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 龍應台的潛台詞:“台獨”的時間不多了
guancha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4月16日上午,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回應了記者詢問台灣作家龍應台日前投書《紐約時報》,批評賴清德在島內“製造恐慌、引發對抗”一事:
“越來越多台灣民眾已經認識到‘台獨引戰’的危險性和危害性,認識到不能成為賴清德‘台獨’冒進的犧牲品,認識到‘台獨’是絕路、統一擋不住。正告賴清德當局,任何違背民意、違逆大勢的圖謀都將遭到唾棄,都註定失敗。”
龍應台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台灣的時間不多了(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作為著名公知人物,這確實可以看作是一個信號:縱觀如今內外情勢,與龍應台素來的言論慣性,若不是玩笑話,該文實質上是在提醒:“台獨”的時間不多了。
否則,龍應台就不會礙於自己的格局,而看不見台灣來日方長的一面。
和平主張的核心毛病
龍文唯一具體的主張是:“隨着特朗普拋棄民主價值和美國的朋友,台灣必須立即展開一場嚴肅對話,討論如何在我們可以接受的條件下與中國大陸實現和平,而不是讓大國(美國)決定我們的未來。”
恰恰也是這段言論,暴露了最核心的問題:台灣首先是美國的棋子,也是美式全球產業鏈的中下游代工,從來不是什麼美國的朋友或者民主價值同盟。龍應台開篇引述“Ukraine today, Taiwan tomorrow”,恰恰説明哪怕是台灣的出租車司機還比她清醒認識到這一點。
其次,由於資本主義選舉民主制與政客操弄的遺習,台灣社會正捲入歇斯底里的大罷免運動。如何可能在此時讓嗜血的政客與魔怔的選民立即停工,讓數十年來被仇恨撕裂的台灣社會冷卻對立的熱情,來理性展開關於自己和子子孫孫未來命運的對話?
其三,曾幾何時,台灣人獨自決定過島嶼的未來命運?哪一次外力入侵是單獨針對台灣,而不是衝着中國大陸利益才來?大國決定台灣未來的哪一次歷史事件,不是與中國大陸的命運或遭遇息息相關?
因此,龍應台一文客觀上造成的提醒是:唯心主義“台獨”幻象的時間不多了。
沒有台灣獨自決定未來的歷史經驗
就歷史經驗來看,作為中國東南邊緣的大陸島,台灣並不曾有獨自決定前途的事實。
從史前時代到歷史時期,台灣的發展取決於中國大陸的發展,包括孫吳到隋唐宋元明。明末勢衰後,台灣命運的決定者是荷蘭殖民者、明鄭與清朝三方面,最終主導台灣的仍是中國大陸政權。
清末勢衰,人類進入“帝國主義世紀”,包括但不限於台灣的全中國都成為歐美日刀俎的魚肉。台灣官紳欲獨立於日帝的統治,於1895年5月成立不滿5個月的“台灣民主國”,年號“永清”。期間“感念列聖舊恩,仍應恭奉正朔,遙作屏籓,氣脈相通,無異中土”。
日殖台灣50年,自“據為島國,遙戴皇靈”的唐景崧、丘逢甲、劉永福等人抗日失敗後,台灣民眾因辛亥革命外溢影響而繼續武裝抗日數年。其後受到改良派梁啓超等人影響,台灣抗日改武鬥為文鬥,以延續漢文化與新思潮為責任。至1930年代中國全面抗日,許多進步青年從壓抑的殖民地台灣內渡大陸,共襄抗戰直至勝利。
台灣重歸祖國後,國共內戰疊加美蘇冷戰決定着台灣的命運。1990年代以後,台灣未改美國對華戰略前沿的角色,也未改變美式全球化產業代工的性質。21世紀以來,蔡、賴更以美國馬首是瞻,終於走到今日“時間不多”的處境,如何還可能自己決定未來?所謂民主選舉,也就是買辦資產階級的爭權遊戲而已。
歷史發展的經驗説明,所謂“台灣自決”只是政治大頭症幻滅前的精神抽搐。

2016年,龍應台在香港演講時,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周偉立説自己的啓蒙歌曲是《我的祖國》,現場齊聲高唱這首歌視頻截圖
資本主義選舉民主制的誤導
雖然歷史經驗證明,台灣前途取決於中國大陸的命運。但台灣的政治體制卻決定了它難以制定相應的策略,只能被動應對局勢變化。
而為這種低能體制保駕護航的,卻是上世紀遺留下來的“雙戰結構”。時至今日,綠營大罷免藍營“民代”的宣講內容,仍然使用“反共”語言來操控聽眾的情緒。當年始作俑者國民黨在台灣社會移植“反共”基因,才得以建構起來的國家機器,竟成為反噬國民黨的利器。
然而得益於選舉政治的綠營政客,為了選票只能採取對抗性極強的語言,從而限制長遠發展的考慮。每次選舉前,都有參選人渲染“抗中保台”來拉票,造成選後無法制定不對前言的兩岸政策。台灣作為一個選舉社會,選民經過這種反覆渲染以後,完成“智力窪地”閉環,稍一風吹草動即可被帶向“抗中保台”的風聲鶴唳。
蔡英文兩度當選台灣領導人,就是輕鬆操作2014年與2019年香港議題的成果。
偏偏不分藍綠的政客、媒體和公知,還十分吹噓這種每四年選舉一次的制度,毫不考慮制度性批量生產民粹的惡果。當民粹政治進一步惡化這個“智力窪地”,政商學媒都不敢也無法推動真正有利於長遠發展的政策,轉而傾向炒作意識形態、打擊對手。以至於任何想要推動兩岸和解的人物,必然被貼上“親中賣台”的標籤。
如今自食惡果,台灣配合美國對中國大陸脱鈎斷鏈的下場,就是被特朗普政府課以32%重税,卻毫無反制的條件。
外力介入是民選制度的另一個缺點。美、日等國可以透過媒體、智庫和政治資金,影響島內的選舉結果,以確保當選者符合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台灣的長遠發展。也就是説,台灣民選結果其實受制並服務於美國戰略,包括被迫吞下萊豬肉。
因此,只在短期選舉利益與外力干預之間擺盪的台灣民意,就像送給自己一份“台獨”幻象組成的愚人節禮物,只能內耗自愚,如何可能“立即展開一場嚴肅對話”?
外國棋子或棄子,沒有討價還價的權利
作為美國全球戰略的棋子,兩蔣“倚美反共”的最終下場,就是龍應台所謂1979年前夕痛苦意識到成為美國利益棄子的背刺感。而1990年代以來“倚美謀獨”的最終下場,只不過反覆證明美國朋友是致命的故事,何況台灣只是特朗普眼中的筆尖?
三十多年來,“倚美謀獨”政策已經把台灣推到無路可退的境地。美國當前的全球戰略已不再是“主動出擊”,而是轉向“利益最大化”。當維持對台政策的成本太高,或者有更重要的交易(比如與中方戰略談判)時,台灣當局的利益隨時可被作廢。龍應台投書正反映對這種現實的焦慮。
然而龍應台裝沒看見的是,台當局對中國大陸僵化的敵對政策,已使自身徹底喪失迴旋空間:島內政商學媒過去四十多年來拒絕接受“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卻也沒有提出更可行的替代方案。一旦國際環境變化時,台灣不僅無法自主調整,反而更加被動。
尤其被龍應台視而不見的是大陸民意。台當局“倚美謀獨”是對中華民族的背叛與傷害,在大陸廣大民眾的眼中已經臭名昭著、人人喊打,龍文卻不識相地呼籲“討論如何在我們可以接受的條件下與中國大陸實現和平”。問題是,台灣還有什麼條件不接受?
在國際制度與法理體系上,聯合國秘書處明確詮釋“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且一貫拒絕台灣以主體身份參與國際組織。1979年的《與台灣關係法》,恰恰説明美國不承認台灣為主權國家。使用台灣議題,只是作為美國製衡中方的棋子,而非幫助台灣獲得國際法下的主權正當性。
也就是説,在當前的國際體系中,台灣沒有作為“談判一方”的基本身份。龍應台主觀想象“由我們來決定和平相處的條件”,若非對制度現實的無知,便是對國際力量結構的選擇性失憶。當然,那也可能是她為閃避“反中”癲狂的“台獨”霸凌,而裝置的一支避雷針吧。
公知的語言範
除了歷史、制度和身份因素,決定了龍應台的“和解主張”不切實際;更關鍵的或許是龍應台本人的語言範兒,決定了她趾高氣揚的“和解主張”,只能是一次自曝心虛的避險投資。
比如説:“現在有一點很清楚:完全依賴美國,同時拒絕和對抗中國大陸,不再是可行的前進道路。”這話等於説她承認數十年來的“倚美謀獨”已經破產;然而,作為一名公知,在拒美求和的活路上,她曾經做過什麼正面貢獻?還是助推台灣往相反的死路?
龍應台説:“不先確保和平,就沒有民主。(There can be no democracy without first ensuring peace.)”彷彿民主是她文明排序的首位,高於和平,高於血濃於水,高於大國崛起。
然而在3月下旬,台灣當局拆散陸配家庭、違法脅迫3名陸配出境時,龍應台的民主擔當何在?台灣當局打壓言論自由、干涉新聞自由、違法恐嚇區桂芝工作權時,龍應台的文明標準何在?75名學者專家聯署“捍衞台灣民主法治與和平安全”聲明時,龍應台的公知勇氣何在?
2014年騙子帶傻子反對兩岸經貿來往時,龍應台以當局文化部門負責人的身份批評他們行動滿分、思想薄弱,卻何以被反唇相譏?傻子高度不信任中國大陸,不正是騙子操作“倚美謀獨”、“反中拒統”的後果?龍應台補強過傻子們的文化短板嗎?還是深固傻子們的思想偏見?
香港違法佔中時,龍應台呼應外部勢力批評大陸,説缺乏文明力量的國家崛起,得不到港台人心。難道,龍應台的文明定義,就是中國人必須臣服於民主自由的歐美秩序?
這使人想起她2006年那篇公開信——《請用文明來説服我》,民主如畫,一時多少公知。然而那篇文字滿分、思想薄弱的文章,承蒙陳映真以《文明與野蠻的辯證》揭開雙標、虛偽、無知的底色。難怪龍應台在廣州失竊時,就是“中國大陸人不文明”;而她在佛羅倫薩失竊時,就是“外國人需要那筆錢了”。

更早在2005年陳水扁搞“一邊一國”的背景下,連戰、宋楚瑜先後赴陸破冰時,龍應台發表《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營銷自由、民主和均富是台灣的核心價值。其實連戰那年大陸行,是台灣統左派前輩陳明忠先生忠告國民黨人負起歷史責任的成果,是為兩岸和平、為中華民族復興而和解的作為。
然而龍應台處心積慮營造台灣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文明、有別於中國大陸的價值。“我們台灣的所有人都希望捍衞我們珍視的自由。我們的分歧在於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是透過與中國大陸和解還是對抗。”在《紐約時報》對美西方精英讀者吐露這番話,究竟是表現兩岸和解的意圖?還是表達對“倚美謀獨”破產的不捨?
難怪龍文全篇的情調,好像一名怨婦控訴對美國變心的不滿,既有棄嬰的焦慮,又有棄婦的不甘。
騙子落幕,傻子上課
其實,台灣如今要統要“獨”或“不統不獨”,都已走到時不我予的地步。這是因為作為解決兩岸歷史和政治遺留的最佳路徑,和平統一的力量在台灣島上未曾居於主流地位,未曾主導台灣的資源與權力。儘管台灣作為中國歷史遺留問題的主體一方,但主流勢力卻不斷自外於中國,而終至錯失主動解決自身問題的機遇和正當性。
在逼近兩岸遺留問題最終解決的前夕,龍應台投書外媒承認台灣“倚美抗中”不可行,主張兩岸和解與和平。對比她過去20年來撕裂兩岸感情的所作所為,只能説,那篇文章不過是她基於極端情況前夕的一次避險投資罷了。
回顧2023年,賴清德在《華爾街日報》刊文否定“九二共識”,主訴“倚外謀獨”;郭台銘則在《華盛頓郵報》投書主張“一中框架”,排除美國介入,訴求兩岸直接和談。後者遭遇台灣主流媒體、尤其是親藍媒體的訕笑怒罵時,龍應台可曾説過什麼話?
如今才見“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這句話,不覺得太晚了嗎?
晚到的學生,就得補課。這是被公知耽誤思考的人,被歷史和政治遺留問題耽誤認識新世界的台灣人,重新認識“Taiwan has a long way to go”的機會。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