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剛：關税只是開始，特朗普會對“屈服者”提千奇百怪的不平等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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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龔剛】
一、引言
特朗普上台後為了使美國再次偉大，已經公開向全世界發動了關税大戰。關税大戰的目的無疑是為了在短期內迅速增加美國的財政收入，長期內重新塑造全球貿易和金融格局，以幫助美國擺脱長期以來的貿易逆差和讓美國製造業迴流。
然而，關税戰僅僅是美國一系列經濟大戰的開始！特朗普現在坐等着他國的電話，等待着他國上門談判，並且聲稱他將用他那天才般的談判技巧，達成有利於美國的經濟協議。這種與他國一系列的談判過程才是美國的經濟大戰。
特朗普通過所謂的“談判”想達成什麼樣的目標？他為什麼會如此篤定和信心滿滿？其套路是什麼？其依仗的又是什麼？他的工具箱內會有什麼樣的底牌？對於這些問題我們需要了解清楚，唯有如此，中國在面對美國的強橫時，才能未雨綢繆，沉着應對，真正做到“他強任他強，清風拂山崗；他橫任他橫，明月照大江。”
本文將以米蘭報告等一系列特朗普智囊團隊的研究為基礎，探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目標、工具及其背後的邏輯。我們將看到，儘管米蘭報告在許多方面是極為專業的，但它卻承擔了某種不可能達成的戰略目標的分析，這使得該報告所建議的工具既荒唐又霸道，為此，中國必須做好準備，不僅要準備好承受可能的狂風暴雨，同時也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被其利誘。
二、從製造業和貿易看讓美國再次偉大
斯蒂芬·米蘭現任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其於2024年11月撰寫的《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的一份使用手冊》被視為可能影響美國經濟政策走向的重要文獻。2025年4月7日，白宮網站上又發表了《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在哈德遜研究所活動的講話》。這可以看出是米蘭對去年11月份的報告又做了一次簡短的聲明和解釋，我們將這兩份文件一起看做是米蘭報告。
（一）製造業空心化與貿易逆差
米蘭報告認為：儘管美國目前仍然被認為是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國家，但美國經濟卻仍然面臨着極為重要的挑戰，即製造業空心化和由此而造成的長期以來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這裏，我們看到，米蘭報告是將貿易逆差看成是製造業空心化的必然結果。
確實，製造業有所謂的規模效應，因此，製造業的做大做強通常要求以更為廣闊的全球市場為支撐，由此我們看到貿易與製造業之間的關係。圖1為米蘭報告所給出的美國製造業的就業情況。
圖1 美國的製造業就業人員持續萎縮 圖自：斯蒂芬·米蘭《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的一份使用手冊》
該圖清晰地展示了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和製造業就業佔總就業人數比例的變化趨勢，其中深色曲線表示製造業的就業人數，而淺色曲線則表示製造業就業佔比。我們發現，從1940年到1980年，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總體呈上升趨勢，儘管期間有所波動，但在1980年之後，製造業就業人數開始顯著下降，尤其是在2000年之後，下降速度加快。而製造業就業佔比自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就從近40%開始一路下滑，到2020年已降至不足10%。
就國際比較而言，美國的製造業規模已遠遠落後於中國。2023年，中國的製造業為全球第一，佔全球製造業的比例為30%，美國則為第二，佔全球製造業比例為17.3%。中國的製造業相當於排在第2至第5名的美國、德國、日本和印度的總和。
與此同時，自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開始，美國就開始出現經常項目的赤字。圖2給出了自1960年以來美國經常賬户的變化情況。
圖2 美國的經常賬户餘額 圖源：同上
圖2中的深色曲線代表美國經常賬户佔GDP的百分比，淺色曲線則以絕對數顯示了美國經常賬户的赤字規模。可以看到，美國經常賬户在1960年前後開始出現負值，即赤字，並且在1980年之後規模不斷擴大，無論是絕對值還是佔GDP比例，2000年都達到了一個峯值，之後相對值（即佔GDP比例）有所回落，但絕對值（即赤字或逆差規模）則仍然波動性擴大。
（二）製造業空心化和貿易逆差的原因
造成美國製造業空心化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首先是技術進步。技術進步一方面通過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方式推動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則通過機械化、自動化和智能化等方式節約了勞動力的使用，從而減少了第二產業（或製造業）對勞動力的需求。
其次是全球化。就發達國家的企業而言，所謂全球化就是將其主導的產品的製造組裝等環節轉移至勞動力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當然，產品的研發、設計、品牌、管理和銷售等仍然由原企業所主導。總之，技術進步和全球化推動了勞動力的第二次轉移。這裏，所謂勞動力的第二次轉移是指勞動力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它與勞動力的第一次轉移，即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形成了鮮明對照。
必須説明的是，儘管米蘭報告也非常簡略地提到了技術進步和全球化作為製造業空心化和貿易逆差的重要原因，但報告更強調的是，對美國極為不利的國際貿易環境和國際金融環境才是製造業空心化和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
對美國極為不利的國際貿易環境體現為，在WTO框架下，美國的關税和他國關税的比較。儘管WTO奉行自由貿易政策，總體上倡導各國降低進口關税，但考慮到發展中國家需要培植本國產業等因素，WTO給予發展中國家特殊和差別的待遇，允許它們保持相對較高的關税。
一般來説，WTO允許發達國家的平均進口關税約為4%，而發展中國家則為14%。美國作為發達國家，在WTO框架下承諾的平均約束税率為3.4%，2017-2020年其實際加權平均關税税率則在1.5%-1.6%左右。
與此同時，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發動對華貿易戰之前的2018年初，中國對美國進口商品的平均税率約為8%；2025年初，越南對美國的平均關税約為10%。由此可見，儘管中國和越南等發展中國家對美國所徵收的關税高於美國對它們所徵收的關税，但這都符合WTO框架所規定的原則。
對美國極為不利的國際金融環境則體現為美元的長期高估。當美元相對於其他貨幣過於強勢從而導致美元幣值被人為高估時，美國製造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就變得更為昂貴。這樣，美國的出口競爭力就會下降，進口則變得更為便宜，貿易逆差也就成為必然。與此同時，美元的長期高估也增加了美國的製造業成本，擠壓了本土製造業的生存空間，在全球化背景下，迫使美國大量的製造業向海外轉移。
（三）製造業空心化和貿易逆差對美國的影響
米蘭報告認為，貿易逆差和製造業空心化並落後於中國，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是致命的。
特朗普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
首先，它減少了美國經濟社會對第二產業高質量的就業需求，使得大量的就業轉向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儘管第三產業中存在着部分行業的生產力和技能水平較高，從而其報酬和工資水平也較高，如諮詢師、律師和會計師等，但第三產業的絕大多數就業對技能的要求並不高，大量的就業體現為保姆、司機、保安、服務員、售貨員、跑腿、零時工和小業主等。
與此同時，由製造業空心化所帶來的勞動力的第二次轉移本身就意味着剩餘勞動力在製造業再次出現，而當這種剩餘勞動力大量地轉向第三產業時，必然也會帶來第三產業工資水平的向下壓力。
總之，與勞動力的第一次轉移一樣，勞動力的第二次轉移也必然會對收入分配產生影響，但影響的方向卻發生了變化。儘管在勞動力的第一次轉移過程中，基尼係數會逐漸提高，收入分配逐漸惡化，但伴隨着庫茲涅茨曲線第一個拐點的出現，勞動力的第一次轉移最終會使收入分配出現改善。然而，勞動力的第二次轉移則使得收入分配重新出現惡化，即庫茲涅茨曲線出現第二個拐點。
然而，米蘭報告更為關心的是製造業空心化給美國帶來的國力受損和安全隱患。製造業是衡量一個國家的國力所在，製造業的空心化必將削弱一個國家的國力，甚至給該國帶來安全隱患。在沒有地緣政治對手的時代，美國可能不太在意製造業的衰退。但現在，報告認為中國和俄羅斯不僅是貿易伙伴，也是潛在的安全威脅，他們擁有強大且多樣化的製造業，對於保障國家安全至關重要。
總之，報告認為，美元的長期高估和不平等的關税對美國製造業和美國的出口造成了嚴重打擊。工廠關閉、工人失業，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了經濟衰退。這不僅是經濟問題，還造成了社會問題，甚至威脅到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因為國防工業也需要強大的製造業為基礎。
（四）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政策工具
由此可見，米蘭報告將製造業空心化看成是美國經濟最為重要的挑戰，讓製造業迴歸美國也就自然成為米蘭報告的核心戰略目標。這樣一個戰略目標顯然也符合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真正意圖。如前所述，表明上看，美國目前仍然是全球經濟最為強大的國家，既然如此，何來再次偉大（或強大）？事實上，美國的製造業確實曾經最為強大，現在卻已經淪落到第二名，只有第一名（中國）的57.6%，並且差距還在不斷擴大。因此，所謂讓美國再次偉大就是讓美國的製造業再次偉大。
既然現有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環境對美國不利，導致美元被過度高估，進而使得製造業衰落和貿易逆差擴大，那麼，美國就應該通過重塑全球貿易和金融環境，使其更有利於美國。為此，特朗普政府需動用多種政策工具，其中最主要的應包括：
（1）關税政策：關税政策的目標是重塑對美國不利的國際貿易環境。如前所述，製造業具有規模經濟之特徵，因此，讓製造業再次偉大本質上就是讓美國的出口再次偉大，為此必須重塑對美國不利的國際貿易環境以推動美國的出口。
（2）匯率政策：匯率政策的目標是重塑對美國不利的金融環境，即在強化美元霸權的前提下，讓美元貶值，以降低美國的製造業成本。唯有如此才能在國際上形成競爭力，讓製造業迴流，讓美國製造的產品流向世界各地。
（3）安全工具：所謂安全工具是指特朗普政府通過提供安全保障，將安全（在米蘭看來，這是一種公共產品）與貿易、金融等掛鈎，試圖迫使其他國家做出讓步，確保匯率和關税政策的有效實施，重構對美國有利的全球貿易和金融環境。
當地時間2025年4月4日，交易員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由於特朗普的激進關税政策，華爾街股市在4日再次遭遇重創。 視覺中國
必須説明的是，關税是特朗普政府最為熟悉的工具，同時，關税能夠在短期內迅速增加美國政府的財政收入，以緩解美國當前的政府債務困境，因此，特朗普政府迫不及待地首先祭出關税。
然而，各種跡象表明，特朗普政府祭出關税這一大殺器，並不是為了雙方能達成對等的零關税協議（注意，相比當前的貿易環境，這已經是一種有利於美國的改善），其真正的目的是逼着各國與美國談判，以便特朗普能夠施展其“天才般”的談判藝術，與對手簽下有利於美國的金融和貿易協議。
然而，關税政策也許不足以提升美國的出口競爭力，不足以讓美國製造業迴流。與此同時，匯率和關税之間也存在着相互抵消或促進的作用。米蘭報告使用了大量的篇幅論證了中國是如何通過人民幣貶值來抵消當年特朗普第一屆政府所推出的對華關税大棒。
因此，如果關税政策能夠再輔以匯率政策（即美元貶值），美國製造業的競爭力將可能再次提升。與此同時，讓美元貶值，或者説讓對手的本幣針對美元升值，看上去更容易被對手接受。當然，再次強調，其前提條件仍然是不影響甚至鞏固美元霸權。
最後，在上述三大政策工具中，安全工具是美國憑藉其世界警察地位，最有威懾力的一張底牌。接下來我們將對這三大政策工具做更為詳細的分析。
三、美元霸權下美國再次偉大
米蘭報告的分析儘管看上去極為專業，且合情合理，但我們仍然看到某些不可思議之處：美元霸權下讓美元如何貶值？美元霸權下如何讓美國貿易平衡、甚至貿易順差？美元霸權下如何讓美國製造業迴流？讓美國再次偉大？
（一）美國的金融霸權
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主要特徵是以一種主權貨幣——美元——來充當世界貨幣，並且沒有力量（如國際公約等）對其發行行為進行制約。更令人細思極恐的是，美元的發行事實上是掌握在一羣私人集團手中，他們組成了所謂的具有國家性質的中央銀行——美聯儲。由於美聯儲基礎貨幣的發行都是通過資產兑換來實現的，因此，美聯儲每一次的基礎貨幣的發行都會帶來其私有資產的擴張。
有研究表明，1913年美聯儲剛組建時，其資產規模只有1.43億美元，目前則達到了8萬多億美元。這些不斷膨脹的私人資產是否可以私下交易？或者是否可以用於商業抵押？我們不得而知。然而，正是這一由私人集團所發行和掌控的貨幣卻充當起了世界貨幣，形成了美國的金融霸權或美元霸權。
美國的金融霸權（或美元霸權）具有如下幾個明顯的特徵：
（1）沒有美元，你可能買不到世界上一些關鍵性的資源，如石油等；相反地，只要持有美元，你就能夠購買世界上任何一種商品和服務。
（2）也正是由於上述（1）的存在，全球大多數的交易都是用美元進行的，即使交易的雙方（如沙特和南非之間）均和美國無關，這實際上意味着各國之間的交易實際上是為了儲備美元。
（3）不僅民間儲備美元，世界所有的中央銀行都將美元或美元計價的資產（如美國國債等）作為主要的外匯儲備。當年對美國如此恨之入骨的薩達姆在逃亡時，懷裏端着的也是80萬美元。
（4）美國的金融霸權體系建立在以美元為中心的一整套金融基礎設施上，例如，執行全球支付和清算功能的SWIFT系統就掌握在美國手中。
必須説明的是，美國之所以能夠形成所謂的美元（或金融）霸權，並不是如米蘭所吹噓的那樣，是因為美元的信譽、美元幣值的堅挺和美元流通的便利性等，而更可能是美國利用其安全工具，在威懾和利誘下籤訂了一些不平等條約，如石油美元協議等（見後文的討論）。
事實上，綜觀美元歷史，美元根本就談不上有什麼信譽，美元幣值也並不堅挺，例如，按照《佈雷頓森林協議》，美國向全世界做出了承諾：任何持有美元者可以以35美元1盎司的比價在美聯儲兑換黃金。如此漂亮的承諾使美元由此變成了“美金”。然而，在經過美元對黃金的一次貶值之後，美國最後又撕毀了《佈雷頓森林協議》，停止了美元與黃金的兑換承諾，使美元從“美金”變為普通的紙幣。由此可見，美元並沒有什麼信譽可言，美元幣值也並不堅挺。
美國10年期和30年期國債收益率變化。 《紐約時報》
當然，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並沒有削弱美元作為最主要的儲備貨幣之地位。一方面，在慣性的推動下，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仍然視美元為最主要的儲備貨幣；另一方面，美國在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立即轉向“石油美元”。美國在取消其美元兑換黃金承諾的同時，很快又與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產國沙特達成協議：美元是購買石油的唯一支付貨幣。
這一協議此後也得到了歐派克（OPEC）其他成員國的同意。於是，當美元與黃金脱鈎之後，又馬上與石油掛鈎。“石油美元”成為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支撐美元繼續執行世界貨幣之職能、成就美元霸權的重要支柱。然而，正如後文將要討論的，“石油美元”更可能是美國利用其安全工具，在威懾和利誘下籤訂的不平等條約。
美元（美國的金融）霸權使得全球對美元形成了強烈的需求，這給美國帶來無盡的好處。
第一，美國生產美元，世界生產商品。自牙買加體系建立以來，美國就開始其長期的貿易逆差，而且其規模越來越大（見前文圖2）。
第二，不公平的市場匯率。這來自各國因對美元的過分依賴而產生的對美元的過分需求，由此推動美元人為地升值。例如，按照購買力平價(PPP)，中國的GDP早已超過美元，但中國按當前美元計價的GDP還遠小於美國。
第三，必要時發動貨幣戰爭以挽救國內危機。例如，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時，美國採用了一輪又一輪的量化寬鬆，將美元傾瀉至海外，以使美元貶值，從而促進出口。
第四，收割他國資產。例如，拜登上台之後，一方面通過發動俄烏戰爭，另一方面又通過加息，使得全球資本和財富成功地流向美國。
第五，美元武器化，即美國利用其美元霸權和美國所主導的全球性金融基礎設施，對相關國家實施經濟制裁，以達到其地緣政治目的。委內瑞拉、伊朗、阿富汗、朝鮮、古巴以及俄羅斯等均深受其害！
（二）美元霸權下的美元幣值和經常項目
我們已經對美元霸權進行了討論，我們發現美元霸權能夠給美國帶來無盡的好處。然而，美元霸權下美元是否會人為貶值？美國的經常賬户能否平衡、甚至出現順差？
美元霸權意味着全球對美元形成了強烈的依賴，從而在市場上形成了強烈的需求。這必然意味着美元幣值將會被人為高估。可以設想一下，當美元稱霸世界貿易和金融體系時，美元就如同全球通用貨幣。世界各國都願意持有美元和美國國債，這種需求並非一定基於美國自身的經濟表現或投資回報，而是出於一種“儲備”。作為儲備貨幣發行國，美國必須持續地向世界輸出美元和美國國債，才能滿足全球貿易和儲備的需求。
然而，美國如何才能輸出美元和美國國債以滿足世界對美元的儲備需求？或者説，美元是通過什麼樣的機制流向世界各地？
顯然，美元流向世界並不是免費的，而必須通過交換：美國必須在世界各地“花掉美元”才能讓其他國家拿到美元，然後，為了使手中所儲備的美元能夠生息（不至於空閒着），再用這些美元去購買美國國債。而達成這種交換隻有通過不斷地保持經常賬户的逆差才能實現，這就是所謂的“花掉美元”。
然而，問題還在於隨着世界經濟的發展，世界對美元和美國國債的需求會越來越大。針對這種越來越大的對美元的需求，我們現在考慮如下三種情況：
第一，美國輸出同樣越來越多的美元以滿足世界日益增多的對美元的需求。此種情況下，美國經常賬户的逆差越來越大。
第二，美元輸出的速度跟不上世界對美元需求的增加。此種情況下，美元會升值，而美元升值必將導致美國自身製造業因美元太貴而失去競爭力，同樣導致出口下跌，逆差越來越大。
第三，美元輸出的速度大於世界對美元的需求增速。此種情況下，美元會貶值。然而，此種情況有沒有可能發生？當然可能！發生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美國執行的量化寬鬆政策。然而，以量化寬鬆的方式輸出的美元是具有金融性質的“熱錢”和“快錢”，它們屬於資本項目，這實際上意味着這些熱錢最後還是要回到美國的。
正是由於資本項目具有短期性質，且波動劇烈和不穩定，因此在長期分析中通常不被考慮。關於特朗普這一次為什麼不執行量化寬鬆，我們隨後將做進一步的討論。
由此可見，就長期來看，美元霸權必然意味着美元幣值被人為高估（量化寬鬆時期可能除外）和美國經常賬户的逆差。當美國的經濟增長率低於全球經濟增長率時，此種情況將更為明顯。根據2023年的統計數據，除了一些不起眼的小國因特殊原因之外，美元針對幾乎所有的國家其幣值均被人為高估了。
就中國而言，2023年人民幣的市場匯率與按PPP所計算的匯率之比為1.92，這實際上意味着經過購買力平價調整之後，中國的實際GDP應該增加92%。2023年中國按美元衡量的GDP為17.89萬億美元，增加92%意味着2023年中國的實際GDP應該為34.3488萬億美元，遠遠大於美國的27.37萬億美元，中國的GDP理應是美國GDP的125.5%。
（三）量化寬鬆為什麼不可行？
必須説明的是，如前文所述，量化寬鬆至少在短期內能夠達到讓美元貶值，從而提升美國出口競爭力，甚至很有可能讓製造業迴流，以達到特朗普所期望的MAGA目標。然而，特朗普為什麼不像當年民主黨奧巴馬政府那樣採用量化寬鬆？
首先，量化寬鬆並不能在短期內增加美國的財政收入，而關税則可以。但必須注意的是，如果關税徵收的太高，兩國將斷絕往來，那麼，美國將一分錢的關税也徵收不到，例如，美國對中國加徵如此高的關税，完全有可能造成中美之間斷絕經貿往來。
其次，如前所述，以量化寬鬆的方式輸出的美元是具有金融性質的“熱錢”和“快錢”，屬於資本項目，從而不具有長期的穩定性。圖3給出了自1978年以來美國的M0和M1。
圖3 1987年以來美國的M0和M1 數據來源：美聯儲（http://www.federalreserve.gov）
可以看到，美國的“量化寬鬆”造成了經濟學中一個極不可思議的怪象：美元的M0超過了M1。由於M1只包括美國國內的美元存款，而M0則包括流向美國境外的現金，因此，M0超過M1只能意味着大量的美元現金流向海外。然而，自2015年起，美元M0超過M1情況開始收縮，這意味着流向美國境外的熱錢開始迴流，而到了2018年以後，美元M0開始低於M1。
第三，也是更為重要的是，量化寬鬆需要由美聯儲推動，而由民主黨所控制的美聯儲根本不會配合特朗普的政策。量化寬鬆的第一步是美聯儲降息。2008年12月，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下調至0-0.25%，開啓了瘋狂的零利率時代。
正是這樣一個零利率，激勵着美國的金融機構（投行等）以接近零利率的成本獲得美元后，以各種方式將美元輸往世界各地，例如，直接提供美元貸款給他國金融機構或企業，而為了使用這筆美元貸款，他國的金融機構或企業則需將美元在本國的外匯市場兑換成本幣，其結果必然是本幣升值，美元貶值。
當然，美國的金融機構也可能在國際外匯市場上直接將其兑換成他國貨幣，從而以遊資和熱錢的方式直接進入他國，購買他國資產（如房地產和股票等）。於是，美元再一次貶值。由此可見，美聯儲降息是量化寬鬆的前提條件。然而，特朗普已多次要求美聯儲降息，但美聯儲根本不予理睬。當前美聯儲的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維持在4.25-4.5%之間，這一利率區間已經維持了4個月，即特朗普上台後，聯邦基金利率就沒有下跌過。
（四）脅迫式的安全工具
已經看到，美元霸權必然意味着美元幣值被人為高估和美國經常賬户的逆差。這是經濟規律，是市場決定的，美國不可能什麼都要！美國不可能達到既要美元霸權，又要美元貶值和美國經常賬户順差，從而讓製造業迴流！然而，美國有沒有可能通過非市場的手段來達到這種“不可能”？答案是有可能。這就是所謂的安全工具。
如前所述，美國在祭出關税大棒的同時，就坐等着一些國家前來談判，自稱談判天才的特朗普，就可以通過使用安全工具，脅迫對手簽定違反市場經濟規律的、有利於自身利益的協議。
這裏的安全工具可以有各種不同的理解。例如，美國可以通過給談判對手提供安全保障的方式，來換取對手的讓步，最後簽下不平等條約。最為著名的例子是當年美國和沙特所簽下的石油美元協議。當年，以色列發動了多次中東戰爭，使中東地區陷入恐慌和不安定。美國及時利用中東地區的不安寧以及沙特對安全的需求，以給沙特提供安全保障的方式，迫使沙特簽下石油美元協議。
當年對美國經濟影響深遠的《廣場協議》，也是美國憑藉作為盟國安全保障者的身份，通過外交壓力和經濟談判等手段，迫使日本和德國同意簽署。當然，所謂的安全工具也包括直接的安全威懾，例如，法國的阿爾斯通案例和華為的孟晚舟事件，甚至不排除通過發動地緣戰爭，創造他國的安全需求等。
當地時間4月13日，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證實，電子產品面臨新的關税。 視頻截圖
總之，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美國很有可能會利用其軍事霸權，通過各種安全和恐怖手段，以脅迫的方式達成自己的戰略目標。當前，許多小國（包括越南和柬埔寨等）已經在特朗普高關税的脅迫下，同意與美國談判。這實際意味着，關税本身也是一種脅迫！
這裏，我們也許可以討論一下美國將通過高壓手段，會和那些已經跪拜的小國談成什麼樣的協議。個人人為，什麼樣千奇百怪的不平等協議都有可能。根據不同的談判對手，從實力的角度出發，美國很有可能想達成如下目的：
（1）直接要求談判對手每年必須從美國進口一定規模的產品（品種、數量或價值等），這使得美國一下打開了全球市場的大門，有利於其製造業的迴歸。
（2）直接要求談判對手購買美國的長期（100年）國債，以替換現有手中的美國國債，這將極大地緩解美國國債的債務壓力，並鞏固其美元的霸權地位。
（3）複製當年的《廣場協議》，要求對方的貨幣升值，這將使美國產品的出口更加具有競爭力。
（4）要求執行有利於自己的不對等關税，例如，容許自己向對方特定的進口徵收高額關税，卻不讓對方針對美國（特定）的商品徵收進口關税，或僅僅徵收很低的進口關税，其目的同樣是為了使美國產品的出口更具有競爭力。
總之，如果美國遵守市場經濟規律，遵守國際規則，則美國不可能什麼都要。在美元霸權下，美國不可能讓美元人為貶值，不可能貿易平衡，只能是貿易逆差，美國也不可能讓美國製造業迴流，讓美國再次偉大！除非美國利用安全工具，以脅迫的手段與各國簽訂不平等協議，而這向來就是西方固有的強盜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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