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肖：特朗普大大低估了拆解中國供應鏈的難度，但他也抓住了一些趨勢-沃爾夫岡•明肖

【文/沃爾夫岡·明肖，翻譯/鯨生】

當本月初唐納德·特朗普在白宮玫瑰園的記者會上掀起關税風暴時，他特意邀請了一位底特律的退休汽車工人登上講台。來自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的布萊恩·潘尼貝克（Brian Pannebecker）表示：“我目睹底特律及周邊大都會區一座又一座工廠接連關閉。”他認為，特朗普的政策將讓這些工廠重獲新生。

潘尼貝克代表着特朗普支持者陣營的一個關鍵羣體，他對美國工業衰落的觀察完全準確。但他錯就錯在相信特朗普能解決問題。特朗普的政策無疑會吸引企業迴流美國，但這些企業既不會僱傭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的成員，也不會提供該羣體期待的工作。會有製造業迴歸——但絕非潘尼貝克所熟悉的那種製造業。

美國底特律等地的遭遇，源自經濟學最強大的一條理論——大衞·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嚴重的實踐偏差。簡而言之，該理論主張各國應主動放棄自己擅長的領域，轉而專攻更具優勢的產業。這正是美英制造業外流的理論依據，也是底特律汽車工廠走向沒落、中德兩國製造業崛起的深層原因。

當地時間4月2日，特朗普宣佈關税將會“讓工作與工廠大量回歸美國”。 視頻截圖

但該理論存在一個大問題：忽視了潘尼貝克這樣的羣體。李嘉圖在宏觀層面是正確的——全球化贏家的收益遠超輸家的損失。但在政治博弈中，輸家的數量遠超贏家才是關鍵問題。用統計學的語言來説：經濟學家關注平均收入或總收入，而政治關注的是中位數收入。因為決定選舉走向的正是中位數所代表的那部分選民。

診斷超級全球化的弊病並非難事，難處在於規劃未來的方向。我們正身處一個由九年間簽署的貿易協定構建的世界：1992年美加墨簽署的北美自貿協定拉開序幕；1995年世貿組織的成立是承前啓後；2001年中國入世作為收官落幕。這些變革帶來全球貿易的大爆發，在美國則引發了產業離岸外包潮。如今二十餘年過去，全球工業的版圖早已面目全非。

傳統的工業模式是接收鋼材、塑料等原材料（即潘尼貝克所指的“產品”），加工為成品出廠。當時的工廠動輒僱傭成千上萬名工人。如果你居住在英格蘭東北部的斯肯索普（Scunthorpe），你有很大的概率是一名鋼鐵工人或工人家屬；在1960年代的底特律，人們要麼從事汽車製造，要麼是音樂人。

全球化不僅推動企業撤離美英，更徹底改變了工業企業的運作模式。現代製造企業已經與傳統工廠大相徑庭，前者更像是全球供應鏈的網絡節點，而非擁有廠房和工人食堂的實體企業。西歐的製造企業從中國（近年來也從俄羅斯）採購原料，從東歐和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獲得生產流程所需的中間產品。人們在德國看到的許多工廠僅僅是總裝車間，其主要任務是給一件件成品貼上“德國製造”的標籤。

對於捷豹、路虎、奧迪、保時捷等在美國銷售卻無本土工廠的歐洲車企來説，白宮玫瑰園記者會後的他們將何去何從？為了規避關税就需要在美建廠，這意味着重構整個供應鏈體系。部分企業會這樣做，但多數難以做到。

供應鏈革命是過去三十年來工業領域的最重大變革。而即將到來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將是另一場全新的大變革。工業1.0是指18世紀末的機械革命，2.0是流水線生產的革命，3.0代表數字革命，4.0則是以智能工廠為標誌的工業全面數字化革命。

理解智能工廠需要聯繫物聯網的概念——將實體物品接入數字網絡。想象一個能自動識別儲藏食品保質期的智能冰箱，再將此概念移植到工業領域：由機器人運作、佈滿即時通訊的傳感器的智能工廠。它們依然需要原材料才能造出東西，但對複雜全球供應鏈的依賴將會降低。這正是各國（不僅是特朗普政府）競相爭奪鋰礦、稀土等關鍵原材料的根本原因。

美國前財長、美聯儲前主席耶倫4月14日接受採訪表示，通過關税促進美國製造業迴流是“白日夢”。 視頻截圖

然而真正區分工業4.0與前幾代工業革命的是對海量數據的依賴。這些數據需要在能耗驚人的數據中心儲存與處理，而目前只有中美兩國具備大規模建設此類設施的能力。這還需要新一代移動通信技術——即6G網絡——才能將工廠傳感器採集的數據傳輸至數據中心。這些數據中心需要廉價能源的供應，並配備具備數字能力素養的監管團隊。新型工廠依然會僱傭人力資源，但員工的教育背景會更接近今天的硅谷科技從業者，而非潘尼貝克及其前同事那樣的傳統產業工人。

在全球所有國家中，中國在工業4.0領域的優勢地位無可匹敵。美國或許能躋身這一行列，但歐洲人已然無可救藥地落後。當歐洲還在艱難推進5G移動通信網絡建設時，中國已經着手研發6G技術。中國政府近期批准在雅魯藏布江修建巨型水電站，其設計發電能力達60吉瓦，約相當於德國全國的年均用電總量。其發電量將是迄今全球最大水電站——三峽大壩的三倍左右。

一個關注實現“淨零排放”的歐洲註定無法參與這場競爭。比方説，作為全球供應鏈革命曾經的最大贏家之一，德國已經失去了廉價能源優勢——特別是在決定關閉核電站、主動切斷來自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之後。儘管核聚變技術可能改變局面，但這仍需要數十年時間。工業4.0時代不會等那麼久，在水電站、美國頁岩氣、核能以及天然氣的供能下，它將很快到來。如果説，有哪個西方國家真正有實力抓住工業4.0的商業機遇，那隻能是特朗普時代的美國。

筆者發現，不斷斷言特朗普的政策註定失敗的宏觀經濟學家及評論人士中，普遍存在着一廂情願的思維定式。正如德國詩人克里斯蒂安·莫根施特恩（Christian Morgenstern）曾寫道：“凡不應存在的，便無法存續。”對於特朗普的做法能否成功，筆者持開放態度。但若他最終成功，筆者確信這將震驚全世界。

特朗普最可能成功的方式正是走工業4.0的道路。而他的批評者幾乎從未關注這個戰略場景，尤其是對那些主要關注關税對GDP影響的經濟學家而言。他們的思維侷限可能誘導人們得出錯誤的結論。正如筆者本人也是在看到英國就業和養老金部（DWP）發佈的一份冷門數據後，才真正理解英國脱歐的經濟動因——數據顯示，2016公投前10年間，英國選民的實際可支配收入中位數持續下降。若僅盯着GDP、失業率等常規官方指標，將根本無從察覺這些深層變化。深受李嘉圖理論薰陶的西方經濟學界即未能預見脱歐的發生，也沒有覺察全球化的逆流。

特朗普或許大大低估了拆解全球供應鏈的難度，他的關税手段也十分粗暴。但筆者認為他抓住了某些趨勢。正如喬·拜登那個名稱具有誤導性的大規模補貼計劃——《通貨膨脹削減法案》實質是吸引全球產業向美國轉移。部分企業已經開始行動：蘋果公司宣佈將擴大在美生產，台積電、製藥巨頭禮來公司也做出類似表態。但傳統工業不會迴歸，那些工會組織下的車間工人羣體已經成為歷史。

潘尼貝克帶領了20名前同事參加特朗普在玫瑰園舉行的“解放日”演講。其中一位第三代汽車工人克里斯·維塔爾（Chris Vitale）向《底特律新聞》坦言，去工業化掏空了自己生活的社區。這正是特朗普當選的原因。但就算他成功引導產業迴流美國，筆者懷疑，維塔爾的社區依然難逃持續衰落的命運。

（原文發佈在英國評論網站UnHerd，原標題：“美國的汽車製造業工作不會回來。”譯文有刪節，僅供讀者參考，不代表觀察者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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