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 龍應台的潛台詞：“台獨”的時間不多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4月16日上午，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回應了記者詢問台灣作家龍應台日前投書《紐約時報》，批評賴清德在島內“製造恐慌、引發對抗”一事：

“越來越多台灣民眾已經認識到‘台獨引戰’的危險性和危害性，認識到不能成為賴清德‘台獨’冒進的犧牲品，認識到‘台獨’是絕路、統一擋不住。正告賴清德當局，任何違背民意、違逆大勢的圖謀都將遭到唾棄，都註定失敗。”

龍應台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台灣的時間不多了（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作為著名公知人物，這確實可以看作是一個信號：縱觀如今內外情勢，與龍應台素來的言論慣性，若不是玩笑話，該文實質上是在提醒：“台獨”的時間不多了。

否則，龍應台就不會礙於自己的格局，而看不見台灣來日方長的一面。

和平主張的核心毛病

龍文唯一具體的主張是：“隨着特朗普拋棄民主價值和美國的朋友，台灣必須立即展開一場嚴肅對話，討論如何在我們可以接受的條件下與中國大陸實現和平，而不是讓大國（美國）決定我們的未來。”

恰恰也是這段言論，暴露了最核心的問題：台灣首先是美國的棋子，也是美式全球產業鏈的中下游代工，從來不是什麼美國的朋友或者民主價值同盟。龍應台開篇引述“Ukraine today, Taiwan tomorrow”，恰恰説明哪怕是台灣的出租車司機還比她清醒認識到這一點。

其次，由於資本主義選舉民主制與政客操弄的遺習，台灣社會正捲入歇斯底里的大罷免運動。如何可能在此時讓嗜血的政客與魔怔的選民立即停工，讓數十年來被仇恨撕裂的台灣社會冷卻對立的熱情，來理性展開關於自己和子子孫孫未來命運的對話？

其三，曾幾何時，台灣人獨自決定過島嶼的未來命運？哪一次外力入侵是單獨針對台灣，而不是衝着中國大陸利益才來？大國決定台灣未來的哪一次歷史事件，不是與中國大陸的命運或遭遇息息相關？

因此，龍應台一文客觀上造成的提醒是：唯心主義“台獨”幻象的時間不多了。

沒有台灣獨自決定未來的歷史經驗

就歷史經驗來看，作為中國東南邊緣的大陸島，台灣並不曾有獨自決定前途的事實。

從史前時代到歷史時期，台灣的發展取決於中國大陸的發展，包括孫吳到隋唐宋元明。明末勢衰後，台灣命運的決定者是荷蘭殖民者、明鄭與清朝三方面，最終主導台灣的仍是中國大陸政權。

清末勢衰，人類進入“帝國主義世紀”，包括但不限於台灣的全中國都成為歐美日刀俎的魚肉。台灣官紳欲獨立於日帝的統治，於1895年5月成立不滿5個月的“台灣民主國”，年號“永清”。期間“感念列聖舊恩，仍應恭奉正朔，遙作屏籓，氣脈相通，無異中土”。

日殖台灣50年，自“據為島國，遙戴皇靈”的唐景崧、丘逢甲、劉永福等人抗日失敗後，台灣民眾因辛亥革命外溢影響而繼續武裝抗日數年。其後受到改良派梁啓超等人影響，台灣抗日改武鬥為文鬥，以延續漢文化與新思潮為責任。至1930年代中國全面抗日，許多進步青年從壓抑的殖民地台灣內渡大陸，共襄抗戰直至勝利。

台灣重歸祖國後，國共內戰疊加美蘇冷戰決定着台灣的命運。1990年代以後，台灣未改美國對華戰略前沿的角色，也未改變美式全球化產業代工的性質。21世紀以來，蔡、賴更以美國馬首是瞻，終於走到今日“時間不多”的處境，如何還可能自己決定未來？所謂民主選舉，也就是買辦資產階級的爭權遊戲而已。

歷史發展的經驗説明，所謂“台灣自決”只是政治大頭症幻滅前的精神抽搐。

2016年，龍應台在香港演講時，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周偉立説自己的啓蒙歌曲是《我的祖國》，現場齊聲高唱這首歌視頻截圖

資本主義選舉民主制的誤導

雖然歷史經驗證明，台灣前途取決於中國大陸的命運。但台灣的政治體制卻決定了它難以制定相應的策略，只能被動應對局勢變化。

而為這種低能體制保駕護航的，卻是上世紀遺留下來的“雙戰結構”。時至今日，綠營大罷免藍營“民代”的宣講內容，仍然使用“反共”語言來操控聽眾的情緒。當年始作俑者國民黨在台灣社會移植“反共”基因，才得以建構起來的國家機器，竟成為反噬國民黨的利器。

然而得益於選舉政治的綠營政客，為了選票只能採取對抗性極強的語言，從而限制長遠發展的考慮。每次選舉前，都有參選人渲染“抗中保台”來拉票，造成選後無法制定不對前言的兩岸政策。台灣作為一個選舉社會，選民經過這種反覆渲染以後，完成“智力窪地”閉環，稍一風吹草動即可被帶向“抗中保台”的風聲鶴唳。

蔡英文兩度當選台灣領導人，就是輕鬆操作2014年與2019年香港議題的成果。

偏偏不分藍綠的政客、媒體和公知，還十分吹噓這種每四年選舉一次的制度，毫不考慮制度性批量生產民粹的惡果。當民粹政治進一步惡化這個“智力窪地”，政商學媒都不敢也無法推動真正有利於長遠發展的政策，轉而傾向炒作意識形態、打擊對手。以至於任何想要推動兩岸和解的人物，必然被貼上“親中賣台”的標籤。

如今自食惡果，台灣配合美國對中國大陸脱鈎斷鏈的下場，就是被特朗普政府課以32%重税，卻毫無反制的條件。

外力介入是民選制度的另一個缺點。美、日等國可以透過媒體、智庫和政治資金，影響島內的選舉結果，以確保當選者符合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台灣的長遠發展。也就是説，台灣民選結果其實受制並服務於美國戰略，包括被迫吞下萊豬肉。

因此，只在短期選舉利益與外力干預之間擺盪的台灣民意，就像送給自己一份“台獨”幻象組成的愚人節禮物，只能內耗自愚，如何可能“立即展開一場嚴肅對話”？

外國棋子或棄子，沒有討價還價的權利

作為美國全球戰略的棋子，兩蔣“倚美反共”的最終下場，就是龍應台所謂1979年前夕痛苦意識到成為美國利益棄子的背刺感。而1990年代以來“倚美謀獨”的最終下場，只不過反覆證明美國朋友是致命的故事，何況台灣只是特朗普眼中的筆尖？

三十多年來，“倚美謀獨”政策已經把台灣推到無路可退的境地。美國當前的全球戰略已不再是“主動出擊”，而是轉向“利益最大化”。當維持對台政策的成本太高，或者有更重要的交易（比如與中方戰略談判）時，台灣當局的利益隨時可被作廢。龍應台投書正反映對這種現實的焦慮。

然而龍應台裝沒看見的是，台當局對中國大陸僵化的敵對政策，已使自身徹底喪失迴旋空間：島內政商學媒過去四十多年來拒絕接受“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卻也沒有提出更可行的替代方案。一旦國際環境變化時，台灣不僅無法自主調整，反而更加被動。

尤其被龍應台視而不見的是大陸民意。台當局“倚美謀獨”是對中華民族的背叛與傷害，在大陸廣大民眾的眼中已經臭名昭著、人人喊打，龍文卻不識相地呼籲“討論如何在我們可以接受的條件下與中國大陸實現和平”。問題是，台灣還有什麼條件不接受？

在國際制度與法理體系上，聯合國秘書處明確詮釋“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且一貫拒絕台灣以主體身份參與國際組織。1979年的《與台灣關係法》，恰恰説明美國不承認台灣為主權國家。使用台灣議題，只是作為美國製衡中方的棋子，而非幫助台灣獲得國際法下的主權正當性。

也就是説，在當前的國際體系中，台灣沒有作為“談判一方”的基本身份。龍應台主觀想象“由我們來決定和平相處的條件”，若非對制度現實的無知，便是對國際力量結構的選擇性失憶。當然，那也可能是她為閃避“反中”癲狂的“台獨”霸凌，而裝置的一支避雷針吧。

公知的語言範

除了歷史、制度和身份因素，決定了龍應台的“和解主張”不切實際；更關鍵的或許是龍應台本人的語言範兒，決定了她趾高氣揚的“和解主張”，只能是一次自曝心虛的避險投資。

比如説：“現在有一點很清楚：完全依賴美國，同時拒絕和對抗中國大陸，不再是可行的前進道路。”這話等於説她承認數十年來的“倚美謀獨”已經破產；然而，作為一名公知，在拒美求和的活路上，她曾經做過什麼正面貢獻？還是助推台灣往相反的死路？

龍應台説：“不先確保和平，就沒有民主。（There can be no democracy without first ensuring peace.）”彷彿民主是她文明排序的首位，高於和平，高於血濃於水，高於大國崛起。

然而在3月下旬，台灣當局拆散陸配家庭、違法脅迫3名陸配出境時，龍應台的民主擔當何在？台灣當局打壓言論自由、干涉新聞自由、違法恐嚇區桂芝工作權時，龍應台的文明標準何在？75名學者專家聯署“捍衞台灣民主法治與和平安全”聲明時，龍應台的公知勇氣何在？

2014年騙子帶傻子反對兩岸經貿來往時，龍應台以當局文化部門負責人的身份批評他們行動滿分、思想薄弱，卻何以被反唇相譏？傻子高度不信任中國大陸，不正是騙子操作“倚美謀獨”、“反中拒統”的後果？龍應台補強過傻子們的文化短板嗎？還是深固傻子們的思想偏見？

香港違法佔中時，龍應台呼應外部勢力批評大陸，説缺乏文明力量的國家崛起，得不到港台人心。難道，龍應台的文明定義，就是中國人必須臣服於民主自由的歐美秩序？

這使人想起她2006年那篇公開信——《請用文明來説服我》，民主如畫，一時多少公知。然而那篇文字滿分、思想薄弱的文章，承蒙陳映真以《文明與野蠻的辯證》揭開雙標、虛偽、無知的底色。難怪龍應台在廣州失竊時，就是“中國大陸人不文明”；而她在佛羅倫薩失竊時，就是“外國人需要那筆錢了”。

更早在2005年陳水扁搞“一邊一國”的背景下，連戰、宋楚瑜先後赴陸破冰時，龍應台發表《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營銷自由、民主和均富是台灣的核心價值。其實連戰那年大陸行，是台灣統左派前輩陳明忠先生忠告國民黨人負起歷史責任的成果，是為兩岸和平、為中華民族復興而和解的作為。

然而龍應台處心積慮營造台灣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文明、有別於中國大陸的價值。“我們台灣的所有人都希望捍衞我們珍視的自由。我們的分歧在於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是透過與中國大陸和解還是對抗。”在《紐約時報》對美西方精英讀者吐露這番話，究竟是表現兩岸和解的意圖？還是表達對“倚美謀獨”破產的不捨？

難怪龍文全篇的情調，好像一名怨婦控訴對美國變心的不滿，既有棄嬰的焦慮，又有棄婦的不甘。

騙子落幕，傻子上課

其實，台灣如今要統要“獨”或“不統不獨”，都已走到時不我予的地步。這是因為作為解決兩岸歷史和政治遺留的最佳路徑，和平統一的力量在台灣島上未曾居於主流地位，未曾主導台灣的資源與權力。儘管台灣作為中國歷史遺留問題的主體一方，但主流勢力卻不斷自外於中國，而終至錯失主動解決自身問題的機遇和正當性。

在逼近兩岸遺留問題最終解決的前夕，龍應台投書外媒承認台灣“倚美抗中”不可行，主張兩岸和解與和平。對比她過去20年來撕裂兩岸感情的所作所為，只能説，那篇文章不過是她基於極端情況前夕的一次避險投資罷了。

回顧2023年，賴清德在《華爾街日報》刊文否定“九二共識”，主訴“倚外謀獨”；郭台銘則在《華盛頓郵報》投書主張“一中框架”，排除美國介入，訴求兩岸直接和談。後者遭遇台灣主流媒體、尤其是親藍媒體的訕笑怒罵時，龍應台可曾説過什麼話？

如今才見“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這句話，不覺得太晚了嗎？

晚到的學生，就得補課。這是被公知耽誤思考的人，被歷史和政治遺留問題耽誤認識新世界的台灣人，重新認識“Taiwan has a long way to go”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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