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想製造業迴流美國，但沒多少人想自己下工廠”

【文/觀察者網 熊超然】想要動用關税“讓美國製造業再次偉大”，美國總統特朗普做夢都想實現這一目標，可他的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剛放言，“美國將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擰着螺絲釘製造iPhone”，他又悄悄豁免了手機等科技類產品的“對等關税”。

當地時間4月13日，英國《金融時報》經濟專欄作家泰吉·帕裏克（Tej Parikh）撰寫了一篇評論文章，詳細解讀了特朗普想用關税讓製造業迴流美國的計劃。他直言，這一計劃當然極具誘惑力，可美國想要複製發展中國家工廠的規模與專業化，需要兩大關鍵要素：勞動力和資本。

殘酷的現實就擺在眼前，很少有美國人願意投身製造業，這讓勞動力這一要素成為泡影；而想通過提高關税來逼迫企業轉移到美國，但投資者需要得到的三大保障，美國又無一具備，也讓資本這一要素成為空談。

眼下特朗普的高關税逼迫勞動密集型供應鏈迴流，代價是犧牲高附加值產業，這同時也會推高美國民眾的生活成本。特朗普在首個執政任期濫施鋼鋁關税，實際上就荼毒了整個產業，而如今他的“關税大棒”更粗更長，危害之大，可想而知。

帕裏克警告，特朗普的這種“製造業懷舊主義”將導致美國的衰退，他的這些“願景”反而會讓美國倒退數十年，讓美國變得更貧窮。

當地時間2025年4月2日，美國白宮，特朗普手持一份關於外貿壁壘的報告發表講話。 視覺中國

首先，文章作者帕裏克試着站在和美國的角度，“設身處地”地觀察着在過去40年裏美國製造業的現實情況——工作崗位不斷減少、來自國外的競爭性進口導致工廠關閉、許多以前的工業區未能恢復生機……在此期間，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加劇，資本最富裕階層佔社會總財富的比例持續擴大。

德意志銀行全球宏觀研究主管吉姆·裏德（Jim Reid）的研究顯示，隨着時間的推移，美國財富收入比的變化趨勢與國際貿易佔全球GDP比重高度相關。

“（這或許反映出全球化紅利）通過更高效的全球供應鏈、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及新興市場低成本勞動力優勢，最終轉化為股東收益。”他在一份客户報告中寫道：“可以説，這擠壓了發達市場的勞動力，尤其是低技能工人。”

文章指出，隨着特朗普動用關税等保護主義工具，美國資本市場出現了暴跌，而他卻反而藉着股市下跌繼續販賣其論調：“我很自豪能成為工人的總統，而不是外包商的總統；一個代表普通民眾而不是華爾街的總統；保護中產階級，而不是政治階層。”

特朗普看似美好的發言，確實突顯出了“製造業迴流”的誘惑力巨大，但若要人們支持他的計劃，必須要讓人相信——美國能夠且應當把勞動密集型工廠崗位帶回本土，而關税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手段。

“無論如何，若想複製發展中國家工廠的規模與專業化程度，美國需要兩大要素：工人勞動力和資本。”

文章指出，但現實卻是殘酷的，如今鮮有美國人願意投身製造業。2024年，美國智庫卡託研究所的調查顯示，僅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工廠工作優於現有職業。特朗普所謂的“中產階級”多數已轉向非實物生產領域，本屆美國政府還對移民持敵對態度。

認為“如果更多美國人從事製造業，美國會更好”的受訪者比例高達80%，而認同“如果我在工廠工作會更好”的比例驟降至20%左右。在這兩個調查問題中，共和人和共和黨傾向者的認同度都高於全體美國人的認同度 《金融時報》製圖

至於資本，通過提高進口關税來迫使企業在美國設廠是有其侷限性的。考慮到產能轉移至美國的高昂成本，投資者需要三大保障：充足勞動力、穩定的本土供應鏈，以及明確的關税政策期限——而當前這些條件無一具備。

以蘋果公司為例，韋德布什證券分析師丹·艾夫斯（Dan Ives）估計，僅僅將這家iPhone製造商十分之一的供應鏈從亞洲轉移到美國，就需要至少三年時間和300億美元。

在4月2日宣佈所謂“對等關税”的“解放日”講話中，特朗普邀請退休汽車工人布萊恩·潘內貝克（Brian Pannebecker）説了幾句話：“我看着底特律一家又一家的工廠……倒閉。（總統的）關税政策將把產品帶回那些未充分利用的工廠……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三四年後會發生什麼。”

潘內貝克的這番話，似乎顯示一些美國人願意等待。而文章作者帕裏克想質問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是：“但即便真有製造業崗位迴流，你們願意為此付出多大代價呢？”

他認為，不可否認，儘管自動化也是重要因素，但外包也確實導致部分工廠崗位流失。不過，糾結於這些損失，並試圖遏制美國的貿易開放，會掩蓋由此帶來的整體經濟利益。

當地時間2024年9月9日，美國加州，2024蘋果秋季新品發佈會舉行。iPhone 16系列亮相。 IC photo

帕裏克稱，事實上，美國在全球製造業總產出中所佔的份額僅次於中國，位居第二。以大多數標準衡量，美國已經是“製造業超級大國”。

卡託研究所副主任科林·格拉博（Colin Grabow）表示：“美國人現在設計和製造在別處組裝的網球鞋和iPhone等產品。他們可能不會在工廠裏辛苦勞作，甚至不會為擁有工廠的公司工作，但仍然是生產線上至關重要的齒輪。”

自1990年以來，美國製造業崗位減少了超過500萬個，但同期在專業與商業服務業領域創造了1180萬個就業崗位，與跨國供應鏈相關的運輸物流業也新增330萬個崗位。

然而，若關税壁壘旨在迫使勞動密集型供應鏈環節迴流，其代價將是犧牲這些高附加值產業。美國企業將不得不重新配置資源，這意味着必須縮減服務與研發規模，而問題又回到了之前所説的——外資流入難以指望，勞動力供給也十分有限。

這還意味着全社會必須承受成本的上升。考慮到規模效應減弱、相對於發展中國家更高的工資水平以及“轉型成本”，特朗普的關税計劃將推高低收入家庭的消費價格，而這些家庭目前依賴國際市場獲取廉價商品。在本土供應鏈成型前，關税推高的進口成本同樣會造成物價上漲。

美國智庫税務基金會的研究顯示，特朗普在首個任期內對鋼鋁產品加徵的232條款關税，推高了製造商生產成本，反而導致相關行業就業萎縮、抬升消費品價格並損害出口。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測算，在鋼鐵行業“挽救”一個崗位的代價高達65萬美元。試想，這種成本效應在特朗普如今的全面關税政策下，有什麼樣的放大效果？

講了這麼多，文章作者帕裏克就是想指出，特朗普試圖通過關税重建勞動密集型工廠體系的想法，既艱難又違背經濟規律。他認為，真正的政策重點應是加速轉型升級而非保護落後產能，具體包括：放寬城市規劃限制以促進區域再生、激勵金融市場更多地向實體經濟投資、推動職業培訓提升勞動力技能，以及維護強有力的市場競爭政策（關税壁壘反而會抬高准入門檻，阻礙中小企業發展）。

在特朗普執政下，這些領域的政策缺失讓全球化成了替罪羊，其實解決根本問題比保護主義更能吸引外資並創造就業。作者最後強調，特朗普的關税計劃本質上會讓美國倒退數十年，如果其支持者執意如此，就必須接受美國整體變得更貧窮這一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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