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華：不把反蔣與抗日並列，這是毛澤東的智慧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為紀念這個偉大勝利，我們在觀察者網開設專題視頻節目——寶塔山下的制勝法寶，一起學習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文/王立華】

第一部分：扭轉歷史車輪

十七、爭取西安事變光明前途

這一節的主題是：爭取西安事變光明前途。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中共在第一時間收到消息。

發來消息的是張學良，發報時間“文寅”。中國古代一個月的每一天都用一個字來表示，文代表12日；一天分12個時辰，寅為寅時，文寅是12日凌晨3至5時。應當是開始抓捕後就發來電報了。電文説：

“蔣之反革命面目已畢現。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其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衞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並望紅軍全部速集於環縣一帶，以便共同行動，以防胡敵北進。”[1]

張學良同時告訴他的副官，中共駐東北軍代表劉鼎。劉鼎也馬上發電告知中央：西北全部武裝暴動，意圖俘虜賣國頭子，舉起抗日義旗等。[2]

張、楊行動後立即通電全國，説蔣委員長受羣小包圍，棄絕民眾，誤國咎深，他們涕泣進諫，屢遭重斥。這是對他做最後的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並提出了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切實遵守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3]這裏表達的意思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拯救國家和民族，而蔣介石是生是死取決於自己。

張學良和楊虎城還電邀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計。[4]他們心情十分急迫，下一步如何達到目的，亟需我們幫忙出主意。

收到這一消息後，毛主席首先想到的是什麼？是做好軍事準備。

他發電給張學良建議：立即將東北軍的主力調集西安、平涼一線，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一線。固原、慶陽、富縣、甘泉一帶僅留少數紅軍擔任鉗制胡宗南、曾萬鍾、毛炳文、關麟徵、李仙洲各軍。[5]同時，把西安事變的消息電告彭德懷、任弼時等部隊首長，要求他們加緊整理訓練準備新的戰略行動。軍事是後盾，首先要提供安全保障。

中央書記處還向共產國際發報，電告西安事變情況，請求在世界輿論上贊助我們，爭取英、法、美三國贊助，希望蘇聯大力援助。還講到我們採取的策略是：為了爭取蔣介石的部下和資產階級，我們站在西安事變的側面説話，並在數日內不發表公開宣言，以減少日本及漢奸認為，西安事變是共產黨主動，這樣的造謠所能發生的影響。[6]

毛澤東（左）、朱德（中）與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在延安

一些研究者認為，西安事變發生後，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等主張除蔣、殺蔣，政治局的其他領導不同意；還説西安事變最後能和平解決，共產國際不同意殺蔣起了主導作用。這些説法並不符合歷史實際。

事變爆發後的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張聞天主持，毛主席做報告和結論。因為從1936年7月底開始，常委會決定毛主席負責對東北軍和整個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7]

對這個突如其來的重大事變，毛主席是怎樣分析的？

他首先提出了一個根本問題：“我們對這一事變的態度怎樣？應該擁護，還是中立，或反對？應該明白確定，是不容置疑的。”[8]

他斷言：這次事變是革命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它的行動、它的綱領，都有積極的意義。它沒有任何帝國主義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對“剿匪”的立場上。它的影響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蔣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蔣介石的部下分化轉到西安方面來。[9]

在此分析的基礎上，他提出了根本態度和建議：[10]

首先，對這次事變應明白表示擁護。同時，也要估計到蔣介石的部下，如劉峙等可能進攻潼關，威脅西安，胡宗南也可能向南移動。在蘭州、漢中這些戰略要點，我們應即部署。

我們在政治上的步驟，應使張學良、楊虎城這些人物在行動上和組織上與我們一致，要派重要的同志去做工作。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以西北為抗日前線，來影響和領導全國，形成抗日戰線的中心。

要向人民揭露蔣介石的罪惡，穩定黃埔系、CC系，推動元老派、歐美派以及其他雜派贊助西安事變。對英美應很好聯絡，使他們對西安事變在輿論上表示贊助。我們的政治口號是召集救國大會，其他口號都是附屬的。

毛主席發言後，還有9個同志發言。其中最激烈的是張國燾，提出了幾十條理由要求殺蔣介石。[11]張聞天反對説：我們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要發動羣眾威逼南京，改組南京政府的口號並不壞，要儘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系隊伍。會上也有同志提出審蔣、罷蔣甚至除蔣，畢竟那麼多年的血海深仇，無數戰友和親人被殺，但共識還是要有利於團結抗日。

最後毛主席指出：現在處在一個歷史事變新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前面擺着許多通路，同時也有很多困難。敵人要爭取很多人到他們的方面去，我們也要爭取很多人到我們方面來。針對張國燾的説法，毛主席強調：我們不是正面反蔣，而是具體地指出蔣的個人錯誤，又要反蔣，又不反蔣，不把反蔣與抗日並列。[12]

在緊要時刻，毛主席總是看到事情的多個方面、多種可能、許多通路和困難，在既要又要中把握處理問題的分寸，爭取達到預期目的。

會議決定，派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去西安協助張、楊。

劉鼎對周恩來説：扣留蔣介石的時候，張學良明確交代要抓活的，保護蔣，擁護他抗戰，促他抗戰。周恩來説，西安事變並不是打垮了蔣介石的武裝力量，所以蔣介石不同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尼古拉二世，也不同於滑鐵盧戰役後的拿破崙。希望不要變成更大的內戰，能把抗戰推進一步就很好。[13]

12月17日晚周恩來到西安，住下的第一件事就是剪掉鬍子。找了個刀片不行，找了把剪刀也不好使，只好湊合着把鬍子剪掉，因為張學良還在那等着見面。周恩來進中央蘇區的時候曾發誓，不抓住蔣介石不刮鬍子，所以成了留着濃密鬍鬚的美髯公，西安事變後就再也沒留鬍子了。

周恩來在延安，美國記者斯諾拍攝

周恩來當晚與張學良談到深夜。當時東北軍、十七路軍內部對如何處置蔣介石看法很不一致，有的主張殺蔣，有的主張把他送到蘇區去，就讓共產黨收拾他，也有的認為只要蔣介石答應抗日，不但要釋放他，還要擁護他當領袖。張學良認為，只要蔣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應該放蔣，並擁護他做全國抗日的領袖。周恩來明確表示同意，告訴他毛主席的意見，為了促成和平解決，必須給南京的進攻以沉重打擊，使蔣介石反省，在軍事上我們也決定給他們以積極的實際援助。[14]

第二天上午，周恩來又去“止園”楊公館拜會楊虎城。周恩來問為什麼取名止園？楊虎城説，止戈為武的意思，也是止步不前的意見，自己不求上進的心理。陪同的張文彬插話説，蔣介石上次來西安在這裏宴請他，但他看見這兩個字死活不願進門，弄得大家搞不清咋回事。周恩來略思後説，那個蔣中正的正去了頭不就是“止”嗎？他大概覺得這是不祥之兆吧。[15]

西安楊虎城止園別墅

楊虎城原來估計，中國共產黨同蔣介石有長達十年的血海深仇，一旦捉住蔣介石，雖不至立即殺蔣，也決不會輕易主張放蔣。周恩來提出和平解決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但他也有顧慮：共產黨與國民黨是敵對的黨，地位上是平等的，對蔣可戰可和；他是蔣的部下，如果輕易放蔣，蔣一旦翻臉，處境就和共產黨完全不同了。周恩來對他説：蔣是否會報復，並不完全取決於蔣介石個人，只要西北三方面團結一致，進而團結全國人民，蔣雖有報復之心，也不可能實現。楊虎城聽後説，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重，對蔣介石以德報怨令人欽佩。我是追隨張副司令的，現在更願意傾聽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見。既然張副司令同中共意見一致，我無不樂從。

周恩來到西安當晚，就報告了與張學良商定的條件：（一）停止內戰，中央軍全部開出潼關。（二）下令全國援綏抗日。（三）宋子文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肅清一切親日派。（四）成立抗日聯軍。（五）釋放政治犯，實現民主，武裝羣眾，開救國會議，先在西安開籌備會。

第二天，周恩來又報告情況説：南京親日派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宋美齡函蔣，給蔣寫了封信：寧抗日勿死敵手，這個敵手是指何應欽和汪精衞。蔣的態度開始表示強硬，現亦轉取調和，企圖求得恢復自由。對張有以西北問題、對紅軍求降求合完全交張處理之表示。

此時基本情況已經清楚，政治局又一次召開擴大會議，討論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張聞天主持，毛主席做報告和結論。

我們可以從中理解一下毛主席分析問題的方法是有益的。他首先分析的是西安事變後的兩個方面、兩種前途：

他敏鋭地看到，西安事變後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蔣問題上，把張、楊一切抗日的主張都置而不問，更動員所有部隊討伐張、楊，這是事變發生後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再一個方面，就是這次事變促進抗日與親日的分化，使抗日戰線更為擴大，這是事變發生後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分析這兩個方面的意義何在？因為它決定了西安事變有兩個前途，勝利或失敗。

由此得出我們的立場和辦法。怎麼辦呢？應與東北軍、西北軍接近，對他們的態度，不僅不與南京混同，而且與閻錫山也不同，我們對張、楊是同情的。應當根據這樣的立場發表通電。它要取得鬥爭的勝利，無疑地是要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廣大羣眾的幫助。

毛主席進一步分析：現在的營壘是兩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國主義與親日派，另一方是共產黨與抗日派。中間還有動搖的中立的一派，我們應當爭取這些中間派。有六種力量可以使內戰結束：一是紅軍，二是東北軍，三是西安的友軍，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內部分化，六是國際援助。應把這六種反內戰的力量團結起來，使內戰結束，變國內戰爭為抗日戰爭。

他還做出一個基本判斷：現在應估計到這次是可能使內戰結束。

由此，毛主席提出的爭取西安事變光明前途的基本方針：

（一）堅持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的立場，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

（二）用一切方法聯合南京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以達到推動南京走向進一步抗日的立場，揭破日寇及親日派利用擁蔣的號召，發動內戰的陰謀。

（三）同情西安的發動，給張、楊以積極的實際的援助，包括軍事上的與政治上的），使之徹底實現西安發動的抗日主張。

（四）切實準備討伐軍進攻時的防禦戰，給討伐軍以嚴重的打擊，促其反省，這種防禦戰不是為了要以擴大內戰的方針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針，而依然是為了促成全國性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與全國性抗日戰爭的發動。

不抱幻想，從底線思考做好各種準備。一分為二地剖析面對的問題，在對立統一中把握鬥爭方式和主動權，爭取事態發展方向於我有利。

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方針之後，就是如何抓落實的問題。

僅19日一天，毛主席就起草併發出14份電報。發給周恩來的電報11份，通報了中央的決定並提出具體的工作部署，讓他告訴張學良、楊虎城：必要堅持，更有前途，一點不須氣餒。[16]這種韌勁是很重要的。

發給在前線的彭德懷、任弼時的電報有兩份，命令他們率領野戰軍急行軍直達長武待命，並派八十一師和二十八軍開赴延安接受任務。

致電南京的潘漢年，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遭亡國慘禍。[17]

潘漢年和妻子董慧

有人認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是根據共產國際指示作出的，這不符合事實。共產國際12月16日才回電，因電碼錯亂無法譯出，中共要求重發，直到20日才收到了由季米特洛夫簽發的覆電，而中共中央19日就確定了上述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18]

事變發生後，國民黨內部很不妙，蔣介石的態度也在迅速變化。南京方面分為兩派：[19]作為親日派的何應欽，極力主張討伐張楊，炸平西安。這樣做，一是可以得到日本方面的進一步支持；二是師出有名，若能救出蔣介石，他是首倡討伐之功，若蔣介石死於兵諫，那就由他收攏蔣的嫡系勢力，取而代之。所以，他一面組織討伐軍進逼西安，一面促在意大利養病的親日派頭子汪精衞急速回國，企圖與汪精衞搞親日政權。

而以宋子文、宋美齡為首的英美派，卻力主用和平方式來營救。西安事變當晚，宋氏兄妹就齊聚在上海孔祥熙的公館，商量如何救出他們全部生命財產所依附的蔣介石。他們認為軍事討伐只能激化矛盾讓蔣介石速死，一切要為救蔣介石讓路。宋美齡親自出面召集黃埔軍官和空軍人員開會，要他們不聽何應欽的討伐命令。何應欽則強力召開軍事會議，宋美齡得知後直闖會場表示反對，兩人爭執不下當場對罵起來，何應欽罵宋美齡是婦道之見，宋罵何是居心不良，想炸死委員長。

宋美齡派蔣介石的顧問端納飛往西安溝通，並帶信對蔣説：“最後告訴你一句話，南京的情形是戲中有戲。”[20]這一提醒對蔣介石震動很大。很快，蔣介石就答應把停戰手令送南京。

1936年12月13日，宋美齡致蔣介石信手稿

1936年12月14日，端納把宋美齡的親筆信交給張學良

張學良本想讓蔣百里回南京送信，蔣百里建議張學良找一個自己最恨的人去，因為這樣南京才相信。最後由蔣鼎文送回，果然“討伐”行動暫時停下來。

12月22日事變10天后，宋子文偕同宋美齡等從南京飛往西安，商量如何正式談判。蔣介石提出：一是他本人不出頭，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談判；二是商定的條件，他以“領袖的人格”作保證，不作任何書面簽字。[21]南京方面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出席。

1936年，西安事變後，宋美齡親赴西安營救蔣介石。照片為宋美齡與端納。

談判時，周恩來首先提出了六項主張，張、楊同意以此為基礎談判。宋子文表示同情，答應轉達蔣介石。談判結果如下：[22]

一是孔祥熙和宋子文組織新的行政院，宋子文負絕對責任，保證組織滿人意政府，肅清親日派，先將何應欽、張羣、張嘉璈、吳鼎昌、陳紹寬換掉；

二是撤兵及調動胡宗南等中央軍離西北，蔣鼎文馬上攜蔣手令停戰撤兵；

三是蔣允歸後釋放愛國領袖，就是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發表，宋負責釋放；

四是目前蘇維埃、紅軍問題，蔣決定停止“剿共”，並由張學良負責接濟，宋子文擔保周恩來與張學良商定多少就給多少，3個月後抗戰發動，紅軍再改番號，統一指揮；

還有，答應開放政權，3個月後改組國民黨，分批釋放一切政治犯，抗戰發動後共產黨公開，聯俄並與英美法聯絡等等。宋子文還要求，中共為他抗日反親日派做後盾，與他保持經常的秘密接洽。[23]

12月24日上午談判結束，當晚由宋氏兄妹陪同，周恩來見蔣介石。周先對蔣説：蔣先生，我們有十年沒有見面了，你顯得比從前蒼老些。蔣嘆口氣説：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

周恩來回答：只要蔣先生能夠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但我個人能夠聽蔣先生的話，就連我們紅軍也可以聽蔣先生的指揮，為什麼就不肯停止內戰呢？宋美齡連忙説以後絕不剿共了，這次多虧周先生千里迢迢來斡旋，實在是感激得很。

接着，蔣介石作了三點表示，一是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二是宋子文、宋美齡、張學良全權代表他與周恩來解決一切問題；三是他回南京後，周恩來可直接去談判。[24]

宋子文表示，他願負全責進行答應的各項，並要求讓蔣介石、宋美齡25日離開西安。張學良同意，並表示願意親自送蔣走。周恩來認為走前還需有一個政治文件來表示，不贊同蔣介石25日走，也不贊同張學良親自送走。

但沒想到，局勢突然發生急轉直下的變化。[25]

西安事變後，張、楊成立了一個核心謀劃機構設計委員會，他們擔心只憑空口説白話就把蔣介石放走了，將來他不認賬怎麼辦？一致決定“沒有保證，蔣不能走”，有的甚至説：西安事變是大家提着腦袋乾的，不是張、楊兩個人的事，他們想捉就捉想放就放那不行，現在蔣介石還在我們手心裏，如不聽我們的話，我們乾脆就把他先幹掉！[26]

張學良對他們説：你們所提的意見我都考慮過，都是行不通的。只能他在原則上承認就讓他走，簽了字要撕毀，還不是一樣的撕毀？張還説，打算親自送蔣介石到南京，給他撐面子使他恢復威信，今後好見人、好説話、好做事，使他答應我們的事不能反悔，做人情就做到家。[27]

但他沒有説服大家。12月25日一早，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高級將領寫聯名信送給宋子文，提出商定的問題必須有人簽字，必須首先將中央軍撤出潼關以東才能讓蔣走，否則雖然張、楊兩將軍答應，也誓死反對。蔣介石一看嚇得不得了，連忙要宋子文找張、楊懇求放蔣早走。[28]張學良唯恐鬧出亂子，更加急於把蔣馬上放走。

12月25日下午，抓蔣第13天后，張學良秘密送蔣介石夫婦到機場。當時機場上正有一兩千學生和羣眾歡迎綏遠抗戰的傅作義，蔣介石以為是對付他的，連忙重申自己的諾言，[29]還對張、楊説：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後我決不剿共。我有錯，我承認；你們有錯，你們亦須承認。[30]張學良當即表示願意陪蔣回南京，蔣宋飛機起飛時他也登上自己的座機跟着飛去。

周恩來得到消息後，連忙乘車趕往機場，但趕到機場時飛機已經起飛。他嘆息地説：張漢卿就是看《連環套》那些舊戲看壞了，他不但要“擺隊送天霸”，還要“負荊請罪”啊！[31]

就張學良的這一個抉擇，博弈雙方的態勢就變了。

當對方掌握主動權時，如何達到預期目的呢？

這一節就講到這，謝謝大家。

參考文獻：

[1]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電文（上）》第五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79頁。

[2]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電文（上）》第五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333-334頁。

[3]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電文（上）》第五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78-179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頁。

[5]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電文（上）》第五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333-334頁。

[6]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電文（上）》第五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333-337頁。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頁。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16頁。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21頁。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21頁。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65頁。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16-417頁。

[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407頁。

[14]郝建生編著：《西安事變前後的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頁。

[15]郝建生編著：《西安事變前後的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頁。

[16]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電文（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367頁。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420頁。

[18]郝建生編著：《西安事變前後的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176頁。

[19]郝建生編著：《西安事變前後的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225頁。

[20]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15頁。

[21]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23頁。

[22]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24頁。

[23]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24頁。

[2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416頁。

[2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頁。

[26]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25-226頁。

[27]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27-228頁。

[28]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29頁。

[29]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29頁。

[3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43-446頁。

[31]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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