽國際安全研討會”中聽到的批評一致——來自全球南方多極化國家的代表指出，歐洲追求以犧牲他國安全為代價的絕對安全，不僅未能使歐洲自身更安全，反而加劇了全球南方乃至歐洲國家的不安全感。真正的解決方案應是倡導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而非通過損害他國利益實現的特殊安全（particular security）或絕對安全邏輯。

我們需要構建一個涵蓋所有相關國家安全關切的歐洲共同安全架構。這一架構既包括不願遭受核導彈攻擊的西歐國家的訴求，也必須納入曾與俄羅斯有過三百年複雜糾葛的東歐國家的歷史記憶，同時——儘管存在爭議——也應包含俄羅斯本身，因為它曾在十月革命期間遭德國入侵，而當時德方的明確意圖是消滅3000萬至5000萬人口，並奴役整個東歐地區。這些安全關切需通過一種以軍控為核心原則的共同安全架構予以應對，其目標是通過軍控及最終裁軍，構建雙方無法相互攻擊的結構性條件。

在軍控領域，我們看到一系列重要條約被逐一廢除：《中導條約》（INF）於2019年失效，2020年10月美國退出《開放天空條約》、2021年俄羅斯跟進退出該條約，而《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也將於明年2月5日到期。

對此，某些人的應對方案竟是呼籲德國擁有核武器——這種主張不僅來自政壇各派（從保守派到自由派），甚至包括部分左翼人士。

德國投票決定加大軍費開支  BBC中文網

例如，歐洲議會選舉中社民黨首席候選人卡塔琳娜·巴爾利（Catharina Barley）已公開支持這一立場；綠黨前外交部長費舍爾（Fischer）亦然；柏林自由大學政治學家赫爾弗裏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其為多屆德國聯邦政府提供過政策諮詢的政治學者——同樣支持該主張。然而，此類政策不僅不會增強歐洲安全，反而會顯著提升核武器實際使用的風險，最終可能導致歐洲陷入相互毀滅的災難性後果。

歐洲極右翼是否真的對華友好？值得警惕

觀察者網：是的，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一戰是在歐洲爆發的，二戰歐洲是主戰場。從歐洲各國擴大軍費的角度看，現在歐洲又處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邊沿，更多的國家可能會捲入，這令人憂慮。我們來看剛剛結束的德國大選，為什麼最後默茨會贏，而不是選擇黨？您知道嗎？ 選擇黨黨魁愛麗絲·魏德爾在中國頗受歡迎，為什麼她輸了，這反映了德國國內什麼樣的利益衝突？有人認為，德國的選舉結果表明該國正從價值觀導向的深度外交轉向經濟務實主義。您怎麼看？

**英格爾·索爾蒂：**我理解為何一些中國人會認為愛麗絲·魏德爾及其代表的極右翼勢力在對華態度上顯得更務實、更願意合作。例如，在選舉後的全國電視辯論中，當各黨派領導人同台時，“中國”僅被提及兩次——綠黨領袖羅伯特·哈貝克（ Robert Habeck）的強硬反華立場尤為突出。

您顯然知曉外界對同屬綠黨的德國外長安娜萊娜·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的批評——她此前發表的對華侮辱性言論（尤其是那句“我來中國不是為了討論歷史，而是為了未來”）引發爭議。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政黨大多主張對華“政權更迭”：例如歐洲議會議長格雷戈裏·沃森（Gregory Watson）曾公開威脅要推動對華政權更迭；而愛麗絲·魏德爾（Alice Weidel）——選舉夜首位提及中國的政客——卻強調“德國經濟需要維持與中國的良好貿易關係”。

儘管如此，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德國極右翼本質上是國際極右翼體系的一部分。我的意思是，他們在自認為有利或方便時會從背後捅刀子。此外，他們正加速推進“跨大西洋化”進程——效仿喬治亞·梅洛尼（Giorgia Meloni）與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的政治路徑。這條道路之所以被選擇，其顯而易見的原因是：梅洛尼（Meloni）已成功在意大利成功掌權，勒龐幾乎在法國複製了這一模式（本文發稿時勒龐被控濫用資金判刑4年監禁，禁選公職5年）。為了奪取並鞏固權力，他們逐漸會拋棄反建制立場，轉而採取高度務實的策略。這種演變本質上意味着他們正在成為親美與帝國主義的附庸。

您可以通過德國選舉觀察他們的觀點轉變：德國選擇黨（AfD）的競選綱領仍主張退出歐盟並廢除歐元（甚至呼籲對歐盟成員國身份舉行公投）。但是，愛麗絲·魏德爾如今公開宣稱“退出歐元區已不可行”——她辯稱“這一選項僅在歐債危機期間存在”，而如今已“為時過晚”。

馬斯克為德國極右翼選擇黨站台

另一個典型案例是埃隆·馬斯克在德國選擇黨（AfD）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講，而特朗普與副總統萬斯（J.D. Vance）則一直在暗中支持該黨，試圖助其贏得德國選舉。在此背景下，魏德爾主張將軍費開支提升至遠超當前水平——您提及北約將國防預算定為GDP的5%，而魏德爾正在參照特朗普的談判策略，提議提高國防預算比例至5%。由此可見，極右翼勢力或將融入“跨大西洋對華分工對抗”戰略的棋局。魏德爾的立場源於特朗普政府在美國對歐洲極右翼產生的“磁吸效應”。

因此，我對魏德爾或極右翼勢力是否真正“對華友好”持高度警惕——若其未來掌權，極可能與美國結盟，甚至成為美國推行“共同新冷戰戰略”的附庸力量。

德國引以為豪的出口模式徹底失效，選擇黨仍有可能進一步逼近權力核心

觀察者網：有見地，但是為什麼她選票大漲，卻最終沒有贏得選舉，德國選民是怎麼想的？

英格爾·索爾蒂：當前德國的政治生態可概括為民粹主義盛行，一個民粹主義的時刻——類似於美國及南歐國家在歐元區危機期間的狀況，民眾對政府信任度崩塌，認為其缺乏治理能力與問題解決效率。正如前文所述，民主正面臨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雙重侵蝕。

2024年11月德國大選前的民調顯示，當被問及哪個政黨能有效應對去工業化困境、貧困與氣候變化等問題時，56%的受訪者選擇“沒有”，反映出對傳統政黨與自由議會制政府的徹底失望。這種背景下，反建制力量（尤其是極右翼）迎來崛起契機。儘管德國選擇黨（AfD）在新冠疫情與烏克蘭危機中借勢擴張，現已成為第二大黨，但其實際支持基礎仍侷限於投票給它的選民羣體，多數民眾仍反對其掌權。未來關鍵在於新政府能否有效應對挑戰——若傳統政黨繼續失能，AfD可能進一步逼近權力核心。

我認為當前局勢的根源在於德國經濟模式的物質基礎——即以出口為導向的‘世界冠軍’模式。德國長期依賴向美國和中國市場出口汽車、技術及工業品：一方面，中國通過工業化和成功的扶貧運動，使得7.7億人口成為中產階級，中國也成為了德國產品的巨大消費市場；另一方面，美國也曾是德國出口的重要目的地。然而，這種模式現已走向終結。

首先，美國在拜登政府時期已對中國和德國同時發起貿易戰，並通過制裁施壓歐洲企業與中國‘脱鈎’（例如限制僱傭中國工人或限制使用含美國技術的產品）。這種供應鏈政治化策略反而適得其反——中國產品憑藉創新優勢（如新能源汽車、智能設備）逐步替代德國製造，甚至反向滲透至俄羅斯超市及全球南方市場。

其次，制裁措施成為“迴旋鏢”，不僅未能遏制中國技術崛起，反而刺激了中國本土產業鏈升級。如今，德國引以為傲的出口模型已因中美雙重壓力與全球南方“去德國化”趨勢徹底失效。

當前德國社會正面臨階層向下流動的危機——通貨膨脹（源於烏克蘭戰爭及新冠疫情對全球供應鏈的衝擊）、“紅綠燈聯盟”政策轉向引發的轉型阻塞，共同導致了大規模絕對貧困的蔓延。

而核心問題在於：當前軍費開支的性質究竟是遵循政治邏輯，還是服務於“軍事凱恩斯主義”的經濟邏輯？其本質是否是以軍事裝備（如坦克）替代德國失去全球市場的汽車產業，試圖通過持續創造新需求（類似美國通過戰爭消耗軍備）來挽救經濟？

我擔心，德國最終可能走上這樣一條道路——如果圍繞萊茵金屬公司（Rheinmetall）等軍工企業打造軍事工業複合體（自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其利潤已飆升700%），這種模式本身就會形成危險的內在邏輯。這將導致政府愈發不得人心。

試想，在半年到一年內，如果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AfD）在民調中領先執政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將會引發政府執政危機：社民黨與傳統保守派（CDU）或將陷入類似競選季的對立狀態，彼此攻訐。這種內耗可能導致政府提前解體、重新選舉，甚至出現CDU與AfD組成聯合政府的局面。

核心問題在於：社會主義反對派（Socialist Opposition）在選舉中表現相當亮眼，若能將反軍費開支的抗議與反對削減社會福利的訴求相結合——這兩者互為表裏，互相支撐——或將真正成為一股具有影響力的反對力量，尤其是在德國選擇黨（AfD）日益倒向美國、持續推動軍費擴張的背景下。這種聯動策略可望削弱傳統執政聯盟（如社民黨與綠黨）的合法性，並加劇政治極化。

歐盟應追求‘獨立宣言’而非‘戰略自主’

觀察者網：從中國的視角來看，若德國（或歐洲）逐步擺脱對美國的依賴，中歐將有更大空間在應對全球變暖、經濟合作等諸多領域深化協作。當前國際格局下，雙方確實存在廣泛共同利益。您認為，未來中國與歐洲是否會形成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英格爾·索爾蒂：**我認為中歐之間確實存在諸多共同利益——您提到了氣候變化，顯然這屬於人類面臨的諸多全球性挑戰。人類面臨的挑戰不勝枚舉，或許可以暫且聚焦關鍵議題。但必須強調的是，無論是世界和平還是氣候變化問題，若缺乏合作將難以解決，而中國在這一過程中不可或缺。

我認為，如果歐洲能夠正視世界格局的變化——即全球經濟重心已從北半球和西方轉向東方與南方，並承認金磚國家（BRICS）等新興力量的崛起——這將成為中歐合作的先決條件。

正視世界格局的變化，承認金磚國家等新興力量崛起，是中歐合作先決條件

核心在於，歐洲需要接納多元化的現代化路徑（例如中國式現代化），承認任何挑戰——無論是社會問題、生態危機、氣候變化，還是政府民主響應能力的缺失——都存在不同的解決方案。這意味着必須摒棄歐盟2019年將中國定性為“制度性對手”後推行的侵略性“政權更迭”議程，以及德國政府在其2022年對華戰略中自我設定的同類目標。歐洲更應正視自身人權困境，包括福利國家結構等現實問題，並承認中國在減貧領域對世界歷史的突破性貢獻——通過使數億人擺脱極端貧困，中國實際上開創了人權保障的實踐新範式。

但我認為歐洲尚未真正意識到我們身處多極世界的事實，也尚未具備相應的認知能力。然而，歐洲有必要調整方向——歐盟應追求‘獨立宣言’而非‘戰略自主’，因為後者本質上意味着對美依附性，其根源在於屈從於美國要求歐洲對華實施軍事化的霸權邏輯。

換言之，這一戰略的本質是為美國利益服務。因此，歐洲應當推動構建新型歐亞共同安全與繁榮區，並深化對華合作。這才是保障歐洲工人階級與普通民眾福祉的關鍵所在，而非追隨美國開啓新一輪陣營對抗——這種對抗只會強化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軍國主義、威權主義，並加劇歐洲各國的階級貧困化，同時極有可能引發核戰爭。

“中國才是‘華盛頓共識’的最後捍衞者”

觀察者網：很精彩！您提到了您的新書，是關於什麼主題的，可以大致説説核心觀點嗎？

**英格爾·索爾蒂：**今年五月，我的著作《後自由主義資本主義》（Post Liberal Capitalism）即將出版。書中核心論點是：西方資本主義正蜕變為‘非自由主義’或‘逆自由主義’形態——無論是在國際秩序層面還是國內治理層面。我常戲稱‘中國才是華盛頓共識最後的捍衞者’，這絕非戲言，而是現實：中國正倡導開放的全球自由主義全球化，而美歐卻以國家安全為名，行排擠競爭之實，走向逆自由化。

例如，美國強迫外國企業將資產出售給本土競爭對手（如 TikTok 事件），並向巴拿馬小國政府施壓迫使其驅逐中國投資；與此同時，德國政府則阻止中國投資者收購漢堡港部分股權（如中遠海運案例）。這種對外的“後自由主義”行徑，與國內推行更威權的後自由主義政策形成雙重鏡像。

正如我多次強調的，西方將中國的高競爭力歸咎於自由議會制的“失敗”，認為其已不再是最佳政治形態。我的核心觀點是：競爭與合作本可共存，但必須不惜代價避免以社會正義與氣候正義為名推動新的陣營對抗——這正是我新書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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