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觀察所：美國自信崩塌的反應還不如德川幕府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心智觀察所】

1853年7月8日，第一次鴉片戰爭已經過去十多年。

日本浦賀灣的寧靜被四艘美國蒸汽軍艦打破，它們的黑色船身和冒着濃煙的煙囱讓日本民眾驚恐不已，稱之為“黑船”。這些艦船由美國海軍准將馬修·佩裏（Matthew C. Perry）率領，帶來了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Millard Fillmore）的國書，要求日本結束長達兩個世紀的“鎖國”政策。

這四艘軍艦——包括旗艦“薩斯奎哈納號”和“密西西比號”——搭載了先進的蒸汽動力系統和64門帕克斯漢大炮，其火力遠超日本木質帆船，象徵着工業革命的成果與美國的軍事自信。

德川幕府為維護統治、抵禦外來宗教和殖民勢力，自1630年代起實施嚴格的閉關政策，僅允許中國和荷蘭通過長崎出島進行有限貿易，禁止日本國民出國或與外國人接觸。

佩裏站在甲板上，向幕府官員宣稱：“美國決心與日本建立友好關係，開放其港口以便我們的貿易。”他在官方記錄中進一步闡明：“此次遠征的目標是與日本建立商業交往，並讓日本人深刻認識到美國的實力與重要性。”這一聲明揭示的不止是貿易目的，背後更是美國以工業與軍事力量為後盾的外交自信。

佩裏帶來的蒸汽船和近代火炮既是技術象徵，也是武力威懾。佩裏甚至威脅，若不達成協議，他將率領更多艦船返回，迫使幕府屈服。

深受震撼的幕府無力抵抗。時任幕府首席老中阿部正弘曾感嘆：“當我們看到黑船，煙霧沖天，炮口閃耀，我們明白，鎖國無法抵擋如此力量。”

次年3月31日，日本被迫簽署《神奈川條約》，開放下田和函館港口，允許美國設立領事館，並給予最惠國待遇，標誌着鎖國時代的終結。那一刻，美國以自信的姿態，憑藉工業革命的成果，強行叩開日本國門，彰顯了其作為新興列強的全球貿易雄心。

時光流轉至2025年4月，歷史卻呈現出戲劇性的反轉。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對進入美國港口的中國船隻徵收高額停靠費，聲稱此舉旨在保護美國經濟利益，應對中美貿易戰的升級。

別以為這只是特朗普個人的拍腦袋想法。美國政府換屆前夕，拜登政府針對中國海事、物流、造船業發起的301調查結果報告出爐，報告認為，中國在商業船隊等領域的影響力不斷增強，可能會給美國企業和經濟帶來額外的負擔或限制。因此根據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款可以對華提起訴訟。

報告指出：“如今，美國在商業造船領域排名世界第19位，我們每年建造的船隻不到5艘，而中國每年建造的船隻超過1700艘。1975年，美國排名第一，我們每年建造的船隻超過70艘。”

美國國會擬議的《美國船舶法案》提議就更誇張：對在中國船廠維修的掛美國船旗的船隻徵收200%關税，並要求未來15年內中國輸美貨物至少10%由美國建造和註冊的船舶運輸。

從昔日佩裏以“黑船”迫使日本開放港口，到如今特朗普時代以港口費用和高關税限制中國船隻，美國的政策從推動全球自由貿易轉向孤立與保護主義，令人唏噓。1853年的日本鎖國，源於對外部世界的文化戒備與自我封閉；如今的美國，面對中國造船業的崛起，同樣流露出不自信與退縮。

佩裏的“黑船”曾象徵美國的力量與進取，而今特朗普的港口費用卻暴露了其面對中國“新黑船”的無力與焦慮，折射出美國在全球海上霸權和工業實力上的衰落。

這種不自信的根源，深深植根於中美造船業的天壤之別。根據相關研究報告，中國佔據全球商船建造市場超50%的份額，而美國僅為0.13%，中國造船能力約為美國的232倍。2024年，中國造船完工量達5570萬載重噸，佔全球55.7%；新接訂單量達1.06億載重噸，佔全球74.1%；手持訂單量達1.92億載重噸，佔全球63.1%。相比之下，美國全行業手持訂單僅23.5萬噸，相當於中國單一大型船廠的產量，且幾乎全部依賴1920年《瓊斯法案》（Jones Act）規定的國內航線需求。

美國造船業的衰落始於20世紀後半葉的去工業化浪潮。二戰期間，美國造船業達到巔峯，28小時即可生產一艘萬噸級“自由輪”，年產船隻超過5000艘，支撐了盟軍的全球運輸。1975年，美國仍是全球造船業第一強國，訂單超過70艘商船，僱傭18萬工人。

然而，隨着製造業向亞洲轉移，美國造船廠因高昂的勞動力成本（平均每小時工資約為中國船廠的10倍）、老化設施和缺乏創新，逐漸喪失競爭力。1987至1993年間，美國僅售出8艘總噸位超1000噸的商船，行業萎縮超70%。如今，美國僅剩少數軍用船廠，如紐波特紐斯和英格爾斯，主要服務海軍訂單，但質量問題頻發。例如，2018年“福特”級航母因軸承過熱被迫返港，2023年紐波特紐斯船廠的核潛艇焊接問題暴露了技術短板。

反觀中國，造船業的崛起得益於完整的工業體系和政策支持。自2000年代起，中國通過“中國製造2025”等戰略，整合供應鏈、加大研發投入，迅速躋身全球第一。2024年，中國船廠交付了包括“愛達·魔都”號在內的多艘大型豪華郵輪，排水量13.55萬噸，需3.5萬噸鋼材、4000公里電纜和230萬個設計工時，彰顯了其複雜工程能力。

中國還攻克了LNG運輸船的關鍵技術，如殷瓦鋼，打破了法國GTT公司的壟斷。2024年4月，中船集團與卡塔爾能源公司簽署18艘大型LNG船訂單，價值55.8億美元，創全球單筆訂單紀錄。此外，中國在綠色技術領域領先，甲醇燃料船和電動集裝箱船的國產化率超90%，出口額同比增長58.7%。

這種力量對比的逆轉，與1853年“黑船來襲”對日本的衝擊如出一轍。佩裏的蒸汽船讓日本直面技術落後，動搖了幕府的自信；如今，中國現代化商船艦隊——從超大型集裝箱船到LNG運輸船——如同一面鏡子，照出美國工業基礎的薄弱。

中國船廠的規模化生產和創新能力，正如當年的“黑船”般震撼着美國決策層。與此同時，中國航運業的快速增長也不容忽視，中國遠洋海運集團位列全球前三大海運商，按集裝箱運力計助力中國在2024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大船東國。其貨船服務於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500多個港口，彰顯中國航運業和全球貿易影響力的崛起。

1853年，日本的鎖國政策因技術差距和外部壓力而崩潰；如今，美國的保護主義措施同樣難以應對中國的工業優勢。

特朗普的港口費用和高關税，以及2023年啓動的對華海事、物流和造船業301調查，表面上是保護本土產業，實則是對工業衰落的慌亂回應。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的301調查報告指責中國通過“不合理”政策主導全球造船業，但忽略了美國自身去工業化的根源。

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在他此前主持的一份報告《The World China Made》中指出，中國通過“中國製造2025”在船用鋼材、船舶設計和智能製造領域取得突破，2024年生產超10億噸鋼材，佔全球一半以上，而美國僅8000萬噸。中國的5G基站部署（350萬個 vs. 美國的10萬個）支持了智能船廠的自動化生產，進一步拉開差距。

美國試圖通過高關税和補貼振興造船業，但效果有限，且可能適得其反。亞當·斯密早在1776年便警告：“禁止一個偉大民族充分利用其資源，或按自身判斷最有利的方式運用資本與產業，是對人類最神聖權利的明顯侵犯。”特朗普的港口費用和高關税不僅推高國內物價，還可能削弱美國在全球貿易中的競爭力。

《瓊斯法案》雖保護了美國國內航線，卻推高了成本：從洛杉磯到夏威夷的集裝箱運輸費用是從洛杉磯到上海的10倍，導致夏威夷物價高企。200%的維修關税和港口費用將進一步增加航運成本，可能推高美國消費者物價，而對中國的實際影響微乎其微。

歷史提供了警示：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關税法》通過提高貿易壁壘加劇了大蕭條，時任美國商務部長科德爾·哈里斯在1995年曾指出：“《斯姆特-霍利關税法》提高了貿易壁壘，加深了大蕭條，告訴我們經濟孤立帶來的是苦難，而非繁榮。”今日的保護主義或將重蹈覆轍。

2024年，中國船舶出口至美國僅佔其總出口的1%，多元化供應鏈和90%以上的國產化率使其幾乎免疫美國製裁。此外，中國船廠的訂單主要來自亞洲、歐洲和中東市場，如卡塔爾的LNG船訂單，顯示了全球競爭力。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美國造船業的衰落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供應鏈和人才的全面萎縮。美國造船業因熟練工人流失和供應商破產，陷入惡性循環。一個3000TEU（標準集裝箱單位）的普通集裝箱船，美國船廠的造價高於中國24000TEU的巨型船，工期卻更長。相比之下，中國依託哈爾濱工程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頂尖院校，每年培養數千名船舶與海洋工程專業人才，支撐了行業的持續創新。

特朗普的港口費用，表面上是經濟保護主義，實則是美國自信崩塌的縮影。2023年，中國對全球南方的出口激增，通過轉運繞過美國貿易壁壘，顯示其靈活性。中國的綠色投資，如匈牙利的CATL電池工廠和巴西的BYD汽車工廠，進一步鞏固了其全球供應鏈主導地位。

如今，美國海軍的造艦能力同樣令美國人擔憂。2025財年，美國海軍計劃採購僅6艘艦艇，同時退役19艘，導致艦隊規模降至不足300艘，創25年來最低。相比之下，中國海軍自2020年起艦艇數量已超美國，2024年交付多艘先進驅逐艦和潛艇。美國《防務新聞》指出，海軍造艦能力的萎縮使美國難以維持全球海上霸權，尤其在亞太地區面對中國的挑戰。

“一個不能生產自己船舶、飛機和機器的國家，是一個將主權拱手讓與他人的國家。”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曾這樣警告，佩裏在1853年以“黑船”宣告美國的崛起，彰顯了工業革命的自信與力量；特朗普在2025年以港口費用和高關税承認了美國的退縮，暴露了面對中國“新黑船”的焦慮與無力。

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曾指出：“一個大國的實力與其工業能力直接相關。當一個國家的製造業基礎侵蝕，其投射力量和維持全球影響的能力將減弱。”歷史證明，日本在“黑船”衝擊後通過明治維新實現了現代化；如今，美國若不能正視自身短板，重振造船業和工業基礎，這場自設的“新鎖國”只會加速其海上霸權的消逝，正如當年的德川幕府在黑船的陰影下走向終結。

而面對關税戰，中國的回應和表現，堪稱東方大國以實力與工業能力為後盾的外交自信，此時此刻，正如彼時彼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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