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結果揭曉

微信公眾號“國家文物局”消息，4月23日至24日，由中國文物報社、中國考古學會主辦的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會在京舉行。經項目彙報會、綜合評議，最終評委投票選出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喬雲飛宣佈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羣、浙江仙居下湯遺址、甘肅臨洮寺窪遺址、西藏康馬瑪不錯遺址、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陝西寶雞周原遺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雲南晉寧河泊所遺址、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等十個項目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弘揚，2024年一如既往地重視和關心文物考古工作。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體學習時，就建設文化強國、健全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體制機制提出明確要求。在地方調研期間，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了麥積山石窟、寶雞青銅器博物院、雲夢縣博物館等文博單位，強調要深入推進考古等工作。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就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作出戰略部署，指引文物考古事業奮進新徵程。

喬雲飛表示，2024年中國考古趁勢而為、砥礪前行。三部委聯合發文加強考古和大遺址保護用地保障，中外聯合考古專項規劃、《推進考古研學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印發。過去一年，國家文物局批覆實施1740項考古發掘項目，18個“考古中國”在研項目統籌推進，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階段即將結項，夏商文明研究工程正式啓動，考古工作影響力持續提升。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項目，是過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突出代表，涵蓋了人類起源、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過程、夏商周考古、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佛教考古等多個領域，進一步實證中華文明突出特性。

終評會評委通過抽籤方式從評審委員會專家庫中隨機抽取產生，21位評委分別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北京大學等單位。本屆推介活動共收到30個參評考古項目，經過初評、終評等環節選出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按年代早晚排列）

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羣

發掘單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

項目負責人：鄭喆軒

基本情況

東亞現代人的由來是學術界與公眾聚焦的熱點問題，以四川省資陽市濛溪河遺址為代表的濛溪河遺址羣，為揭開這個謎題提供了系統性全新證據。

濛溪河遺址羣第一地點（即濛溪河遺址）發現於2021年，面積約1.2萬平方米。經國家文物局批准，2022年至202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開展考古發掘，共發掘300平方米，其中2024年發掘面積50平方米，已累計出土編號石器、化石標本1.51萬件，大中型木質遺物0.21萬件，收集各類土樣1.79萬份（已浮選1.27萬份），挑選植物種子及果實等6.22萬件，石製品與化石碎屑20.2萬件。同步調查確認了包含86個遺址點的濛溪河文化類型的遺址羣，廣泛分佈在沱江和涪江流域的淺丘地貌區，其文化面貌是以硅化木為主要石器原料，製作以刮削器為主的小型石器組合為；並同步發現硅化木原料點120餘處。

考古隊堅持問題導向和保護同步，聯合國內外權威專家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其中測年顯示遺址處在距今8萬~6萬年，是現代人演化的關鍵階段；同時，遺址飽水的埋藏環境極為罕見地保存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遠古社會，是國際罕見的同時包含豐富石器、動物與植物遺存的“全科型”遺址，是現代人起源擴散階段唯一發現有豐富植物的遺址，並確認了系列國內國際最早階段的行為現代性證據。

浙江仙居下湯遺址

發掘單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仙居縣文化遺產保護中心

項目負責人：仲召兵

基本情況

下湯遺址位於浙江省台州市仙居縣橫溪鎮下湯村。遺址坐落在靈江上游一處盆地中央的自然台地上，高出周邊農田1~2米，東西臨水，南距靈江約2公里。

遺址發現於1984年；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其進行勘探；2018年，進行正式考古發掘；2023年，納入“考古中國——長江中下游早期稻作農業社會的形成研究”課題，目前累計發掘面積2250平方米。

歷年的工作表明，下湯遺址為一處重要的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遺址平面呈不規則圓形，面積約3萬平方米，文化層堆積厚達2.5米，包含上山文化、跨湖橋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四個階段，遺址絕對年代約BP9300~BP4000年。

考古揭示了距今9000年前後下湯遺址上山文化中晚期中心台地、外圍人工土台、環壕的三重聚落結構及其動態發展過程。遺蹟現象豐富完備，包括環壕、人工土台、器物坑、灰坑、房址、墓葬、食物加工場、紅燒土“廣場”遺蹟，溝槽、溝渠、道路等，初步勾勒了下湯遠古村落的生活圖景。

甘肅臨洮寺窪遺址

發掘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項目負責人：郭志委

基本情況

馬家窯文化是黃河上游最重要的考古學文化之一，主要分佈在黃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湟水、渭河一帶，範圍涉及今甘、青、寧、川、陝等省區，以彩陶生產和使用為鮮明特色，距今約5000至4000年。馬家窯文化創造了史前彩陶藝術的巔峯，對中華文明產生了持久且深遠的影響，其考古工作在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中具有填補西北地區空白的重要意義。

寺窪遺址位於甘肅省定西市臨洮縣寺窪山村，為寺窪文化命名地。遺址西靠九龍山，面向洮河，面積約200萬平方米。1924年，安特生首次發現該遺址，1945年夏鼐在此開展考古發掘。2018-202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在遺址開展7次發掘，揭露面積近4000平方米，發現併發掘出馬家窯文化大型聚落和寺窪文化大型墓地。

馬家窯文化大型聚落位於遺址中東部，現已發現三重長方形佈局的“圍壕（溝）”、近百座房址、大量灰坑窖穴、十餘座陶窯和數座墓葬，另有疑似“道路”和大面積“人工堆土”的線索，時代從馬家窯類型延續到半山類型，在多個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首次發現史前時期三重長方形佈局的大型“圍壕（溝）”。“圍壕”內側內涵豐富，發現多處手工業生產生活區。“圍壕”外側，發現疑似“道路”和大面積“人工堆土”。首次發現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大型聚落。首次確認馬家窯文化高等級、中心性聚落。

西藏康馬瑪不錯遺址

發掘單位：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項目負責人：夏格旺堆

基本情況

青藏高原的新石器化、定居化、農牧化、人羣遷徙和文化交流等議題是國際學術界高度關注的熱點問題。2018年開始，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等多家單位聯合，圍繞着上述這些問題，結合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考開展了一系列田野工作。2019年，首次發現該遺址。2020年至2024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聯合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蘭州大學、北京大學、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多家單位開展了5個年度的田野發掘工作。

瑪不錯遺址位於中印、中不邊境的西藏中南部康馬縣嘎拉鄉政府駐地東北面的瑪不錯湖岸，地處喜馬拉雅中段北翼的高原，海拔4410-4430米。

瑪不錯遺址的發現與研究，第一次突破了西藏新石器化進程的時空範圍。該遺址是目前所知青藏高原中南部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序列最清晰、自身文化特色鮮明的一處新石器時代湖濱遺址。

瑪不錯遺址發現的眾多外來遺存，如稻、粟、黍、海貝、象牙、羊、青銅器、滑石珠、費昂斯、紅玉髓等，不僅填補了跨區域文化交流的諸多空白，而且對於研究極端環境中本土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瑪不錯遺址是西藏中部地區發現超過距今4000年前的第一個新石器時代遺址，不僅為構建史前西藏社會歷史和考古學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而且為中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與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形成提供了可信的佐證。

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

發掘單位：武漢大學、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武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遺址博物院

項目負責人：孫卓

基本情況

盤龍城遺址位於湖北省武漢市西北郊，現行政規劃隸屬武漢市黃陂區盤龍城經濟開發區葉店村。遺址地處江漢平原東北緣，南鄰長江的支流府河，東距長江干流僅10餘千米。盤龍城遺址發現於1954年，並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展開過較大規模的考古發掘，由此揭示出遺址為商代早期的一處大型城市聚落，文化面貌屬於中原文化系統。盤龍城遺址的發現不僅實證黃河、長江文明的統一性發展，也表明長江流域也為中華文明的搖籃。盤龍城也因此成為探索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的關鍵遺址。

自2013年開始，在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項目“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研究”支持之下，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武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遺址博物院組成聯合考古隊，圍繞盤龍城城市聚落性質和長江中游早期文明進程這一學術目標，踐行大考古工作思路，十年逐一城，對盤龍城遺址展開了持續性的考古工作。

盤龍城遺址的發掘，揭示城市聚落變遷，展現長江中游早期文明進程；重建遺址古代景觀，認識地區水文變化與聚落環境；探索石構工程遺蹟，體現城市複雜結構與突出規格。

陝西寶雞周原遺址

發掘單位：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項目負責人：種建榮

基本情況

周原遺址位於陝西省寶雞市岐山、扶風兩縣北部交界處，總面逾30平方公千米，是最大的先周文化聚落和西周都邑聚落。周原考古隊近年把探索城垣結構、道路網絡、池渠水系、建築羣落作為田野考古的“金鑰匙”與“總開關”。通過“大範圍追蹤性鑽探”與“重點部位針對性發掘”，2020年以來累計發掘面積5200平方米，實現了聚落考古的大突破。

周原遺址的發掘，完整揭露2座先周與1座戰國時期大型夯土建築，可確認周原遺址是先周都邑。發掘團隊發現了建造於不同時期三座西周城垣，初步揭示了周原聚落的城垣結構，大致釐清了周原都邑的空間結構和佈局，將以往零散的大型建築、銅器窖藏、墓葬等納入了不同層次的城市空間。

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

發掘單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考古遺址博物館

項目負責人：郭京寧

基本情況

琉璃河遺址位於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鎮，地處大石河北岸，主體為西周時期遺存，分佈範圍約5.25平方公里，包括董家林、黃土坡、劉李店、立教、洄城等村，也是燕山南麓地區目前所知面積最大的西周遺址。

2019年以來，共勘探80餘萬平方米，新發現西周時期夯土基址、灰坑、墓葬等各類遺蹟930餘處；共發掘3400平方米，包括外城牆、外城壕、大型夯土建築基址1處、大型夯土井2處、墓葬52座及小型房址、灰坑等。

該遺址外城壕和城牆明確了遺址的兩重城垣結構。該遺址的大型夯土設施揭示了高等級建築羣的規模與結構。此外，成組大型墓葬確認了燕侯家族墓地，平民墓地探索了西周基層社會組織結構。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

發掘單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山東大學考古學院

項目負責人：宮希成

基本情況

武王墩墓位於安徽省淮南市三和鎮，是一處戰國晚期楚國大型墓地。經考古勘探確認，武王墩墓地存在獨立陵園，陵園坐落於一條南北向的崗地之上，佔地約150萬平方米，四周由圍壕圍合而成，圍壕周長近五千米。陵園除主墓一號墓，還分佈有大型車馬坑、大型陪葬墓、祭祀坑等相關遺存。

武王墩墓是經科學發掘的迄今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結構最複雜的大型楚國高等級墓葬，為研究戰國晚期楚國高等級陵墓制度，以及楚國東遷後的歷史文化，提供了系統性的考古資料。經過近五年的考古勘探、發掘、整理、研究，結合文獻史料綜合分析，一號墓墓主人是《史記·楚世家》中記載的楚考烈王“熊元”，為未來的相關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時空座標。

雲南晉寧河泊所遺址

發掘單位：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晉寧區文物管理所、雲南大學

項目負責人：蔣志龍

基本情況

河泊所遺址地處滇池盆地最肥沃的東南湖濱沖積平原，東靠關嶺，西臨滇池，遺址總面積約12平方公里，核心區約3平方公里，東北距出土 “滇王之印” 的石寨山古墓羣僅700米，是雲南高原已知規模最大、延續時間較長、文化內涵較豐富的商周至漢晉時期的大型中心聚落遺址。

河泊所遺址所在的雲南滇中地區，是石寨山文化（俗稱滇文化）的核心分佈區。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對石寨山古墓羣進行的四次考古發掘，揭示了石寨山文化的獨特面貌和豐富內涵，明確了石寨山古墓羣是古滇國最高等級墓地，實證了文獻中有關滇國曆史的記載。

2014年，“石寨山古墓羣考古工作計劃”獲批實施，圍繞石寨山古墓羣和河泊所遺址持續開展考古工作。截至2024年12月，遺址累計發掘面積10000平方米，出土各類遺物9000餘件。

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

發掘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

項目負責人：肖小勇

基本情況

莫爾寺遺址位於新疆喀什市東北33公里處，坐落在固瑪塔格山東南洪積台地上，是我國古代西域城國疏勒的重要佛教寺院遺址，也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自2019年起，中央民族大學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開展了6次發掘，取得了諸多重大收穫。

這是迄今發現我國最西部、年代最早、延續時間長且發展演變清楚、保存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築佛寺遺址，是早期大型地面佛寺的典型代表，提供了我國早期佛寺佈局及其發展演變的樣本，推進了古疏勒及絲綢之路佛教考古和我國早期佛寺起源研究。

該遺址地處絲綢之路南北兩道交匯處，佛教東傳我國第一站，融合了印度、犍陀羅、中亞、當地和中原多種文化元素，諸多跡象有理由以之與武周時期建造的漢大雲寺關聯，當地特色和中原影響表明佛教進入西域伊始就開啓了中國化進程，提供了佛教中國化的新模式，印證文明交流互鑑和中華文明的包容性。

該遺址實證多元宗教並存和中央王朝對西域的有效治理，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特殊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