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觀察所獨家對話|胡宇東：給“杭州模式”降温？中國目前需要“不服來戰”的城市競爭氛圍-心智觀察所、胡宇東

【對話/觀察者網 心智觀察所】

在數字經濟浪潮中崛起的杭州，以獨特的“政府引導、市場驅動、文化賦能”模式，成為當代中國城市轉型的鮮活樣本。

《杭州模式》一書系統解碼了這座千年古城的現代突圍密碼。近日，心智觀察所對話《杭州模式》作者之一，中國人民大學風險資本與網絡經濟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胡宇東。作者以歷史縱深與現實經緯的雙重視角，剖析了杭州如何將絲綢古韻淬鍊為互聯網基因，如何在“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平衡中孕育出阿里巴巴等創新生態，又如何以“數字治理”重塑城市毛細血管。

心智觀察所：《杭州模式》一書的第二章重點提到了杭州的文化基因對城市科創活力的塑造。“杭州模式”常被貼上“詩意棲居”與“創業天堂”的雙重標籤，這種看似矛盾的定位是否與杭州文化中“儒商並重”的歷史傳統有關？有人認為，“杭州模式”的成功高度依賴其獨特的自然與人文資源稟賦，其他城市難以複製。若剝離西湖、運河等文化符號，杭州的創新發展邏輯是否仍具有普適性參考價值？

**胡宇東：**杭州的文化符號如西湖、運河等是表象，其底層邏輯具有文化基因層面的共通性。這種文化基因如同“種子”，普遍存在於不同城市的文化脈絡中。杭州的發展經驗表明，關鍵在於識別並培育當地的文化基因，使其在適宜的環境如政策支持、資源匯聚中茁壯成長。其他城市並非缺乏這種“種子”，而是需要更有效地發掘和強化其文化基因的獨特性。

我之前常説，中國文化基因的核心是“和諧共生”，這一理念根植於中國人的精神特質中。辜鴻銘先生曾以“温良”二字概括中國人的性格，其本質在於追求心靈與情感的生活，強調打破二元對立，實現融合統一。例如，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並非對立博弈，而應如“魚與水”般共生共榮。

《臨安志》南宋皇城圖

杭州通過文化符號如公共空間、文化地標強化了這些人文信號，使和諧共生的文化基因得以顯性化。這種基因的普遍性在於，它存在於中國各地人羣的深層意識中，只是需要合適的載體去激活和放大。

當前中國科技與經濟發展需以人文精神為內核。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強國相關論述中強調，走向世界需依託人文底藴的支撐。城市建設應關注居民的心靈與情感需求，通過公共空間、文化活動等載體傳遞文化價值。

杭州的獨特優勢在於歷史傳承與地理環境的結合。從歷史因素的角度來看，南宋商貿傳統與浙東學派思想塑造了儒商並重的文化土壤；從地理因素的角度看，杭州地處浙江衝擊平原，匯聚周邊資源與人才，為文化傳承提供了豐沃條件。

**心智觀察所：**提到杭州的文化基因時，還有一個關鍵詞是“竹林效應”。

胡宇東：“竹林效應”指代文化基因的協同發展模式。如同竹林通過根系互聯實現整體繁榮，城市文化發展需通過歷史積澱、資源整合與羣體協作，形成自我強化的生態體系。杭州的案例表明，這種效應需依託持續的文化創新與包容性政策，才能實現從基因到實踐的良性循環。

杭州的實踐表明，政府通過營造“陽光雨露”般的支持環境如政策扶持、資源配套，讓市場與社會主體自主“茁壯成長”，正是竹林效應的典型體現。換句話説，杭州採取了“環境培育”式治理，政府專注於優化基礎條件如營商環境、公共服務，而非直接干預市場行為。

最近我們看到有個反面案例，就是河北三河等地曾出現政府過度干預如強制統一商鋪招牌顏色，拔苗助長破壞了市場生態。而杭州不強制規定企業行為，而是通過生態涵養激發企業活力，杭州模式強調“土壤肥沃”，反對過度干預導致創新生態失衡。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中國面臨外部壓力與經濟挑戰，亟需提振信心。4月17日，李強總理在國務院第十三次專題學習中強調 “市場預期便是影響經濟活動的重要因素，市場經濟很大程度也是預期經濟。”當下的中國需通過展示城市發展亮點激發市場活力，也需要通過積極宣傳增強社會預期。

現在有部分聲音認為需對杭州模式的宣傳降温，避免過度聚焦單一城市。但我認為，今天的中國需要的不是四平八穩的無懈可擊，而應該展現的是一個萬馬奔騰的中國，現階段應鼓勵像杭州這樣的標杆案例，大鳴大放地講杭州模式，允許杭州等城市在創新生態、營商環境方面宣傳自身優勢，形成示範效應，以點帶面提振全國信心。

而且中國目前需要“不服來戰”的城市競爭氛圍，而非壓制成功經驗，城市間的差異化發展更能體現國家整體實力與韌性。

**心智觀察所：**其實在杭州“六小龍”爆火之前，杭州已經有了一些全國乃至全球性的大企業比如阿里，在電商行業向全世界樹立了一個標杆。這一次“六小龍”的科創形態和阿里這種老一輩企業的成長之路和主營業務都不太一樣，如何看待這種不同？或者説杭州之前的電商、雲計算和數字經濟為“六小龍”是不是做了某種鋪墊？

**胡宇東：**中國創新精神的演變與杭州企業的實踐，始終離不開對時代的適應與突破。以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為例，當年在互聯網尚未普及之際提出“跟隨”戰略，已是極具勇氣的創舉。

梁文峯之前接受媒體採訪時也提到，原來我們習慣於跟隨，但現在我們要突破。

今天的創新環境已發生根本性變化——由過去的“廣泛鏈接建平台”的模式逐漸轉向“打深井”式的垂直深耕。

阿里那一代創業時，互聯網就像是一顆長出來的神經線，這些神經線彼此還沒有連接，所以當時的創新是把這些各個點連接起來變成一張網，一個平台，這本身其實就提高了效率，但是其實它也衍生出了很多新問題。就今天我們看到有一些平台經濟實際上是通過壟斷優勢，可能會對每一條深井當中的實體經濟造成了一個分蛋糕，甚至是搶蛋糕的局面。

杭州六小龍（@大公網）

所謂“打深井”，即企業不再滿足於橫向擴張，而是聚焦某一領域，以硬核技術構建核心競爭力。

杭州的實踐尤為典型。許多企業雖然總部位於杭州，客户卻遍佈全球。問及原因，一家企業直言：“我們掌握兩項全球獨有技術，客户要解決問題只能找我們。”這種底氣源於對技術的極致專注。例如宇樹科技，其核心產品憑藉過硬性能贏得市場信賴，甚至自信表示“無需額外幫助，只需專注產品”。然而，深入交流後亦發現一定程度上的隱憂，單一產品的成功不足以構建完整生態。機器人產業若想持續發展，需圍繞核心產品延伸配套服務如機器狗的服飾、配件，而這需要跨領域協作與生態支持。

對比早期阿里等平台型企業，杭州新一代創新者的內核未變——敢於突破、追求效率，但方向更加聚焦。平台經濟曾通過連接資源創造價值，卻也衍生壟斷等問題；如今“打深井”模式則強調在細分領域建立不可替代性，同時意識到生態建設的重要性。這種轉變既是企業主動選擇，也受到時代的推動。

**心智觀察所：**長三角一體化強調區域資源共享與產業鏈協同，而“杭州模式”的核心競爭力在於數字經濟與創新生態的獨特性。在您看來，這種區域協同機制是否可能削弱杭州的差異化優勢？例如，當上海、合肥等城市加速佈局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產業時，杭州如何避免陷入同質化競爭？

**胡宇東：**總書記講過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因地制宜”其實是關鍵中的關鍵。我們中國現在面臨着這一波的產業升級，能夠發展的品類有很多是領先世界的品類，而且是極其海量的。將來我們的世界一流企業，不是10家、100家，我們可能需要5000家、 1萬家。

本身人的需求、社會的需求就是海量的，每一個細分領域都會出現世界一流的佼佼者。

所以從地方政府的這個角度上來講，關鍵是找到每個地方政府擅長和適合的龍頭產業，然後去深耕它。我們在調研過程當中就特別注意到杭州有特色的招商工作模式，比如招商部門是跟本地龍頭企業的採購部一起辦公的，他們在考慮，這一個龍頭企業需要採購哪些重要的供應商？我能不能把這個供應商招到這個龍頭企業的身邊來？就這樣一步一步，把整個產業鏈就聚集到杭州了。這個過程像樹根，最早有一個根的發育發端，然後這個根是蔓延長出來的，它這種自然而然長出來的根系，你要想把它連根拔走就很難。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其實對全國各地政府都很有啓發——大家不要到別的地方去“拔樹”，把人家那地方培育了幾十年的一棵樹硬生生地薅出來，然後硬栽到自己這裏，很可能會造成水土不服。長三角有一些本地很好的龍頭企業，所以應該先把這些龍頭企業的產業鏈勢頭，從為產業降本增效、加強協同創新的視角出發去做招商引資和資源配置。

如果每個地方政府都這麼幹，我相信最後一定不是惡性內卷，而是百花齊放，各得其所。

**心智觀察所：**招商部門和企業採購部保持緊密的合作關係，這個確實很關鍵。

**胡宇東：**從需求出發。我們在杭州看到最重要的一點是求真務實和實事求是。招商過程中，需要思考“這件事本來是什麼？招商的本質是什麼？”也就是説招商的本質是找到適合本地發展的企業，跟本地龍頭配合緊密的企業配套。

反而是那種追着什麼國家重點產業名錄，追着看看哪個企業這個比較大，比較有名，硬往自己懷裏攬的做法，我覺得那是不實事求是，不求真務實的。

**心智觀察所：**書中提到，杭州模式的第一支柱是信息效率革命，政府數據的開放共享是這一革命的基礎性環節。對全國其他省市來説，進一步促進政府數據的開放共享，需要有哪些有效手段的加持？

**胡宇東：**我覺得首先得抓本質。杭州模式的本質説白了就是三條標尺。拿這三條去量，就能看出你學的是皮毛還是真東西。

第一條標尺是“能不能讓老百姓只跑一次”。這聽起來簡單，比如辦個證件，就算不用信息化手段，靠紙質文件協調也能實現，但關鍵是敢不敢把流程簡化到這份兒上。

第二條是“資源分配和遊戲規則全透明”。貼公告也行，不一定非要搞網上公開，但必須得讓老百姓看得見規則，知道資源怎麼分。

第三條最難——領導幹部能不能“無私無我無損”，不謀私利還願意擔責。這三條跟信息化有關係，但核心還是人的觀念問題。

説白了，信息化是個工具，它能幫你更快、更高效地實現透明和便民。但最根本的是領導幹部願不願意放掉手裏的權力，真正以老百姓為中心。哪怕環境整體沒變，每個地方都能從一點一滴做起，不用非得等大環境改頭換面。就像學生學高考狀元的方法，人家考滿分，你起點低沒關係，但學習方法能借鑑。杭州模式的內核就是那三條標尺，各地得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別光抄表面。哪怕現在只有30分，慢慢學，總能一步步往上走。

**心智觀察所：**價值共識是書中的一個核心概念，與信息效率一同保障杭州模式成功，雙翼並驅。價值共識看起來更抽象，更難懂一些，是否單憑制度設計就可以實現一座城市的價值共識？

**胡宇東：**價值就是指哪個更優先，什麼東西會讓你感到滿足，其實它是一種價值觀，這種價值觀還是要從歷史的角度去看。在改革開放前的四十年間，包括很多地方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情況下，那時候人們還處在吃不飽飯、穿不暖衣的階段，難免會有更多的內卷和問題，這是那個階段的特定狀態。

但今天，我們的政府治理和社會發展已經是在全面小康社會的基礎上了，經濟基礎遠遠好於從前，這就為價值共識的建立提供了客觀的物質條件。在很貧困的物質基礎上，讓大家高尚是很困難的。現在在中國，雖然不是所有地方，但更多城市和政府已經具備了基礎的物質條件，這是一個學習杭州模式的好機會。杭州的經濟基礎是重要的保障，基層公務員的家庭環境和收入水平都挺高，所以對他們來説，吃拿卡要賺點小便宜是沒有意義的，價值共識的土壤更紮實。

其實現在很多地方城市也都具備了一定的物質條件，按照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這時候應該回歸中國人的文化種子和基因，注重心靈和情感生活，構建融洽和諧的社會關係。這種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服務的基本價值觀應該是大力倡導的。

價值共識的建立也是有前提的，至少需要物質基礎作為保障。物質基礎好的地方，價值共識更容易建立；物質基礎差的地方，建立價值共識的挑戰大一些，但也不是不可能。我們黨的傳統做法是：首先講明白道理，鮮明地提出主張；其次樹立典型；最後通過敲鑼打鼓、唱戲、打快板等方式宣傳正確的價值共識。

從這一屆中央領導班子正式執政以來，從國家大事、國家榮譽層面已經在有意識地加強榮譽感和價值導向。但到基層，還需要一種自下而上的呼應，更多地樹立典型，更多地跟大家講明白道理。這種價值共識的構建對於改善基層政府的執政理念、政商關係、營商環境是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個角度。

**心智觀察所：**硬科技初創企業需要政府和社會資本融資的支持，杭州科創基金是如何做到統籌產業鏈的同時，又能契合國家“耐心資本”戰略的？如何看待一級市場國資角色與投資回報率問題？

**胡宇東：**昨天中午吃飯時朋友提了個例子，他們園區有一家企業從某城市挖到了杭州。當時該城市的領導出面想留住這家企業，但企業説了幾個客觀情況。第一，杭州市政府給5000萬投資；第二，給8000萬銀行授信；第三，配套廠房和物質條件。現在這家企業已成功上市，杭州政府至少賺了6倍或8倍。

這個例子説明要分三個層次來看。先看企業的固化階段，從種子輪到IPO，每個階段不同。政府大力扶持往往適合A、B輪企業，因為A、B輪的成功概率相對較高。像剛才説的5000萬加8000萬授信的投資規模，按傳統投資，其實屬於B輪以後的投資。

我們調研中還看到，有家企業200多人規模，至少是A、B輪企業了，卻從其他城市搬到杭州，因為當地營商環境反差太大。從政府角度看，更適合抓B、C輪公司，而不僅僅是納税大户。只要有這個視角，這些公司並不難發現。

剛才説的兩個例子，企業已發展到一定規模，產品優勢和競爭力已證明，但當地領導卻沒人敢於下手。這就引出第二個問題，國有資金主導投資繞不開責任問題。

在杭州，我們看到一套鐵律：無私、無我、無損。即不往自己兜裏揣錢，不損害公共利益，這種情況下犯的錯能被原諒。回過頭看剛才兩個案例，其他城市的相關領導為何不能給出杭州的籌碼？因為沒人擔責。為啥沒人擔責？問責標準很關鍵。如果問責是隻要失誤就重罰，那下次誰還敢幹事？問責標準要是過於嚴厲，就像小朋友走路摔一跤就捱打，下次他就不敢走了。

國有資產流失問題也類似。如果領導沒有謀私，即使國有資產流失，那只是能力問題。能力不行可以培訓或調崗，不能一票否決，一棍子打死？杭州敢擔責的現象比其他地方突出，但敢擔責不是亂擔責，核心是無私無損。現在巡查、審計制度完善，關鍵是要保護真正敢決策、敢擔責的幹部。

企業總部搬遷對地方來説是重大損失，涉及税基、人才流失等問題。但有時政策沒人敢拍板，資源對稱情況下也不敢決策，還是問責問題。

**心智觀察所：**在書的最後一部分，提到了杭州模式的一些挑戰，包括平台協同性可能會變成壟斷性，杭州仍面臨着一些諸如“應用強，基礎弱”的問題，面對這些挑戰，主要的應對之策有哪些？

**胡宇東：**我覺得還是要實事求是，順其自然。如果杭州擅長在底層技術基礎上做好產品，那就在產品層面打造核心競爭力。要是隨着環境和人才聚集，杭州在前沿科技探索上形成高地，那就讓它自然形成。在當前全國統一大市場的背景下，各地應該差異化競爭。

北京高校集中、院士眾多，就該是科技創新中心。公司總部在杭州，研發中心可以設在北京，這都是很自然的過程。還是應該求真務實，不要硬凹，合理的、針對性的提高是必要的，但不是每個城市都要成為“六邊形戰士”。

在高科技、硬科技企業的產學研轉化過程中，有一種觀點認為企業應該是創新主體，科研院所和高校則作為輔助。從實驗室到企業孵化，這個過程的堵點還不少。杭州在這方面走了一條比較前沿的路，以企業為創新主體，由企業來觀察並選擇合適的技術路線。這確實是個不錯的方式。

**心智觀察所：**目前特朗普發起的“關税戰”擾亂了全球供應鏈，不可避免地會對外向型的企業造成一些衝擊，這是否會對“杭州模式”也產生一些潛在的影響？

**胡宇東：**我覺得還是要從本質上看問題，中美貿易摩擦的本質其實是最大供給制造和最大消費之間的博弈。最大製造的本質在於能否以高投入產出比完成製造，做到物美價廉。只要抓住這個核心，任何短期的政治博弈和政策波動最終都會迴歸這個均值。

科技創新往往需要時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總體基調是專注於做好自己的事情。政策方面也在積極應對貿易摩擦帶來的直接衝擊，但關鍵還是要在具備核心競爭力的前提下。比如大疆，雖然被美國製裁，但因為沒有可替代的供應商，最後還是解除了制裁。

去年廣東省一些城市GDP增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部分原因是產業向東南亞轉移。這其實是對全國的挑戰，國際產業鏈結構和中國產業鏈結構都必須經歷巨大變化。

從政府角度看，應該積極擁抱和適應這些變化。比如在貿易戰中，中國中低端產業向周邊國家轉移是大勢所趨，但地方政府能否在高端產業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主動作為，而不是被動等待，這是關鍵。

**心智觀察所：**目前長三角一帶的很多城市都在出台各種搶人政策，而且搶人政策有趨同性。這會不會造成某些人力資源的內卷？

**胡宇東：**人才問題不能泛泛而講，人才其實也是分專業的。你要從自己的優勢產業出發去做工作，這是一個關鍵視角。比如説，有的地方是新能源電池之都，有的地方可能是造船業之都，各地的人才其實有着不同的專業方向。

長三角一體化的“杭州版圖”

人才政策也不僅僅是給多少錢的問題，人的感受是非常細微的。就像有的飯店裝修得五星級豪華，但你去吃飯不開心，可能是因為服務員沒有笑臉，或者廁所沒清理。真正的人才政策其實應該是關注人才感受，而不是單純的政策本身。杭州在調研中給我的感覺就是注重人才感受。各個城市不應該在人才政策上互相攀比和簡單借鑑，而應該比拼和關注人才感受。如果要做一個指標來監測這方面的情況，應該是基於像360度評價一樣的調研，去了解人才的感受。

**心****智觀察所：**您作為智庫的負責人，會經常會去企業或地方政府做調研。調研過程中有沒有很獨特的心得體會，或者有一套發現真問題、解決真問題，挖掘真實場景的方法論？

**胡宇東：**咱自己的看家寶貝不能丟。中國的看家寶貝是什麼？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是實事求是，物質決定意識，為人民服務，追求生產力的進步。不同的信仰體系和文化價值體系會導致不同的取捨和決策，也會產生不同的視角。同樣一隻獅子，在羚羊看來是凶神惡煞，是魔鬼；但在小獅子看來，它是一個慈母。

因為物質決定意識，所以我們必須發展生產力，才能讓人民過得幸福。我們的使命是為人民服務，這是最大的幸福，所以才會以人民為中心，關注客户的感受。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出發，我們不會刻舟求劍，而是會看事情背後的本質，以及它的運動和變化。

我覺得這是根本。為什麼現在很多地方政府、專家學者和智庫會出現混亂，價值觀不統一？其實是因為大家沒有用好這個法寶，或者用的法寶不一樣。這也是為什麼總書記反覆強調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的根。如果真正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自己，杭州的那些典型現象就會自然發生。這可能就是我看問題的視角與其他人的不同之處，我從這個視角出發去認識世界、做調研、提解決方案。

我們在書中提到，在杭州模式中看到的是一種適應新質生產力的新型生產關係。生產關係的改變最終是為了發展生產力，而生產力的發展最終帶來的不僅是共同富裕，甚至可能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造就一個共產主義社會。雖然我們在書中沒有明確提到這一點，但本質上是一種新型生產關係，能夠激活創新、發展生產力，創造更多社會財富，實現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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