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關税戰給了我們一個決心，必須把擴大內需的堵點真正解決掉

編者按：近期特朗普發動的“關税戰”攪動世界，在一度宣佈對全球其他國家實施“對等關税”，並將對華輸入美國關税税率提高的145%之後。特朗普政府12日深夜宣佈豁免包括中國電子產品在內的“對等關税”。中國商務部回應稱，這是美方邁出的一小步。

但是隨即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時間13日發文稱，美政府並未宣佈任何關税“豁免”，相關產品只是被轉移到另一個關税類別。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也表示，對部分電子產品的關税豁免只是“暫時性的”。特朗普和盧特尼克的最新言論，讓特朗普政府的關税政策亂上加亂。

針對特朗普混亂不堪的關税戰對中國的影響，4月11日，復旦大學經濟學院舉行了一場主題為“特朗普的對等關税政策機器可能的影響”的沙龍，觀察者網經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授權，全文轉載經濟學院院長張軍老師發言。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軍，整理/唐曉甫】

我覺得今天的沙龍達到了預設的效果，很精彩。前幾天，我建議要舉辦這個沙龍，是因為復旦經濟學院，有很多人做貿易研究，也有很多做產業政策、產業經濟方面的研究，以及宏觀經濟研究。我覺得貿易戰和對等關税的討論非常多，我們應該有所參與和貢獻。

今天正式的發言一共有九位，在座各位其實都有話要説，但如果這樣的話，我們今天討論到半夜也不會停下來。

但總體上，我覺得今晚的討論還是非常精彩。讓大家瞭解了對等關税提出的背景，也瞭解了美國的政治生態，談到了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根源等等，也讓大家對中國過去這些年在全球貿易和投資格局當中的地位有了更多認識。雖然每個人發言的時間很短，但應該説很有深度，我自己也學到了很多。  

中美貿易不平衡是個很老的話題。我記得1999年朱鎔基總理訪問美國時在MIT做演講，在演講中他就重點回應了美國人關心的中美貿易逆差問題。當時，斯坦福大學的劉遵義教授在現場。朱總理在演講中看到劉遵義坐在下面，就提到了劉遵義教授團隊關於中美貿易逆差的一個研究。

1999年朱鎔基總理訪問美國，並在MIT舉行演講 視頻截圖

那時候美國貿易逆差的數字沒現在這麼大，但由於有香港的轉口貿易，美國公佈的逆差統計數據比我們公佈的大得多，所以主要爭論集中在逆差的統計口徑上面。後來這個問題不斷迭代升級，好幾屆美國政府都把這個問題看作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小布什當政時就對這個問題很敏感，在奧巴馬時期，這也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中美兩國也在中美商貿聯合委員會框架下針對貿易逆差問題開展了聯合研究。

薩繆爾森（1970年獲得第二屆諾貝爾經濟學獎）還活着的時候，在2003年的《經濟展望雜誌》（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寫了一篇文章，主題就是美國的生產外包對美國會不會有傷害？他的答案是，生產外包至少對美國的就業有傷害。

他舉了一個例子，北卡羅萊納州的一家銀行，把它的客服中心外包到印度去了，這樣銀行裏面原來負責接電話的人就失業了。失業以後也許在當地還可以找到工作，但工資肯定更低了。這是薩繆爾森基本的看法。

但薩繆爾森有一個做貿易的學生，也是MIT畢業的，叫巴格瓦蒂。他就撰文反駁了老師的看法。他同樣討論了一個簡單模型。他認為客服中心外包出去以後，這家銀行的成本降低了。成本降低可以讓銀行服務更多的客户，讓客户的成本降低。他最後的結論是美國的生產外包會帶來更多經濟增量，這可以理解為美國的福利會增加，所以很合算。後來他還寫了一本書，叫《捍衞全球化》。

而保羅·克魯格曼（200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巴格瓦蒂的學生，相當於是薩繆爾森的第三代學生。起初，克魯格曼是支持他的老師巴格瓦蒂，不太支持他老師的老師薩繆爾森。

但去年五月份，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為中國的第二次衝擊做準備》。他在這篇文章中反思了自己過去的看法，他覺得現在的情況表明還是他的師爺薩繆爾森是對的。

如果你今天走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談到中國的時候，相信大家多多少少對於中國在製造業領域的擴張勢頭表示關切。拜登政府其實也對這個問題非常擔憂。耶倫來中國，在北京記者會上也公開討論過所謂“產能過剩”的問題。

我去年去布魯塞爾，歐洲商會也關心這個問題。我後來到芬蘭，芬蘭產業聯合會邀請我做一個演講，當時芬蘭的前總理等高官都在現場，都十分關心中國的產能擴張問題。

回到對等關税的問題。特朗普為什麼要對全球加徵關税？他到底要幹一件什麼事情？

二戰以後有個《關税貿易總協定》，簡稱GATT，是由美國人發起的動議，但後來沒有通過。回顧歷史，特朗普現在乾的事情就有點像美國人之前推進GATT一樣，打算重新考慮全球的貿易規則。但這個規則顯然是要以美國利益為核心來展開，而且最終是要跟中國幹，因為美國在全球貿易逆差中，中國佔約三分之一。

張軍老師發言

考慮到無論是在越南、東南亞，還是在墨西哥、巴西和印度，中國資本都在迅速向海外佈局和投資。可以想象二十年、三十年後，全世界幾乎每個國家都會是中國資本在主導貿易。

等到那時候，美國和中國再打貿易戰就沒有意義了。在志闊的幻燈片中我們看到，現在中國在全球直接投資中佔比還很小。我曾經看過新加坡的數據，這麼小一個國家，它的人均ODI（境外直接投資）幾乎是中國的14倍。按人均水平來推測，中國將來向外投資的勢頭和空間相當大。

那麼到底應該怎麼看中美現在的貿易不平衡？在我看來，這種不平衡並不代表貿易擂台上的輸贏，而是對兩個國家在其他很多方面擁有的巨大差異的寫照。美國在製造業方面做不過中國以及日本、韓國，因為後者更能吃苦耐勞，也更勤儉節約，這根植於自然稟賦、文化基因和歷史的不同。

但美國在另一些領域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美國擁有一流的大學和金融機構，也擁有全球最發達的科技。在很多方面，美國人比中國人消費上在更奢侈，這是事實。另外，正是貿易不平衡才維持了美國長達半個世紀的貨幣和金融霸主地位。換句話説，貿易不平衡本身不是問題，而是答案。

中國人，甚至整個東亞圈的人們更願意吃苦耐勞，勤儉節約，所以在全球貿易格局中東亞才出現了更多的順差，這並不簡單是貿易政策的問題，是這些國家國內高儲蓄和低消費的結構問題，這就是剛剛永欽講的問題。

如果貿易赤字真的是個問題，那我們又該如何解釋美國在貨幣和金融乃至科技上面維持這麼長時間的霸主地位呢？剛剛奚錫燦説，現在共和黨並不這樣想問題，而且美國獲得的這些好處是國家的好處，不是共和黨的好處，這個是有可能的。但如果特朗普真的現在不想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不想繼續領先全世界，美國人真會答應嗎？我看美國人不會願意付出這些代價的。

同樣的問題，東亞地區，尤其是中國在全球的生產體系當中扮演的獨特角色，中短期也不可能改變。全球已經在經濟意義上形成整體，許多事情不是某個國家單方面能夠改變的。

事實上就像巴格瓦蒂講的，美國的問題不是貿易不平衡的問題。在全球化過程中，它獲得的整體福利增加是非常明顯的。但美國沒有處理好對底層民眾的福利保障，它的保障做得不好，不如歐洲做得好。這是美國真正的問題。

貿易不平衡反而可能是中國和東亞面臨的真正問題。從全球生產體系的演變過程來看，好像只是到了東亞崛起，尤其是中國這個“大塊頭”發展起來以後，才催生出一種極具競爭力的生產方式和體制。

很有意思，你看技術進步就能看出來。早期發達國家的技術進步，基本上是靠基礎研究，但東亞的技術進步基本上都靠製造業，在製造中推動技術的進步，這跟歐美完全不一樣。

在東亞，工科最重要。原因是什麼？因為各國在國家利益上的根本差異。東亞受到國家傳統的影響太深。這是東亞跟歐美、特別是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完全不一樣的。

在歐美有大量中國理工科留學生

國民的國家意識比較強，更容易走上靠製造立國的模式。今天我們都在很辛苦地製造、生產，但我們沒有美國那樣的高消費，因為收入並不高。剛剛王永欽講，為什麼收入低？因為你工資低，為什麼工資低？因為你要多製造，而金融又不發達，企業要維持更低的工資來確保足夠多的金融剩餘。這是環環相扣的均衡，不容易打破。

在東亞地區，包括中國、日本、韓國等，儘管靠製造業擴張可以更快追趕歐美先行國家，但最終會慢下來，因為就像奚錫燦剛剛説的，最後你的內需會變成你發展的最大約束。

當年日本在人均收入上是最接近美國的，1970年代達到了美國的70%多，但後來停止增長，現在也只有美國人均GDP的一半；韓國也沒有追趕到日本的水平。因為日韓都面臨需求問題沒有處理好的問題。

中國是個14億人口的大國，人均GDP還只有美國的不足四分之一，需求問題已經出現。但跟東亞的其他經濟體不一樣，中國的體量要大得多，所以應該有更多的機會來處理需求問題。剛剛大家講到，這些年我們已經在分散我們的出口市場，而且在加快資本向海外的輸出，通過向海外直接投資來促進出口。

此外我們必須儘可能釋放國內潛在的消費需求，2020年我們提出了“雙循環”。“雙循環”其實強調的是內循環，但如何形成一個支撐內循環的總需求？首先我們要讓企業和投資者在國內市場有可以預期的穩定回報率和利潤率。

今天下午，我參加了一個活動，就聊到一件事情。現在我們有很多企業，開發了很好的技術，但它不敢生產。因為一旦生產，馬上就引來其他參與者過量進入這個市場，利潤很快就消散了。

這麼內卷的市場不可能讓更多的企業參與內循環。怎樣確保在國內投資的這些企業有足夠的回報和足夠的盈利能力？包括怎麼解決過剩產能的問題？知識產權怎樣保護得更好？這些都需要政府很好地去考慮。

會議現場座無虛席

這就回到了我們基礎的供需問題。例如我們現在去看新能源汽車，已經面臨產能過剩的困擾，一旦過剩，它的投資就沒有什麼回報。但因為地方政府的支持和補貼，產能擴張速度很快。

地方政府即便目前財務狀況那麼差，還是不惜拿出真金白銀去支持包括新能源車在內的新科技企業的進入和擴張。我聽説很多三、四線城市都熱衷於搞新能源汽車，這背後是政府有意激勵的推動，所以這涉及整個政府體系的激勵導向問題，這些問題現在變得非常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説，中國地方政府對企業是太好了，好過了頭。

我倒是建議如果錢給到家庭，能夠增加對家庭更多的轉移支付、更好的收入支持，以及對教育、養老、醫療支出做更多的補貼也許效果會更好。同時政府要把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做到位，讓企業有足夠盈利的空間要比單純補貼投資更重要。

現在做這些改變，反而是個好時候。我們跟西方人不一樣，西方人的思維是直來直去的，線性的。中國人的思維是辯證的，相信壞事往往變好事。特朗普打關税戰也許給了我們一個決心改變的機會，把擴大內需的堵點真正解決掉。

一方面要應對特朗普的衝擊，我們要奉陪到底。但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這不能只是口號，要解決好民營企業面臨的痛點，更要約束好地方政府的行為，要把精力放在保護好知識產權和企業家的權益上。我們要真正地改變，讓國內的總需求擴大。中國不可能變成美國，但可以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轍。

最後，我覺得今天的討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能夠引發一些深度思考，這點很重要。謝謝大家，我就總結到這。

觀眾提問

提問1：美元的霸權是維持在美國全球的逆差基礎上，現在特朗普面臨着很大的挑戰和難題，到底是要順差還是要美元？這個問題，您怎麼看待未來美元的走勢？如果他接下來繼續推動貿易戰的話，美元格局發生什麼樣的轉變？真的能夠縮減貿易逆差嗎？

**張軍：**這就是他既要、又要、還要的問題。如果要這樣加關税，道理上是講不通的。大家都知道，美國的貿易赤字，高達一萬多億美元。如果是這樣的話，美元的地位肯定會受到削弱。美國是依靠成為巨大貿易赤字的國家，才使得美國的貨幣被全世界的賣家接受的。

我還記得，很多年前蒙代爾教授曾經在這裏講，如果人民幣要國際化，中國恐怕就要做好成為貿易赤字國家的心理準備。只有變成貿易赤字國家，人民幣國際化才有可能。

你想想看，你長期依賴出口，收進來的都是外匯，人民幣出不去。對美國來説，如果今天你要貿易平衡，你就要失去更多，付出更大的代價。但我不相信美國人真的願意付出這個代價。但特朗普口頭宣稱，美國的這些霸主地位對他不重要，他希望讓更多的工作機會能夠回到美國。這是天真的想法。

美國人不會願意改變它的地位，因為從金融市場和從美元指數最近的變化當中也能看出來，這隻會擾亂現有的秩序，導致混亂和不確定性的增加，其實已經干擾了美元匯率。

順便説一下，現在也有很多經濟學家討論，中國是不是要降息來對沖美國的關税戰？看上去降息當然符合中國現在的宏觀經濟政策邏輯，但央行在過去幾年依然比較剋制。我相信它可能考慮了其他方面的問題。今天當然也沒時間再展開了，主要就是匯率還不是目前最優先考慮的選項，選擇大幅度貶值人民幣的做法目前來看應該是弊大於利。

提問2：張軍院長，您怎麼看待海湖莊園協議的這個事情？美國會不會在進行關税戰之後，選擇踐行海湖莊園協議讓全世界給美國化債？

**張軍：**我覺得中國應該不會承諾為美國買單，這是肯定的。我們看到，中國這次的反應是很強硬的，更強硬的表述不是通過商務部，也不是通過外交部，而是藉助於駐港公署在《南華早報》發出了一個聲明，中英文的聲明，這個措辭非常嚴厲，而且稱對方是野蠻人。

外媒總結的海湖莊園協議要點

即便不久會有談判的機會，我相信我們還是會堅持一些東西不會讓步的。因為中國是個大國，我剛才講了，你要知道，大國不會服軟的。我相信一定是這樣子。

提問3：您好，我想請教一下王永欽老師，從最近資本市場的情況來看，尤其是這兩天的股價，可以説比較穩定。各大上市公司，主要是國有企業，比如中國太保、國泰海通這些企業，它們開展了股票回購，以穩定股價。想請教一下，對於未來，從金融面的角度來看，預期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呢？

**王永欽：**我簡單説一點，貿易戰對世界經濟是壞消息，全世界都在下跌，美國比中國跌還多。最近，國家隊學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已經成立了政府平準基金，還是很起作用的。極端情況下，平準基金是是邊際購買者，起到託底市場，國內金融面會穩定下來的。

**張軍：**大家如果回到去年9月24日，我們的超長國債當中，其實有相當部分是留給銀行做資本金的，某種意義上也算預料到今天的事情。長期來説，我們需要非銀行金融機構去更多地持有股票，回購股票，但這對銀行來説，是一個風險集聚。所以它需要準備很多國債，補充四大商業銀行的資本金。

我們這些年在宏觀經濟上面出台的這些政策思路，整體上有助於今天迎接這個對等關税的衝擊。好像覺得是一個巧合？其實不是，這是政策邏輯自然而然推演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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