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彼得·羅森：遏制戰略底層邏輯已失效，美國應聚焦打造“西半球之盾”

【文/斯蒂芬·彼得·羅森，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美國正圍繞與歐洲和亞洲盟友關係的未來展開激烈討論。這場辯論充滿情緒化色彩，部分源於其被演繹成道德寓言式的敍事。支持特朗普“美國優先”議程的人士認為，盟友既未感恩美國的庇護，也不值得繼續受到保護，他們指責這些國家在自我防衞和價值觀共享方面做得不夠。而維護現存同盟體系者主張，美國必須恪守承諾，支持勇敢的烏克蘭人與歐洲人對抗一個復仇主義的俄羅斯。

但美國二戰後構建全球軍事部署態勢的初衷並非出於道德敍事。作為美國現行戰略基石的遏制戰略，本質上建立在如何捍衞美國核心利益的現實考量之上。當下辯論更應聚焦的問題是：支撐該戰略的底層邏輯是否仍如75年前那般有效？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美國的應對措施可以討論，但任何行動都需要立足現實。

1983年，美軍坦克在西德參加北約組織的“優秀射手83”大規模軍事演習 資料圖

20世紀50年代建立的同盟體系自有其背景：當時全球經濟力量的分佈決定了，協防歐洲和日本對美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為威懾可能的攻擊並有效防衞盟友，美國不得不在歐亞大陸前沿部署軍力。這種防禦佈局並非基於戰略或外交政策考量，而是建立在軍事實力的基礎上，也確實形成了有約束性的承諾。冷戰時期的部署與相關承諾具備合理性——既源於歐日對美國的經濟價值，也得益於美軍有能力安全地部署在靠近敵方的前沿。

冷戰後的世界已發生根本改變。雖然按現行匯率計算，美國佔全球GDP比重與1990年時基本持平（約26%），但按照購買力平價指數（PPP）計算已降至17%，歐洲和日本佔全球GDP的合計份額更是縮減了50%。

軍事技術層面，隨着短程無人機與遠程精確打擊武器等技術的擴散，美軍靠近對手的前沿軍事基地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常規武器威脅。更關鍵的是，美國當前面臨的安全威脅已超越傳統的核/常規洲際導彈範疇，延伸至網絡戰、無人機、生化武器等非傳統領域，以及針對關鍵基礎設施和人員的隱蔽破壞行動。

上述全球經濟實力與軍事技術格局的演變並未否定美國盟友的價值，也不意味着美國需放棄全球軍事存在，但這確實要求其調整軍事力量的構成及部署模式，在強化本土防禦的同時，維持必要的海外行動能力。具體而言，美軍需要更多地從西半球和太空開展軍事行動、更好地保護自己的部隊。

從西半球的基地與太空平台出發，美軍可以維持全球部署，反制在亞洲和歐洲的對手。過去的經驗表明，幾乎無法預測美國未來會在何處作戰，因此合理的做法是構建具備全球打擊能力的遠程作戰體系。美國也需要打造能夠快速部署至敵軍前沿且具備生存能力的部隊。

美媒近日透露，特朗普正要求軍方開發能100%攔截核洲際彈道導彈的“金穹”反導系統

這種“西半球之盾”的新戰略態勢既能有效應對新興安全威脅，又可維持對對手的脅迫式威懾，同時允許美軍打擊全球範圍內的目標。朝這一部署的轉型需循序漸進：既要深化與芬蘭、瑞典等新安全夥伴的合作，也要修復與日本、菲律賓等傳統盟友的關係。但美國的國防最終將建立在以本土基地和近地軌道為依託的軍事體系之上。

新興經濟力量

自二十世紀中期以來，美國國防戰略研究界的一個基本假設是，歐亞大陸上存在多個工業強國。美國外交官喬治·凱南在1947年明確提出，全球存在五大工業中心——美國、英國、西歐、蘇聯與日本。在凱南開啓職業生涯的1920至1930年代，粗略估計，西歐國家佔全球GDP份額應該在30%左右。照此邏輯，若歐亞大陸上的任意敵對勢力控制其中任何一個工業中心，都將危及美國安全。這解釋了二戰後美國聚焦歐日防務的戰略選擇。

但歐洲的經濟地位持續下滑。1988年，安德魯·馬歇爾與查爾斯·沃爾夫在一份研究“未來安全環境”的報告中分析了新興地緣政治發展趨勢對國防建設的影響，並預測：到2010年，歐共體佔全球GDP的比重將從當時的25%微降至22%，日本則依然會維持13%（1988年）的佔比。那份報告預測，2010年，歐日加起來會佔全球GDP的約三分之一份額。

現實卻相差甚遠。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按照購買力平價折算，截至2024年，歐盟的GDP全球佔比已跌至14%，遠低於當年22%的預測值；日本的情況更糟糕，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佔比14%的峯值滑落至3%。

1980年以來，中國（藍）、美國（橙）與歐盟（紅）GDP佔全球份額變化，基於購買力評價指數 圖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換句話説，自冷戰結束以來，傳統五大工業中心中的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實力全球佔比從34%降至17%，降幅近半。若按即時匯率計算則降幅更大，但國家安全領域看重的是用國內資源採購國內產出，因此購買力平價指數（PPP）更具參考性。

相比之下，冷戰結束後的34年來，美國經濟的全球佔比基本上保持了穩定，中國的佔比則從1.8%升至18%到19%，增長高達十倍。

生產率的增長趨勢顯示，歐日與美國經濟的差距將持續擴大。1950年至2000年間，法、德、日、英逐步縮小了與美國的單位工時產出差距。但2000年至2019年，日本和英國的生產率增長陷入停滯，德國也未能縮小同美國的差距。2019年至2024年的數據顯示，日本的生產率依然是零增長，美國相對歐盟的生產率優勢逐步擴大。歐洲央行2024年的一份報告顯示，過去5年來，美國服務業的每小時勞動生產率增長超過12%，而歐元區的增長不足4%。

關於未來的經濟增長分佈，普遍認為人工智能（AI）將成為變革世界各經濟體的通用型新技術領域。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者傑弗裏·金（Jeffrey Ding）在2024年的新書，《技術與超級大國的崛起：擴散如何塑造經濟競爭》呈現的數據表明，從事AI研究的工程師數量與質量將決定未來（由AI驅動的）第四次工業革命走向。該書列舉了世界範圍內各大學的AI研究資源並做出排名。在排名前50的高校中，美國、加拿大佔32所，中國7所，英國僅1所，歐盟3所，日本無一入圍。因此，數據分析領域正在上演的革命不太可能扭轉歐、日經濟全球佔比持續下滑的趨勢。

精確打擊武器困境

在經濟實力下滑的同時，歐洲和日本面臨更為嚴峻的防務挑戰。上文那份1988年的研究揭示了，1980年代至1990年代，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帶來精確打擊武器體系的崛起。這類武器可以高度精準地打擊大量固定或移動目標，而射程不再是困擾。這意味着冷戰早年間形成的模式——在中國、俄羅斯周邊固定軍事基地部署的美軍，現在更容易遭受遠程與短程常規精確制導打擊的威脅。

美國國防戰略研究界基本上同意該如何減少美軍面臨的威脅：通過增設固定軍事基地的數量，將部隊分散部署其中。這些部隊必須學會保持隱蔽與機動性，或者藏在地下設施並配備“愛國者”、陸基宙斯盾等防空系統，而美國正在向以色列、波蘭與烏克蘭移交這些武器系統。戰略界人士也同意，高度機動、分散、得到保護與偽裝的美軍部隊應該被部署到所謂的“複雜地形”——城市區域、叢林或者山區，以更好地隱蔽自己。

在駐日美軍嘉手納空軍基地，參加快速部署演習的一台美海軍陸戰隊“海馬斯”火箭炮車正被裝載至C-17運輸機上。 社交媒體

問題在於，所有方案都需要耗費大量的資源，更重要的是，獲准進入（往往）人口稠密的城市區域。與此同時，美國還面臨着現代化升級核三位一體體系、保護本土關鍵基礎設施免遭常規/非常規攻擊，以及保護太空資產的壓力。這意味着建造能夠偵測來襲攻擊、具有規避能力的衞星，或者能夠抵禦攻擊、通過隱匿而避免被發現的衞星，保護那些連接與支持衞星網絡的地面站設施。

上述任務並非可有可無：若失去可靠的核威懾能力、安全的本土基地與太空能力，美軍完全無法開展行動。而在財政壓力之下，美國無法同時兼顧這些核心國防需求與保護在歐亞大陸前沿部署軍力的措施。

面對這個安全困境，華盛頓確實有另一種選擇：將主力部隊調回至美國本土或西半球的基地，從那裏開展行動。其邏輯十分簡單，相比位於他們周邊區域的目標，中國與俄羅斯更難打擊位於美國本土的、更易於防守的目標。遠程打擊武器的射程越長，就需要更多的燃料與更大的體積，也就更容易被偵測並攔截。隱身設計可以減少大型武器平台被發現的概率，但成本極高。

堅盾與利劍

雖然一個全球大國保衞本土要比保衞海外基地來得更輕鬆，但依然面臨種種挑戰與代價。僅僅靠單一的本土防禦戰略也並不完備，一份全方位的“西半球之盾”戰略需要與一柄利劍配合使用——從美國本土受保護的基地出發，能夠迅速、及時地在全球範圍內揮舞的利劍。事實上，類似的戰略思路早在冷戰初期已現雛形。

1953年，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推出“新面貌”安全戰略，通過戰略空軍司令部設在西半球的基地保衞美國。按照這一概念，美國將依靠本土基地的戰略進攻核力量、密集的北美大陸防空網以及反潛艇作戰力量相結合，來抵抗對手的轟炸機與潛射導彈。

正如當時的國防部長辦公室官方文獻記錄顯示，“這一新型遏制戰略將主要依靠進攻性反擊力量，以戰略核武器為主體，輔以北美大陸的防禦體系”。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份被稱做“大規模報復”的戰略方針中，其他的國防力量，比如常規地面部隊，僅扮演次要角色。

但該計劃在當時並不現實：1955年規劃的未來五年北美防空體系建設預算高達400億美元（佔當時美國GDP的11%），時任財政部長直斥這一成本測算“荒誕”。究其根源，高昂的成本主要受限於當時的科技發展瓶頸。防空系統最昂貴的組件並非雷達或導彈，而是必不可少的信息處理系統——在那個電子管計算機的年代可謂天價。

如今，在“摩爾定律”影響下，相關成本已經大幅降低，而信息處理系統自身的發展也給防空系統的效能帶來指數級增長。為強化反導系統，阿拉斯加州格里利堡（Fort Greely）導彈防禦基地的擴建重獲可行性。考慮到徵地方面的政治限制，可以對蒙大拿州、北達科他州的導彈攔截系統（曾於1970年代部署）基地開展擴建評估。

美國阿拉斯加州格雷利軍事基地正在吊裝一枚GBI反導攔截彈

美國的對手可能從潛艇發射短程彈道或巡航導彈攻擊阿拉斯加州、夏威夷與其他太平洋/大西洋沿岸國家，意味着美國需要考慮在本土近海構築海上防線，部署以“宙斯盾”戰艦為主體的戰區級反導體系。此外，軍事設施的分散隱蔽化、強化網絡安全以應對非傳統襲擊等所謂的被動防禦措施也需同步推進。一份聚焦西半球防務的戰略意味着進一步加強國內基礎設施的安保。

最後，美國必須在西半球維持海軍與空軍力量，推行新的“門羅主義”方針，其關鍵目標將包括：阻止對手在西半球可用戰區級武器打擊美國本土的地區部署軍隊，並摧毀任何以隱秘方式部署至此的軍隊。美國需要阻止對手在加拿大、格陵蘭島、冰島、墨西哥、中美洲地區、南美洲北部、加勒比國家及沿海地帶建立軍事存在。

主動與被動防禦手段雖然有效，卻也存在侷限。在強化全球打擊能力的同時，美國可以減少潛在攻擊者對自己造成（或威脅造成）的損害。精確制導打擊技術的發展意味着，不同於艾森豪威爾時期的“大規模報復”戰略，今天從美國本土發射的常規打擊武器足以命中距離十分遙遠的對手，而這類打擊方式的目標與毀傷程度是可調整的。

為了實現精確打擊，美國需要掌握偵測、識別、定位與追蹤（移動）目標的能力。近地軌道的衞星通常在240千米到480千米的高度運行，距離地表如此之近，相當於從波士頓到費城、基輔到哈爾科夫的距離。精確定位技術的進步意味着，現在可以將眾多小型傳感器收集的數據整合起來，像一個大型傳感器那樣精確地提供信息。

相比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航天飛機，SpaceX公司部分實現可回收的“獵鷹-9號”兩級火箭將發射近地軌道衞星的成本減少了20倍。目前正在接受測試的SpaceX星艦飛船項目一旦成功，有望把相關成本再降低20倍以上。

因此，過去僅能依靠飛機與雷達在接近敵軍前沿的空間開展的情報、監視、偵察（ISR）等任務，現在可以由從美國本土發射的衞星網絡承擔。

有了高質量、高存活率的情報監視偵察能力，美國將有辦法搜索並定位全世界任何一處角落裏的目標。再加上洲際運行、具備隱身性、攜帶大量武器的可回收平台，美國可以在一場持久的常規戰爭中，從本土打擊全世界的任何角落。目前，這些平台包括B-2、B-21轟炸機以及攜帶巡航導彈的核潛艇。

核心實力

為了在將來幾十年裏真正發揮效用，需要對美國國防部署態勢做出謹慎而靈活的調整。雖然西半球以外的部分國家可能因相對經濟實力下降而變得不那麼重要，但有些國家反而因地理位置變得更有價值。

對美國來説，那些更靠近對手境內潛在打擊目標、擁有大片複雜地形與低人口密度的國家，可能會提供特殊優勢。在這些地方部署短程、高機動性的進攻武器可以更好地躲避偵測與摧毀。更小型的武器也會更輕量化、易於隱藏。美國可以在距離潛在目標相對較近的國家開展行動，利用小型無人機從事有價值的情報監視與偵察行動。

美國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研發的B-21突襲者戰略轟炸機進行試飛 圖自：諾格官網

美國也可能希望與更靠近其對手或領土具備上述特點的盟友合作。就俄羅斯而言，這意味着相比放棄北約，美國應該加強與部分北約成員國的關係，比如芬蘭和其他北歐、波羅的海國家。

在中國周邊，菲律賓羣島因地理上接近中國南海艦隊所部署的海南島，而具有類似的特點。美國海軍陸戰隊正在與菲律賓政府合作，研究如何利用該國島嶼進行防禦作戰。日本列島最南端的九州島，則處在相對靠近中國東部沿岸及北海艦隊基地的有利位置。日本的北海道在地理上相對接近俄羅斯東海岸的海參崴。

在戰爭或危機時期，當地政府可以允許美軍攜帶精確打擊武器的機動兵力進駐，以換取美國的軍事保護。長期來看，可通過低可探測度的飛機或潛艇在那裏隱蔽部署自動化的進攻作戰力量，只需配備少量人員，甚至完全實現無人化。

在西半球以外的大洋上，包括潛在對手用於進口糧食、化石燃料及其他關鍵物資的海上航道，美國可能也希望開展攔截活動，意味着在遙遠的地方進行海上封鎖。此類行動面臨的主要挑戰在於信息：每天有成千上萬艘船隻通行這些航道，而沒有任何一支海軍擁有足夠的艦船去攔截和檢查每一艘商船。如今，天基監視系統技術的進步已經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這個難題。

在討論美國的國防部署態勢時，最先問的不應該是道德上能否説得過去，而是要直面當今世界的現實，並預測未來的現實。鑑於過去幾十年來全球經濟大潮的轉折變化，常規武器技術的突破性發展以及天基傳感器技術的崛起，顯然，美國在75年前確立的國防態勢已經不再合適，或者不足以應對挑戰。

美國應該跳出現階段與盟友的爭吵，思考如何更好地部署其軍事力量，並在一個風險更高的世界中捍衞自身的核心國家利益。

（原文發佈在美國“外交事務”評論網站，原標題：“一種更好地保衞美國的方式——將更多美軍部隊調往西半球，而不是亞洲和歐洲。”譯文僅供讀者參考，不代表觀察者網觀點。）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