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在特朗普的勒索下，歐盟會和中國站在一起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又是美國的盟友，歐盟在此次特朗普關税戰中可謂地位尷尬：一方面宣佈對美國採取對等反制措施，另一方面，為了不把談判之門關上，歐盟在宣佈採取這些“報復性”措施時特意強調：只有在談判失敗後，這些措施才會生效。

所以，當華盛頓4月中旬宣佈暫停“對等關税”90天后，歐盟立即作出回應，也將徵税措施拖延90天。

在對中國那邊威脅無果後，特朗普不得不調整策略，對包括歐盟在內的一些國家和地區採取“迂迴”策略。他在白宮會見意大利總理梅洛尼時放話，與歐盟“百分百能達成公平協議”。

很顯然，此話更多是説給其他國家聽的。

特朗普對歐盟及德國的“厭惡”由來已久

早在1990年，特朗普接受《花花公子》採訪時就曾表示：美國正在被“所謂的盟友”徹底利用，尤其是歐洲。

2005年1月，在拉里·金的CNN訪談節目中，時值新婚燕爾的特朗普短短一席話，即將自己對歐洲的好惡毫無保留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金問特朗普：“作為一個都市人，你是否已去過第三任妻子梅拉尼婭的故鄉斯洛文尼亞？”這位房地產大亨的回答讓很多觀眾瞠目結舌：“我在那裏大概只待了13分鐘。那是個美麗的國家。我降落後説了‘你好，媽媽（岳母），你好，爸爸（岳父）。再見’。完事！”

特朗普“只想趕緊離開”的基調，並非單指斯洛文尼亞這個擺脱蘇東集團不久的國家，而是整個歐洲。

很久以來，特朗普對舊大陸（相對於美洲這個新大陸）始終抱着一種不理解、輕視、傲慢、甚至蔑視的態度。

他兩次擔任總統後，依然毫不掩飾自己對歐洲的厭惡，公開表示歐洲人是“搭便車者”（Free-rider），“像乞丐一樣躲在美國撐起的保護傘下顧影自憐”。

特朗普身上雖然流淌着日耳曼血液，但他對德國卻尤為討厭：2017年與歐盟領導人會談時，他毫不掩飾地抱怨道：“德國人壞，很壞（The Germans are bad, very bad），他們賣給美國成千上萬的汽車，太可怕了，我們將加以制止。”

白宮真實一幕：默克爾問“你想握個手嗎？”特朗普尬笑看着他處，沒搭理默克爾。 視頻截圖

今年，全世界見證了美國總統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公開羞辱，而這類場景2017年就曾上演過：他在記者面前拒絕與到訪的德國總理默克爾握手。

在競選活動中，特朗普常令支持者們喝彩的經典橋段是：“柏林正花費數十億美元購買俄羅斯天然氣，同時卻希望得到保護，而我們是為所有這些買單的傻瓜。”

特朗普特別討厭歐洲人看問題時過於謹慎，過於強調共識和團結，不會拍桌子，缺乏政治賭博的天賦。

歐美的分歧還體現在其他方面，譬如：歐盟通過協議和排放標準來應對氣候變化，這在特朗普看來就像是“連坐”處罰；歐洲對伊朗的理解以及對以色列的批評也讓他無法理解；還有，他認為歐盟的移民政策無異於“自殺”。

特朗普公開對英國脱歐運動表示同情，甚至曾私下勸法國也退出歐盟，這樣“美國和法蘭西民族才能最終達成雙邊協議”。

烏克蘭和歐盟對特朗普拋開他們直接與普京談判非常不滿。其實，早在他第一任期內，特朗普就曾威脅過：“如果盟國再不增加軍費開支，美國將削弱對其的安全保障，並越過所有人與普京達成承認克里米亞的協議。”

有媒體稱，特朗普對歐洲的不滿有着更深層的個人原因。

比利時最大法文日報《晚報》（Le Soir）2017年曾報道：時任比利時首相的米歇爾在布魯塞爾用最好的巧克力款待特朗普。令東道主驚訝的是，特朗普利用這次機會，喋喋不休地絮叨其作為商人在歐盟所經歷的挫折和委屈，抱怨申請愛爾蘭和蘇格蘭高爾夫俱樂部項目的建築許可耗時過長。

在21世紀初，他還曾打算與漢堡診所企業家馬賽聯手在德國建造“特朗普大樓”，可該計劃在柏林、法蘭克福和斯圖加特等地均碰壁失敗。據媒體報道，主要原因是這位來自美國的地產商缺乏投資所需的資金。

或許正是出於這些個人經歷，特朗普特別支持那些同樣對布魯塞爾官僚主義深惡痛絕的“疑歐反歐”派，並視反移民的極右勢力為自己的“同道人”。

在特朗普的邏輯中，歐盟是一個典型的通過技術官僚規則維持某種自由秩序的“深層政府”（Deep State）。這個刻板機構甚至試圖通過後門來監管美國，譬如，它要求美國公司必須遵守歐洲的產品標準或數據保護規定。

在對歐態度上，美國政府的其他成員與特朗普保持高度一致。

據誤入襲擊也門內部討論羣的《大西洋月刊》雜誌主編戈德伯格稱，特朗普政府成員對歐洲極為蔑視。例如，副總統萬斯在羣聊中表示：“我只是討厭再次幫助歐洲擺脱困境。”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立即附議道：“我完全贊同你對歐洲寄生蟲的厭惡。這太可悲了。”

當記者事後問及是否認同“歐洲人是寄生蟲”這個説法時，特朗普説：“你真的想要答案嗎？是的，我認為他們是寄生蟲。歐盟在貿易方面對我們簡直太糟糕，太糟糕了。”

在特朗普的身後存在着至少三種重要的政治力量：

1）以萬斯為代表的後自由主義者，他們的國家理念基於天主教原教旨主義和好戰鬥勇的基督教思想。

2）以白宮辦公廳副幕僚長史蒂文·米勒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派，他們對移民以及不接地氣的建制派的看法，與德國選擇黨和奧地利自由黨非常相似。

3）以馬斯克為首的“右翼技術權貴”，他們嚮往一種由“創新聰明人”（尤其是科技天才）主導的不斷顛覆性的、自由意志主義的、後民主主義的統治。

這些羣體之所以視歐洲為“眼中釘”，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對歐洲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和互聯網監管政策不滿，另一方面則對《歐洲人權公約》和難民收容政策頗有微詞。

令歐洲雪上加霜的是：幾乎所有歐盟國家內都存在激進政黨。它們與特朗普的政治立場一致，因而能從內部對建制派持續施壓。美國的“技術權貴”們則通過社交媒體直接接觸數百萬的歐洲民眾，為反歐盟和反自由主義勢力提供廣闊平台。

今年2月，美國副總統萬斯在慕安會上指責歐洲領導人限制言論自由，並未能控制移民問題，他説：“歐洲面臨的最大威脅並非來自俄羅斯或中國，而是來自內部。” 外媒

那麼，作為維護美國全球霸權的北約，為何也遭到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們的排斥呢？

答案是，這個羣體雖然渴望讓美國“再次偉大”，也力求恢復冷戰後的“天下無敵”，但卻不願為戰略要地以外的地區或自由貿易、國際法等抽象原則承擔責任。

他們希望儘可能多地掌控對美國極為重要的戰略資源，同時阻止對手獲取關鍵材料。所以，奪取格陵蘭、巴拿馬以及資源豐富的加拿大西部，遠比保護烏克蘭、波羅的海沿岸等國免受“俄羅斯霸權侵擾”重要得多。

在政治和社會嚴重分裂的美國，歐洲實際上已被特朗普的民粹主義勢力劃為“民主黨陣營”，是“國內政敵的海外投射”，如覺醒文化（woke）、極端自由主義、精英主義、福利國家至上、高度管制等。

頗具諷刺的是，美歐摩擦的根源並非彼此疏遠，而恰恰源於雙方相似的政治傳統和現實氛圍。

歐美關係的困局和歐盟的應對策略

4月中旬，非常重視盟友關係的前總統拜登下台後首次公開抨擊特朗普的政策。他在芝加哥一場殘疾人代表會議上直言道：“這屆政府在上台不到100天內造成的破壞程度令人窒息”，“他們簡直就是在先開槍後瞄準。”

的確，特朗普的關税大棒嚴重損壞了歐美的經濟關係。

美國對歐盟強徵的25%鋼鋁關税及對汽車產品加徵關税，直接衝擊德國的核心產業。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IfW）的模擬結果顯示，關税衝突或使歐盟對美出口驟降15-17%，德國汽車業生產可能收縮4%，長期或致德國GDP下降0.33%。結果是，企業被迫開拓亞洲等新市場，短期物流重組成本高昂。

美方拒絕歐盟提出的“工業品零關税”倡議，其政策反覆性導致歐洲企業的投資決策受阻，美國已不再被認為是靠譜的生意夥伴。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公佈的預測，受關税戰的影響，世界經濟的增長率僅為2.8%，比1月的預測放慢了0.5%；德國的經濟增長也被下調，再次呈現停滯不前的景象，給G7墊底。

同時，特朗普挑起的關税戰還導致北大西洋政治關係的惡化。它具體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多邊主義崩塌：美國單邊主義背離世貿組織規則，歐盟委員會批評此舉“違法且損害全球經濟”，動搖跨大西洋合作根基。

2.戰略對立加劇：特朗普將歐盟定義為“經濟對手”，要求其增加美能源進口，被歐盟視為政治勒索。德國經濟部長哈貝克稱此為“歐洲經濟的噩夢”。

專家們認為，今年7月的歐美談判或將成為一個轉折點：雙方如果無法談攏，那麼，全球貿易體系或進入“新冷戰”式的割裂狀態。

面對這一嚴峻局面，歐盟採取“雙管齊下”的策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儘可能軟，必要時硬。

所謂“軟”是指對與美國的對話持開放態度，儘可能尋求與華盛頓達成外交解決方案。

為此，歐方多次提出相互取消工業品關税的提議，包括建立涵蓋汽車等行業的工業品自由貿易區。但特朗普政府迄今未接受該提議。歐盟貿易專員謝夫喬維奇多次赴華盛頓磋商，強調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爭端的立場。

所謂“硬”是指採取針對性反制措施。若談判失敗，歐盟計劃分階段實施報復性措施：

1）恢復對美商品加税：包括波本威士忌、牛仔褲、哈雷摩托車和花生醬等（這些商品在特朗普首個任期內曾被歐盟列為反制目標）。

2）擴大農產品和工業品關税：大豆、玉米、紡織品和鋼鐵等均屬其列。

3）數字税：歐盟正討論對蘋果、谷歌和Meta等美國科技巨頭徵收“數字服務税”，以此加大對美施壓。

在最嚴重情況下，歐盟可能啓用所謂的“終極武器”——《反脅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 ACI）。具體措施包括禁止美企參與歐盟公共採購項目，限制美資進入歐盟金融市場以及暫停美國企業專利保護。

該工具能為歐盟帶來更快速透明的決策機制與更規範化的流程架構。但需注意的是，要真正有效威懾來自外部的脅迫行為，歐盟必須依據嚴謹的模型分析來精準選擇和量化採取何種反制措施。

當然，ACI的成功與否主要取決於其威懾效力，而歐盟統一市場的規模、各成員國的決心與團結將是關鍵所在。

此外，歐盟還將通過推進與南方共同市場、墨西哥、印度及東南亞國家的貿易協定，來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指出：“全球83%的貿易發生在美國之外。”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歐盟在強調貿易關係“多元化”方面，刻意淡化中國在其中的作用。它這麼做，一方面是為了避免刺激美國，畢竟它面對的是特朗普這樣極要面子的人；另一方面，它也不想在努力擺脱對美依賴的同時再次掉入所謂的“中國陷阱”。

到目前為止，歐盟對美採取的這套"軟硬兼施"的雙軌策略，為自己在維護主權尊嚴的同時贏得了一定的戰略主動。但這種帶有“綏靖“色彩的應對方法最終是否湊效還是個問號。

中國和歐盟在特朗普的勒索下會走到一起嗎？

特朗普宣佈全面加徵所謂“對等關税”後，歐盟和中國都予以了猛烈抨擊。“降低風險、多元化、重新定位貿易”這個原本一直用於減少對華依賴的口號，如今被用在了美國身上。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過去多有嫌隙的中歐商貿關係似乎出現某些“柳暗花明”的跡象。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何亞東4月3日披露，中國商務部長此前與到訪的歐盟委員會貿易和經濟安全委員謝夫喬維奇舉行會談，“雙方同意儘快重啓電動汽車反補貼案和價格承諾談判，為推動中歐企業開展投資和產業合作營造良好環境。”

4月11日，歐洲理事會發言人宣佈，歐盟首腦和中國高層將於7月在中國舉行峯會。

歐盟前駐華商會主席伍德克在接受德國媒體採訪時表示，相信歐盟與中國“在未來很有可能相互接近，雙邊關係有望進一步緩和”。中國駐歐盟商會秘書長方東葵也認為，“中國和歐盟現在可以通過加強溝通和磋商，為動盪的全球貿易注入穩定性和正能量。”

據歐洲新聞網報道，當地時間4月22日，歐盟方面回應表示，美歐關税談判與中歐關係無關，歐盟不會對華脱鈎。

中歐在關税貿易戰的大背景下相向而行，肯定不是華盛頓樂見的。同時，歐洲在談論如何應對特朗普關税大棒時，也總能聽到一些關於中國的“噪音”。

德國“候選”總理默茨在接受採訪時聲稱，“目前已有超過40萬個來自中國的小包裹被送達德國人的家門口”。他呼籲歐盟委員會趕緊採取行動，儘快將局面重新納入有序軌道，以保護消費者的利益，保障產品的安全。

面對特朗普肆無忌憚發動的關税戰，歐洲媒體更多的是謹言慎行，但對同樣受到關税衝擊的中國卻不吝微詞。

更有一些政客和媒體“看熱鬧不嫌事兒大”，公然提議在與美國談判中拿中國當“投名狀”或主張“聯美抗中”。

外媒截圖

德國《明鏡週刊》（der Spiegel）4月15日發表題為《特朗普應該和歐洲一起對抗中國》的社論。其中寫道：“以國內生產總值衡量，美國、歐盟、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日本、韓國、墨西哥和新西蘭的經濟實力總和為60萬億美元，而中國僅為18萬億美元。我們需要一種類似北約憲章第五條的經濟條款——即承諾共同抵禦對手的防禦條款。特朗普目前的做法恰恰相反……儘管如此，歐洲人仍應盡一切努力説服他。因為沒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同日，立陶宛國家廣播電視台（LRT）也發表評論寫道：“戰後世界秩序的經濟、軍事和哲學支柱已然崩塌。但在廢墟上裊繞的硝煙中，一個地緣政治命題依然清晰可見：競爭或退縮。……歐洲人也需自問，如何通過更統一、更堅定的領導力，將其巨大的財富和規則制定權轉化為真正的地緣政治影響力。然而，歐洲最終無法迴避以下問題：是默許中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在貿易、技術和政治影響力上永遠對其屈從，還是——儘管困難重重——選擇與美國合作？那些批判‘美國優先’的人，恐怕更難以接受‘中國優先’。”

德國社民黨麾下的網絡雜誌《國際政治社會》（IPG）今年3月曾發表過一篇題為《告別一廂情願思維》（Ciao, Wunschdenken）的文章，從六個方面闡述重塑對華戰略的路徑。

該文認為，“歐洲必須重新調整對華戰略，在與北京打交道時應更加務實”。這裏所稱的“務實”意指以下幾個方面：

1.放棄以往“以貿促變”（Wandel durch Handel）的策略，變相承認西方用通商手段改變中國政局的計劃已經破產，正視中國已經崛起並正在“挑戰美國霸權”（die USA als Hegemon）的事實。

2.強調未來對華政策必須以經濟安全（Wirtschaftssicherheit）和技術主權（technologische Souveränität）為核心，主張“去風險”，減少對華依賴，但反對“脱鈎”。

3.承認沒有中國的參與就無法解決全球性挑戰，特別在氣候危機、穩定世界經濟、抗擊疫情、戰爭與和平等領域；認為“對話”有助於減少誤解和誤判，但交流和合作不等於“屈從”。

4.強調加深對華瞭解、用紮實的專業知識來指導政策制定的重要性，因為“不理解中國的國內動態、文化特性和地緣政治主導思想，就可能得出錯誤的結論”。

該文難免帶有不少“傲慢與偏見”以及“冷戰思維”的痕跡，但德國智囊已開始正視中國的實力和作用。當然，“正視”還不等於“接受”，而後者恰恰是歐洲目前尚在掙扎和猶豫的根本原因。

結語

在特朗普發動的關税及貿易戰陰影之下，“首鼠兩端”的歐洲有以下幾個主要擔憂：

第一，美國不再致力於維護國際秩序，留下的空白有可能導致世界局勢的動盪，讓世界回到一戰前的地緣政治局面。

第二，美國帶頭不再堅持基於價值觀的外交政策，而是通過關税戰來追求貿易利益，並藉助新的戰略架構或合作機制（如美俄單獨媾和等）來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

第三，特朗普更多不是建設者，而是破壞者。他無視長期後果，只追逐短期利益。這將徹底動搖西方的生存根基。

第四，將美國國內政治衝突毫無節制地國際化，譬如，將歐洲劃為“民主黨陣營”，將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退出國際組織和協議等。美國未來是否繼續採取類似舉措，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特朗普對國內局勢的判斷。

歐洲政治精英認為，既然暫時無法做到戰略自主，既然還必須與特朗普當局周旋，那就不如投其所好。連在伊拉克戰爭中曾對美國説“不”的德國前外長費舍爾都不反對德國和歐洲必要時可以放下身段。

歐洲政客其實已作過不少嘗試：馬克龍延續其“長袖善舞”的做法，在特朗普上位前就邀請其參加巴黎聖母院的修繕落成典禮；英國首相斯塔默去白宮覲見特朗普時，親自遞交英王查爾斯三世的邀請函；意大利總理梅洛尼日前親往美國，爭做歐美關税戰中的“搭橋者”。

然而，這些滿足特朗普“虛榮心”的舉動未必能達到預期效果。

馬克龍斯塔默所做的“鋪墊”，絲毫沒有影響特朗普對歐洲發動關税戰。雖然他後來宣佈暫停90天實施，但原因卻是為了應對中國，而非歐方“拍馬屁”（kissing his ass）成功的結果。

很顯然，歐洲的“獻媚”是因為“恐美”，是擔心自己無法承受“斷奶”後的痛苦。

在這一片諂媚聲中，荷蘭作家和詩人普菲弗反倒認為，特朗普打壓歐洲的原因是他害怕歐洲，特別是一個團結的歐洲。

他闡述道：“在這位特別信奉‘叢林法則’的美國總統眼裏，歐洲的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但一個統一的歐洲卻很可能成為一個可怕的對手。因此，他一貫拒絕與歐盟代表進行對話，一直致力於分化和分裂歐盟。”

被學者公認的古希臘九大抒情詩人之首的品達（Pindarus），在其作品《皮媞亞勝利曲》（Pythische Ode）中寫過一句話：“Génoi‘ hoîos essì mathôn”。意思是：我們必須在瞭解了自己究竟是誰之後，才能成為我們所是的人。

面對一個“自我優先”的美國，歐洲正在努力學會看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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