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應對特朗普對華關税戰，要把中國周邊打造成“穩定島”

4月14-1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對越南、馬來西亞、柬埔寨進行國事訪問，這是習近平主席年內首次出訪，也是中央周邊工作會議召開後首訪周邊國家。

針對此次出訪，以及此前在4月8日至9日舉行的首次中央周邊工作會議，觀察者網連線著名國際問題專家金燦榮教授，請他分析我國周邊外交的成就和未來發展方向。

【對話/觀察者網 唐曉甫】

**觀察者網：**中央周邊工作會議4月8日至9日在北京舉行，明確今後一個時期周邊工作的目標任務和思路舉措，強調要聚焦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努力開創周邊工作新局面。我們都知道當前特朗普政府出台的諸多新政再次攪動本就動盪的國際秩序、地緣政治和經貿體系，中美等大國關係變動是關鍵，在這個時候，中國政府舉辦一場針對周邊工作的會議，意在何處？您怎麼看此次會議釋放的核心信息？

**金燦榮：**這次周邊工作會議正是在美國肆意發動關税戰導致全球形勢嚴峻的背景下舉行的，規格非常高，可以看出我們也希望進一步提高周邊工作在我國全球戰略中的位置。

中央希望通過這次會議，總結周邊工作的經驗與教訓，為今後制定規劃奠定基礎，使周邊工作邁上新台階。

4月8日-9日看，中央周邊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視頻截圖

**觀察者網：**2013年以來，中共中央曾多次召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此次中央周邊工作會議尚屬首次。這是否意味着當下及今後一段時期，中國外交工作的側重點可能會發生一些變化或轉向？會議中提到“要以全球視野審視周邊”，我們該怎麼看待大國外交與周邊外交之間的相互聯動性？

**金燦榮：**中國有句老話“遠親不離近鄰”。事實上，任何國家都必須妥善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係，這既是一項歷史長期的任務，也是一項基本國策。只不過近代以來，由於西方勢力強大且對非西方國家進行廣泛干預，所以國際格局相比古代更為複雜。現代國家除了需要注重周邊關係外，還必須發展與其他區域國家的聯繫。但從常識出發，周邊關係始終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我們一直強調全方位外交格局，提出“周邊是首要，大國是關鍵，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台”。只不過近年來，尤其是2013年以來，我國外交佈局呈現出較為複雜的局面。

長期以來，大國關係始終被置於較高優先級，尤其是中美關係，有段時間國內外交界曾提出“中美關係是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的説法。自黨的十八大以來，雖然周邊外交的地位穩步上升，但不可否認，中美關係依然佔有舉足輕重的比重。

當前，中美雙方正逐漸進入直接對抗的狀態。這一僵局也在一定程度上牽連了中國與歐洲、日本、印度等國的關係，使得大國關係整體陷入僵局，進展均十分有限。

而且大家都知道特朗普習慣搞單邊主義、不喜歡多邊主義，他對聯合國、世界衞生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組織的態度也使這些平台被邊緣化。所以之前提到的全方位外交的四個板塊，除了大國關係處於僵局外，多邊外交舞台也正面臨邊緣化的風險。我們與發展中國家關係雖然依然重要，國際社會也越來越多地討論全球南方問題，但其相對重要性並未顯著上升。

所以在大國關係陷入僵局，尤其是中美關係進入直接對抗狀態的背景下，周邊關係的重要性上升得最為明顯，積極發展和維護好周邊關係便具有了特殊而深遠的意義。

只不過我國外交政策和內政政策一樣，其調整都是一個逐步、循序漸進的過程。這與西方國家在不同時期採取的截然不同的外交風格形成對比，後者在某些時期可能會出現較為劇烈的變化，例如，美國在特朗普與拜登時期，其外交風格便截然不同，政策變化較大且延續性較差。

從戰略角度來看，由於周邊外交重要性將進一步凸顯，未來也必然會有鞏固周邊關係、推動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的舉措出台。但這種舉措不會表現出戲劇性，而是在長期實踐中逐步摸索、穩步形成的。

因此，不應指望在某個會議結束後，中國會立刻推出全新、徹底改變現有局面的周邊外交舉措。中國外交的風格是立足於原有政策基礎，逐步加大資源投入，不斷探索更多合作領域和合作方式，從而實現一個漸變的過程。

特朗普濫籤行政令，向全球發起關税戰

**觀察者網：**就在這次工作會議後，4月11日外交部發言人宣佈，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4月14日至15日對越南進行國事訪問，並將於4月15日至18日對馬來西亞、柬埔寨進行國事訪問。這是習近平主席年內首次出訪，也是中央周邊工作會議召開後首訪周邊國家。您認為習近平主席今年年度首訪這三個國家釋放了什麼樣的信號呢？

**金燦榮：**在中國大國外交進展十分有限的背景下，突出周邊外交的重要性就顯得尤為必要，這也是召開此次周邊工作會議的原因所在。會議召開後我們已看到，習近平主席將從本月14日到18日開始，陸續對越南、柬埔寨與馬來西亞進行訪問，這正是將重視周邊外交工作落到實處。

我注意到新華社在周邊工作會議的報道中提出了中國外交一項經驗，那就是“元首外交”對中國外交起到了帶動作用。習近平主席對東南亞三個國家的訪問無疑是一種典型的元首外交。

可以預見，未來一段時間內，周邊外交將繼續成為我國外交工作的重點，其意義在於：在中美關税爭端進入對決階段，甚至可能擴展到更多領域的背景下，只要我們既能做好國內工作，又能做好周邊外交工作，就能在中美戰略博弈中保持我國的穩固地位。只要我們能穩定根基，就可以為其他方面的工作提供借力點。

今年習近平主席出訪的首站選擇這三個東南亞國家，都有其深刻原因。首先，越南在東盟十國中較為特殊，其政治體制與我國相似，同樣由共產黨領導，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模式與傳統的斯大林模式和歷史上東歐國家發展模式存在明顯區別，是一種獨特的共產主義國家發展模式。近年來，越南經濟發展迅速，西方國家也在試圖拉攏越南。對中國來説，越南在意識形態共性和地緣政治上都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出訪越南順理成章。

柬埔寨自西哈努克親王時代以來，都與我國關係十分友好。網民有時喜歡將巴基斯坦稱為“巴鐵”，其實，我國與柬埔寨的關係也頗具“鐵桿”意味。此次訪問柬埔寨具有正常性和必要性，且兩國之間存在許多重大戰略合作項目，如中國幫助開發的柬埔寨雲壤海軍基地就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另外，我國還在協助推動柬埔寨建設改變國家命運的重大工程——德崇扶南運河，柬埔寨此前雖然有湄公河流經國土，但是沒有出海口。該工程的建成將使柬埔寨擁有自主出海口，從而擺脱被越南“卡脖子”的局面。

而馬來西亞作為老東盟六國成員之一和創始成員國，在東盟擴展至十國前被普遍認為是東盟中較為重要的三個國家之一（此外還有印尼和新加坡）。尤其在馬哈蒂爾執政時期，馬來西亞更是被視為東盟的代言人。

今年馬來西亞正值東盟輪值主席國之際，我國需要加強與馬來西亞合作以推進和鞏固與東盟的進一步對話。在當前馬來西亞整體經濟形勢比較良好的背景下，此次出訪馬來西亞對於鞏固與老東盟六國的關係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2024年，中國對東盟的出口增長了12.0%，遠超整體5.9%的增長水平

**觀察者網：**全球層面，最重要的趨勢性事件是俄烏戰爭可能引發的國際秩序轉型，以及美國對華圍堵牽動的國際力量變化，但是在這些大氣候下，地區小環境也在變，同時也在反作用於大環境，您能否總結一下過去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周邊關係/環境所發生的變化和特徵？以及對未來可能的一些關鍵變動做些預判，哪幾個方向特別值得注意？

**金燦榮：**當今世界正處在種種變亂交織的局面中。3月7日上午，王毅外長在答記者問時就世界局勢作出總結，説當今世界變亂交織，確定性日益成為全球稀缺資源。各國尤其是大國作出何種抉擇，將決定時代走向、影響世界格局。從更宏大的角度概括，那就是當前世界正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並且這一變局正在加速演進。

具體而言，俄烏戰爭成為二戰結束以來歐洲最慘痛的戰爭，此外，還有巴以衝突、蘇丹內戰、海地動亂以及新一輪的各類衝突，使得全球局勢極為不平靜。大國關係也非常緊張，美國通過全方位圍堵中國，印度也對中國的崛起持抵制態度。

而在其他方面，不確定性也很明顯。比如現在世界經濟極不穩定、波動劇烈；人工智能的迅速發展究竟會造福人類還是威脅人類並無定數；氣候變化導致自然災害頻發等等。

在如此動盪的世界格局中，中國依然保持了相對的穩定，這也是王毅外長強調的中國為變亂交織的世界帶來了寶貴的穩定性。我們還要強調一下，雖然現在歐洲、非洲、中東、西亞都有戰爭，但是中國周邊矛盾控制得還挺好，總體上保持了較好的穩定性。

實際上，除了中東地區，以中國為中心，環繞中國的亞洲地區其實比較穩定。從地理上，我們可以把周圍分成四個次區域，包括東北亞、東南亞、南亞和中亞地區。在過去30年中，這四個次級區域相較於歐洲、非洲和中東都表現出更多穩定性。

不過，不容忽視的是，中國周邊也存在諸多矛盾和安全隱患：包括朝鮮半島危機、台海衝突風險、南海爭端、中印邊界對抗以及印巴對抗等；同時由於各國治理能力差異，部分國家面臨內戰風險（如緬甸當前的局勢）和發展極不均衡等問題。

縱觀過去幾十年，我們在維護地區穩定方面的成就非常顯著，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僅自身穩健發展，還起到了“定海神針”般的穩定作用，有效遏制了外部勢力在周邊製造動盪。

這次習近平主席提出了“亞洲價值觀”及“亞洲安全模式”這兩個概念，非常符合現在中國及周邊國家的現實情況。從歷史看，中國周邊國家普遍以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力圖實現穩定與繁榮，這也是周圍各國一個非常好的特點。這也意味着在維護與促進經濟發展以及安全穩定方面，亞洲國家有一些特殊辦法。

總體而言，儘管全球問題繁多、局勢極其複雜，但中國及其周邊始終保持相對穩定。在下一個階段，中國周邊既是一塊難得的“穩定島”，又會擁有強勁的經濟發展動力。不僅將很有希望，並且會在未來表現出特別的價值。

必須承認，中國周邊環境在所有大國中是最為複雜和麻煩的。就鄰國數量而言，中國陸地上有14個鄰國，海上有8個鄰國（其中朝鮮與越南既是陸上鄰國又是海上鄰國，合併後有20個鄰國），遠多於法德等歐洲主要大國乃至俄羅斯的周邊國家。

與此同時，中國周邊國家的人口也十分龐大：中國和印度均超過14億人口，加上印尼、孟加拉國、巴基斯坦等國家都是人口超過一億乃至兩億的大國。從比例上看，中國及其周邊總人口約佔全球56%。

同時中國周邊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極大差異：既有如新加坡等人均GDP高達八九萬美元的發達經濟體，也有阿富汗等人均GDP僅四五百美元的國家。

周邊國家政治體制也極為多樣，事實上中國周邊各國幾乎包含了人類所有的政治體制。既有傳統的君主制、典型的西方式政治模式，又有亞洲特色的新權威主義模式，以及中國和越南等實行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模式。

甚至區域內人種、宗教也極為複雜：東亞主要為黃種人，俄羅斯、中亞以白種人為主，南亞甚至有黑種人混合，印尼及周邊地區還存在大洋洲棕色人種；宗教方面更是涵蓋了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伊斯蘭教（遜尼派和什葉派）、猶太教、印度教、佛教、道教、薩滿教等各種宗教。所以中國周邊不僅有人與人之間利益的衝突，還有“諸神之戰”。所以中國大眾必須清楚，中國周邊不是一般的複雜，而是特別的複雜。

所以總體而言，中國的周邊環境是所有大國中最複雜、最難以梳理的一個領域。但在如此複雜的背景下，過去幾十年中國的整體外交表現已相當成功。這體現為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中是穩定的，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是相對穩定的。

即使當下中美關係進入對抗狀態、大國關係陷入僵局，中國依然需要在保持自身穩定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加大投入，採用更卓越的政策，進一步完善周邊外交政策，爭取使中國及其周邊地區保持長期穩定與發展，實現更好的周邊外交格局。

2023年，《新時代中國的周邊外交政策展望》文件正式發佈，全面闡述中國周邊外交的實踐成果、政策理念和目標

**觀察者網：**如今隨着中美在經貿領域的對抗升級以及潛在的安全風險提升，以及未來俄美歐關係可能的變動，我們應如何在新階段實現周邊繁榮和地區穩定？結合此次會議精神，周邊外交工作今後應在哪些層面繼續發力？

**金燦榮：**整體而言，我們對周邊問題處理得都還不錯，但是依舊有一定不足，這個不足首先是受制於我們客觀的發展水平。我們尚未完全實現現代化，我國人均GDP水平大約為1.3萬美元，而美國則超過8萬美元。雖然人類總體目標是邁向現代化，但中國目前僅處於初步成功階段，尚未成為現代化標準的制定者。

從綜合國力來看，我們的發展仍有侷限，尤其在軟實力方面更顯不足。我們可以設想下，如果我國人均GDP超過5萬美元，再結合14億人口的基數，將會產生巨大影響，但現階段我們還不行。如果把美國的現代化水平比作博士後層次，中國現在大致處於大學本科畢業的水平。我國現代化水平和國力建設尚未達到理想狀態。

另外。我們與周邊國家之間存在不少歷史遺留問題，這也是我們的一個侷限。這在陸上和海上邊界爭議中體現的尤為明顯。陸地邊界方面，我國與不丹、印度等國家尚未完全劃清；海上則有更多邊界線糾紛，這些問題容易被域外勢力用於分化和挑撥兩國關係，這也與我國當前發展水平不足有關。

而且我國在周邊外交方面的研究和實踐仍未滿足國家戰略的需要，區域內掌握相關國家語言、熟悉當地生活的人才十分稀缺，也影響到了外交工作的精準性。

還有一些歷史遺留問題也在影響中國的周邊外交，很多周邊國家經歷過完全的殖民統治，但是中國只經歷過半殖民地時期，只在二十多個條約港中有所謂租界。這使得不少周邊國家總是認為其民族自然低一等的，對宗主國的崇拜很難清除乾淨。

地緣戰略上，我國所處區域大國力量雲集。俄羅斯、印度和日本天然位於東亞，美國不僅通過設立位於關島、日本等地的據點對區域進行控制，還在保持對菲律賓自19世紀末以來的長期影響。正因如此，這一地區已成為大國博弈最為激烈的戰場。中國對現代化大國激烈競爭尚不熟悉，這既是挑戰，也是需要重點應對的問題。

我們現在能初步看到這些問題，我認為要改變的根本還是要改善國力，實現現代化的根本途徑在於加快國內發展。若能夠在短期內（例如五年內）實現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提高我們的綜合國力，將自然提升我國的國家底藴和國際影響力。

目前，我國的發展模式主要為追趕型，側重於生產能力的迅速提升，但消費不足。中國生產了全世界最價廉物美的東西，但是自己消化不良，形成了高度依賴外國市場（特別是美國市場）的局面，這就很容易讓人抓住軟肋。

因此，我們需要從現在開始，調整發展戰略，培養自己的消費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做到這些，需要切實提高民眾收入水平，並提供更加完善的社會保障。過去我國相當大比例的財政支出用於促進投資和發展，現在政府應該將除了關鍵性產業投資以外的投資向民生領域傾斜。利用公共資源的分配調節，根本性解決住房、醫療、教育以及養老保障這四座大山，通過福利和民生投入推動內需和經濟內循環。

2020年5月，我們國家正式提出“雙循環”戰略，表示以“內循環”為主，但“內循環”進展相對遲緩。現在我們正好可以借外部壓力打破既有利益格局，促使國內大市場建設。進一步改善經濟發展水平和民眾生活，為將來提出類似“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創造條件，將國內經濟發展帶入新階段，將發展方式從追趕型、出口依賴型轉為以內循環為主、消費型經濟。

這樣從區域角度來看，國內市場的不斷擴大不僅將增強對周邊國家的吸引力，還可能改善區域內的就業和發展環境，同時減少對周邊國家的擠壓效應，進而幫助它們減少對美國及西方市場的依賴。

摘自徐奇淵《如何理解“雙循環”？》

落實到具體戰術上，我們需要將工作重心放在類似經濟、科技等軟性合作方面。首先中國需要夯實區域經濟合作平台，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落實。雖然該協定自2023年1月1日起生效，但其效果尚未充分顯現。所以我們需要加強與東盟、日韓、澳新等國家在RCEP框架下的經濟聯繫。

再一個就是，我們要繼續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着重推進如中國-東盟自貿區、中國-南亞對話以及中國-中亞對話之類的周邊次區域合作平台，拉近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距離。通過這些阻力較小的平台，進一步加強區域內經濟聯繫。

第三就是要加強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人員交流與科技合作。在人員交往問題上，我們需要利用相關項目有序增加人員流動與交流，但同時也必須加強管理，防止出現類似西方一般大規模非法移民等問題。近十年來，中國科技已經取得顯著突破，未來十年還有望進一步領先。所以中國應通過建立學術聯盟等方式，加強與周邊國家的科技與學術合作，共享發展成果。通過人員、經濟和學術合作，可以為建立良好的國與國之間的民意基礎創造條件。

在這個良好的民意基礎上，我們可以有效管控我們與周邊國家的矛盾。現在亞洲國家面對特朗普發動關税戰，並沒有實現完全的團結。我們雖然也在促進各國團結應對特朗普的無理行徑，比如4月9日，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就與東盟輪值主席國、馬來西亞貿工部長扎夫魯視頻通話討論相關事宜，但這不是一個機制化行為。未來通過建設平台，中國可以與周邊國家一道尋找國家之間的共性，在一些國際問題共同發出倡議。

總之，未來在形勢允許的情況下，也可以與信任中國的周邊國家多開展一些更深入的合作。中國軍事現代化是非常成功的，我們可以與信任的國家進一步開展軍事交流與合作，幫助其實現軍事現代化。當然，此舉不等同於建立軍事同盟，而是作為非正式、信任基礎上的技術與信息分享。

**觀察者網：**提到應對特朗普關税戰，如果我們去看一下中國周邊經濟體的回應，大多同意與美國開啓關税談判，或是承諾不進行報復，而這些經濟體與中國的經貿往來都是非常密切的，包括大量轉口貿易。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我們從立場上怎麼準確把握這種利弊共存的情景，處理好中國與這些經濟體的關係，甚至達成新的應對美國關税戰的合作模式？另一方面，中國應該如何開發和周邊國家的經貿潛力？

**金燦榮：**這個問題本身比較專業，作為關注戰略問題的觀察者，我對這些具體細節產業問題是一個外行，因此自覺沒有資格作出評價。我只能從常識角度出發，提出以下觀點：

此次關税戰的主要目標就是針對中國，其他國家僅起到陪襯作用，核心在於打擊中國，這是一個基本情況。即使中國像其他國家一樣主張零關税，也不可能獲得對方認同。因為如果實行零關税，美國仍難以與中國競爭。

所以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雖然表面上我們看到特朗普一開始就向全世界發出威脅、實施敲詐，但是其重中之重在於對付中國。即使有些國家在壓力下選擇跪下妥協，但中國則無此選擇，就算跪下了他們也不會放過我們。我們必須果斷站出來，維護自身利益。

從特朗普第一任期以及第二任期初的表現來看，其行為缺乏信譽且反覆無常，所以對於他這種漫天要價、惡意敲詐，中國這樣的大國別無選擇，只能選擇反擊。現在看，關税問題逐漸演變為中美之間的矛盾，而其他國家則逐步中立化。

特朗普最近宣佈對75個貿易伙伴暫緩徵收“對等關税”90天，集中精力對付我們的表態可歸結出兩個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為了懲治中國，因為許多國家已表現出屈服下跪的態度（儘管加拿大、歐盟等部分國家採取了反制措施，但大部分國家仍選擇妥協）；另一方面也意在安撫國內不同意見。

特朗普4月2日發起的關税政策，在美國股市引發軒然大波，導致股市快速下跌。而在債市上，10年期及30年期國債利率上升，使其債務壓力驟然增大，致使共和黨內出現異議，從而促使他被迫減少打擊面轉向集中施壓中國，以安撫國內政治支持者。

近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快速上升

目前，有關國家雖然暫時免於受到關税懲罰，但特朗普並未承諾對75個國家全面取消基礎關税以外的額外關税税，僅對超過10%部分給予90天暫緩徵收。考慮到特朗普的個性，預計在90天后他很可能仍會繼續揮舞關税大棒嚇唬大家。具體他會怎麼揮舞大棒，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在這90天內的應對能力。如果中國能夠有效抗衡，則美方恐嚇效應將大打折扣；反之，則可能導致其他國家徹底屈服。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外貿形勢無疑非常嚴峻。實際上，我看到一些專家指出，當中美關税水平超過54%時，中美間大部分商品貿易便不具備任何利潤空間，局面已無可選擇空間。即便美國隨後上調至104%、145%，在經濟上已經沒有什麼明顯意義。

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特朗普執政後曾以芬太尼為由，加徵了兩次10%的關税（合計20%）。中國此前均選擇忍耐，但在這20%的基礎上再加徵34%，這使得局面已到了不可再忍受的地步，中國不得不出手應對。

隨後，美國又分別上調至104%和145%，但這時候過高的關税將使得中美之間大部分正常商品貿易中斷，所以這兩次上調主要具有政治象徵意義，實際經濟影響有限。可以説，中國在面對這場並非源於我們引起，而是由美國強加的巨大外部壓力時，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應對。

對此我們必須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並且付出一定的代價。一些學者估計，此次關税戰對中國的衝擊可能與2008年華爾街金融危機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響相當，衝擊力度巨大。

中國當年為了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和2020年新冠危機做出了很大的政策調整。2008年中央拿出了4萬億，再疊加地方政府貸款才渡過危機。而2020年新冠危機則是利用我國的舉國體制，採用類似軍事動員的模式應對才渡過了危機。

現如今，美國集中以關税為手段對我國展開關税戰，我們必須進行與2008年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相類似等級的準備，認識到它的嚴峻性。

目前，我國對外出口約佔GDP的19%，其中針對美國的出口大約為中國總出口的14.5%。但由於我國部分產品採用第三方渠道繞道出口，實際比例可能略高。而且據我瞭解，在上一輪關税戰中大規模撤離大陸的主要是台資和美資，本土資本的外流比例相對較低。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粗略認為對美出口約佔我國出口總額的20%，基於此，假設中美完全斷絕貿易，那麼我們就需要採取措施化解佔GDP4%的對美出口減少帶來的痛苦。

從常識出發，對策主要可以從三方面着手。一方面是通過財政刺激擴大內需，爭取內部消化。另一部分就是市場多元化，例如擴大與只有10%關税的國家展開貿易合作，進行轉口貿易。同時我們還可以擴展中國商品的海外市場，之前我聽説中國在東南亞、中東和拉美的貿易都做得都還不錯，在外面擴展了一些市場空間。

2023年6月，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第三輪談判

第三點，我認為在美國認識到中國不可能服輸之後，中美之間還是可以談判的。在談判中可以爭取部分對美出口產品的關税豁免，例如特斯拉、蘋果這類美資在中國生產後返銷美國的產品。

所以，我們需要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對抗後，迫使對方進入談判，畢竟打貿易戰不是以對抗為目的，而是為達成談判籌碼，保留一定的出口額度。如果能談得出結果，那麼美國公司在中國生產產品返銷美國的這部分出口可以得到保留，這樣可以為市場多元化降低一些壓力。

總體來看，針對美國集中以關税為工具對我國展開貿易戰的情況，我們必須高度重視。但通過內部市場調整、出口市場多元化以及返銷美國商品豁免等各種方法方式，雖然仍可能存在一部分不能及時消化經濟損失，但整體影響將會從4%下降到2%以內，可能不會如預期的那麼嚴重。

在戰略層面，我對於整體前景依然樂觀，我們正可以藉此關税衝擊，促使國內利益集團進行調整，加速推進國內統一大市場建設，同時推動內循環和雙循環戰略的落實，讓“壞事變好事”。

另外我還有一個建議，由於美國對所有國家均徵收10%的基礎關税，這會導致其他國家對美的出口順差相應降低，從而獲取的美元數量減少，這可能引發一定程度的美元緊張。中國可以抓住這一機遇，在政治較為穩定的國家大規模發行人民幣債券。

當前國際市場上對人民幣存在一定需求，通過大規模發行人民幣債券，不僅可吸引海外資金，還能促使持有者在中國進行消費與投資。這也有助於推動相關國家之間以人民幣進行交易和簽訂協議，從而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有利條件，爭取形成良好示範效應。

**觀察者網：**本次中央周邊工作會議還有一個表述引人矚目，“亞洲價值觀”和“亞洲安全模式”（……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的亞洲價值觀為基本遵循，……以安危與共、求同存異、對話協商的亞洲安全模式為戰略支撐……）。其實這些年，亞洲地區的“引爆熱點”不少，國與國之間、國家內部的各種矛盾分歧非常多，域外勢力干預越來越明顯，此時強調“亞洲價值觀和亞洲安全模式”（尤其是後者），應如何理解其中深意？

**金燦榮：**我記得20世紀50-60年代，日本在內的亞洲四小龍在廢墟中復興的時候，就有一批人在日本的成功推動下，提出了亞洲價值觀的説法，當時日本創價學會的會長池田大作就是其中的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興盛過一段時間。

此外，韓國前總統金大中、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蒂爾以及已故的新加坡國父李光耀，也為這一理念做出了貢獻。實際上，亞洲價值觀的影響總體較為有限，經歷了十幾年的炒作後，隨着美國在信息革命上的成功，亞洲價值觀逐漸趨於沉寂。

所以這裏要特別強調，這些國家提出的亞洲價值觀和我們會議上討論的“亞洲價值觀”完全不同。我的理解是，會議中提及的“亞洲價值觀”和“亞洲安全模式”侷限在外交領域，是一種外交哲學、一種解決國際事務的方法論，即強調合作而非征服、主導和平等協商的外交方式。

這與上世紀80-90年代強調亞洲政治哲學、與西方不同的國家治理模式有明顯區別。我們強調的這種理論在外交層面較容易形成共識和推廣；但若擴大到國家治理層面，則可能引發內部矛盾，畢竟四小龍等經濟體與中國大陸在國家治理模式上存在較大差異，有着不同的特點。

**觀察者網：**我們始終表明立場，要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要與周邊國家鞏固戰略互信，支持地區國家走穩自身發展道路，妥善管控矛盾分歧；但我們也知道現實工作並不容易，同時越來越明顯的現象是經濟與安全掛鈎，部分國家利用一些歷史分歧挑撥關係，或是製造地區政局動盪等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手中的“工具箱”該如何充實，以穩定或解決周邊工作中的一些問題？

**金燦榮：**習近平主席執政以來，提出了許多關於全球治理的核心理念和戰略思想，這在某種意義上體現了新中國發展的必然趨勢。黨的十九大期間，習近平主席就將新中國發展歷程劃分為“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三個階段。普遍看法認為，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正處於“強起來”的第三階段，而這一階段具有新的特點，那就是我們必須積極參與全球治理。

過去，全球治理主要由西方主導，從理念、規則到具體的組織架構均由西方制定。隨着我國進入“強起來”這個階段，我們自然地需要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包括提供全球治理理念。依我個人理解，代表中國全球治理理念的核心舉措主要包括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及其配套的三大倡議，再往下就是落實具體的區域政策，比如對周邊國家的親誠惠容政策等。

落實“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個長期任務，其內涵十分豐富，必須分階段進行。比如需要先通過具體的區域政策（例如對周邊地區的戰略合作）逐步落實，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

但歸根結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鍵在於國內發展。首先，我們必須把中國建設成為真正現代化的國家，按照黨中央的規劃，到本世紀中葉實現全面現代化，使我國在人民生活水平與綜合國力上居於領先地位，從而形成堅實的物質基礎，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與此同時，我們的發展方式也必須做出調整。發展戰略不能單純聚焦生產，對周邊市場和資源形成壓力，因為這很可能引發地區競爭和矛盾。因此，中國需要在保留部分具有競爭力的高端產業的同時，必須為周邊國家創造部分中低端產業就業機會和合作空間，同時開拓相應市場，從而形成區域內的向心力。加強人員交流與知識共享，妥善解決矛盾和安全隱患，這樣就可以為“周邊命運共同體”提供實質性的支撐和抓手。

**觀察者網：**近年來，我國正不斷推進區域國別研究，尤其是對周邊各國的政治和法律相關研究。會議也指出，要加強各方面協調配合，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加強能力和隊伍建設，推進周邊工作理論和實踐創新。您能介紹一下我們學界在相關領域的成果與不足嗎？

**金燦榮：**由於我並未直接參與區域國別研究的相關工作，只能就此簡單闡述幾點看法。對於像中國這樣的國家，綜合國力非常強大，無論國家自己意願如何，這種國家必然要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承擔這種國際責任就需要具備瞭解不同地區和各個國別的專門人才，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區域國別研究應運而生。

實際上，美國的情況與此類似：二戰前，美國在國際關係方面較為薄弱，其研究重點主要集中於歐洲；而二戰後，出於與蘇聯競爭以及全球戰略競爭的需要，美國才開始培養區域研究人才，真正意義上的區域研究人才是在五六十年代才出現的。這基本上反映出一個大國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產生對區域國別學的需求，而中國現在正處於這一階段，因此亟需大量區域人才。

所以近年來，區域國別研究在中國迅速發展，其背景正是源於國家需求的增長，國家對此給予了大力支持，甚至將區域國別學定義為社會科學的一級學科。全國各地陸續成立了不少相關學院，中國人民大學的區域國別研究院就是其中的一支。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我國的區域學研究仍處於初步建設階段，其核心概念和核心學術體系正在摸索與確立之中，達到成熟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隨着周邊工作會議的召開，我認為我們的區域學研究應當突出重點，特別是將研究重點更多地放在周邊地區。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