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觀察所：“特朗普衝擊”不會再次得逞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心智觀察所】

“我的哲學，總統先生，是所有外國人都想坑我們，而我們的任務是先坑他們。”憑藉這句話，美國財政部長説服了總統對全球經濟施加了一次巨大的衝擊。用總統身邊一位幕僚的話來説，目標是引發“世界經濟的可控解體”。

這不是特朗普團隊在他們“解放日”關税狂潮前發生的事情，這是1971年，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John Connally）説的。他成功説服了尼克松在幾天後發動了臭名昭著的“尼克松衝擊”，標誌着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

二戰後建立的國際貨幣體系，美元與黃金掛鈎（35美元兑換1盎司黃金），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鈎，維持固定匯率。美國因越南戰爭、國內社會福利項目（如“偉大社會”計劃）導致財政赤字擴大，美元供應過剩。國際貿易失衡，美國貿易逆差增加，美元被高估。尼克松在電視講話中宣佈：關閉“黃金窗口”，美元不再與黃金直接掛鈎，對進口商品徵收10%臨時關税，改善美國貿易平衡，保護國內產業。

尼克松的一位顧問説：“世界經濟的可控解體是八十年代的合法目標。”此人正是後來的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通過利率增至3倍的加息造成的毀滅性打擊，他真的完成了世界經濟的可控解體。

保羅·沃爾克

如果説保羅·沃爾克最愛的詞是“利率”，特朗普最愛的詞就是“關税”。

但要通過關税實現沃爾克用利率實現的那種武器效果，特朗普面臨巨大障礙。正如希臘前財長瓦魯法基斯所分析的，尼克松的等效策略之所以奏效，是因為卡特總統任命沃爾克為美聯儲主席，並允許他不受阻礙地繼續尼克松計劃；之後里根總統在1987年任命艾倫·格林斯潘接替沃爾克，進一步加速了這一進程。今天美國的政治體系已經不支持這種程度的跨黨派合作。

即使本着“料敵從寬”的角度，假設特朗普再次可控解體世界經濟的計劃，在戰略上是有意義的，不是質疑者所認為的糟糕自殘行為，也必須要看到，特朗普想通過廣泛關税恢復美國製造業，還有許多“天時地利”不同往日的障礙。

最顯而易見的是當前美國製造業的局面，這個生硬的事實本身幾乎無解：在1950年代，美國私營部門約35%的就業崗位屬於製造業。如今，美國有1280萬個製造業崗位，佔私營部門就業的9.4%。即使美國製造業就業現在增加30%，其佔私營部門就業的比例也僅升至12%，遠低於歷史高點。美國的目標顯然不是重新開始生產自己的T恤，如果美國只是有針對性地投資高科技製造業（如半導體），即使做得非常成功，能帶來的製造業就業增加，也還是微不足道。

而從特朗普政策的出發點——也就是法律前提，和特朗普政策的最終目標對象——也就是他要“解放”或“挽救”的美國製造業勞動者兩個方面看，他都有難以克服的障礙。

特朗普政策的權力來源，通過IEEPA的法律授權，在國家緊急狀態下開啓對等關税，已經面臨美國本土的訴訟，如佛羅里達小企業主的起訴，後果難以預料。而在勞動力問題上，美國面臨的深層困境，並非製造業的就業機會，恰恰相反，是製造基礎設施和合格的製造業勞動力的匱乏，這意味着，重新開始生產自己的T恤對美國來説不是可選項。

全面貿易政策的法律障礙

先説特朗普政策的法律挑戰。很多人沒有意識到其中的嚴重性，那麼可以看看歐洲思想大家尤爾根・哈貝馬斯是怎麼説的。

哈貝馬斯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敏鋭地如此評價：“這場制度變革的政治走向最難預料——它表面上會保留已被架空的憲法，實際上卻在構建一種技術官僚與威權統治的混合體制。……這種新型威權統治與歷史上的法西斯截然不同。美國街頭看不到制服遊行，日常生活大體照舊——除了那些四年前受總統煽動衝擊國會、如今卻獲得赦免的叛亂者。”

就差説特朗普的統治是另一種法西斯了。為什麼哈貝馬斯會説美國憲法被架空呢？

IEEPA於1977年頒佈，旨在賦予美國總統在國家緊急狀態下監管國際經濟交易的廣泛權力，以應對“任何不尋常且特殊的威脅”對國家安全、經濟或外交政策的影響。然而，其立法目的明確指向特定危機——如外國侵略、經濟破壞或敵對實體的直接威脅——而非作為總統推行全面貿易政策的工具。

歷史上IEEPA從未被用於實施廣泛關税，而是被用於凍結資產（如卡特總統在伊朗人質危機期間的措施）或禁止與特定國家的貿易（如拜登政府對俄羅斯的禁運）。特朗普將貿易逆差和大多數國家的經濟行為定義為“國家緊急狀態”，並以此為由對幾乎所有貿易伙伴實施對等關税，顯然超出了IEEPA的文本授權和立法意圖。

IEEPA的措辭雖然寬泛，但並非無限。法律授權總統“處理”威脅，但並未明確賦予其通過關税重塑全球貿易體系的權力。特朗普利用該法律繞過了其他貿易法規（如《1974年貿易法》第232條和第301條）中規定的程序性要求，例如事實調查和國會監督。這種行為不僅削弱了法律的特定性，也挑戰了國會在貿易和税收領域的憲法權威。

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明確將貿易和税收的權力賦予國會，而非行政部門。特朗普通過IEEPA單方面實施對等關税，實質上是篡奪了國會的立法職能。這種行政越權與最高法院近年來通過“重大問題原則”對行政權力擴張的限制形成鮮明對比。該原則在《西弗吉尼亞訴環保署案》（2022年）中得到明確闡述，要求行政機構在處理具有“重大經濟和政治意義”的政策時，必須基於明確的國會授權。

特朗普的對等關税無疑屬於“重大問題”。關税導致美國股市損失3萬億美元，標普500公司41%的海外收入面臨威脅，消費者價格上升和就業崗位流失的風險加劇。這些影響遠遠超出了監管微調的範疇，而是對經濟結構的根本性重塑。然而，IEEPA並未明確授權總統以此方式干預貿易政策。關税政策“重塑全球貿易，可能使美國消費者損失數十億美元，並擾亂整個行業”，這與奧巴馬政府環保署試圖通過模糊法律重塑能源行業的行為如出一轍，而後者已被最高法院否決。

歷史上的司法先例表明，美國最高法院對行政部門在缺乏國會支持下的越權行為持懷疑態度。在《揚斯敦薄板與鋼管公司訴索耶案》（1952年）中，法院否決了杜魯門總統在未經國會授權的情況下接管鋼廠的決定，認為這侵犯了立法權。儘管特朗普的關税不像鋼廠接管那樣直接，但其通過緊急權力對貿易政策進行全面干預，同樣侵蝕了國會的憲法角色。

當前如佛羅里達小企業主已經發起的訴訟，可能成為檢驗特朗普關税合法性的關鍵。原告認為，特朗普利用IEEPA“繞過國會，篡奪其貿易權力”，並援引“重大問題原則”要求法院介入。如果此案上訴至最高法院，基於《西弗吉尼亞訴環保署案》等先例，法院很可能裁定特朗普的行動缺乏明確授權。IEEPA的寬泛措辭可能為靈活性提供空間，但“重大問題原則”在如此高風險的情況下要求具體性，而特朗普的政策顯然未能滿足這一標準。

勞動力短缺的深層困境

對於特朗普對等關税政策的最終目標，人們眾説紛紜，有觀點認為是為了解決日益龐大的財政赤字問題，但無論特朗普團隊的表態還是主流意見都不否認，關税政策被寄予厚望是意在通過貿易壁壘將製造業重新帶回美國，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但這一點上，特朗普註定要事與願違。

在勞動力問題上，美國面臨深層困境。供應鏈的複雜性、技能的缺失以及年輕一代對工廠工作的普遍抗拒，使得關税的宏偉目標幾乎成為空想。

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憑藉數十年的積累，形成了高效的供應鏈網絡。以蘋果iPhone為例，其零件來自40多個國家，核心部件多由中國大陸、台灣地區、韓國和日本供應，最終在中國的“iPhone城”鄭州完成組裝，數十萬工人蔘與其中。這種規模化、專業化的生產模式，是中國製造業的強項。

而美國卻恰恰相反，不僅缺乏類似的製造設施，更沒有能力迅速重建這一供應鏈。即使將部分生產轉移到北美地區，如墨西哥或加拿大，仍需依賴亞洲的零部件供應。要在美國本土實現從零到一的突破，至少需要三到五年時間，且這還是在資金無限的前提下的樂觀預測。

然而，比供應鏈更棘手的，是美國勞動力市場的現狀。美國的小企業主們普遍抱怨，他們有大量職位空缺卻無人問津。建築、運輸和製造業的空缺比例尤為驚人，分別高達56%、53%和47%。在美國，製造業的職位空缺已達到20年前的兩倍，工人短缺的嚴重程度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僅次於疫情時期。這種現象不僅源於數量不足，更在於質量的缺失。僱主們發現，能勝任工作、可靠且通過背景審查（如藥檢）的工人越來越少。

與此同時，美國的製造業工作仍需大量人工操作，例如組裝iPhone時佈線、塗膠和擰螺絲等環節，機器人尚無法完全取代。但美國年輕人對這些工作的興趣卻在減退。、數據顯示，與1980年代相比，美國25至54歲男性的勞動力參與率低了約5個百分點，意味着約350萬名適齡男性“消失”在就業市場中，尤其是25至34歲的年輕人，少了130萬。這種現象背後，有政府福利的“推手”：約17%

適齡男性依賴醫療補助，7.4%領取食品券，6.3%享受社會保障福利，許多人以殘疾為由退出工作。此外，還有不少年輕人靠父母支持，整日沉迷於電子遊戲或股票交易，自稱“自僱交易員”或“金融博主”，卻在股市波動時面臨生存危機。

勞動力問題的根源不僅在技能，更在文化觀念。美國年輕人，尤其是千禧一代和Z世代，對工廠工作普遍缺乏興趣。他們被教育認為資本主義具有“剝削性”，工廠流水線被視為低人一等的選擇。數據顯示，即使是社會學學士學位畢業生，失業率高達6.7%，年薪中位數僅4.5萬美元，而在汽車裝配線上工作，年薪可達10萬美元，但願意從事這類工作的年輕人寥寥無幾。美國的教育體系也加劇了這一問題。聯邦學生貸款資助了許多無實用價值的學位，如創意寫作或旅遊管理，卻不覆蓋學徒制培訓。許多年輕人耗費數年攻讀學位，卻在就業市場碰壁後不願“屈就”工廠工作。

結語

更深一層來看，在全球分工的現實中，各國根據比較優勢優化資源配置。強行“迴流”製造業不僅會導致效率損失，本身也不符合美國的勞動力資源稟賦。由於特朗普的關税目標忽視了美國在勞動力市場和供應鏈上的結構性劣勢，這種“解體世界經濟”和“迴流製造業”的過程，即便能夠發生，也會極不穩定，很容易反噬。

特朗普本身主觀的特點就是多變，無視規則、隨心所欲，而他宏大構想面臨的現實，是起點到終點都存在障礙的客觀局面，這自然又增加了本已巨大的不確定性，使得與特朗普進行談判或預判其政策未來的取向，越來越變得失去意義。

與堅持管住利率，抓住主要矛盾，思路非常清晰的“尼克松衝擊”相比，“特朗普衝擊”的不確定性對美國來説並非優勢，反而是戰略實現上的嚴重拖累。這種動盪不定的根本特性，是從“料敵從寬”出發的分析者也需要注意的。

妄圖謀求“解體世界”，用一次性的簡單辦法來解決自身的問題，即使能夠僥倖成功一次，實則也是在拖延問題，延緩問題的爆發而已。“特朗普衝擊”不會像“尼克松衝擊”那樣再次得逞的。

對美國製造業的勞動者來説，貿易與全球化從來不是唯一的問題，問題至少還包括：人工智能、自動化和機器人技術的發展，華爾街資本逐利與短期主義的利潤指引，教育系統的不適應與文化觀念上對工廠工作的鄙視，藍領工人收入停滯與貧富差距擴大……這些都是需要對內改革，久久為功才能逐步改善的。

作為對比，東方大國的回應“辦好自己的事”就格外值得尋味。東方大國也在困境中謀求新經濟，希望通過新質生產力，通過新興行業，重新調整、匹配自己的經濟結構。求諸於己所以穩，求諸於外所以蕩，“東穩西蕩”的格局，已經越來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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