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華：蔣介石對抗日的心理變化，毛澤東把握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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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為紀念這個偉大勝利，我們在觀察者網開設專題視頻節目——寶塔山下的制勝法寶，一起學習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文/王立華】
第一部分：扭轉歷史車輪
十八、放走蔣介石之後的戰與和
這一節的主題是：放走蔣介石之後的戰與和。
張學良放走蔣介石，尤其是他親自送蔣介石到南京後，關鍵人物掌控在南京手裏，雙方的砝碼和主動權易位，蔣介石會善罷甘休嗎？這讓西安事變的前景撲朔迷離。
蔣介石一到洛陽就手諭張學良，要他立即釋放衞立煌、陳誠、蔣鼎文、陳調元4個人，還有幾十架被扣的新式戰機。張學良立即電告楊虎城照辦。楊虎城與王以哲、周恩來商量，既然蔣介石都放走了，再扣其他人已經沒有意義，不如索性一起放了。當時也有人主張，等張學良回來後再釋放，但這個意見沒有得到採納，到27日下午就都放走了。
張學良臨走時説：如無其他變化，爭取兩三天之內回來，最遲也不超過5天，但他沒想到一到南京就被軟禁起來，而且還要處理他。蔣介石通過宋子文暗示張學良，應有來京請罪的書面表示，張學良馬上寫了請罪信，蔣介石拿到後，立即導演了“審張”“判張”“赦張”“管束張”等把戲。
審判過程張學良很配合，但在結束時張辯白説：西安事變是為了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是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不抗日表示不滿。審判長制止他説：“‘九·一八’事變的時候是你不抗日，失掉東北，現在沒問你這些問題，你不要講了。”張學良很激憤地説：“我一定要講這些問題，現在是我最後講話的時候，我一定要講！”説到這裏，他從懷裏掏出一個小皮包，把“九·一八”事變蔣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那份電報拿出來當庭宣讀，並且説：“究竟是誰不抗日，現在我在法庭上要説清楚。”審判長怕他講出更多的話，立即宣告審問終結。審問用了約20分鐘，判張學良有期徒刑10年准予特赦，但又加了個“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哪想到，這一管束就是一輩子。[1]
蔣介石扣留張學良後，立即着手瓦解西北地區的“三位一體”。他的策略是軍事壓迫和政治分化同步，先是推翻他離陝時把西北軍政交張、楊負責的口頭承諾，任命嫡系將領顧祝同為西安行營主任，綜理陝、甘、青、寧軍事。又把幾十萬嫡系部隊調入陝西並佔據隴海路沿線的要害地帶，擺出夾擊西安之勢。但只是要他們一切準備好，不能隨便開火打仗。
面對這種複雜局面，毛主席是如何認識和把握的呢？
蔣介石放走當天，毛主席要求彭德懷、任弼時把紅軍野戰軍速開到咸陽集中，安排在顧祝同集結於天水等地的西集團和劉峙集結於潼關等地的東集團之間，對東北軍、西北軍則處在其外側。建議東北軍和西北軍做好軍事準備，均以富縣、甘泉等地為總後方，以慶陽、曲子等地為第二後方，先搬最重要物品，為避飛機，不置於城市而置於農村，靠近蘇區萬無一失。但決不動搖以西安為中心持久作戰、奮鬥到底的決心。
敵強我弱，必須做好最壞準備，保不住底線什麼目的也達不到。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指出：我們過去估計西安事變帶有革命性是對的，如果它沒有革命性便不會有這樣好的結果。西安事變促進了國共合作，是劃時代的轉變，是新階段的開始。
蔣介石對抗日的動搖是否最後結束了呢？毛主席把他從動搖到不動搖看成一個過程，認為現在還只能説是結束的開始，我們要動員一切力量結束他的動搖。我們在西安事變中實際地取得了領導地位，應利用這一有利形勢開展全國局面，把紅軍擴大起來，與張、楊更加團結，成為抗日的核心。具體策略是推動左派，爭取中派，打擊右派。
面對蔣介石正在調兵遣將，毛主席卻認為：“關於內戰是否結束？我們應該説基本上是結束了。至於前途，不是內戰或是抗日的問題，而是抗日迅速或遲緩的問題。”[2]
毛主席對蔣介石的心理活動本質、對歷史規律的把握，非常準確，非常有預見性。這對澄清大家的思想霧霾，堅定方向和信心是很及時的。
當然，光明的前途不是等來的。毛主席講：現在蔣介石已經承認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但並沒有簽字。蔣介石簽字當然好，但簽了字這個人也會賴着不執行啊，就是不簽字，迫於形勢，他也有可能執行。究竟執行不執行呢？這就要全國人民進一步努力，逼迫蔣介石執行。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可能都是順利的，都要有一定的壓力才能成功 。[3]
這是歷史唯物主義思想方法，不迷信蔣介石表面上的承諾，也不能幻想他會自覺履行諾言，而是寄希望於全國人民。形勢比人強，保持強大的壓迫力量，蔣介石才不敢改變。尤其要改變蔣介石這樣的人物和這樣一個統治集團，不會順利達到目的，必須保持並持續造成壓迫的形勢。
蔣介石剛離開西安，馬上就發表聲明，説西安事變是因為受反動派包圍等，態度上明顯在往後退。我們很快就發表聲明指出，蔣氏如欲在抗日問題上徘徊，推遲其諾言的實踐，則全國人的革命浪潮勢將席捲蔣氏以去。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引用孔子的話：人如果失去了信用或不講信用，不知道他還可以做什麼？尤其是一個政治家，如果言而無信，無異於政治流氓，還有誰敢相信他的話呢？
毛主席還以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名義，發表號召和平、停止內戰的通電，堅決要求南京當局立刻下令停止對西安方面的軍事行動，肅清親日派。
與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讓他速與陳立夫接洽，表示共產黨與紅軍願與陳立夫、宋子文、孫科、馮玉祥這些抗日派商洽團結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團結起來制裁親日派的禍國陰謀。
西安的楊虎城、于學忠等也發表通電，質疑南京調兵西進，表示如果不能對內和平對外抗日，唯有起而周旋，至死無悔。
此外，毛主席還電告在西安的周恩來和博古：目前中心在堅決備戰，不為南京和平空氣所鬆懈。如此幹法才能求得和平，廣西前事可證。[4]不久前的兩廣事變，蔣介石通過分化收買搞垮了廣東勢力，又要將李宗仁、白崇禧調離廣西，李、白不同意，動員軍隊進行武力準備，最後蔣介石被迫作罷。對付蔣介石必須做好軍事鬥爭準備，他才不敢肆無忌憚。
應楊虎城的要求，毛主席還命令紅軍主力開到三原一帶，並有一部開到南山、藍田一帶，威脅中央軍的側翼，全力支援東北軍和十七路軍。[5]
如果蔣介石決心開戰怎麼辦？毛主席也有方案准備：[6]留二方面軍在渭北策應友軍在內線作戰，紅軍主力跳到外線作戰，進行戰略上的配合。主力分三步出擊：第一步出商洛（商縣、洛南），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漢路。通過這幾步打到他的後方，改變整個局勢，分化南京，迫蔣就範。但目前還不出動，爭取在西安附近的三原、咸陽多休息幾天，不致和平被敵人破壞。因為基本方針還是力主和平，拉攏蔣、宋，策動國內各派各界輿論，策動英美，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開火。[7]
對南京的方針是分化他們，不讓親日派佔上風。我們着重要求南京撤兵釋張和平解決，攻擊的鋒芒放在少數親日派身上，在對內和平、對外抗戰的基礎上，用全力贊助蔣。把主戰責任放在何應欽一人身上，以留轉圜餘地。[8]
其實，內戰打起來對蔣介石也十分不利。因為，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華北的韓復榘、宋哲元，四川劉湘、山西閻錫山等都不穩，汪精衞回國後內部鬥爭更趨激烈，張學良親自把蔣介石送回南京，已經是仁至義盡，東北軍、十七路軍有紅軍做後盾也不好打。[9]全國各界、各地通電堅決反對內戰。在這樣的大勢下，和平解決的趨勢已漸明顯。雙方擺好打的陣勢，也是以軍事手段爭取有利條件。
當然，即便談也是明槍暗箭，蔣介石很快就出招了。
南京方面提出兩個方案：甲案是中央軍進駐西安，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撤至陝西西部和甘肅一帶，紅軍仍返陝北，陝西省政府主席委十七路軍方面的人充任；乙案是中央軍進駐西安和關中，東北軍移駐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軍移駐甘肅，紅軍仍返陝北，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東北軍方面的人充任，甘肅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軍方面的人充任。[10]
這兩個方案暗藏玄機。相同要求是中央軍進駐西安，紅軍回陝北。不同要求是：接受甲案，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仍靠攏在一起，“三位一體”不致解體，但只讓十七路軍當陝西省主席，東北軍沒有考慮主席人選；接受乙案，東北軍可移駐較富庶的地區，可以當安徽省主席，十七路軍到甘肅去，可以當甘肅省主席，但“三位一體”自然瓦解。
蔣介石給楊虎城寫信，勸他接受甲案，用他當陝西省主席；而何應欽又給王以哲、何柱國寫信，勸他們接受乙案，駐軍好地方，還有一個主席職位。張、楊內部由此分化：十七路軍主張接受甲案；東北軍高級將領雖然公開表示接受甲案，但暗中卻想接受乙案。
但都認為，最主要的是張學良返回西安，否則其他問題無從談起，尤其東北軍少壯派主張先救張學良回來。楊虎城派李志剛和東北軍代表鮑文樾去南京，要求張學良返回西安。[11]蔣介石説：張漢卿來京以後，他自己不願意回去，你們也不要強迫他回去。然後故意冷淡東北軍代表，向李志剛暗示與他單獨再作一次談話，把鮑文樾氣得獨自先走了。當晚，東北軍一批青年軍官向周恩來提出，只要蔣介石不放張學良，就同南京決一死戰，並表示對東北軍高級將領主張和平解決十分不滿。[12]
蔣介石與李志剛談話後，讓帶回一封給楊虎城的親筆信。李回西安一下飛機，就遭到東北軍檢查，把蔣介石的信搜出來了。楊虎城得知情況後，馬上召集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軍政人員開會，公開宣讀蔣介石的信，又讓李志剛報告與蔣會談情況。蔣信中要把東北軍撥歸楊虎城管，要把他們分開駐防，還要孫蔚如就陝西省主席職，不要做戰爭打算等。東北軍到會人員聽後罵蔣介石背信棄義，也明白蔣介石是想分化他們。
他們決定讓李志剛再去談，接受甲案。李志剛到奉化後又提出讓張學良回西安，蔣介石説：“我在西安上飛機時，張漢卿要送我到南京來，我勸他不要來，他不聽，一定要來，我也只好聽他來。他現在也住在這裏，這一次你可以見見他，你問他是不是這樣。他來南京的時候，由他也由我。但他來到南京以後，要想回去，就不能由他，也不能由我了。”
張學良住在雪竇寺，李志剛與他3次吃飯，但有兩次戴笠陪着，不好講什麼，唯有一次戴笠不在，李志剛把西安堅決要求他回去及蔣的回答告訴張。張説：“蔣是不會讓我回去的，我回去會增加他不喜歡的力量。請告訴虎城多容忍，要團結。除非爆發全面抗日，東北軍還在，並能在東北戰場上發揮一定作用時，我或者有可能出去，否則我是出不去的。”
1937年，張學良與原配夫人于鳳至在雪竇山
晚年的張學良與趙一荻在台北北投寓所
應當説，張學良的估計是對的。只要西安三方多容忍，團結一致，對西北局勢的發展有利，他自己也有希望出來。
1月底，雙方就甲案討價還價後達成協議，東北軍開始從前線撤軍。
但歷史發展往往出乎意料，想走進這扇門卻推開了另一扇門。
因為張學良暫時回不來，西安內部主和、主戰的分歧不斷發展。1月20日，應德田、孫銘九等發起簽名運動，要求不惜開戰營救張學良，100多位團以上軍官簽了名，師長們包括有的軍長也簽名同意。周恩來等反覆做説服工作，包括彭德懷、任弼時等也到西安開座談會，講打仗並不利於張先生回來，打仗會引起更混亂的局面等，但思想還是統一不起來。[13]1月27日，張聞天也秘密到西安，與周恩來、博古商討解決內戰危機問題。
毛主席給他們致電指出：無論從哪一方面説，主要地從政治方面説，均應對南京讓步。全力説服左派實行撤兵（將渭河南岸部隊撤到北岸）。還特別對周恩來、博古強調：請以紅軍代表資格正式向左派申言，為大局計應即撤兵。
但在當日晚上，少壯派的應德田、孫銘九、苗劍秋等50餘人向周恩來請願，認為張學良不回來，東北軍必然會瓦解，要求紅軍支持堅決要求張先生回來的主張，支持堅決不撤兵的主張，如果蔣軍進逼，請紅軍全力幫助打垮蔣軍進攻。周恩來對他們説，要求張先生回來的方法很多，不一定要用打仗的方法，打起仗來容易造成更混亂的局面。苗劍秋流淚大哭説：你們不幫助，我們也要打，是否你們就看着我們讓蔣介石消滅掉？甚至説：你們不幫助我們打仗，咱們就先破裂。孫銘九一面哭，一面跪在周恩來面前不起來，一直到後半夜。[14]
在少壯派的提議下，1月29日，東北軍團以上軍官和主要幕僚40多人又在渭南舉行會議，王以哲因病未出席，董英斌主持。何柱國首先發言堅持主和，應德田等堅持反對和平解決，堅持要張學良回來再定。最後通過的決議是：在張副司令回來前決不撤兵，中央軍如再進逼不惜一戰。到會的全體軍官在決議上籤了名。少壯派甚至擬定了一份暗殺主和派的名單。
楊虎城思想很矛盾，對前途比較悲觀。他對南漢宸説：張漢卿主張和平解決並親自送蔣到南京，現在差不多可以看出來了，回來希望不大，張的犧牲是差不多了。共產黨主張和平，可以同國民黨、蔣介石分庭抗禮，我是蔣介石的部下，蔣的為人是睚眥必報的，和平解決以後，叫我怎樣對付蔣！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犧牲我。[15]
西安事變後，被迫出洋的楊虎城一家
得知這種情況後，毛主席給周恩來、博古發電説：楊説願意做我們政策犧牲品，應向他説明此政策非我們的，乃張、楊與我們共同的。要提醒他對整個政治前途之自信心，對其他高級幹部亦然，經過他們去提醒中級幹部，認識自己的前途，並説明我們與他們始終願在一起，為和平統一禦侮救亡之總方針而奮鬥。撤兵後蔣如食言進攻，彼時曲在蔣，我們則為最後自衞而戰，國人當同情，我們現在作戰則失去國人同情。對東北軍宜以張漢卿主張和平解決電為根據説話，説明張之意見是正確的。
由於東北軍形成主戰決議，還要求紅軍協同作戰。1月30日，周恩來和博古、葉劍英從西安到雲陽鎮紅軍司令部，同張聞天、彭德懷、任弼時等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對策。會後致電毛澤東、朱德、張國燾説：本黨主張未能説服西安左派，也未能使楊虎城及穩健派同意，他們不論紅軍參戰與否均主抗戰。我們現在只有兩個方案：或者友軍打我們不參加，因此同友軍完全處於對立地位；或者我們同他們一同打。我們在力求和平中仍不願與友軍處於對立地位，使友軍變成敵軍。
因此，我們今天只有同他們一同打，在打的過程中仍同南京談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敗則使友軍從實際經驗中相信我們的和平主張，在更不利條件下接受和平。[16]
當日24時毛主席和朱德、張國燾答覆：一、和平是我們基本方針，也是張、楊的基本方針；二、我們與張、楊是三位一體，應當同進退；三、向張、楊表示我們不單獨行動，協助他們爭取更有利條件。第二天毛主席又發電強調：我們與張、楊兩部應取進則同進、退則同退之方針，即打亦不至基本妨礙我們方針，無論打勝打敗，結果仍是講和，但對張、楊兩部影響較好。當然在打之前，力爭張回，而免去打。[17]
周恩來收到回電後，立即將我們的決定告訴楊虎城和東北軍。周恩來説：“只要你們團結一致，意見一致，我們決不會對不起張先生，決不會對不起你們兩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內，我們一定全力支持你們。”[18]葉劍英還同兩軍參謀人員具體研究了軍事部署和作戰計劃。[19]
但問題在於，東北軍內部的尖鋭對立已經無法彌和。
王以哲、何柱國等認為，主戰是少壯派鼓動起來的，不願執行。於是派飛機去蘭州把于學忠接到西安，因為他是張學良臨走時指定的東北軍最高負責人。于學忠到西安後，王以哲、何柱國對他説，應當主和，不能主戰；少壯派對他説，應當主戰，不能主和。當晚在王以哲家中開會，楊虎城、于學忠、王以哲、何柱國、周恩來三個方面的代表參加，少壯派在屋外旁聽，最後決定和戰大計。
王以哲（1896-1937）
楊虎城要周恩來先説，周説我們以你們的意見為意見，還是請你們先講。大家你推我我推你拖了一點多鐘，最後楊虎城逼着于學忠先説。于學忠説還是應該和平解決。就目前的形勢講，打仗不但不能把張先生打回來，恐怕還更害了張先生。軍事形勢已成內外夾擊、腹背受敵之勢，要打也不能打，因此不應該打仗。于學忠講后王以哲、何柱國都同意。
楊虎城説，從道義上講應該主戰，從利害上講應該主和，東北方面既是主和，那麼我們還是實行談妥的方案和平解決吧。
楊虎城最後問周恩來的意見。周説，我們原來是堅決主張和平解決的，你們兩方有許多人堅決主戰，我們為了團結，可以保留我們原來的主張。現在你們兩方一致主和，我們當然是贊同的。周恩來強調：“不過請你們要注意內部的團結和設法説服你們的部下，否則恐怕還會發生問題。”[20]這個提醒極其重要，但沒想到不幸言中！
決定主和讓少壯派想不通，他們認為是王以哲、何柱國破壞的結果。兩天後的2月2日突然下手，衞士營一批軍人闖入王以哲住宅將王打死，何柱國躲在楊虎城公館才逃過。當天下午，他們起草了全線即日出擊的作戰命令，送楊虎城和于學忠簽發。
少壯派原以為殺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同中央軍打仗救回張學良，沒想到事與願違，駐防渭南的東北軍得到消息後，反而調轉槍口向西安開進，聲稱要為王以哲報仇，要求孫銘九等必須離開西安。
這種局面讓應德田、孫銘九、苗劍秋等不知所措，他們沒有辦法控制形勢了，提出3個解決辦法：一是引咎自戕；二是自首投案，聽憑處理；三是把他們送到紅軍去。發動西安事變他們是骨幹，錯誤殺害王以哲動機是救張學良，能隨便犧牲他們嗎？儘管原因複雜，但我們也有缺點，就是對他們領導不夠。[21]周恩來決定不避袒護他們的嫌疑，把他們送到雲陽紅軍駐地，楊虎城用武力迫使孫銘九衞隊團撤出西安。因此不但保住了這幾個人的性命，也避免了東北軍內部一場大規模的自相殘殺。[22]
“二二事件”造成東北軍分裂和內訌，瓦解了“三位一體”，決定性地削弱了同南京談判和營救張學良的力量。南京方面乘機提出比乙案更不利的辦法，各路中央軍進入西安；東北軍東開到豫南、皖北、蘇北等地，縮編為4個軍互不統屬，安徽省省長不給了；十七路軍改編為三十八軍，孫蔚如兼陝西省主席，但很快就被拿掉了；張學良再也回不來了，楊虎城被迫出洋。
三位一體不復存在，黨和紅軍如何走向光明前途呢？好在主要矛盾方向我們牢牢把握住了，抗日救亡大勢不可逆轉，蔣介石沒敢再打內戰。如馮玉祥所説：他還有臉再打內戰嗎？我看他再也打不下去了。[23]
[1]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30-234頁。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23頁。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33頁。
[4]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版，第640頁。
[5]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37頁。
[6]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版，第640-641頁。
[7]《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779頁。
[8]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9卷，潤東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104頁。
[9]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34-235頁。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380頁。
[11]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39-246頁。
[12]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研究室1998年版，第353頁。
[13]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47-251頁。
[14]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53-254頁。
[15]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52頁。
[16]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張聞天年譜（1900-1976）》，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21-422頁。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49頁。
[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頁。
[19]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史》，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6486頁。
[20]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55-257頁。
[2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頁。
[22]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58-259頁。
[23]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回憶錄（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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